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岸隐士：对当下中共极权主义的研究

                                     2018-11-28 4:31 PM

前言：由于我的研究理论原稿全部以英文书写（写于2016年），并在欧美部分精英学者里产生很大影响力，我当下认为有必要将我的研究理论翻译成中文，让中文读者也能分享我的理论成果。（欧美非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对中国文化并不了解，因此也并没有大多数中国人的有色眼镜，而是纯粹以好奇和分析的眼光看待我的研究内容。由于部分学者是专门研究极权主义的，对前苏联和德国纳粹的体制都很熟悉，也非常熟悉著名的研究极权主义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作品，因此看到我的研究非常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感觉，也看到了很多新的、独一无二的、既有趣又恐怖的内容。鉴于阿伦特本人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分前言中曾讨论过中国毛时期的反右运动，但由于资料有限未作深入置评，不少学者认为我的研究是对阿伦特理论的极佳补充和当下延伸。）

https://s3.amazonaws.com/arena-attachments/1290548/64836c813719cadbfcba8d095829b5a2.pdf?1506389983

由于中国共产党当下软硬兼施干涉全球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导致我的研究不便在学术刊物或主流媒体上刊登。而当下不畏惧来自中国共产党任何压力的，只有《大纪元》。

考虑到在此发表的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普通读者都能读懂我的理论，我在用中文重新书写的过程中将尽可能使用通俗和接地气的语言来阐述学术性的理念和思想，不拘泥于通常写作的条条框框。我也将设法让语言和叙事变得有趣而接地气，随机加入一些发散性内容，多举一些例子来辅助说明不太好理解的概念。

第一章  身体化的集体

核心概念：1.身体化集体 2.罪恶竞争（比谁更坏）3.集体作伪证 4.既是兰科夫斯基又是他的受害人（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5.逆道德勇气（淫威）6.诡异的“正义”（投票决定谁该倒楣）7.深度冲突（共产党治理理念与独立司法和基本人权理念的水火不容）

台湾学者孙隆基写过一本书非常出名，叫《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面首次提到中国人“身体化的人格意识”以及以此解释中国人为什么人格不独立。孙隆基的直观分析非常准确，但是他将很多华人社群中的某些社会心理学现象归因于中国文化本身的设计，有极大的偏颇之处。另有一些非常邪门和恶劣的现象，则是中共大陆一定范围内的专属，并不适用于全球所有华人，也不适用于所有大陆同胞。而他扣的中国文化的帽子着实有点大，事实上，1949年之后的大陆人往往是最不像历史上的中国人的。但有意思的是，当下偏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大陆在各种宣传管道上表现的最有中国人身份认同。笔者在这里提孙隆基，主要是想向读者说明其“身体化”的概念对笔者“身体化集体”的概念有一定程度上的启发意义，但笔者的“身体化集体”(或者说“身体化极权体”，后者表述更有学术性，而前者表述更直观和顺口）则是研究中共极权主义的理论原创，目的是揭示中共极权主义社会的内在运作机制，与孙隆基研究“中国文化”的目的南辕北辙。笔者的英文研究著述中原初使用的是“embodied totality”,然而又觉得embodied不足以表达”身体化“那种直观的动态观感，于是又造了一个新词”bodylized”。因此，身体化集体在我的英文术语中其实是“bodylized totality”或”bodylized totalitarianism”

中共各层党政机关，乃至学校，都是由一个一个的小集体构成的。每个小集体里面都有一个身体化的等级序列，构成一个整体化的巨“人”，有人是头（带头的，示范的，或“有头有脸”的），有人是手（打手），有人是腿（跑腿的），有人是背（垫背的），有人是屁股（擦屁股的）。每个人对应的身体部位不一样，其职能也不一样。这里面有着严酷的等级制，并且，越小的集体里面，不同的人的等级和身体部位对应关系越为清晰。而大的集体里面，需要不断的进行例行公事的开会，整风，批斗来让等级关系明了化并重塑有争议的等级关系。中共团体里的身体化等级意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如，上级（头）使一个眼色，下级一个跑腿的（民间喜欢称之为“狗腿子”flunkies / henchmen ）就会自动跑向一个地方取上级要的东西，心有灵犀而潜移默化。

笔者在此首先叙述一段笔者在大陆中学亲身体验的经历。揭示共产党邪恶的史料和作品非常多，但大多年代稍早。笔者的经历是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因此非常具有时代性，对当下有很强的参考意义。

中国大陆所有的全日制公立中小学里都有两样东西，一是“红色教育”（或者叫“爱国教育”，“政治教育”），就是通过课程、展览、视频、宣传等长期反复给学生灌输共产党“伟光正”和阶级敌人的邪恶的；二是“好学生”“坏学生”评选制度。（有些地方是“优等生”，“后进生”，有些地方是“三好学生”，“问题生”等。名词表达会有出入，但万变不离其宗。）笔者所在的中学，学校把基于这两样东西的游戏玩到极致了。

一般的学校都有班干记录学生言行举止的“行书”和评判学生遵守行为规范的“积分制”（比如迟到扣分，拾金不昧加分），这些东西笔者所在学校也都有。但是，诡异的是，“行书”和“积分”都不是在评选“好坏学生”时起决定作用的，仅仅是平时给学生们挠挠痒痒的“走过场戏”。起决定作用的，是周期性的“选举仪式”。

“选举仪式”本身是一个重大而又严肃的事件，因此学校和班主任对此都不会怠慢。在仪式前数周，学校往往狂轰滥炸式的开大会（一开能开几个小时）、开小会、放红色宣传录影、煽动学生极端情绪，其阵势不亚于文革时期武斗前的疯狂造势。而新入级的学生一开始都会不以为然，要么觉得无聊，要么觉得好笑。很多孩子或许在他们父母辈听说过文革的只言片语，但仍然觉得离他们这一辈还挺遥远。不乏有打哈欠的，偷偷做作业的，或小声说笑的，这些，班主任都会默默看在眼里，不作声。

经过多日的熏陶，小孩子们有些情绪情感逐渐被煽起来了，冥冥之中仿佛觉得的确有“阶级敌人”“破坏分子”这么一回事，因为再理智的人经过多日的音响录影和会议宣传的熏陶，都会不约而同的在潜意识里打入某种根基。再加上经过几周的磨合，同学们之间基本上也都熟悉了。且新同学认识不久，生活上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摩擦和交情。 此时，学校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某日的下午，班主任抽两堂课的时间，专门来做“选举仪式”。

从班主任进入教室的一刻起，学生们就意识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而严肃的氛围。

“最近我从各门课老师和班干那里都受到一些很不好的回馈”，班主任不紧不慢的腔调反而让全班学生都提高了注意力。接下来几分钟她开始重申一些之前持续数周的“红色造势”中的原则和指导方针，然后又开始谈一些“现实问题”。忽然，她的话锋一转 ，“我们这个班集体整体上还是好的，但是就是有极少一小撮坏人在暗中破坏我们这个班集体”。班上此刻已经鸦雀无声，大家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她定了几秒，突然脸色变得狰狞和凶狠，用手狠狠的拍打讲台，并随着拍打的节奏一字一顿吼叫起来 ，“他们是谁啊？！”她停止了拍打，但继续吼道，“我们把他们找出来！”

这个时候，班上已经不仅仅是鸦雀无声这么简单了，大家连呼吸都半憋着，仿佛生怕一丁点吸气的声音都会引发他人的注意。很多人头是低着的，而之前未及时把头低下去的也不敢再把头低下去了，仿佛微微的低头动作都会招致无端的怀疑。怀疑，是的！就是在此时，人与人之间酝酿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怀疑。此时，班主任反而淡定了。她从讲台里拿出了一叠事先准备好的白纸。

“下面我给大家一人发一张白纸。每个人请把你知道的我们这个集体里的坏人的名字给写上去，写一两个人的名字就行。想好了再写，不要急，写完之后把纸叠起来，我让班干把收上来，我们无记名投票。”

当每个人都拿到那张白纸之后的那几分钟，或许是他们人生至今最难煎熬的几分钟。时间仿佛凝滞了，让人动弹不得。然而，拿笔写字和思考是不可能做到一动不动的，有些学生下意识的抬起头，不经意的对四周打量打量。这时候，当两双眼睛的目光偶然碰触，其结果往往是致命的。猜忌！让人着魔的猜忌！

“你眼睛看着我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选我啊？混账东西！你是想害我不成？我懂了！你才是真正的坏人！我就选你，就这么定了！”这样的心理活动，虽然没有人用嘴说出来，但是足可以从某些戏剧般的眼神交流中推断出来。仇恨的种子也就是从此刻开始诞生。而在这种场合，由于有几分钟的“思考”时间，如果一个人一味的埋着头谁也不看，反而又有可能遭致众多不埋头的人的猜忌，“哦，为什么就他把头总是埋着呢？不会是他心里有鬼吧？说不定他真的是暗中破坏我们班集体的坏人哦？我们就选他好了，说不定他在那里‘阴’我们呢？”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怪异而恐怖的意识流，而正是这股意识流把在场的每一个人的意识给联接起来了。

第二节课是唱票仪式，班主任将无记名的选票公开唱票，并把选中的学生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以画正字的方式一笔一笔记票。由于学校给定的名额是每个班至少摊派两个“坏人”，唱票结束时往往以得票数最多的三至四人为“选举结果”。

被选中的“坏人”除了要写检讨，参加“后进分子培训班”之外，往往还会受到班主任额外的随机处罚，比如罚站，打扫卫生，去后排就坐等，但是这些都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班主任往往会纵容同学对“坏人”的霸凌，而“坏人”往往也会因猜忌某些同学暗中投他票而去攻击某人或某些人，从而变成真正的“坏人”。笔者就读的学校，因这种猜忌而发展至私下斗殴并导致重伤的，发生过多起。（笔者离开那所学校后的几年，那里连续发生几起学生跳楼死亡事件，是否与选举仪式有关，无从考证。）

如果说，这种“选举仪式”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让学生措手不及心有余悸的话，那么多次之后，学生们则是“驾轻就熟”了。首次选举，往往会出现选举结果的“正态分布”，意思就是往往很多人都被选中，而得票最多的几个人的得票数量也不会比得票偏多的人多的太多。但是，从第三次选举仪式开始，班主任则不经意的暗示几个学生的名字，称“经班干反映”，或“经某些代课老师反映”，这些学生“有问题”。于是乎，学生们反而大松一口气，开始从班主任给的“暗示名单”中开始“选坏人”了。这个微妙的变化，正是反应了阿伦特所研究的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区别和联系。而此处笔者的经历，正是完美的诠释了这两者是如何联系和互相转换的。利用极权主义集体中的“多数人的罪恶”，时不时的滴入两滴独裁者意志，那么接下来这个集体会自动地自告奋勇的去竞赛执行这个意志，毛泽东的独裁艺术，也莫过于此。

到了第二学年的时候，班上不仅周期性的“选坏人”，也开始选”模范生“了。但奇怪的是，“模范生”得票最多的往往是班主任已经确立好的班干，而这些班干往往是市里领导的儿子或女儿。更有意思的是，一个泾渭分明的等级制开始在班集体内部形成。一些学生开始跟班干拉关系，平时贿赂和拍马屁，而另一些学生开始主动“教训”跟班干关系不好的人。而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宣传中，班主任刻意强调班干的“带头作用”，并警示“排在下面的学生”要小心，不要当“垫底”。这样，一个笔者称之为“身体化集体”的极权主义样板俨然有模有样的形成了。

