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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六四前对中国人的洗脑基本是成功的。哪怕经历了文革，不管国民的素质如何的低下，社会的渣滓借文革如何翻腾，只要把罪过推到最高领导一人身上，装无辜，就是毛死后中国人的普遍心态。很显然，邓政变后，中国在未来走向的三岔口上便堵死了毛泽东所设计的平均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那条路。于是，还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彻底学西方，放开党禁，全面转向资本经济；一条是折衷一下，保持一党专政，部分引入资本经济，形成现在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六四事件前夕，中共的掌权者正是处在这个岔路口犹豫不决的关头。

当时的中共高层主要分成两派：一派是井冈山时期由军阀、土匪、流氓、混混为主要成份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派是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中共的热血青年、知识分子、资本叛逆、社会中产所组成的业务骨干少壮派。老革命家们自己没什么构想，唯一的底线是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不能落在他人手里，吃香喝辣的特权不能丢。而少壮派则希望借独裁权力走弱的机会，试图在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都进行改革。甚至有一批激进人士希望对社会分享政治权力，效仿西方搞多党轮流坐庄。反正谁上台不都是中国人嘛，这跟哪个党员主政有多大差别？然而改革派毕竟是以君子之心去度了小人之腹。你革命是为了理想，人家革命可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呀！

经济改革的共识容易达成，一个“黑猫白猫论”等于把党内分歧给折衷了一下。但是黑猫的进场让广大真正的无产阶级很难转过弯来，说好的共产主义怎么说不认账就不认账呢？还是一些有识之士眼光深远一点：这黑猫不会是一只黑心狼吧？恰好中共当时的领导班子里有一部分是靠业绩一步一步提上来实干家，这些人希望用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寻找一条自己的道路。他们扶植了一批貌似很有学问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中共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所谓学者，没几个有真才实学和深刻思想的。很多人都是披着学者外衣的逐利者，因此对西方的选票资本政治情有独钟，于是便极力鼓动高层的改良派进行照搬西方的政治改革。而这就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利益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恰逢经济改革的黑猫开始跳上无产阶级并不丰盛的餐桌，官倒和双轨制让中共权贵家族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一批人。经历几十年都是几十元月薪的中国人，有几个不觉得当官的一个条子就能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收入是一件让人非常难以接受的事情？民情的积累导致中共高层也产生了严重的路线分歧，两派都有人到老邓那里告状。邓起初的长考和犹豫不决让双方的矛盾向社会延烧，支持政治改革的智囊们希望利用群众运动为改革助推，于是便发动学生上街反官倒。随之，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智囊们煽动学运的初衷，就是为了逼邓小平表态，逼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退场。但是智囊们自以为有总书记为首的少壮派支持，老朽们一定会在群众运动的气势中甘拜下风，让少壮派在他们的谋划中决定中国的发展方向。

但是红色知识分子具有摆脱不了的革命幼稚情怀。他们没意识到中国社会的政权基础完全在于暴力。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底牌就是掌握着暴力机器。并且，垂帘听政的邓小平是一个存粹的政治投机分子，他的权力来源实际来自于中共的枪杆子。果然，学运中邓小平下决心站到了打天下的枪杆子一边。加之对群众运动的仇恨，以及身边革命家属文革受难的痛陈，终于下决心大开杀戒。无论是左派复辟还是右派民主，邓觉得自己都不会有活路和好果子吃。文革的暴民运动让邓留下了无法褪去的阴影。

六四的枪声和坦克碾压学生市民的轰鸣声音让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彻底现出了原形，也让挂着“为人民服务”幌子的喵形中共彻底蜕变成凶狠的恶狼。六四事件中最无辜的就是学生和广大的中国民众，特别是成百上千万的北京市民。然而六四却让全世界身处独裁专制国家的人民看清了共产主义政党的真面目，这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可是，六四却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了一大块新鲜的肥肉。面对中共面临的六四屠杀的政治危机，美国的老布什政府瞧准机会率先向中共伸出了橄榄枝。用中国的市场和劳动力进行政治勾兑，把中国引入了集团权贵资本的社会模式，为全球资本开辟了财富掠夺的新大陆。

美国的利诱正中邓小平的下怀，他知道人绝大多数都是利益动物，金钱的铜臭总是可以掩盖屠杀的血腥。经济上与资本的对接正可以在市场和劳动力两个方面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勾兑出巨大的利益，也可以迅速转移中国民众对六四屠杀的怨恨。于是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就成为了中共与时俱进的发展国策。如果说六四给了世界资本一个新的发展机会这绝对不假，但若说六四成全了中共则完全背离的事件的本质。

可以说，中共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一是革命造反阶段，这时的参与者不乏头脑简单的热血青年，以及思想幼稚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共内部还有一批单纯向上的力量；二是建国前三十年的阶段，基层民众及许多中共党员还对社会主义存有幻想。哪怕中共制造的人祸不断，贫富悬殊不大的普通中国人还是寄希望中共不断完善和纯洁自己的队伍，并带领中国走出具有较高品质的发展道路。那时，“人民军队”的概念基本还是深入人心的。毕竟即使在文革时期，中共也没有动用军队参与群众的派系斗争。不管目的如何，俨然有比美国还美国，比西方还西方的“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的理想情怀。第三阶段就是六四后中共内部的一部分流氓土匪出身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把中共彻底挟持转变为私家性质的政治利益团伙，把军队彻底变性为维护一党之私的党卫军。

党指挥枪的唯一合理前提，就是党是代表国家整体发展利益的党，哪怕是一党专政。如果党成为一国先富起来的一个利益团伙，指挥枪的党就彻底变成了劫掠社会的黑帮。江泽民正是看到这里的逻辑关系，以及中共在权贵资本模式中的执政合法性缺失，所以才用“三个代表”来为中共继续执政打法理补丁。而恰恰是六四，让中共彻底暴露了执政合法性的问题。而为了诱使中国民众接受中共的统治，放纵社会的贪婪就是中共唯一的续命法宝。而这又恰恰与资本对上了眼，调上了情。白猫被赶跑了，黑猫却变成了恶狼。

六四后的中国尽管经历了跟西方资本交媾的发情期，但短短的三十几年却把中国变成了贪婪肆虐、道德崩坏、人心险恶、环境恶劣、危机四伏的凶险国度。当今肆虐全球的瘟疫，与其说是因为中共的作恶多端，我更愿相信是因为六四的亡灵对世界的诅咒。世界所遭受到的报应，就是那些道貌岸然的西方权贵与中共刽子手进行利益勾兑的结果。一个国家的非道德如果不被制止和清算，这种非道德就必定会扩散到整个世界。

在全世界都在觉醒的今天，可以告慰六四亡灵的是：中共以及与其勾兑的各国权贵们，他们的好日子已经快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