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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我到大法”（作者提供）

謹以此書獻給走向未來紀元的人們
《靜水流深》（9）第二部鎮壓 3

第三章小我到大法

“天體清透乾坤正”

　　整個夏天到秋天，我基本上都是這種狀態：偷偷地煉功，默默地忍受壓力與痛苦。與其他法輪功學員的聯繫幾乎完全中斷，只偶爾跟為數極少的兩三人打過電話。

　　 1999年10月25日，也就是“4.25”半周年這天，快下班時，功友安秀蘭給我打電話，讓我去她家一趟。

　　我來到她家，發現已經有十來個人了，除了兩個煉功點上的功友，其餘的人我都不認識。他們正在交談，話題都是面對鎮壓我們應該怎麼辦。

我坐下來，開始講先生說的一個老農民的故事。他說有個老農民，家裡有一把破舊的小提琴。有位提琴收藏家發現這把琴是價值連城的古董，就說要花多少多少錢買這把琴，幾天后來拿。農民一聽這把琴能賣這麼多錢，心裡雖然很高興，但卻越想越過意不去，覺得自己未免太占便宜了。想來想去，這位老農民終於下定決心，買一桶油漆將小提琴仔仔細細刷了一遍。他想：這下總算對得起買主一些了。

　　幾天后收藏家帶錢來拿琴，看到這把油漆一新的提琴，哭都哭不出來；而老農民卻怎麼也不明白，我花了錢把琴刷得這麼漂亮，為什麼你反而不要了？

　　先生給我講這個故事的目的是，面對政府的打壓，我們最好什麼也別做，免得像老農民一樣把事情做壞了。我一直很認同這個觀點。

　　我講完後，一個穿着紅毛衣，看起來只有二十多歲的重慶女孩笑笑說，我看到現在的你，就像看到一個月前的自己一樣。然後她便開始講她是怎樣在一個月前改變想法，進而來到北京準備去為法輪功上訪的。

　　她說完後，其他人也開始談自己的看法。一位長春來的當過警察的學員給我的印象最深，他是帶着小孩一家三口進京來上訪。

　　我坐在他們當中聽着，似乎既聽不清也記不住他們具體在說什麼，只努力試圖跟上他們的思路。後來我唯一能記住的是，一個個鎮壓後發生在他們或其他修煉人身上的故事。

　　我聽着聽着，突然全身一震，腦子像炸了一下似的，一眼就看到我和他們之間的區別。

　　不管在此之前我的自我感覺如何不錯，我對法輪功的信仰沒有動搖過、我還在修煉、我沒有屈服於外界的壓力、在那麼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我還在堅持煉功，一天也沒斷過……等，然而所有這些，都只不過是“我”而已；而他們卻早已沒有了“我”，他們已經與自己所信仰的大法融在一起。這就是我和他們之間的最大區別。

　　看到這點，我立刻認識到我那個保證寫錯了。作為一個政府，怎麼可以那樣顛倒黑白、為所欲為呢？難道僅僅因為它手中有權，就可以做任何事嗎？法輪功的傳出，是國家的幸事，人民的幸事，修煉的人都從中受益，有的甚至獲得第二次生命。當法輪功遭受這樣的惡毒攻擊和不白之冤，我們這些受益之人都不站出來說句公道話，還等着誰去說？公安部的所謂六不准通告，完全違背了《憲法》關於保障公民有信仰、結社、言論、集會、遊行、示威、出版等自由的條款，它的制定基礎就是以思想定罪，只要沾上“法輪功”的就全部禁止，不許任何人在任何場合掛法輪圖形這樣的禁令，無異將中國又拉回“焚書坑儒”的時代。《憲法》才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公安部的通告違反《憲法》，是不能成立的。我怎能去保證遵守一個違法的東西呢？修來修去，怎麼連這點道理都忘了？