班干虽然表面上拥有了很大权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所欲为，但班干也不可以对班主任目中无人。因为当班主任觉得某个班干“太能了”的时候，往往会在一场临时的班会上“从班干抓起”检讨某些大家面临的问题，让平时被班干压迫的人借机发泄一下不满。当每个人都在与班干们的关系中找到了或被定义在某个等级位置的时候，一个“身体化集体”就准确的确立了。（当然，处在低等级“垫背”或“屁股”上的人，显然是由于不买班干的账而“被定义”的，而处在“胳膊”或“左膀右臂”上的人则是自己在巴结班干的过程中“主动争取”到的自己的位置等级。）

身体化集体的等级架构确立之后，会发生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比如，班主任会在班会上说听说某个人（低等级的）经常迟到或喜欢打架欺负同学，并当场问“是不是这样的啊？”这时，超过半数的学生心领神会，会异口同声的说“是!”,（青春期的孩子这么撒谎，倒不完全是邪恶，很大一方面是出于精力过剩恶搞他人的，略带搞笑和团体霸凌的快感，并有“推锅”般的如释重负。但班主任很狡诈很邪恶的利用了这一点，经过特殊的情感把控和挑逗，挑衅，威胁，恫吓，将这种带有恶作剧快感的集体伪证，变为真正的撒谎仪式，并在其后故意伺机让孩子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自愿邪恶”，从而将他们中的一些变为真正邪恶的人。没错，真正的恶人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本来就邪恶并“成为自己”的。） 即便班主任说的事情是子虚乌有。与此同时，班干往往会露出满意的微笑，但这个微笑碰到班主任的目光时会转变成收敛和臣服的表情。（除了班干平时收学生贿赂，班主任平时更是大量接受家长贿赂，有权有势的家长会给班主任开一些权力所及的便利，而有钱的家长会送礼让班主任平时多“罩着”自己孩子。无权无势又不愿意送的家长只能全靠孩子自身的“生存能力”了。）读者不难看出，笔者创造的“集体伪证”的概念正是诞生于此。当一个集体开始撒谎时，无论是主动撒谎还是被动撒谎，多数人已经由被动恐惧迈出了主动作恶的一步。班主任在此用具体的事件来“整人”有一种特殊的用意。读者请注意，当初第一次“选坏人”的时候，班主任并没有指明大家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来选，而是泛泛而谈，用之前红色宣传制造的激情和半胁迫式的恐怖来赶鸭子上架。但经过一学年以上的驯化，学生已经形成集体化等级极权体的时候，班主任反而会用具体的“整风专项行动”来驯化心知肚明的奴民面临独裁者指鹿为马时的争先恐后的“集体伪证”。这么做还驯化了孩子们“自己干坏事，让他人来擦屁股”的思维方式，因为班主任往往会借一些整风专项行动选择一些很多人都会犯的小错，比如迟到，上课看课外书，上课偷偷说小话等。而班主任故意针对这些貌似事小的事件，过分渲染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制造恐怖，然后让等级排名较后的人来“背锅，擦屁股”，这样，当多数自己也或多或少有过这些“犯罪行为”的学生来集体伪证只有“经班干提名”的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犯这个罪并试图败坏集体”的时候，多数人心里有一种特殊的快感。甚至，后续很多人还会有意“继续犯罪”，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犯的罪”将有等级更低的人来擦屁股。同时，他们因巴结班干而产生的屈辱感可以转而借此机会向不巴结班干的“低等人”投射出去。而班主任的狡猾之处还在于，她向拒绝加入等级系统的被迫害者炫耀和卖弄“集体伪证”的狂热时，等于是变相告诉被迫害者，“看到没有？这可不是我没事跟你有仇哦？这么多同学，绝大多数同学都说是你哦？”

如此，一个身体化集体完美的形成。在这么一个巨人集体中，有人是脸，是头，是眼睛，是嘴（喉舌），也有人是肩膀是胳膊是手（打手）是腿（给头跑腿的）是脚。当然，最不幸运的是做了肛门的。与单纯的比喻不同，笔者这里说的身体化集体是高度准确化和内意识化的，这是中共国很多臣民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地方。比如，作为“腿”的人就是在自我意识里把自己意识为“头”的一条腿，只要“头”一个眼色，立马就向“眼”所望方向奔去（比如取某件物品）。作为“腿”，平时做事不必“要脸”，正如“头”平常想做什么事不必自己“动手动腿”一样。这种现实化真实化的自我意识非常奇妙，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学上的一大奇观。中国历史上的等级制古已有之，但能做到在一个一个小集体内每个人准确的把自我意识对应到某个他人的身体部位的，却是中共的专利发明。中共利用了中国人古已有之的等级意识，使用现代极权主义体制的独特结构，将人全面锁定在一个狭小封闭的特殊时空内。又由于身体意识是一个人抹去不了的意识（只要一个人还在物理世界里生存的话），中共索性不去做抹掉它的无用功，而是开发渗透一个人的身体意识，在驯化人“集体存在感”的过程中，将集体有意化为一个拥有物理身体的人的符号，并混淆个人对自己身体感知与对这个符号感知的区别。当“我们”取代“我”成为自我意识的主体时，“我的身体”转而被“我们的身体”或“头的身体”取代优先地位。人的意识已经不是正常的“我意识到我在思考”，或者“我意识到我们在做某事”，而是变成了“我们意识到某个对象”，“我”潜入了身体潜意识，成为了待被意识到的可见可感对象。与一个正常人在想要拿桌子上一杯水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类似，“我们”在想要拿一杯水的时候才意识到“我”的存在。（“我”可能就是“我们”的手，但手也可能是其他人，但“我”在意识到“手”是他人的时候，同时也会意识到自己是“脚”或其他部位。）人的自我意识本来就是有先天缺陷的，以至于很多哲学家在想“我是谁”的问题上常常能进入无限回圈。而德国哲学家康得更是揭示了自我意识“我”的先验幻象。笔者在此且不深入讨论，笔者想表达的重点是，对于自我意识不是很强的人来说，自我意识是很容易被集体意识取代的。中共在军训、过集体生活等过程中渗透了对个体的集体意识训练。而真正在生理心理学上把人驯化成身体化意识的集体的，来源于中共对小孩子早期的“肛门期被控”和“肛门期失控”训练，笔者将在第二章详细叙述。

请注意，班主任平时各种班会使用的语言对还没有意识到“身体化集体”的学生有很有效的引导作用。因为班主任或过于频繁的使用班干要起“带头作用”这样的语言，并且不断的用“垫屁”来恐吓“后进生”，久而久之，哪怕再迟钝的人身体化集体意识也逐渐建立起来了。

在中共的政府、党组织、警察系统里，中小型集体具备的身体化集体对应关系尤为准确，比如某一个中层官员都有固定的“左膀右臂”和“跑腿的”，也有固定的“喉舌”和“打手”再加“笔杆子”（代写稿子的秘书，充当“指头”的作用）。而根据笔者亲身见识，大陆有些法官酒后驾车出车祸的绝不是少数，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往往会让秘书来顶包，俗称擦屁股。此时秘书同时充当了“手”和“肛门”的部位作用。而在个别情况下，比如秘书的女朋友也在车上，那么秘书会让女朋友来顶包，此时其女朋友则充当了“肛门”的位置，而秘书本人则继续执行其“手”的职能。

弄懂了身体化集体，也就弄懂了中国大陆。一方面，每一个极权体内部都有一个身体化等级序列，当然，在一个集体里，有时候“胳膊”和“腿”不知道哪个等级更高，彼此会有冲突和较劲。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头”的等级一定比“手”高，“脚”的等级一定比”屁股“高。而另一方面，每一个“部位”既扮演着服务于“头”的功能，又与此同时试图发展他的下线，让另一些等级更低的人做他的次级身体部位而自己做“小头”。在这样一个大集体中，一个人可以成为巨人集体的胳膊，而又同时充当某一块“肌肉”（过大的集体中，很多个人是充当大集体身体上某处肌肉的）的“小头”，将那块肌肉意识为自己的手或脚，二次定义两人关系。这么一个古怪的系统是与西方的官僚或公司系统有本质区别的。西方的管理同样有一个层级序列，但这个管理系统的运作是完全依照清晰的规则和法治为依据的。而大陆的这个系统运作没有任何规则，有的话也是达不成共识的潜规则。大陆的系统里，低等级的人必须无条件服从高等级的人，并对后者卑躬屈膝。鉴于在极权主义的大陆，权力本身是高度集中的，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利，并往往可以肆意凌辱和虐待下级，因此导致所有人最终都没有尊严。在“共同理想”和“战略目标”面前，每个人都同等多余和没有尊严，而“战略目标”也是说变就变的。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可以被上级凌辱，再把火发泄到下级，因此成为笔者说的“既是兰科夫斯基又是他的受害人”。（兰科夫斯基是二战中有名的迫害自己同胞的犹太官员，既是受害人也是施害人。）

我们再回到笔者中学的课堂上。在投票时，每个人面临这个邪恶的仪式是必须要做出选择的 – 合作还是抵抗？多数人是选择合作的，少数人选择消极抵抗，比如不按老师和班干的意思选坏人，而是乱写名字甚至写班干本人的名字。但很快这少数人会发现，抵抗是无效的。因为等级排名和排挤低等级的人可以在投票仪式之外悄无声息的进行，以至于投票仪式最终成为走过场，大多数人都写下各位都心知肚明的名单。更严重的是，秘密抵抗的人如果被发现将迅速沦为最低等级的阶级敌人。而班主任如果嗅到了秘密抵抗的人的兆头，会用更加阴险的办法来对付他。在笔者就读的中学，班主任会故意找一些平时有暴力倾向的、头脑不是很发达的学生到办公室谈话，跟他们说某某人跟我举报你们做了什么坏事（这当然是班主任编纂的谎言），这时候这些有暴力倾向的学生便会对某某人恨之入骨，想伺机报复把某某人打死。 这个过程再一次印证了极权主义如何走向独裁主义然后又返回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与独裁主义的显着区别是，后者发生时，到处总是有反抗的。而极权主义发生时，每个人都是自愿参加没有抵抗的，至少表面上如此。在独裁主义社会里，很多人是充满信心有朝一日推翻这个独裁政权的。而在极权主义社会里，希望本身死掉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抵抗是徒劳的，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什么的。

https://www./gb/18/11/28/n10878740.htm

https://mobile.twitter.com/SylarSu2018

在一个社会里，希望本身死掉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有些人去信佛，还有些人去自杀，更多的人是过得像行尸走肉，精神不正常，心理疾患一堆。也有人去末日狂欢的。笔者所就读的中学里，有一些学习很好人很温顺的同学因为疑心重重而变得脾气古怪神经兮兮，并有人因怀疑同学背后害人而在斗殴中将他人打成重伤的。

仇恨和怀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发酵，人们会因此变得非常敏感、神经质和暴戾，有些人甚至能感知到他人的仇恨并预测其行为。在德国著名导演汉内克的《白丝带》电影中，Erna做了一个梦，梦到寡妇的孩子Karli要有祸，结果不久以后Karli果然出大祸了，被人绑到麻袋里打得半死丢到了黑森林里。《白丝带》里面的小孩子是异常聪明的，他们知道伪善的面具下成人们犯下的罪行。他们暗中报复并且高度组织化——在牧师的女儿Clara的领导下。

