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名命名病毒带来很多问题

与新冠病毒起源相关的说法，过去一年多来存在许多争议。

将Sars-CoV-2命名为新冠病毒已经不再有什么争议，但是命名其各种变异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尽管可以将“印度变种”，“南非变种”或者“巴西变种”称为 B.1.617, B.1.351 或者P.1变种病毒，但除了病毒专业圈人士之外，对其他人来说，这类学术名称就很难区分了。几个月前出现的 B.1.1.7变异病毒，在德国通常被称为“英国变种”，而在英国本土这种病毒则被称为“肯特变种”。显然，英国人并不愿意将整个国家的名声同这个变异病毒联系在一起，因此宁愿牺牲肯特郡的声望，毕竟首例变异病毒就是在肯特郡被发现的。

社会学家Elizabeth Stokoe做了一个小实验。她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印度”一词，立即就会自动跳出“变种”两个字。而输入“英国”或“肯特”时，搜索引擎自动推出的字汇建议则同新冠无关，尽管“英国变种”也曾席卷全球。这一试验结果显示，“印度”和“病毒变种”两个词汇已经被密切联系到了一起。

英国科学家 Oliver Pybus甚至担心，地名命名所造成的烙印化甚至会阻碍防疫的进展。他对《自然》杂志表示: “ 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有关国家不及时通报新发现的变种病毒。而地名命名方式恰恰会造成这种现象。”

世界卫生组织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展开了变异病毒命名问题的讨论，不过，迄今为止，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突破。班贝格大学心理学家 Claus-Christian Carbon则呼吁彻底改变使用国名地名的做法：“

必须停止使用地名命名某种疾病的做法，从而杜绝同地名相关的联想。”他主张使用学术名称或者编号，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价值判断或者没有根据的联想。

《卫报》报道称，一些科研小组已经开始以鸟类的名称或各类绰号来命名新冠病毒的变种，比如“鹈鹕”或者“道格”。不过，这种命名法能够被各界所接受，还真是很值得怀疑。

诺丁汉大学的社会及语言学家Brigitte Nerlich也表示，将变种病毒贴上国家标签是个很有问题的做法。她说：“这类用国家冠名的做法很容易激发排外思想。”罗浮堡大学社会学家 Elizabeth Stokoe认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以“中国病毒”称呼新冠病毒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自从他使用了这个叫法之后，有证据显示，疫情期间仇恨犯罪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

在媒体23日报导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员2019年11月身体不适就医后，美国政府人员透露，情报单位正在审查相关报告，中国外交部则坚称该研究所职员至今仍未有人感染新冠病毒。

根据路透社报导，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情报机构正在审查关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因身体不适就医的相关报告，他们表示，目前仍然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源自该实验室。

熟悉美国情报报告的消息人士说，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流传的一份仍未对外公开的美国情报报告称，三名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出现很严重的病症，以至于他们必须到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目前仍不清楚这些研究人员是否住院，或者他们的症状是什么。三名研究人员就医后的一个多月，新冠病毒首先出现在武汉，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

白宫新闻秘书莎琪 (Jen Psaki) 同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得出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结论。我们需要数据。我们需要一个独立的调查。而这正是我们一直在呼吁的。”

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员2019年11月就医的相关讯息是23日由《华尔街日报》率先披露。对于相关讯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出面驳斥，表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今年3月已做过相关解释，强调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未接触过2019新型冠状病毒，迄今为止，该所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型冠状病毒“零感染”。

他说：“今年1月，中国—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考察了湖北省疾控中心丶武汉市疾控中心丶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机构，经过在中国的实地走访和深入了解，专家组一致认为，关于中国实验室事件引发病毒这种假说是极为不可能的。”

赵立坚呼吁美国相关部门尽快澄清，给世界各国一个满意的交代。他说：“我们希望有关各方都能像中方一样，采取科学合作态度，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合作，为人类早日战胜疫情丶更好应对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出积极贡献。”

(德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