說到底，還是因為“私”。大難當前，人本能地就是想保全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環境。就像老師所說：“其實你們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為我為私的基礎上的”，老師要求我們：“你們今後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別人，修成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正覺，所以你們今後做什麼說什麼也得為別人，以至為後人着想啊！為大法的永世不變着想啊！”我自以為自己很“堅定”，離這個要求卻還差得太遠。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整體社會的道德水準嚴重下滑，現在“真善忍”的原則被這樣惡毒地誹謗和攻擊，我們都不出來說句話，又能指望社會怎樣呢？修煉人不是講“善”、講“普度眾生”嗎？大難當頭，我們一個個都只顧保全自己，“善”在何方？“普度眾生” 又從何談起？

我突然明白老師曾講過的“我能最大限度地放棄我所有的一切”（《法輪佛法——在瑞士法會上講法》）是一種什麼境界。如果我們都能把自我完完全全地放棄掉，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溶於法中”，還會有什麼磨難和壓力呢？前段時間，我之所以感到有壓力、有磨難、有痛楚，就是因為我不肯“放下自我”、“溶於法中”，才會感到壓力和磨難；如果我們能真正“放下自我”、“溶於法中”，情況會怎樣呢？宇宙的大法“是宇宙產生的原因所在”，他給宇宙不同層次的眾生開創了不同的生命和生存環境，是不敗不滅、永恆存在的，我們能把自己融於這樣的法中，那還有什麼力量能動得了我們？

　　當我悟及此理，突然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自鎮壓以來一直都能感到的那種壓力瞬間不復存在，環境也變了，變得不再讓我窒息。我從心底到身體都真真切切感覺到什麼是“天清體透乾坤正，兆劫已過宙宇明”，是一種那麼美好、那麼純淨、那麼清新的狀態，我的身體似乎也化作老師所說的那種“無形的生命”，擴展、彌散到無窮無窮的大，與整個蒼宇合在一起。

　　我知道，這是我修煉路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小我”的突破；從這刻起，我不再把自己視為一個單獨的個體，而是將自己的生命與大法融在一起。真能把自我完全放下後，感到的就是一種自在輕鬆。無私以後，才能無畏。我明白我該如何去做了，我也要站出來維護真理和原則。

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請願（明慧網資料圖）

　　那天我們談到很晚，直到沒有公共交通。我開車將三個住在偏遠郊區的功友送回住處。他們在北京郊外昌平縣的一個農家小院租了一處房子，好幾十人都住在這裡。從他們那裡，我才了解原來北京附近住着很多外地來的準備去上訪的功友。 1999年8月，有關部門曾根據北京市每天賣出的饅頭數量，推算當時滯留北京的外地法輪功學員至少有200萬之多。平時北京市流動人口的數量大約是400 萬。走到信訪局上訪的平均一天好幾十人。只是上訪的人都悄無聲息地被抓了，然後押回原籍關起來。消息封鎖得很嚴，連我這個北京人都沒聽說過。後來國務院信訪辦乾脆將門口的牌子摘了，各地警察就在那裡守候，來一個抓一個，抓了問明原籍就由那裡來的警察負責押回去。

定性升級

　　從安秀蘭家出來後的第二天一早，我來到公園門口，兩眼一閉就在人來人往的馬路邊煉功。

　　頭天晚上剛悟到應該站出來捍衛真理，但並不知道具體該做什麼，怎樣去捍衛，於是就選擇到公園門口煉功——這是我的第一步，至少表示我不怕禁令，不向強權妥協吧。

　　說是不怕，我的兩腿卻控制不住地哆嗦，腦里不斷地想象自己被抓的場面。我想起老師說過，怕心也是一種物質存在，那麼在那種物質去掉之前，還是免不住要怕吧。

　　令我驚異的是，我的心很快就定下來。等到十幾分鐘做第二套功法時，我已經完全平靜下來，跟鎮壓之前一樣平靜做完四套動功，腦海也不再出現被抓的場面。從此以後，不管我走到哪裡，經歷再大的事情，再也沒有怕到要兩腿哆嗦的地步。那種物質就那樣去掉了。