实际上，愿意暴力反抗或暗中复仇的人要强过完全对罪恶体制屈服的人。笔者所在的中学里，也是有相当数量的人直接或间接反抗这个邪恶体制的，虽然这么做很容易让他们被排挤到低等级的位置上。然而在中国大陆社会上，多数人在表面上还是最终选择顺应这个体制的，并成为其中的一个身体器官。

而这正是中共想要的国民。当大陆大量的游客和被洗脑的留学生走到海外时，他们看到前所未有的真相。即便他们选择拒绝真相，但真相的真实性和感染力有时过于强大，让他们不得不动容。但是，又该怎么办呢？他们觉得自己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和任何卑鄙的中共党员一样可鄙，自卑，而他们已经被中共绑定到同一条船上，不得不以爱国主义的旗号捍卫中共。真正把海外为中共站台的留学生与中共绑定起来的，并非共同利益或贿赂，而是心理上的共同自卑感和自鄙感。

尽管中共总是用它的体制召唤出一个又一个恶魔来折磨老百姓，再时不时地搞两下唱红打黑或反腐倡廉来清掉几个替罪羊以体现党的英明，但是中共真正费尽心思试图植入到老百姓意识当中的是这样一个可以用一句话表达的观念——“中国人天生就是卑鄙无耻下贱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人种就是这样的。”为此，中共在海内外都重金安插很多写手和共特来散播这个理念（民间有，海外华人圈有，自媒体上有，推特上有）。与此同时，中共又在国际公开场合宣扬中国人如何勤劳善良，中国文化如何博大精深。这一阴一阳的宣传攻势，不仅完美地体现了中共变异的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自相矛盾，更是玩了一个花招——好的东西让“有头有脸”的中共来代表，坏的东西让“见不得人”的普通老百姓来承担；这又是玩了一次身体化集体——党来做脸，人民来做必须要被遮住的屁股和排泄器官。对于这种变态的心理，笔者在后文章节中“肛门期控制”和“辩证谎言”中有更详细的叙述分析。

“中国人天生卑贱”这种思想最初源于鲁迅，而共产党利用了这个思想发明出一个调节性理念来治理老百姓。因为大多数普通中国老百姓几乎每天都能遇到不公而成为受害者，这样一个“中国人天生卑贱”的理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放弃寻求公义或报复作恶者。而他们当中更没有骨气更加懦弱的则会自欺性地说中国人坏，中国人种有问题。再下一步，他可能也就去害人了。共产党想要的理想结果就是这样的，但实际不一定能达到。因为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骨子里还是善良的，所以可能会自我放弃但不去主动害人。在这一点上，中共并没有取得完满胜利。

阿伦特有一篇论文是论暴力的。她认为权力来自集体意志，而并不需要暴力为手段来实现其目标，因为集体中每个成员会自愿行使这个意志。她认为只有当政府丧失合法性的时候，权力失踪了，这时候政府才会引进暴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共总是花大气力来铸造集体意志，试图获取涵盖一切的权力，但它并非总是成功。比如当中共暴力逮捕维权律师的时候，那正是权力已经从中共手上丧失了，并为维权律师所有。

中国大陆的知名作家韩寒曾在2016年的时候在博客上写过他本人用假警灯驾车获取公路特权的经历，然后自评道：“我们总是在拥有特权时，秘密享受特权带来的快感，而在没有特权时谴责那些用特权压迫我们的人。”韩寒写出如此共特才会说出的话着实是一则丑闻。这就是共产党想要人们信仰的“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狗咬狗，你倒楣的话你活该，只能证明你是失败者，因为你早就认可狗咬狗的规则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社会近年商业广告充满了“享受特权”“获取特权”这样的字眼。他们不谈权力却谈特权，就是为了让拥有特权的人来向其他人炫耀，让没有特权的人来嫉妒拥有特权的人。这种思维让所有的人都显得不真实不存在，只有特权本身存在并随时更换它的代理人。还有一种典型的商业广告是“快来抢！再不抢就没了！”这些用语虽然表面上存在于商业广告中，但反映的是深层次的社会生态和社会认可的价值观。社会文化氛围鼓励人们犯罪，鼓励人们作恶，是因为既得利益者财富来得太快太容易，并且不合法，因此他们开动宣传机器向社会渲染土匪强盗的价值观，希望每个人都来拥护和实践这套价值观。正如笔者前文所述，一旦每个人都认可这一套了，那么既得利益的土匪集团就把自己洗白了，或换句话说，是把所有人都洗黑了。共匪的土匪特性，在它炮制的这一整套土匪文化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有人还会反驳我说那一套东西是社会上自发搞的跟共产党无关，我只能说这种想法太幼稚了。以共产党的过滤管控能力，哪些词哪些文化它想不让他们在社会上明目张胆的蔚然成风，实在是太容易了。共产党认可这套土匪文化和拜金文化，客观上对维持它的房地产经济也有好处。大家都想着不择手段赚钱买房，直接可以缓解地方政府的地方债。同样有中共背景做支撑的社会文化，比如称无权无势又没钱的人为“屌丝”，称有权有势的人为“高富帅”和“白富美”，同样是为了推广共匪的土匪文化，并再一次佐证了笔者的“身体化集体”理论——称排名等级低的人为阴毛。被定义为“屌丝”的人甚至是被剥夺性权利的，共产党黑社会集团会用扫黄打非等各种手段禁止“屌丝”行使性爱权力，而另一方面又会纵容有权有势的人拥有嫖娼、包二奶和强奸的特权。而关于“高富帅”和“白富美”的造词逻辑，笔者在后文“要素思维”一节会有专述。

事实上，整个中国大陆社会都是由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身体化集体、身体化极权体构成的——学校、政府、公司、工厂、医院、部队、公安、“爱国团体”、党组织。笔者之前所揭示的身体化集体结构也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且程度也有大有小——取决于不同实体的性质。比如，上海某个外资表面上并看不出来这种身体化集体，但只要里面中国员工过半，就一定有这个结构。外国人很难发觉或很难理解，即便他们每天和中国人呆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

年轻的官二代往往非常清楚共产党的邪恶，不清楚也是装的。当他们去欧美留学时，往往面临着内心的自我分裂，让他们很痛苦。然而他们爱用两个调节性观念来缓解他们的精神分裂——一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中共是胜利者；二是政治本身就是肮脏邪恶的，全球都一样。这第一个观念明显是假，因为世界上有太多“胜利者”的政权不造假历史，也允许言论自由。而且“胜利者”政权的逻辑漏洞在于，它等于承认了如果后面有新的政权把中共推翻，那么那个政权就是“胜利者”。第二个观念同样为假，因为历史上的汉唐都是有名的治世，并不邪恶，而当下欧美政治也并不肮脏邪恶，虽有丑闻但掩盖不了文明的大背景。否则，我们就不需要政治了。这些官二代如果读过一点柏拉图或孔子的话，就不会说出那么无知的话。

在所有的实体组织中，毫无疑问党以及党的隶属机关自身是具备“身体化极权体”程度最深的。在中国，党是和政府、公安司法系统绑定的。熟悉共产党内部体制的人都知道，在一个体制内小集体中，越坏的人越有可能当“头”，老实的只能被边缘化，不被“牺牲”掉就算万幸了。这里就牵涉到笔者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罪恶竞争，或者更通俗的话说，叫“看谁更坏”。追求邪恶本身成了终极目的，为坏而坏，而不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时候顺带犯下了罪恶，（中共的追求利益仅仅是犯罪的附带）这是中共的身体化极权体的邪恶与美式资本主义的附庸性衍生性邪恶最大的区别和本质性的区别。

在美国电影《蝙蝠侠：暗黑骑士》里，小丑极端鄙视那些为钱和利益而犯罪的人。小丑是为犯罪而犯罪，为让世界本身置身于混乱与火海之中，并且享受把普通人一个一个败坏，让所有人都变得坏和疯狂的过程。在共产党内，一个奇特的机制总是让最坏的人最先上去掌握实权，而最不坏的人往往则是第一个被清洗掉的。中共体制的设计者当然没有智慧到有意设计这个机制和这套系统的地步。（毛泽东借鉴斯大林的智慧，首创了延安整风模式，但他不可能预测到这个系统最终演化到今天的“看谁更坏”模式。毛泽东更关心的是围绕他自己的权斗，并没有想过在他死后这个极权体制会朝什么方向演化。）而可怕的现实是，没有人能控制住这个脱缰的系统——这个权力高度集中化和总体化（totalized）的系统。党内的人都有罪，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是罪大恶极。共产党系统的内在需求决定了它总是要时不时抛一些人出去的（一方面是党内的秩序本身需要靠恐怖来维持，另一方面找一些替罪羊演给老百姓看也消一下民怨）。如果在一个官员小集体中，还有那么一个多少有些良心的人的话，那么他/她一定是第一个被抛出去的。但是，假如所有人罪行程度都差不多，也没哪个明显“更好”或“更坏”，那么谁该被抛出去或者谁该被第一个抛出去就很难决定了。中央反腐对地方都是有指标的，如果你这么一个地方官员集体不能自行决断谁来牺牲的话，那么中央极有可能把这个集体一锅端。（这种事情并非没发生过，因此共产党系统内想搞地方帮派很困难。上海可以有上海帮，是因为格局已经大到一定程度，但也不安全。但如果比如梅州想搞梅州帮，潮汕想搞潮汕帮那就是找死。广东这些帮派喜欢搞兄弟义气，但共产党模式就是逼你兄弟互相出卖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能做的就是，要么就努力避免成为最先被排挤掉的人，要么就努力成为最有权的人从而可以决定将其他哪个人给排挤出去。当多人做出第二个选择的时候，也就出现了笔者说的“罪恶竞争”。

因为大家都是有罪的，所以小集体的整个氛围都被“你他妈也不要装干净”这朵阴云所笼罩。如果是互相指责对方坏事干得更多的话，结果会是没完没了，每个人都能给对方列举得罄竹难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现场的道德氛围会迅速败坏，大家最终会认同自己和在场所有人都是恶魔。一旦达成了这种认同，并且死命令决定了必须要推一个人做牺牲品的话，那么接下来的竞争必然是比哪个更坏，而不是比哪个更无辜。（比哪个坏，比完之后把最不坏的那个人给牺牲掉。）这就是中共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多数人消灭少数人的行为模式在一个全体人都是有罪的小集体内做出的奇妙发酵。

当这个“比谁更坏”发生的时候，一些令人发指的事情就发生了：比如，一个警官会有意下令其手下逮捕和疯狂殴打工人，以体现他比别的警官更狠更坏更卖力；一群警察会去强奸虐待一个法轮功学员——参与人的首要目的并非为了“享受”，而是向在场其他人证明“老子更狠”，从而抢夺领导权；一个政府官员会跟地方黑势力勾结，有意干一些没必要的杀人越货、鱼肉百姓的事，首要目的不是利益，而是向其他同级别官员宣誓“老子有手腕”。这个过程部分体现了共产党政府黑社会化的特征，在某些地方比如东北、重庆、河南和皖北，这个特征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另一些地区表面上不是那么赤裸裸的。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有些中低层官僚木讷了多少年，有一天忽然“恍然大悟”，但已经为时已晚了。共产党越往高层，越往体制深处，这种“罪恶竞争”体现得越白热化越明目张胆，正好与很多不明就里的普通老百姓认为的“下面人坏，上面是好的”相反。当一个小集体开始有人挑头犯罪的时候，剩下的人不得不迅速跟进，或帮忙辅助，或打掩护，这在公安系统里体现得尤为直接，因为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万一出事的话“谁也跑不掉”。如果有人一开始就拒绝参与怎么办？那么他即便不是被当场清除的话，也一定会在未来成为“集体伪证”的靶子。中共系统最诡异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审判系统”和“公正观”不是基于证据，而是基于“投票”。只要多数人“选举”少数人是有罪的，那么少数人就是有罪的，无视证据。在集体犯罪的过程中，一个紧密的“身体化集体”就形成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的内在系统是极端邪恶的并充满了邪教特征。

