理想主義者出版人葉愷 作者： 謝盛友 葉愷(Kai Yeh)於1999年逝世，我主編的《留德學人報》和《萊茵通信》雜誌曾有報道。葉愷曾是歐洲華文作家協會會員，曾傾家蕩產的從事出版事業。他不是最成功的出版人，卻是最努力的出版人。 趙淑俠大姐回憶說，1980年代中期，她去西德開會，有位叫葉愷的華僑出版商來訪。他自我介紹說開了一個〔葉氏出版及印刷有限公司〕。目標是想把海外華文文學的傑出作品，有系統的介紹給西方，且認為目前最好而令他感動的小說，就是《我們的歌》。他想找人把《我們的歌》翻成德文出版。她聞之心喜，因那時正有瑞士出版社跟她接恰：他們想把她的四個短篇小說：〔湖畔夢痕〕〔風，雪，流浪人〕〔王博士的巴黎假期〕〔韓森太太的一天〕出一本德語小說集。但不認識翻譯中文的人，她必得自己翻譯了交稿給他們。她為此很苦惱，自己沒有能力翻譯，也不認識任何有能力翻譯的人。此時葉愷說有翻譯人才豈不正合需要。趙淑俠大姐便說不妨請他先代找哪位搞翻譯的人，把四個短篇翻成德文，以便讓瑞士出版社先出短篇小說集，然後再由〔葉氏〕出《我們的歌》。葉先生聞她言後大不同意，說《我們的歌》六十萬字，由翻譯到出版需要數年時間。一個作家最好把作品交給同一出版社發行，加深讀者的印象。他要求她把短篇小說集也讓他的〔葉氏〕出。而他最後的一句話令趙淑俠大姐震憾：〔一個華人要把中華文化融入西方是何等艱難，我是抱著傾家蕩產的決心來辦出版社的。如果像趙女士這樣的人都不肯支持，那還有別人理睬！〕 趙淑俠大姐只稍做考慮，便當場將四個短篇和《我們的歌》翻譯權一併交給他。另方面也回絕了那家瑞士出版社。葉愷把翻成德語的短篇小說集《夢痕》（Traumspuren），在西德出版。1996年長篇小說《我們的歌》德文本也出版。可惜只是上冊，下冊還不及出版，1999年葉愷先生就去世了。 葉愷祖籍福建，1949年隨父母到台灣，六十年代獲得康拉德·阿登納基金會（Konrad-Adenauer-Stiftung）獎學金到科隆大學學習經濟和歷史，畢業後曾在德國之聲擔任記者和編輯。退休之前和之後經營葉氏印刷廠和出版社。 當年大陸留學生學者成立了萊茵筆會，出版《萊茵通信》雜誌（雙月刊），我們的雜誌就是葉愷印刷的。 九十年代初有一年全德學聯在波恩開會員大會，傍晚休息的時候錢躍君、胡波和我開車到老葉的印刷廠取《萊茵通信》雜誌。老葉住在科隆歐姆街30號，住家的後院還有兩間房子，那就是他的印刷廠，其實就是一台機器和一個工人。 有一次我們《萊茵通信》雜誌編輯部在科隆開會，詞庫王榮虎報告說，一般情況是雜誌印刷後才支付印刷費用，不過這次葉愷先生有請求，他財務很緊張，稅務局規定必須立刻有收入，不然再次宣告葉氏破產。萊茵筆會同仁一致通過，第二天給葉愷先生匯款。 1996年在漢堡年會時，他正好把趙大姐的《我們的歌》德語版拿來，我幫他從汽車裡搬到會議室。路上他一邊搬，一邊說：“小謝，趙大姐的文字，哪怕是虧本，我也要做。” 九十年代初他出版了《歐亞市場》，打算辦成月刊，出了一期。也是在漢堡年會上，我們走路到陳名豪的飯店吃飯，一路上他問我如何才能把《歐亞市場》雜誌辦好，我聽了他的描述後，直言“沒有市場！”我不是要對他直面打擊，我是實話實說。他的雜誌定價八馬克，我說這是兩杯咖啡的錢，很抱歉，華人讀者總是在咖啡錢和訂費之間比較，然後做判斷。他讓我給他寫專欄，我當然答應。我把文章《當李鴻章遇到了俾斯麥》給他後，他的雜誌沒有出版第二期，就停止了。 葉愷是一個實足的理想主義者，為什麼沒有成功?
歌德在自傳中介紹了一個特別的“朋友”，是一位法國老人，老人那翩翩風采、學識才華，再加上他那無可挑剔的公正，贏得歌德的喜愛與尊敬，這個老人最大樂趣是經常把“經驗”一詞掛在嘴邊高談闊論。歌德曾屢次央求他讓自己明白究竟“經驗”是怎麼回事。老人總是百般敷衍，吊足歌德的胃口，最後終於說了一段冗長的開場白：“真正的經驗，就是有經驗的人，如何把經驗，一邊經驗着經驗下去，這種經驗才是真正的經驗。”歌德對這話提出嚴厲的批評，並要求更正，老人卻斷然地表示：“這話背後隱藏着巨大的秘密，我們要實際地經歷才能明白。”最後老人又說：“只有這樣，經驗才能成為經驗，最後成為真正的經驗。”對這種無厘頭的話，歌德打算不予理會，老人卻又一本正經地說：“把自己的心情如此明白地，而且極富想象力地表達出來，這是從近代最偉大的作家那裡學來的，他們提醒我們，人應當如何安穩地安穩於安穩之中，又應如何安靜地安靜於安靜之中。” 理想主義者葉愷沒有經驗，或者說沒有真正的經驗，沒有安穩地安穩於安穩之中，又沒有安靜地安靜於安靜之中。今年(2021)是歐洲華文作家協會30周年，我們懷念葉愷先生，他那無可挑剔的公正，贏得我們的喜愛與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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