　　煉完功，我前往北京市第二傳染病醫院，也就是佑安醫院——我以前患肝炎就在此住院，病歷厚厚的好幾本。頭一天晚上在安秀蘭家，我聽說原法輪大法研究會的幾位成員被關押三個多月後，終於給家人帶話讓請律師，可能要開庭審理。律師想收集一些修煉法輪功確實有益身體健康的證據，於是我自告奮勇到醫院驗血，想提供一份修煉後我的肝炎已經痊癒的醫學證據給律師。

　　我來得太早，醫院剛上班，護士還沒準備好抽血的工具。我坐在走廊的椅子等着，無意間瞥見旁邊一位中年人手裡的《北京晨報》，頭版頭條赫然是江澤民在法國接受《費加羅時報》記者採訪的講話，大標題是《法輪功就是邪教》。

　　頭天晚上我隱隱地聽功友說，政府對法輪功的打壓可能還要升級，他們要將我們定為邪教，一旦真的公布這條消息，他們立刻就去天安門請願。

　　沒想到傳言這麼快就不幸成為事實。我向中年人借報紙來讀，眼淚撲簌簌掉了下來，再也看不清下面的內容，心裡鑽心地痛。

　　我將報紙還了，眼淚卻停不下來。過往的病人和醫生同情地看着我，以為我剛得知患了絕症。其實疾病早已與我無緣，但這一份痛卻無人可告。

　　當晚，吳兵再次敲開我們的房門。我知道他肯定“無事不登三寶殿”，一定跟對法輪功定性的“升級”有關。

　　一見吳兵又上門，婆母忙將孩子拉到另一間屋，自己也避開。

　　吳兵又恢復訓斥犯人的口氣，皺着眉凶神惡煞地問：“還煉着功嗎？”

　　可是我沒有被他嚇倒，心中也沒有敵意。那刻我的心境像個頑童，很自然就用小孩說一個天大秘密時的口吻，笑着對他說：“我在家偷偷煉。”

　　他顯然沒料到我會這樣。他本來預期，我要麼說不煉了，要麼說我就煉，你把我怎樣？我這種態度倒讓他一時不知該怎麼響應。

　　 “沒看。”那天先生出差剛回來，吳兵進來前幾分鐘我們剛進門。

　　不用說，電視播的一定是定“邪教”的事。我說沒看，他倒不能按他計劃的那樣，借電視的話來發揮一番。

他有些泄氣，也凶不起來了，繞着圈子說出此來目的，一是因為我在四川的家人也煉功，說不定會有四川來的功友找我，不許我接待他們，二是這幾天去天安門的外地人很多，不許我們跟他們一起出去“鬧事”。

　　吳兵走後，他說的那句“這幾天去天安門的外地人很多”一直衝撞着我的大腦。人家外地的都不遠千里來北京，我從家裡坐公共汽車到天安門只有五站地，我為什麼沒去？明天我要不要去？

　　我問了自己一萬次，還是做不了決定，下不了決心，心裡像塞了好多爛棉花堵得出不了氣。

　　那天晚上北京刮着六七級大風，吹得鬼哭狼嚎。我在床上輾轉反側，思想做着激烈的鬥爭，快天亮才好不容易入睡。可是我睡得一點也不安穩，夢見自己在一間着火的屋子，惶急地拿着滅火器四處亂噴。

　　我從床上爬起來，比平時多穿了些衣服，又找了一件白色T恤衫穿在最外面，放了一支毛筆在包里，準備先到辦公室料理“後事”，然後在衣服前胸寫上“真善忍 ”，後背寫上“法輪功不是邪教”，再穿上這件T恤衫從辦公室步行去天安門。我的思想像野馬狂奔，邊奔邊想：“就是今天了！豁出去了！”

　　先生看見我的神情，什麼也沒說。我們開着車一路無話，快到公司時，先生才開口道：“今天你最好別去。”