平民出身进共产党体制的，最初是为了好的待遇和“捞钱”，很多也确实捞到钱了——实际上，整个国家的财富都几乎全部集中在共产党手中。但一旦他们深入体制，有一天感受到共产党体制的刻骨邪恶，并被逼要参与作恶的时候，想退出就没门了。有些实在受不了邪恶的人，会在被背锅前主动选择自杀，或者“被自杀”。官媒对于这种被自杀的报导往往也充满了流氓式的黑色幽默——“坠楼身亡”，意思就是，不是跳下去的，而是不小心摔下去的，让读者看了都觉得寒。

身体化集体的思维深入中共的大脑。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官方安排林妙可在台前假唱，而杨沛宜在后台真唱，中共在这么做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妥或思维障碍。他们甚至都未曾去想这个事件未来可能会成为丑闻，可以说是已经完全丧失正常人的常识思维了。当中共剥夺民众言论自由和建立互联网防火长城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对中共来说，中国亿万老百姓可以是一个巨人身体的任何部位，但绝对不能是头、脸、眼睛、耳朵和喉舌。只有“耳朵”才有资格听，“嘴”才有资格说话，“眼睛”才有资格看。这就是为什么Facebook和Twitter在中国大陆被禁的同时，中共却自己在两个社交媒体建官方账号。中国的LAN大型局域网就相当于巨人身体里的神经系统和血管系统，把身体各个不同部位给连结起来，并遵守“头脑”的发号施令。中共有时候自己犯下了什么纰漏也往往把危机转移到民间去“消化”，让老百姓承担“肝”、“胃”或“脾”的功能。因此，中国（大陆）“巨人”绝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而是实体化物理性的存在的。

为什么共产党绝对不能容忍基本人权的理念？因为，一旦一个低等级的人拥有基本人权的话，那么就不能造成足够的对所有人的恐吓，党组织和一个个集体就会因此丧失活力，身体化的等级结构就会因其关节锁定力的削弱而散掉。并且，处于等级链链条中个体的“心理平衡”也会因此受损，让党丧失威信。因此共产党必须要不断地对被推向低等级的个体羞辱和迫害，杀一儆百，让恐怖的力量不断推动所有人不惜一切代价，拼了命的也要往高等级的口子上爬，避免掉下去。这种恐怖，和中外古代暴君的杀一儆百还不太一样。古代的暴君杀一儆百，是为了让人们看到，只要反对我或做了我禁止的事，那么我就让他死，目的是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而共产党的杀一儆百，是“抢椅子”式的。（注：一种小孩玩的游戏，一群小孩围着一簇椅子绕着走，椅子的数量比人的数量少1个，当裁判喊停的时候，所有人都设法抢一个椅子坐，但有一个人会因为没抢到椅子而出局。）意味着，一旦我开会开始搞政治运动的时候，那么10个人或更多人的集体里，一定要选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出来杀一儆百，即便所有人都效忠我而没有违反我的章程。而共产党不能容忍独立司法，正是因为基于证据宣判的独立司法违背了共产党的“投票决定谁是敌人”的人民民主专政原则。

再举个例子，为什么东莞原来发达的性服务产业要被取缔掉？（东莞原来发达的性服务业因为管理规范、成熟、完善，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准，也因此保证了从业者和嫖客的健康和安全，受到性工作者一致好评。）因为它破坏了中共的身体化集体的等级规矩，而并非因为中共需要取缔黄色产业。如果所有人包括“屌丝”都可以嫖娼的话，那么“有头有脸”的人的身体化等级特权又如何体现呢？如果规范管理做到文明嫖娼的话，那么又如何满足“需要发泄”的特权人士为恶而恶的“罪恶竞争”机制呢？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的扫黄注定是越扫越黄，它不仅让黄色产业转入地下并大规模泛滥成灾，还变相鼓励让反人类的性虐待行为得以盛行。比如2018年网路上爆出来的湖北某桑拿中心提供“子宫洗脚，灌屎尿”等性虐待服务，导致卖淫女感染死亡。此外，中共“闸门式”的思维决定了色情行业只能被公安垄断，有公安背景的老板才能做，“盐铁官营”以牟取暴利。

因此，综上所述，与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没有人在犯罪”的恐怖不同，中共极权主义的身体化集体造出来的是“每一个人都在犯罪”的恐怖。（注：阿伦特说的“没有人在犯罪”是形容纳粹头目艾希曼的。艾希曼接到上级的指令将百万犹太人遣送到波兰毒气室，而后来艾希曼受审时却声称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执行命令而已，压根没有意识到他把犹太人送去的地方是毒气室。阿伦特借此例来阐述她提出的概念“罪恶的平庸”，来形容千千万万像艾希曼一样的德国人，只管像机器人一样执行命令，而不去思考其所作所为是对是错会有什么后果。但中共制造出来的集体犯罪，却是每一个个体都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主动参与的。）

中共的极权主义产生的“身体化集体”与中国历史上因中央集权产生的狗腿子文化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发源于西方现代性的“多数人的罪恶”，而后者则是当有暴君或狗官滥用权力时“少数人的罪恶”。君有昏君也有明君，出现的概率差不多，百姓也可能有福有祸。而共产党的官僚只要想做好官的，会无一例外立马被官集体内其他官僚迫害，“天下乌鸦一般黑，你装什么正经”。党制度的死癌就在这里。胡锦涛如果不“裸退”的话，一定是被别人弄死。习近平不搞个人崇拜的话对他自己也没有第二条出路。极权主义产生于西方，最初能追溯到启蒙思想里面激进平等主义思潮（radical egalitarianism），强调每个个体的绝对平等，然后再少数服从多数。这么一来，一旦一个群体里蠢人和坏人加起来过了半数，那么好人和智者的末日就到了，智者被搞死完之后那就是蠢人的地狱。西方启蒙之后的历史发展一直有平等压倒自由的危机，在法国体现得最强烈，“左派”和“右派”政治也是发源于那里。而英国哲学家密尔的自由观则是欧陆激进平等主义的解毒剂。笔者在此不过多发散西方近代史的各种思潮，只想让读者记住，中共的体制是舶来的，与中国历史无关。

https://www./gb/18/11/28/n10878756.htm

第二章  恶魔式的功能主义

核心概念：1.可开采可提纯的“元素”2.对物质的迷狂3.对品质元素的占有和资本化4.伪佛教（善恶可以交易抵兑）以及伪基督教5.恶魔式资本主义

共产党的“分子”，“元素”概念，是把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发展到极致了。在它的眼中，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人也不是人，而是可供开采利用的元素集合体。共产党把一切事物都进行量化和分子化。以分子元素化的眼光看待所有事物，得出了另一种诡异的思维方式，那就是“要素”思维，“关键”思维。在它的辩证法语言里，就是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解决问题要抓“关键”，但同时不能“单打一”，要“弹钢琴”（意思就是在其他方面都要装模作样的捣两下）。这种思维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开发、提纯、利用和收割“精髓”。比如培养奥赛竞赛生，早年就把某些数学好的小孩子那一方面功能往死里训练，结果导致小孩子长大其他方面发展不协调，甚至人格不健全，后患无穷。共产党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弹钢琴”，就是再次采用人为计划的方式来“均衡发展”一个人的其他方面，而并非让小孩子自然健康的成长。

共产党干部的拜物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因为唯物的世界观让他们意识不到物质之外的存在，导致他们的自我存在感也是完全建立在对外部物质数量的占有之上的。因此，共产党干部喜欢攀比自己拥有多少个二奶，拥有多少套房产，有多少部豪车。而更有低调的官太太，将几百个Louis Vuitton包藏在家中，没事偷着乐。

共产党把什么都看成资源，并将其资本化。受它影响，主流社会风气也都一样。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就等于把人的一切都外化了，没有什么内在的东西是不能外化物化量化的。

聪明可以用智商衡量，情感可以用情商衡量，优秀可以用分数衡量，学校好坏可以用排名衡量，创造力可以用创新数量衡量。但有人会说，在别的国家别人也会有这些标准啊？区别在于，别的国家衡量智商，是为了给小孩选择更适合的教育方法；衡量分数，是为了了解一段时间的学习成效。而中共社会的衡量本身往往就是目的，是为了攀比，是为了自发性的确立等级。而这些衡量标准在发达国家往往也是软性的仅作参考，并且属于个人隐私，没有人会讨论攀比这些东西。而在中共社会，这些标准被确立为唯一标准。

这个要素思维对人的潜在毒害是深层次的。在这种思维主导下，胡萝卜是靠胡萝卜素长成胡萝卜的，男性气质是靠男性激素养成的，聪明是靠吃什么保健口服液素吃出来的，头脑健康是靠吃脑白金素吃出来的，脂肪含量低是靠喝蓖麻油素喝出来的，长得漂亮是靠吃美容素吃出来的。无数商家和传销组织也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来诈骗普通民众。

要素思维还让共产党发明了缩略语文化。这种文化最初来源于英美，因为英语里喜欢用一个较长名词的开头字母来发明简称。但共产党是把这种文化再一次发展过头了，该简称的不该简称的统统发明简称-毛泽东思想概论叫毛概，马克思哲学叫马哲，《纯粹理性批判》叫《纯批》，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叫贝九，英国伦敦叫英伦，等等等等。笔者一时想不全，读者可以自己去挖掘。问题在于，有些缩略语尚可，而另一些缩略语却非常难听和恶丑，是把中文美感和一些词汇本身的美感全部破坏了。（中文跟英文不一样，中文是直观文字，把很多首字拼起来有时会给人非常别扭和反胃的直观感受）共产党教唆别人把一切长名字都简称为二字三字或四字的简称，唯独不让别人称它自己为中共。中共允许“中共中央”这样的词存在，但绝不允许别人单称中国共产党为“中共”。读者只要仔细想一下，如果政治书里写的是“中共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种腔调和意向马上就不一样了，感觉像是高级黑。中共自己是非常清楚缩写词文化对美感和严肃性的破坏的，所以要豁免自身。更为严重的是，中共这种“抓要害”的缩略语思维还充满了暴力倾向，让使用缩略语的领导在使用某些缩略语的时候使用特殊的腔调，有一种行使权力的快感，几个字就把老长一串词抓住了，仿佛是打架把对方衣领头发和胳膊揪住一样，让对方动弹不得，非常得意。并且，比较冷的缩略语不仅能宣誓权威还能装有文化，比如说“贝九”指代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别人不明白的会觉得不知所云，而用“贝九”的人可以趁势装的特别有文化和权威，仿佛贝多芬也是党员一样。

