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俗语“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觉得可以用来比喻俄罗斯。虽然以俄罗斯为核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散了，单论俄罗斯在当今世界政治、军事方面，还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至于把“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这一句用来形容“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却也是恰恰好。据说这个政党已经沦落到被揭发收取中共金钱和其它好处，是在俄境内为北京服务的中国代理人。

想当初，联共（布）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头羊，到处派顾问为兄弟国家的共产党下指导棋，挥斥方遒，风光无限。即以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然后逐步壮大，老大哥的影子无处不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 1920 年 4 月到中国，5 月份就在上海成立了“临时的集体中心机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朝鲜和日本三个科，他同时被选任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经过几个月的组织筹备，他在上海向陈独秀提出建党建议，得到陈的同意。8 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陈独秀寓所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人归纳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

接下来的十年，中国共产党在老大哥的扶持下，有了长足的发展。1930 年 2 月到 8 月，共产国际联络员埃斯勒 Gerhart Eisler 代理负责远东局，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和肯定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为共产国际领导层充分肯定、信任毛泽东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如王明、博古、瞿秋白、林彪等都与苏联结下不解之缘。即便是呼而嘿哟的大救星，一生中两次出国，去的都是莫斯科。1949 年 6 月，毛泽东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代表中国共产党宣布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掷地有声地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至于中国共产党，从上个世纪  30 年代开始，就一直积极投入“二师兄”的角色。马来亚共产党在 1930 年成立以前，是中国共产党的海外支部，名为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1957 年马来亚独立后，马共开始接受中共援助并加大力度对抗马来西亚政府，直到 1980 年为止。由于中共与马共的关系，马来西亚政府在上个世纪相当长时间对中国保持戒惧之心。直到七十年代，马国政府严格限制三十岁以下的国民前往中国。对于马共的支持只是一个方面，1961 年之后中共开始加大支持马来亚共产党、缅甸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等在东南亚各国打游击战的共产主义武装组织，给予大量的武器、经济、技术、粮食援助，并在 1967 年之后，在湖南益阳开设“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对党南亚地区开展宣传战。“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一直运作到 1981 年 6 月才关闭。中共上述“支援世界革命”的行动给东南亚各国带来沉重的压迫感。七十年代国门重开之后，部分原先到中国学习、工作的印尼华侨子弟想要返回印尼与家人团聚。却因为当时的印尼政府担心他们“被赤化”，将他们拒诸门外，统统要滞留在香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之后，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已经彻底放弃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专注于深化经济、提高国防能力以及旨在提升俄国际地位与作用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普京，对于彼得大帝的敬仰大概远高于马克思与列宁。在这样的形势下，在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中仅得 42 席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其被边缘化的地位使得他们无所依凭，放下身段向昔日的“小老弟”靠拢也是情有可原的事。

这样无可奈何的事，竟然被俄罗斯“祖国党”发表公开信披露出来。公开信指责俄罗斯共产党，俄共领袖久加诺夫和其他俄共高层从中国和中共那里获取金钱、其他形式的支持和行动指示。公开信认为，俄共、久加诺夫等俄共高层的行为完全符合相关法律条款，有资格被列入到外国代理人的名单中。要求俄罗斯司法部长对俄共与中国的关系展开调查。真真令人难堪！

“祖国党”的公开信还引用媒体的资讯，指俄共许多主要成员都是财阀富豪，而中共也同样服务于今天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并不代表每天工作 10 多个小时劳工阶层。公开信还批评俄共高层不关心俄罗斯内部事务，反而在俄罗斯主要官媒上为中国和中共宣传。

政治观察家认为，“祖国党”的举动很可能是为了将于 9 月份开始的议会选举做铺垫，也有可能是克里莫林宫的主人借“祖国党”的口，敲打俄罗斯共产党及久加诺夫等人。如果是后者，中共的处境就有点尴尬了，接下来与俄共的交往就要拿捏得更好。毕竟普京大帝是一个多疑的人，投注给俄共，闹不好会招来猜忌，看作是在俄国“掺沙子、挖墙脚”的举动，对于联俄抗美的大业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