　　“那你說我該怎麼辦？”說到這裡，我急得眼淚一下就流下來。我知道以我現在的心態被警察抓住時，我不是會跟他打起來，就是會哭鼻子，那我還能去嗎？可是他們都把我們打為邪教了，我焉能不去？我恨不得一把將他揪過來，讓他給我想一個萬全之策。

　　 “哭！哭有什麼用！還記得《白鹿原》裡鹿兆鵬對白靈講過的話嗎？‘你什麼時候修煉到能把刀子吞下肚再去做！’”

　　聽到他把我與干“革命”的女共產黨員白靈類比，我一下子清醒過來，明白自己的問題在哪裡。老師在《為誰而存在》這篇經文說過，“人在衝動的時候，支配人思想感情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感。”老師還說過，“只要你是一個修煉的人，無論在任何環境、任何情況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煩和不高興的事，甚至於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們認為再好的事、再神聖的事，我都會利用來去你們的執著心，暴露你們的魔性，去掉它。因為你們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

　　 “真能這樣提高上來，你們在純淨心態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聖的。”（《再認識》）

　　我此時的思想，充滿了對於被定為邪教的委屈和不滿，情緒也異常衝動。我這時去天安門，不是因為理性上認識到應該維護真理和正義而去的，而是因為感情的衝動。修煉人不應受情緒左右，不管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都應保持一個祥和慈悲的心態，因為修煉不是做事，它不同於常人的工作，說我做了就行了。以什麼心態在做，這才是要緊的，修的就是人心。懷着不純正的心去做，只是破壞大法。

　　意識到這點，我打消去天安門的念頭，我知道自己需要調整心態。先生終於鬆了口氣。

　　幾天后，我的情緒平靜下來，我決定以寫信的方式表達我的意見，因為寫信時思路不受打擾，我能從容說出我想說的。於是我給中央及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等單位的領導分別寫了信，向他們呼籲和平解決法輪功問題。先生建議我不要在信上署名，可我沒有聽他的。我想，給政府寫信，連真實姓名和地址都不落的話，焉能讓人覺得你有誠意？再說電視廣播在攻擊法輪功的時候經常說“他們又寫來大量匿名信件”如何如何的，我不想讓他們這樣說我。

　　寫完這些信，我又想起公公婆婆對我修煉法輪功態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他們本來是親眼看見我煉功的好效果，可是現在造謠的宣傳和污衊居然能讓他們不再相信親眼見到的事實！這謠言的作用有多可怕？而編造假新聞的新聞從業者在其中又扮演了多可恥的角色？想到這些，我胸中的痛切噴薄而出，一口氣寫下了這封致全國新聞工作者的公開信：

　　近一個時期以來，報紙、電台、電視台刊登、轉載或播放了大量關於法輪功的文章或報導，在此我想發表一點自己的看法。

　　我猜想你們中的很多人對於這些文章或報導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是不曾做過調查或思考的，刊登它們，無非是完成任務而已。也就是說，你們做這種事情時，是作為工具而存在的。但我這封信不是寫給你們作為工具的那一面的，而是寫給你們作為人的那一面的。

　　現在報紙、電台、電視台千篇同聲，說“法輪功就是邪教”。這不禁讓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時一首著名的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現在想來，這首歌是多麼滑稽，但當時有多少人在虔誠地唱它！現在媒體上的局面，難道不是已經很象那災難深重的十年了嗎？中國人民有能力抵擋又一次“文革”嗎？也許有，也許沒有！

　　人類社會在進入本世紀前的幾千年中，之所以能夠保持社會的相對穩定和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原始正教在人類社會的流傳。正是由於人們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才使人類社會的道德水平維持在一定的高度之上，才使人間沒有變得象地獄一樣。

　　進入本世紀以來，由於社會的變遷，原始的教義已逐漸不能被人理解，宗教也發生了很大變異，人們即使保留着宗教的形式，但卻沒有多少人真正信佛、信神，真正地按照宗教原始的教義在做。