共产党这种语言暴力还体现在对语言的普遍简化，以及暴力语言的泛滥，比如“大大加强”，“重拳出击”，“铁拳砸碎”，“捣毁”，“砸烂”，“撕碎”等。另一种语言暴力就是用老百姓听不懂的名词来吓唬或忽悠老百姓，或者用老百姓听得懂的名词赋予之权力符号来压迫老百姓。比如共产党喜欢谈“科学”，动不动就会说“你这么做科学吗？你这么想科学吗？你说的这个科学吗？”问题不在于科学本身，而是在于共产党滥用“科学”这个词，在与科学无关的场合用这个词来压迫人让人闭嘴，把“科学”这个名词当形容词用。这种压迫性名词还有很多，比如“革命”“反革命”“伪科学”“进步““先进”“反动”等等，这些词是被共产党用情感义来使用的，并建立了一个好词库和一个坏词库，词库里装的要么是胡萝卜要么是大棒，都附上了强烈的情感义。共产党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中性词，所有词都在一定时期内被打上了褒义或贬义，而所有褒义或贬义词在使用过程中都有极化倾向，目的是带出情感更强烈的词来催化更加极端的情感。初入英文世界的中国大陆人经常会不适应，因为英文世界里面中性词是主流，即使带情感义的也是淡淡的情感义，用词的人不会被词给带到情感黑洞里去。而中国大陆很多人用词都是重口味的，为一个词都能打起来，并且习惯性将极端情感注入到单个词语音节当中去。这倒不是中文的问题，中文作家尤其是散文家用词的淡淡的情感内蕴也是跟英文差不多的，并且比英文更美。要说哪个作家文字情感义强酸腐味重，笔者当下只能想到鲁迅。鲁迅的东西读的感觉就跟干吃老干妈酱一样，越吃越辣，嘴吃的又干又辣直吸气，还越想吃，觉得爽、香、鲜。但后果吃过的人也是知道的，过不了两个小时就开始肚子疼了，要去厕所。共产党不鼓励老百姓读散文，却偏爱鲁迅，在笔者看来太符合情理了。

要素思维另一个结果就是资源垄断。共产党先是把一切事物要素化，再把一切要素资源化，最后把一切资源垄断化，便完成了对人和自然的全面控制。共产党先把所有资源占为己有，再搞垄断式供给。比如中共先把老百姓房子都拆掉，收回土地大搞房地产，再让老百姓买一生都还不清房贷的房子。中共在中小学里还搞厕所控制，也体现了“闸门式”的垄断，笔者在下一章会有详述。对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对非洲象牙和犀牛角的掠夺，对死刑犯器官和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占有，都体现了要素的垄断思维。（中共的活摘器官是臭名昭著的，除了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已经是证据确凿国际公认，而另根据民间一些爆料，甚至有利用红十字会血库资料绑人偷器官的。而中共在建的全民DNA血库更是想把活摘器官潜在的手伸向所有人。只不过处于低等级的维族人和农民工风险更高一点，要倒楣也是最先倒楣的。而“高等级”的人未来可以换上“低等级”人的器官，更是将“身体化集体”再实体化一步。）对于共产党来说，这个世界上哪里都是可以建闸的，每一个要素都有一个要素闸，我闸门不开，你休想看到一滴水流过来。

这种要素闸门思维的另一个现实投射就是三峡大坝，当然还有网路长城GFW。我还想谈一点就是中共的基建和高铁。中共基建形象工程太多，很多并不实用；而高铁砸那么多钱修的全球瞩目，却掩盖不了中国大陆城际普通铁路极其落后的事实。而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根本做不起高铁而是最需要高品质的城际铁路的。中共不去像发达国家学习城际铁路的建设管理经验，却大修高铁和充满科幻色彩的跨海大桥，磁悬浮列车，人造月亮，太空船，一方面是“抓大放小，抓主干”的要素思维作怪，另一方面是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喜爱创造“奇迹”，去证明人的力量是无穷的（阿伦特对此有过专门论述）。前苏联的军工、重工业、科技和体育奥林匹克疯狂是一个样本，如今的中共并没有脱离那个意识形态，仍然是在不顾经济发展规律，好大喜功，砸钱搞无实际意义的高新工程却置民生和欠发达地区于不顾。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京杭运河的狂妄也莫过于此。

伪佛教就是所谓“善”和“恶”是能交易抵消的，并且这种交易都细致到量化。中国大陆很多良心不安的官僚和富人都信这一套。这些人一方面拜物和拜数量深入骨髓，另一方面因果报应的潜意识仍然像一个幽灵一样离不开他们的头脑。一个直接的办法就是给庙捐钱来抵消自己犯下的罪孽。更有甚者，通过“放生”行善抵罪。我记得曾经看过一篇报导，是北京某官僚购买总数上万的鱼群去湖泊放生，结果违背自然生态，多数鱼后来死亡。这种伪佛教为什么有害，是因为1.作恶者”行善“功利性强，”善举“往往没有善果。2.作恶者会“行善”在先为其后续继续作恶铺路。

与伪佛教平行的是伪基督教。且不说中国大陆的官方基督教就是个笑话，中共党员地下信教的其实不计其数。党员信伪基督教比信伪佛教要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信基督教至少他知道再继续作恶是不被允许的了。那笔者为什么说它是伪基督教呢？因为笔者听过中共党员这样的言论：“我信基督了，基督已经帮我和我全家赎罪了，我们死后去天堂；你不信基督，即便你没做过恶，死后照样下地狱！”中共党员信基督教的方式是把基督教本身的缺陷给暴露出来了。因为基督教相信原罪，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不知道怎么的居然迎合到很多共产党员“大家都不干净，你也别装单纯，人都是无耻下贱的”这种思想里去了。当然，宗教问题不是我要在此发散的话题，学术界对于宗教的研究和论战从来就没有消停过。我的重点是向读者展示，中共思维下的卑劣的人，可以把世界上任何一样事物都做卑劣的解读。与笔者揭示中共极权结构旨在让还在受其毒害的人脱离其毒不同，拥有中共毒性思维的人旨在证明卑劣和下贱是任何人任何事物本身的属性，就像一个眼角膜染红的人指责世界本身就是红的。为什么这个话听上去这么似曾相识？哦，原来中共在马哲教材里天天写“世界本身就是物质的。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的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中共毒害的学生不会去想“或许世界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意识的呢？物质和意识这两个词或许都与世界无关呢？世界这个词或许也跟‘世界’无关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那的我又称它什么为好呢？要不换一个词？哦，原来我思考本身的过程就是贴标签的过程，而标签用的语言也都是人发明的。”事实上，中共是用恐吓和教条去试图摧毁人自然反思的过程，而这个反思过程本身就是哲学。中共的哲学教育目的就是摧毁哲学，让学生丧失人与生俱来的哲学思维。在此，受党思维毒害的人所体现的背后的中共深层内核的哲学性和反哲学性毕露无疑。对于中共的哲学问题，笔者会在“哲学分析”一章中专门论述。

恶魔式资本主义指的就是，共产党资本主义造就的中国社会没有下限，什么都把资本化，包括人的器官，人的名誉，人的肤色，人的证书等等。在这种社会下生存的人，无时无刻不是承受来自资本的压力和对人的异化的。人变成了“拥有什么”的主体，而不是“是什么”的主体。而这种资本化背后的主导还是拜金，比如-一个人有钱但没有文化怎么办，他可以给他孩子在海外买个假文凭铎一层金；没有美貌怎么办？她可以漂白自己皮肤并做整形手术；没有气质怎么办？他可以模仿官腔或流氓练就“霸气”；没有人品怎么办？他可以花钱买头衔来证明他的“人品”。

资本主义本身的弊病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在全球都存在，但共产党恶魔式资本主义的情形和邪门程度却是举世罕见的，人完全成了占有资本的集合，人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即便是特权富人也没有人的尊严甚至是最没有人的尊严的，当富婆把“白富美”这种词发明出来并安在自己身上洋洋得意的时候，丝毫没去想过，这种不带人格称谓的要素词集合给任何一个正常人的直观感受是，这个词是形容白白胖胖富含营养而又美味鲜嫩的猪的，在猪肉上盖了一个紫色的合格章，而并不是对人的称谓。但即便她意识到了也不会生气，甚至假装生气也成为她变态调情的一部分，因为这种拜物主体享受的是占有“要素”的数量比别人要多，从而在“身体化集体”中等级较高的快感，以及一种非典型的“垃圾翻身”的辩证快感。“即便我是头猪，下面人还不得不拍我马屁给我擦屁股”。这种对人的尊严和美善本身的极度蔑视和对丑恶事物施以美丑交加字眼的“污染式”造词权力感集中体现了中共万事万物资本化量化对人的自我意识的异化，也体现了一种“反向灰姑娘”式的“逆向童话情节”。（真实的童话灰姑娘是贫穷、穿着破旧但美丽而心地善良，最终成为了王后。而“反向灰姑娘情节”则是让欺侮灰姑娘的姐姐们当“女王”，产生一种发育不充分的、杂糅的性虐快感。这种心理笔者在后文“逆向乌托邦”中会再次分析。）当人丧失了作为人格人的眼光和审美的时候，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看来是纯粹的车、房、钱、器官、皮肤、穿着、头衔的要素集合，而任何一个要素都是可替换和可交易的。

中国大陆还有一种旅行攀比排名APP，用那个软体之后，你到了全球哪些城市，软体会给你排名，告诉你超过多少人了，还在多少人后面。导致的结果就是，好多中国人全球旅游就为了“刷点”，到了一个地方立马摆拍“到此一游”，然后火速离开前往下一个城市点，就像玩红白游戏机上“吃豆子”游戏一样。量化外化和物化的迷狂还有个例子-中国大陆女白领间除了攀比哪个皮肤更“白”之外，还比哪个有“大长腿”。与“白富美”这种词一样科幻，笔者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大长腿”的时候，头脑中第一反应是卖衣服的地方用的塑胶假肢，第二反应是太平间被人肢解的尸体。笔者正在琢磨什么时候这些土姑娘开始和国际接轨看美国科幻片恐怖片的时候，很快发觉她们谈论的与科幻和恐怖都没有关系，而是互相炫耀自己有“大长腿”或互相称赞对方有“大长腿”，或互相攀比谁的“大长腿”更大更长。笔者且不谈这种词对女性有多么不尊重，极有可能是妓女发明的，就使用这种词的主体来看，她在用这种词的时候一定没有把她自己的腿当作是她自己的一部分，而是感觉像是买来的或偷来的，就像是跟人炫耀一件买来的商品或偷来的赃物一样。笔者见识过那种天生丽质的美女到了一群浓妆艳抹的富婆前，富婆第一句话便问“在哪整（容）的啊？”所以在共产党资本主义社会下，人往往都是有一种自我意识中下意识的位格的，这种位格不是人的位格，而是感觉像是一个机器幽灵，又仿佛是动画电影《千与千寻》中那些在“锅炉爷爷”附近奔跑的“黑色小煤球”。（是一种很小的圆形黑色生物，长了两个眼睛，若干条腿就像蜘蛛腿一般。而另一些人则像是被龙人偷吃下去的封印上的“印灵”，长得跟一个小蚯蚓一样，黑色的，到处跳动躲避，平时寄生在它所控制的人的体内。）而在下层社会，笔者见识过那种“小头目”在群里面发扬“人民民主”的时候，让参与者“有手的举手有脚的举脚”，虽然看似玩笑，但是是在有意识的培养打工者四肢是蹄子的“牲口”的自我位格意识的。量化外化物化的最终目的还是等级化，归根结底是“身体化极权体”实践其自身的种种表像而已。

另外有一个有意思的现像是，底层毛左“身体化等级”意识反而是相对最弱的。如果说当下中国大陆社会谁相对最有平等意识的话，可能还就是底层的毛左，这个现象可以充分看出共产党政权是如何利用底层蠢人小农式的平等意识建立这个世界上最恶最不平等的等级制秩序的，实在是不得不令人想起奥威尔在《动物农庄》里写的“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某些动物会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有人会说中国历史上也因等级制有类似的情形，而我之前的论述已足以让有眼光的读者看出区别。中共现代性的极权主义体制是用高技术性的体制把社会高度绝对化和提纯化了，在这种体制下的社会，一些历史上的三教九流就像被化学方法提炼蒸馏过了一样变成了氰化物，并通过极权主义中“绝对平等主义”的滴管，滴到囊盖一切的水晶大试验皿中。传统中国社会是有调和和调节机制的，三教九流不会发酵提纯到高浓度的极端邪恶，也不会很轻易的自由流动到社会无死角的各个阶层，更不会占据主导和宰制地位。善本来就是人类社会的稀缺品和埋葬很深的矿产，传统的非现代性的社会是依靠社会体制的抗技术性，将善的种子保护在了一个一个相对隔绝的区间内，让其有机会发育，并依靠种子的力量，时间的力量穿破石头做的隔板制造石缝。现代极权社会是把高纯度病毒和善的种子，水，硫酸，果汁等全部放到一个大器皿中混合搅拌加热催化，其结果绝对不是产生大善大爱，而是让一盆液体都有剧毒。西方的现代民主体制同样具有现代性和技术性，但与极权主义不同，现代民主体制是创造了无数个相对封闭的同样大小的小器皿，每个器皿里都是高纯度的不同的事物，有善有恶有中性的，而开器皿盖子的权利都在每个器皿内主体手中，可以瞬间打开也可以瞬间关上。

现代性社会追求高强度高纯度高反差造就的让人极端上瘾的高强快感。但这些快感往往一是不健康，二是不长久，后遗症无穷，制造的问题远多于创造的价值。中共的现代极权主义和西方的现代社会有着某些层面的相似之处。比如西方现代的制服色情文化就与中共的撒旦法庭文化（土匪当法官审判良心犯）就有形而上的相通之处，其背后都有一种渎神和路西法逆袭天界式的快感。因此，西方不信神的极端白左群体被中共败坏、与中共串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而关于等级意识或者等级制，人类社会古往今来一直都有，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绝对平等的。只不过在传统社会无论中外，等级高低的依据除去血统的因素不看，起决定因素的是往往是荣誉、名望、道德、对善的价值宗教价值的信仰。而现代社会等级制的依据是同质性（homogeneity)，无论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产业所造就的身份泡沫，还是中共基于无产阶级普罗大众的阶级优越论，都是以同质化的“主流形象”给占人口比重过半大众制造一种虚幻的等级优越感，并先是利用大众来清除试图摧毁这个幻相的知识精英们，再让大众坠入被奴役的泥沼永不自拔。

中共对封建社会的定性也有较大问题。没有受过中共洗脑的，知道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一是从来就没有过奴隶制（夏商周的奴隶都是战俘，从事侍奉战胜者的服务业的，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压根和定义生产关系的奴隶制毫不相干），二是只有周朝一朝是封建制，其后两千多年都是君主专制。中共为了把中国历史套上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论，非要抹黑中国历史，硬套马克思那套基于欧洲历史的，在史学界没有人认可的谬论。钱穆的史学经典《国史大纲》则一直被中共扣上国民党反动学术的帽子，钱穆的学生余英时-另一位史学界的大师更是被中共一再抹黑和封杀。但总的来说，与中共和被中共洗脑的脑残谈学术问题完全就是浪费时间。笔者毫无兴趣与中共当面对质，从学术的角度证伪它。中共是非常下三滥的土匪，对人只懂得吼、叫、打、锤、语言暴力、奸、虐等禽兽不如的沟通方式。因此对于笔者来说，当务之急是揭示它连它自己都没有智商意识到的、并不复杂的内在结构。笔者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待中共制造的低级生物的，希望还是人的人能好自为之。至于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给被中共洗脑的人来一次全面的去洗脑，已经是倒共之后的任务了。

第三章  心理学分析

核心概念：1.肛门期被控与肛门期失控2.道德虚无主义3.情感控制、节奏感控制和音乐控制

肛门期是德国著名心理学家佛洛德提出的心理学概念，按照他的理论，幼儿的心理发展分为口腔期，肛门期和生殖器期大致三个阶段，其中肛门期牵涉到对幼儿的按规则去厕所的排便训练，从而从生理心理上建立最初的人的规训意识。孙隆基在其《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曾试图论断中国人“肛门期”失控从而不守秩序，有极大的以偏盖全，且部分分析脱离实际，并不准确。就中国大陆实际情况而言，城市里有教养的家庭对子女幼儿时期的厕所训练非常严格，并不存在孙隆基所说的“肛门期失控”。而在广大农村地区，也并不存在普遍的无规训。但是农村地区往往会有客观条件限制，就是厕所基础设施的落后。农村很多厕所，并不是城市家庭里的蹲式或坐便器式抽水马桶，而是粪坑或粪缸，这样的设计往往会给幼儿落下心理阴影。而幼儿一旦选择不去恐怖的粪缸而是在野外找地方”解决“，那么就客观上造成了孙隆基说的“肛门期失控”。笔者在此无意考究大陆城市和农村的厕所发展史，笔者要讨论的重点是中共有意设计的肛门期二次驯化。这个驯化跟孙隆基说的由于缺乏规训而导致的被动的“肛门期失控”的结果完全不一样，中共是主动同时驯化“肛门期被控”和“肛门期失控”的。这里体现了台湾人孙隆基对大陆的经验空白。

中共的学校，从小学开始就是大课堂，一个班有几十个人的那种，这种情况下它是不可能让小孩子随意去上厕所的。一般来说，学生只能忍着，忍到下课再去厕所。而多数“根正苗红”的学校，往往故意特别严酷的训练小孩要“憋着”。这一招是杀手锏，因为就中国大陆的食品安全状况来看，小孩子出现拉肚子很常见。而教师法西斯般的训练，往往会让小孩子憋到后来痛苦万分，但又由于被灌输的红色的“集体荣誉感”，个个都要做“邱少云”，宁可忍辱负重也要苦水自己吞。笔者就读的小学，曾不止一次出现低年级小学生大小便失禁的情况。也存在学生实在忍不住，在课堂上举手向老师乞求去上厕所的情况。但如果这么做的话学生是要有很大勇气的，既要有心理素质忍受同学的笑话和白眼（五六十人的课堂，全部学生都在听老师上课，这种请示会遭来集体的目光。并且，中共擅长搞建立革命崇高感的假大空教育，让小孩子觉得解大便解小便这种“小事”不值一提，这种“小事”都忍不了还怎么干革命“大事”。更要命的是，红色宗教渲染出来的脱离肉体的血色崇高感会让人潜意识里认为排泄以至于人的排泄器官本身就是“污秽不堪，见不得人”的事物，并因此产生自卑感。此外，“大家都忍你不忍”那么你就是“意志最不坚定的”。），又要表现出极大诚意赢得老师的同情以求批准。中共的学校极大程度在这个过程中驯化出学生高压忍耐之后对“被批准上厕所”的感激涕零，与中共擅长的“与领导交心”，“政治纠偏之后的感激涕零”的整人驯化和脑控同出一帜，并且，前者是为后者打下了生理学基础。

从全国来看，很多学生，尤其是小学生，“一遇考试就想上厕所”的情况非常普遍，这都是我上文描述的这种“肛门期被控”的后遗症。而就不同年代的人来看，50后60后“肛门期被控”的症状更加明显，要强于80后和90后。“肛门期被控”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肛门期失控”。忍了很久的学生们一下课往往一窝蜂冲向厕所，这种体验只要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人都知道。笔者曾经读过最离谱的新闻是-居然有小学生纷纷涌向厕所因人数过多导致挤压死亡的。而中共的公共厕所设计往往特别缺德-它不是像西方那种单间封闭的坐便器设计，而是一条长沟，中间由半人高的瓷砖或隔板隔成一个一个的单元，使用厕所的人两脚分开蹲在或站在不同单元的沟上大便或小便-这对于大便的人尤其难堪而没有尊严，因为上端和一侧都没有遮挡，因而成了“公开展览”。有些条件稍好的学校会象征性的在一侧建半壁遮挡，但不改其基本结构。且不谈这种厕所结构卫生条件堪忧，其给人的羞耻感羞辱感是极其强烈的，很多小孩不敢在学校公共厕所大便。而在一些痞子学校，厕所则成了学生间进行霸凌的场所，比如有人会“撒尿过墙”凌虐解大便的容易被欺负的同学。中共公共厕所还有个特点就是恶臭，修建时间越早的厕所越是肮脏恶臭，甚至有粪便堆积如山的情况。笔者对话过很多人都有因童年体验过或见过过于肮脏的厕所而落下心理阴影的。（中国大陆90年代及以前还有一种公共厕所叫“旱厕”，是直接在地下下水道上端开一个口子变成供人蹲的坑，这种厕所不仅肮脏恶臭到令人作呕，而且让人蹲到目光所及深不见底的黑洞洞的下水道之上，可以让人内心恐怖到极点。）

学校公厕的恐怖把厕所与人的羞耻感、肮脏感、恐惧感、攻击性等种种消极情感和心理绑定了起来。再加上“集体开闸”的这种规训，共产党非常狡猾的为其搞政治运动时集体抗击或批斗“敌人”打下了生理心理学基础。共产党所煽动的很多极端仇恨，尤其是煽动一个集体狂热的仇恨，最初都是来源于生理上开垦小孩子的“肛门期被控”和“肛门期失控”。有外国人惊叹，中国政府或有政府后台的组织在发动一些年轻人集体性的狂热运动时（包括海外学联运动），究竟是如何一种力量把他们高度一致的组织起来的，并且都很投入不像是演戏。除了金钱利诱和我前文所说的“身体化集体”的极权控制之外，最初把那种“集体忍憋”和“集体排秽”深深植入他们潜意识的是对其自小到大的排泄管控驯化。笔者曾与西方研究前苏联极权主义的教授就此问题讨论过，其感叹中共的厕所模式与前苏联同出一辙，而在程度和种种细节上是比苏俄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大陆到了大学反而要教学生“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并非是因为小学没教过，而偏偏是因为小学驯化过度了，等学生到了大学之后出现萎缩式反弹。人从小时候的道德模范变成了长大后的道德虚无主义者。