　　正是由於失去了信仰，今天的社會才會變得如此可怕。在這種人類道德瀕於全面崩潰的情況下，法輪大法的弘傳使人們又重新找到了信仰，恢復了對於世界的信心。真正修煉法輪大法的人們相信“真、善、忍”是宇宙的最高特性，也是衡量好壞人的唯一標準；而修煉的人要想達到修煉的最終目標，必須使自己的思想和行為都符合“真、善、忍”的要求，要放棄過去所有不好的思想和行為，要修成“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正覺，要時時處處先考慮別人，再考慮自己，在生活中遇到任何磨難或與他人發生矛盾時，都要首先找自己的原因；他們相信“心性多高，功多高”，因而把提高心性、提高道德水平看作是修煉的首位，而煉動作只是輔助手段而已。

　　請問這樣的人會對社會有害嗎？可悲的是，在人類道德衰敗的今天，當我們聽到什麼兒子殺害母親、父親謀害女兒的惡行時，不再聳然動容；而當人類社會出現許多不謀私利、一心向善、在自己獲得內心深處真正的安寧和幸福後還想去幫助別人的人時，卻無論如何也不肯相信這些人並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野心，也不會那麼容易就被誰利用了。這真是人類莫大的悲哀啊！

　　其實世界上為什麼會有邪教呢？根本的原因不在於別的，就是因為人們心中沒有了正信正念，才會去相信那些邪的東西。而法輪大法在世間的傳播，卻從根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這真的是國家的幸事、民族的幸事、人類的幸事啊！為什麼要正邪不分、誹謗天法呢？

　　我是1966年出生的。我上小學的時候，正趕上“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雖然我那時連林彪、“孔老二”是誰也沒有十分搞清楚，卻在學校老師的帶領下積極地投身於這場運動，從報紙上抄了許多批判文章作發言稿，還寫過幾首象模象樣的打油詩。為此，我得了一張“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積極分子的獎狀，掛在家裡許多年。當我上大學時第一次讀到《三字經》時，我才在心裡感嘆：天哪！原來《三字經》寫得這麼好！我小時候卻在天天批判它！多麼荒謬！所以，我在此想請問各位女士、先生的是：你們自己讀過《轉法輪》嗎？知道裡面究竟講了些什麼、為什麼這麼多人信奉他嗎？你們可曾對哪怕是一個真正修煉法輪大法的學員做過哪怕是深入一點的採訪？世間有許多成語，如“眾口鑠金”、“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顛倒黑白”、“肆意歪曲”、“以訛傳訛”、“斷章取義”，“ 百口莫辯”等等，似乎都是為今日的情形而造的。作為法輪大法學員，他們什麼都不怕，就怕世人不了解法輪大法啊！因此我想在此請求各位：自己找一本《轉法輪》來讀一讀，或者自己找身邊的法輪功學員談一談，看看他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千萬不要用別人的結論，來代替自己的思考啊！

　　說到此，我又想起了小時候的一件事。那時候家裡的牆破舊了，用了很多報紙來糊，這些報紙上登的恰好是對76年“四五”“反革命暴亂”的報導。我時常躺在床上，閱讀這些“反革命”的暴行，什麼衝擊人民大會堂啦，什麼燒毀軍車啦等等，這些文章讓我小小的心靈里充滿了對這些“反革命暴徒”的仇恨。可是過了沒多久，報紙上又突然說，這不是什麼反革命暴亂，是一次人民群眾自發紀念總理周恩來的行為了。