很多大陆人一方面在中共各种集体会议上一声都不敢吭，即便领导犯了明显的错误也不敢发笑，而是全程表情严肃。而另一方面，一个群体中领导者笑，其他人再跟着笑（即便一点不好笑）；领导者不笑其他人屁都不敢放，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大陆人过强的“自我规训”经常给人“机器人”的感觉，而另一方面，很多大陆人的不守秩序和“抢座位”“插队”又让人大跌眼境。大陆人的这些反应往往是下意识的，行为完全没从脑子过，一方面是来源于“身体化集体”的恐怖驯化，一定要争抢在前的等级避免落到“猫猫屁”被排挤整肃和牺牲掉，一方面是中小学时候“下课冲去上厕所抢坑”这种驯化造成的条件反射的长期投射。“肛门期被控”和“肛门期失控”的生理心理学驯化造成的影响，与“身体化集体”的集体恐怖相互配合，对中国大陆多数人的影响无处不在，几乎可以解释全部中国大陆很多人在国内和在海外的奇特行为。这些奇特行为，如果用素质解释的话，是忽视了他们行为根本不是由自己意识所控的巨大事实。（素质的前提是人是有意识的自由的实践其行为的。）正如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的分析，艾希曼压根不仇恨犹太人，一切对他“反犹”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而是他丧失了判断的能力，只管像机器人一样执行命令。阿伦特本人也因揭示了这个机制而在西方名噪一时，使她“罪恶的平庸”（也有译作“平庸的罪恶”的）的概念成为她研究极权主义的理论原创，并引出了她著名的教诲“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wind of thought is not knowledge, but the ability to tell right from wrong, beautiful from ugly. 思想之风的显现不是知识，而是辨别对错，辨别美丑的能力。”共产主义与法西斯同属极权主义，而共产主义造就平庸的机器人的模式比法西斯主义更具系统性也更加邪恶。

中国大陆很多学生也不太善于与人沟通，该说的话不说，有时碰到不合理的事情也能忍则忍，但另一方面有时候会因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突然爆发，这些都跟笔者分析的肛门期控制的“忍憋机制”有关。该上厕所时候不上，忍着，忍不住的时候就大小便失禁了。

道德虚无主义

中共的道德虚无主义是因为其早年道德理想主义走极端走崩溃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后果，充满了辩证法式的黑色幽默。

因为中共早期的宣传教育都是宣传“高大全”或雷锋式的榜样，都是“从不利己，专门利人”，刻意的把他人和自己对立起来，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共生关系，其结果就导致丧失了这套所谓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总是试图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专门利己，从不利人”。当下的中国社会崇拜“土豪”，把共产党当年“打土豪”的“土豪”从贬义变成褒义。共产党领导干部纷纷攀比自己有多少个情人，在海外有多少套房产，是把早年“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廉洁攀比掉头一转引向另一个极端。这套“逆向乌托邦”式的价值观让奉行它的人过得并不舒服。因为所谓“专门利已从不利人”和“专门利人从不利己”一样不可行，与早年觉得自己不够无私的共产党员的自责愧疚相反，当今的共产党员会因为别人间接“沾”了自己好处或自己“贪得还不够，搞的还不够”而觉得自己吃亏了，结果又导致捶胸顿足痛苦不堪，并要再与人斗把“搞回来”。

当一个社会拥有背景的特权阶层和富人们在实践了“反乌托邦”式的价值观后仍然获得不了幸福时，他们所能做的除了向社会炫富和滥用权力，还希望全社会的人都来信奉这套价值观，并且尽己所能摧毁美好事物，否定一切价值和伦理道德，否定人类本身的价值和尊严。这最终导致道德虚无主义。

拥有道德虚无主义价值观的人灵魂是飘着的，脾气古怪，情感起伏大，说变就变，行为自相矛盾，思维不连贯而眼神游离，很容易被任何一股外在的力量暂时潜入身体里而控制。

中共的特权阶层和中共社会下的土豪阶层人是极其精神分裂的，一方面土的要死，一方面什么都要最新的最时尚的；一方面什么都不懂，一方面什么都要最好的最顶级的；一方面是素质最差的，一方面又有做“红色贵族”情节。因为中共这些土豪祖上很多是小偷和妓女，因此这帮历史上最恶劣的边缘土匪们的后代们对传统秩序有一种逆反的心理。当他们将维权律师投入大牢安一个寻衅滋事罪名，并找一个文盲来当法官（最夸张的是，笔者读过法庭上法官当庭销毁证据并打律师的新闻）；当他们将传统社会对大家闺秀“小姐”的尊称变为新时代党天下对妓女的称呼，并暗中系统性的逼良为娼的时候，他们心理上有一种言不由衷的快感。中共的这些土豪和官僚，一般性取向上都有罕见的重口味和性变态，而平时说话也不正常，笑点哭点与正常人也有较大差异。

而道德虚无主义最终是让人长期痛苦的，因此中共特权阶层的家属在长期承受这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后，有一些开始追求信仰，开始信“佛”或信“基督”，但由于他们骨子里受中共的腐蚀并没有痊愈，往往又信到歪门邪道的路上去了，笔者已在“伪佛教伪基督教”一节中叙述。而那些终日不思悔改也不试图从信仰中解脱的人最后要么自己走上绝路（飙车死，吸毒死，床上死，艾滋死，斗殴死等等），要么需要不断的从周围人的走上绝路里寻求毒瘾般的刺激感，庆幸自己还活着，但随之恐惧感又进一步加剧，并惶惶之中疑神疑鬼，开始不信神信鬼，不信自由信命。

情感控制

情感控制是一个全面而又系统化的工程。笔者前面说的肛门期控制毫无疑问是一个基本手法，但党的配合招数还有很多。共产党喜欢培养人的极端情感，并引导其宣泄的管道。共产党还喜欢在小学生年幼的时候给他们看“红岩展”，展览各种酷刑刑具让他们恐惧到极点。笔者幼年经历过学校组织的“渣滓洞白公馆酷刑展”，里面展出带血的竹签比人的手臂还长，又粗又尖。可以插到鼻子里的漏斗，据说是灌辣椒水用的。还有一段黑白视频，听到里面大叫，解说员说是人先被鞭子打得皮肤全部脱落了，然后用胶水加绷带缠好，像个木乃伊一样，最后用力一撕，肉就撕下来了看到血淋淋的心脏在里面跳。笔者的同班同学当时有当场吓尿的。在教育领域喜爱培养人的恐惧感，遗憾感，痛苦感，道德英雄主义和道德经验主义。（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面是非常反对在悲剧剧本里面填入令人恐惧、遗憾和道德崇高的东西的，因为这些东西不利于净化人的情感，杂糅而不干净，只会影响伟大悲剧的悲剧性，造成悲剧高潮的情感宣泄（emotional catharsis)不能达到。而关于道德英雄主义和道德经验主义，笔者将在哲学分析一章中详述。）

节奏感控制

共产党的讲话，尤其是领导讲话，一个显着的特点就是无聊无趣，感觉跟背书一样，新闻联播（字正腔圆的腔调）也是如此，各种会议和通稿也皆如此。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它说话不是先有内容再有结构的，而是先有结构再填内容。

中共任何讲话，任何稿子，其模版特质都太强烈了，都是开头结尾先用固定模版写好，全是啰嗦没用的废话和口号。中间内容都设定好排比句结构，顺序都不能搞错，都是先用中共版“WORD模版”把“全面推进……加强……深化……大力……同时……加速推进……更加深化……切实抓住……”等关键字摆好，中间留多少个空格都按模版先计划好，再往里面填东西。老百姓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中共讲话全部千篇一律，都差不多。那为什么这些这些差不多的讲话中共要一遍一遍天天讲呢？正如我已经指出，重要的不是讲话内容本身。重要的是新闻联播和尚念经式的排比腔调，和领导人三字一顿，一字一顿和四字一顿的节奏，目的是让在场的人意识情感被这种节奏感所控制并形成习惯，屏息凝神，连呼吸都跟着领导人腔调节奏的韵律走，就像部队随着军歌“一二一，一二一”前进一样。（把中共领导人的现场讲话和港台或美国领导人现场讲话一对比，可以感受到明显区别。）

自然而然的，中共的军乐也是对人节奏感控制的核心手段。从小做操做到大的大陆学生已经习惯了每天听解放军军歌等歌曲蜂拥着去操场，很多人长大以后一听到那些音乐仍然兴奋，下意识的想去走方队。在此我就且不论文革时期的忠字舞和当今的大妈广场舞了，读者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广场舞到今天还存在是大陆人的悲哀。

与节奏感相干的还有文字狱，就是中共的用词非常敏感，一个字都不能差，包括媒体用词，对领导人名排序等，2018年11月爆出陕西美术家协会召开会员大会的新闻稿因在叙述中写到“大会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收到1万五千元罚款，只因为多写了“总书记”三个字。类似的例子很多，但笔者的要点是，文字控制的背后最本质的还是节奏感控制。中共如果长期给老百姓驯化比如“XXX,XXX,XXXX,XXXX”的节奏习惯后，那么老百姓听到“XXX,XXX,XXXX”的时候就会自动做出“XXXX”的反应（打拍子的“嗒嗒”声），就跟驯化对狗摇铃的条件反射一样。尼采曾经专门研究过一个音乐情绪是怎样引发词曲作者创造诗歌音乐的灵感的，而西方的思想家无不认为绘画是空间的艺术，但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叔本华认为音乐是最能反应世界本质的；康得认为空间是直观外部事物的形式，时间不仅仅是直观自我的形式，更是直观外部世界的前提；海德格尔则直接说“存在就是时间”。中文本身音律特质就挺明显的，中共利用了这一点，再配合它有意设计的节奏和音乐，以及音乐般的文字，结果让老百姓像得了羊癫疯一样天天手舞足蹈，但只要中共闸门一关节奏感一停，老百姓又变机器人了。

音乐控制

中共的红色音乐最初都是受启发于苏俄的革命浪漫主义，但是中共的红色音乐往往不像俄共那么凄婉哀伤，而是更加具有宗教性，乐观向上而斗志昂扬，几乎可以匹敌西方的基督教音乐。像《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直接一上来就把老百姓心都唱融化掉了，一头磕到地上，对着太阳就起不来了；过了一会好不容易醒过来了，又突然被“地上的毛泽东”召唤起来在大地上开始扭秧歌了。而到了2000年《还珠格格》片头曲《自从有了你》则是把那种类似的宗教情感给世俗化爱情化了，消解了寄生虫似的拜毛狂热，功不可没。还有比如像《我的祖国》、《小小竹排江中游》等红歌艺术价值都很高，但掺入了很多有害的私货，终沦为精神鸦片。能消解苏俄式红歌毒性的解毒剂是德国作曲家舒曼、舒伯特、勃拉姆斯以及波兰作曲家维尼亚夫斯基等人的作品，而能消解带有民族情感和诗情画意的红歌的毒性的则是邓丽君的歌曲。当下新时期大陆流行歌曲则是良莠不齐，有些能反映作曲者的消极颓废或躁郁症式的情感，而另一些则黯然神伤，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中国大陆的音乐分析，笔者有空去写专门论文，在此不再发散。

第四章  哲学分析

核心概念：
1. 最根本的哲学理论筹备和歪曲
2. 流产的黑格尔辩证法与黑白逻辑
3. “关键”思维模式
4. 对量的迷狂以及用量来偷换质

对马列主义的批判学术界不乏，从马列到毛，其思想是一个比一个极端和好斗。笔者并不想重复引用一些西方批判马列的东西，只想针对在大陆接受教育的年轻人，结合大家都经历过体验过的东西，点一些要点出来，用接地气的语言给大家一些启发。在大陆的中学政治课本上，马哲第一课就给学生灌输“哲学的根本问题，是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从而奠定唯物辩证法斗争逻辑的开端。而这个所谓的哲学根本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压根不存在。（在欧洲近代哲学史上，只有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哲学的区别，而这两支传统到了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那里合并到了一起，形成了康德哲学。）马克思哲学起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的哲学（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是这样一个先后顺序。后来的不代表就是对在先的继承和发展，欧洲哲学史上康德之后，哲学传统分裂为了两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比如，非理性主义的叔本华就认为理性主义的黑格尔的所有哲学都是在胡说八道，是把康德好不容易处理掉的垃圾又从垃圾堆里捡回来了。当今欧美社会白左和白右互相视对方为死敌，很多时候体现在对黑格尔的态度上，尤其是对黑格尔发明的辩证法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但无论是白左和白右，没有人敢否定康德。）