　　這件事情讓我對於這世間的險惡有了最初的認識。隨着年齡的增長，我也與許多人一樣，學會了怎樣看我們國家的報紙：要反着看、側着看、從字裡行間看……等等、等等，反正是不能正着看。這難道不是我們所有新聞工作者的莫大的悲哀嗎？！而如今，當我不滿七歲的女兒不解地問我：媽媽，他們為什麼說李洪志是壞人，而我卻因為怕刺激家裡的老人而不敢對自己的女兒講真話時，我的心裡充滿了怎樣的痛啊！因為我只要告訴女兒，她就一定會告訴老人，而老人就一定會為了我還在堅持與黨不同的思想（請注意：是思想，而不是行為）而夜夜不得安寢！我們究竟做錯了什麼，要承受如此的痛？

　　我本人是學自然科學的，是畢業於北京大學的理學碩士，下面想從科學的角度再來談一談法輪大法。

　　誠然，今天的科學並不能證實神的存在；但同時，我們大家所忽略的是：它也不能證實神不存在。茫茫的宇宙中，人是多麼渺小，難道人類真的就會是生命存在的唯一方式嗎？為什麼我們連探討一下的勇氣都沒有呢？所謂的神，也不過就是智慧、能力、生存方式都要高於人的生命存在的另一種形式而已，有什麼可怕的呢？其實，自然科學的各個學科，都沒有說神存在抑或是不存在的問題。比如，數學說，1＋1＝2,神存在或神不存在，它都成立；物理說，距離＝時間×速度，神存在不存在，它也都成立；化學說，氫＋氧＝水，神存在不存在，它也還是成立，……等等。

　　唯一對神的存在提出否定的，也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這是我們在中學課堂上就當作定論而接受了的一種學說，思想上一旦接受了以後，也就不再對其置疑了，也就把它當作真理了。其實達爾文的學說只是一種假說，他唯一的證據就是找到了一些各個時期的化石，然後把這些化石按照時間序列擺在一起，再提出進化的假說而已。無論是他的證據還是他的假說，都存在着若乾重大缺陷。從證據上來說，人們迄今為止，尚未找到400萬年前至800萬年前的人類進化序列中的化石，也沒有找到猴與猿、猿與人之間過渡的物種存在，等等；從理論上講，也同樣存在着許多無法解釋的問題，如：為什麼猴子、猿的眼淚是淡的，而人類的眼淚是鹹的？為什麼世界各地的猴子和猴子之間相差甚微，卻進化出如此眾多的民族，而這些民族還擁有如此不同的文化和語言？根據進化論的原理，所有物種的各個器官都存在着 “用進廢退”現象，而今天的科學已經證實了人的大腦有70－90％是沒有被用起來的。那麼這些閒置的大腦為什麼沒有退化？或者說，當初猴子進化成人的時候，為什麼多進化出那麼多沒用的大腦？而且今天搞基因工作的科學家已經發現了事實上猴子的基因是永遠也不可能進化為人的基因的……等等等等。其實世界上有許多科學家早就開始對達爾文的進化論提出置疑了，只不過是現在的人賺錢要緊，已經沒有多少人肯去真正動腦筋想一些問題罷了。

　　從科學的道理上講，任何一種理論，只要它能自圓其說，並且能得到實踐的檢驗，我們就應該承認它。法輪大法中所講的法理，固然思路、名詞術語、方法上與現代科學有很大不同，但正象中醫與西醫在思想和方法上都絕不相同，卻同樣是一門科學一樣，法輪大法不但在理論上絕對地能夠自圓其說，還能夠比現存的很多理論都更加圓滿地解釋自然、生命、社會、宇宙中的種種現象；在實踐上，也已經被千千萬萬修煉者的修煉實踐所證實。從這兩點上講，他絕對絕對地是一門科學，而且比我們現在的實證科學還要高。因為實證科學所不能解釋的，他解釋了；實證科學所不能做到的，他做到了。只可惜還沒有被更多的人認識而已。

　　令人痛心的是，今日的許多科學家過於陶醉於科學已經取得的成就而喪失了勇於探索未知領域的精神，有的固守已有的理論而拒絕接受客觀現實，有的甚至參與政治，變成了政治家手裡“一根打人的棍子”！這真是科學莫大的悲哀與恥辱！

　　這封信寫到這裡，我已沒有更多要說的了，只是想與各位交換一下看法而已。不妥之處，敬請原諒。

讀者
觀眾：曾錚
聽眾

　　我將這封信通過傳真機和郵局發給全國各大省報、電視台，一共發了好幾十份。

　　發完這些信頭幾天，每當家裡響起敲門聲，我的心就難免跳幾下，心想：來抓我了吧。過了幾天沒動靜，我慢慢將這事淡忘了。

　　一個多月後，吳兵打來電話，命令我去一趟。我到了派出所，他又一次拿出“問訊筆錄”問我：“你給朱鎔基寫了封信？”

　　 “我怎麼知道？”他臉上的表情半是氣惱半是好笑。“你當你寫了信真能到朱鎔基手裡啊？第十八級秘書那兒就給你卡下來了！你的信現在在哪兒知道不？”

　　我搖搖頭，他拿出一份東西晃了晃：“在這兒呢！這回可好，你倒是沒去天安門呢，捅的婁子不比那小，連局裡都知道了。一會兒局領導、派出所的領導都要來。”

　　然後他告訴我，我寫信的行為被視為與去天安門的性質一樣嚴重，所以要錄“筆錄”。

　　 “筆錄”沒錄完，“局領導”和“所領導”就來了。我剛寫了那麼多長信，胸中的話多得很，便從頭到尾告訴他們。我的話句句是實，句句發自肺腑，句句堂堂正正。他們似乎被震住了，從頭聽到尾，什麼話也沒說，中途還替我倒杯水。我說完後，他們還是什麼也沒說，就那麼讓我回家了。

　　 1999年12月3日早晨，安秀蘭打電話給我，說今天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可能開庭審理原法輪大法研究會成員李昌、姚潔、王治文和紀烈武，問我想不想去旁聽。這幾個人的名字我都是鎮壓以後才從喋喋不休的宣傳中知道的，以前根本沒聽過。

　　他們被關押已好幾個月。因為法輪功的問題沒有先例，也沒有法律可以對照，法院根本不知該怎麼判，就一直將他們關着，等着黨的“政策”。照理說拘留期最多不能超過一個月。

　　我決定請假去旁聽。聽說審判是九點開始，我提前二十多分鐘到達，在法院附近溜達等待。

　　剛走幾分鐘，就碰上剛到達的安秀蘭，我們便結伴往法院門口走去。

　　走了沒多遠，迎面有些人從法院方向走過來。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法輪功學員雖然互不相識，可是在這種時候一見面，就知道對方也是煉法輪功的。遇見的功友告訴我們，他們已問過工作人員，今天根本沒有什麼審判。

　　我們站在馬路邊，相互打聽消息的來源和可靠性。一位六十來歲的功友說，告訴她今天會審理的人就是直接管這個案子的，應該沒有錯。後來我們分析這可能是當局使的一個伎倆，先放出風來說審案子，看看法輪功學員有什麼反應、來的人多不多等。

　　看到確實不像要審案的樣子，很多人就走了。安秀蘭提議說，大家湊在一起不容易，乾脆找個地方互相交流。

　　肖雅是瀋陽人，二十多歲，在北京一家歌廳唱歌，看起來很樸實，半點也不像我印象中的“歌廳小姐”。

　　尤敏是最後一個到我們交流的地方的，她說她離開法院時已經開始抓人了，她親眼看見兩個“便衣”夾着一個老太太上了警車。她自己趕快叫了出租車跑掉。她也是二十多歲，跟我一樣是四川人，本來在北京一所學校當老師，鎮壓法輪功後已失去工作。那天她胸口別着法輪章，包里背着所有法輪功的書籍，說是準備在法庭上念給法官聽，讓他們知道《轉法輪》是怎樣教人做好人的，可惜她沒有這樣的機會。

　　後來我聽說那天共有一千多人被抓，因為離開得早，我們算是僥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