对马克思哲学的解毒剂也都在康德哲学当中。在康德那里，从来就没有所谓马列的物质和意识的对立关系。对于康德来说，“物质”这个词本身就是人脑的创造，你这个人非要给你见到的周围事物贴标签，说这个是物质那个不是物质，那么谁又给你这个资格贴标签的呢？而马克思说的所谓“物质”本身就是“意识”的发明，就仿佛一个带了红色眼镜的人跟周围所有人宣称—世界是红的。所谓“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原来在康德那里其实是人的认知和物自体的关系。康德说“知性为自然立法”，意思就是，凡是我们看到听到的意识到的事物，那都是被我们的视觉听觉和人体固有的思维形式处理过的，就跟起名字一样，我给这个东西起名字叫“石头”，他给这起名字叫“stone”，难不成我跟他就要打一架看谁狠就按谁说的算吗？马克思是希望所有人都来打一架的并不断的打下去，一天打十架，十天打一百架。而康德说—不要打，大家不妨都诚实一点，承认“石头”，“stone”这些词都是我们人自己发明出来的，而不是中国的石头上原来就长了“石头”两个字，或者说，英国的石头上原来就长了个黑颜色的“stone”的字样。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transcendental idealism)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让人们承认石头是真实存在那里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但“石头”这个词本身是我们发明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康德的思维品质有一种内在的诚实，这种诚实贯穿他所有作品始末。

共产党还喜欢在政治课本上扯量变引发质变，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套马列哲学。其中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高于感性认识是列宁的创造，通过人为拔高“理性”来证明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套东西在康德那里又是早就被他否定掉的沉渣。康德最著名的一部哲学经典叫做《纯粹理性批判》，迄今为止仍然是西方大学哲学系的必读（仅次于柏拉图《理想国》的地位）。纯粹理性批判，顾名思义，乃是批判人类理性本身的。人的理性是有先天缺陷的，受共产党洗脑的小粉红听到马上就会叫起来—“什么啊？人的理性还有先天缺陷啊？你脑子坏掉了吧？”但事实是，脑子坏掉的是他们自己。对于小粉红来说，理性不是中性词，而是一个褒义词，个个都会因为觉得自己比别人更“理性”而自豪，而往往碰到很多场合遇到不同意见，表现出来的却又是最不“理性”的。玩笑且罢，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发现的人脑中“先天的二律悖反”，也是揭示人理性的先天缺陷的。比方说，有的人觉得世界是有时间上的起源的-那么问题来了，另外一个人会问，那你说的那个起源之前又是怎样的呢？有人说—我们的宇宙是无限大的。那么问题又来了—另一个人问，那你说的那个无限大的宇宙边缘在哪里呢？你说没有边缘那我是不是也能说压根就没有宇宙呢？康德发现，对于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无论你怎么回答都不能完全站住脚。你在头脑中想像一个无限大，那还有比你想的更大的呢？你想像一个无限小那还有比你说的那个最小的东西更小的呢？你说宇宙最初是什么什么什么，那我非要讲我只关心你说的最初之前是什么样的。无解。

康德没有因为无解就放弃而回家吃饭去了。有些问题往往会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回答，比如“世界是有起源还是没有起源”这样的问题，两个回答乍一听好像都有道理，再一想好像都没道理。世界既不是有限的也不是无限的，既不是有起源也不是没有起源的，提的问题本身有问题。请注意，康德在这里说两个回答都不对，是因为问题本身完全置于人的经验范畴之外，所以不存在“排中律”。“排中律”只适用于经验范围内的事物，比如说现在已经是中午了，有人问你今天吃还是没吃早饭。共产党特别喜欢用排中律的逻辑来分析定义经验之外的人和事物。

面对理性的二律悖反，马克思是先跑到一个人面前，说，“你讲的是对的，他是错的，你跟他干！”然后又跑到一个持相反意见的人面前说，“你讲的的是对的，他是错的，你跟他干！”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各个地方两帮红卫兵搞武斗，都是号称自己是效忠毛主席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红卫兵，而称另外一帮是反动派，打得不可开交，没完没了，血流成河。或许此刻，地狱最深的那一层里面的马克思正在那里痛并快乐着，放浪形骸的在那里狞笑。当然，最初发明“干”的逻辑的是黑格尔，在他那里叫正题、反题，然后正反题交战之后产生“合题”，这个过程叫becoming。黑格尔把他发明的干架逻辑称为“辩证法”，实在是在抹黑辩证法这个词。辩证法在西方哲学史上原来是特指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也称“问答法”或“知识的助产术”，指的是两个人通过对话、提问、回答的形式来弄清楚很多问题，发掘知识。苏格拉底的对话过程也是把一些性格暴躁有暴力倾向的人逐步驯化的心服口服，和和气气。而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却是让所有人，包括性格温和、文质彬彬的书生都要上街对打。因此那些地痞混混都很不介意马克思那一口，都摩拳擦掌，因为觉得真打的话念书的打不过他们。黑格尔的辩证法主要是被他用来理解历史，他的意思是历史上一直都是两帮人干，干到他黑格尔生活的年代终于干停了，达成一致了，不用再干下去了，完。但马克思说，不行，还要继续干下去，而且要干的更狠更不要命，一直干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

在面对理性的二律悖反时，康德发现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悖论，是因为把时间和空间归结为世界自身的属性了。康德说，这个是不对的，时间和空间仅仅是我们呈现外部世界和自我的直观形式而已。世界既不是有起源也不是无起源的，我们给世界贴上时间性或空间性的标签，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只能依照自己的直观形式来理解经验所及的世界，而经验之外的世界，我们无从得知。康德以审美的眼光来滋养因理性、逻辑的独断而变得狭隘偏执的心灵。对于康德来说，对人的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本身的剖析也是一个充满美感、审美的过程。因此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上来第一章就叫做“先验美学”（transcendental aesthetic），而中共的邓晓芒版中文译本则故意错译成“先验感性论”。其实，“先验美学”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属于政治红线，触犯这条红线的学者是要丢职称的。康德在他的原著中不仅坚持要使用“先验美学”这个标题，还在正文一开始就对他有意使用的这个标题作出解释—“我所称呼的先验美学，指的是人的先验感知的所有原则的科学”。共产党故意用“感性”这个词来取代“美学”，是为了死板的迎合它在马哲教材里面写的“感性认识必须要上升到理性认识”这套逻辑。但是共匪做事还比较有特点，它把“先验美学”这个词并没有完全消灭，而是搞了一个偷梁换柱。如果读者有机会查询大陆学术论文库的话，会发现所有使用“先验美学”的学术论文都是指代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也称第三批判）的。而这种指代压根就是胡说八道。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从头到尾没提过先验美学，而是研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美好的事物是如何做出审美反思判断的（aesthetic reflective judgments）。这些判断全部都是基于经验物件的，与先验无关（先验指的是先于经验，人出生前就具备的）。康德是有意把《判断力批判》中的经验审美分析与他《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美学分析既区别开来，又前后合璧。共产党把“先验美学”故意张冠李戴，不仅是在捣浆糊，还体现了它的“活摘”思维。（共产党觉得什么东西都能活摘嫁接的，文字、哲学、学术也一样。）共产党这些学者如果到欧美大学里面拿“先验美学”指代第三批判中的审美反思，是要闹大笑话的。搞笑的是，中共还特别喜欢炫耀邓晓芒版的康德著作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所以“更准确”。德文版的康德著作和英文版的并没有实质区别，除了少数微妙的技术性词汇外（比如康德用的德文把Object区分成两种—Object和Gegenstand，以示泛泛的假想物件和貌似在眼前栩栩如生的假想对象的区别，英文里统统叫object），同属日尔曼语系的德文和英文表意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康德还有一本书叫做《实践理性批判》，里面大量讨论了人的道德实践，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康德明确反对道德经验主义和道德英雄主义。道德经验主义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叫助人为乐，而共产党是最喜欢提倡助人为乐的，从小学就开始天天讲助人为乐的故事，最后还要搞一句“这没什么，这是我作为一个少先队员应该做的！”，结果搞到后来并没有把学生都培养成道德模范，而是到大学里面要“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了。康德认为，通过道德体验获取乐趣的，那就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动机很不单纯，也蕴含着潜在的危机。道德英雄主义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各位都是从小到大听雷锋、董存瑞、邱少云、罗盛教故事长大的。因为道德英雄主义是让人自我膨胀，让人变成自大狂、狂热分子的，并且压低了小的道德行为的价值。在康德那里，大的道德行为和小的道德行为是一样的，重要的不是道德行为的内容，而是道德反应的形式（这个形式与人先天的思维形式有关）以及人做出即时的道德行为时所具备的“善良意志”本身。用刘备的话说就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有意思的是，不仅仅是康德和刘备这么思维，古希腊的柏拉图也是这么思维的。在研究柏拉图思想的著名新柏拉图主义学派哲学家普罗提诺的分析中，他犀利的指出了“一种善不可能比另一种善更善”，相反，恶却可以有差别，没有最恶，只有更恶。共产党特别喜欢搞“好人好事”竞争，让人们争创这个模范那个先锋，没有最红只有更红，没有最左只有更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新闻联播中都天天搞一些句子，什么“继续深化”“更加紧密”“加速推进”。笔者在想，天天更加紧密紧到后来不挤死了才怪呢，不要紧出了一个核聚变了吧。天天加速推进加速到后来机器不爆炸了才怪呢。其实，道德英雄主义倒不是共产党的专利，美国人也挺好这一口。美国的流行文化所反映的意识形态问题也是挺大的，在有些方面倒是跟中共难兄难弟，因此中国大陆有些脱离中共意识形态的年轻人特别容易被美国文化所吸引，客观上折射出了海德格尔说的美苏共有的让我们星球坠入黑暗的技术性，以及美苏在形而上品质上属于一丘之貉。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笔者在此不再深入。

康德哲学在中国大陆长期为共产党所不提，最主要的原因是康德哲学就是马列独断哲学的解毒剂。只要读了康德的东西，人就不好斗了，就变得心平气和了。康德的思想充满了对人和自然的敬畏（“两样东西最令我敬畏，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准则”），也充满了对人的天性中美善情感的挖掘，并让人们反思人的理性自身的缺陷。

什么是流产的黑格尔辩证法呢？笔者在前文已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产生背景和大致内容做了简介，而中共搞的四不象辩证法，笔者之所以称之为流产的辩证法是因为它没有becoming的过程，或者用中共自己的话说叫“波浪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中共压根就没有上升过，而是把那个直升飞机螺旋桨两片叶子其中一片给折断掉了，就剩一片叶子在那转，所以它的那个直升机一直是原地东倒西歪，从来就没有上升过。共产党从来没允许过“两片叶子”的存在。它的黑白逻辑是凡事不是对的就是错的，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共产党开始捣鼓黑白逻辑的时候，一定要把其中一方弄死，不留活口，不让它俩有“辩证”和“产出”的过程，就相当于让一个妇女一怀孕就立马堕胎，所以永远没有小孩出生。中共不愧是玩计划生育的专家。其实黑格尔说的“辩证”的过程，原来指的一方诞生于另一方，然后两方互相作用的过程，这个作用既可以是思想的辩论，也可以是历史上两股思潮此消彼长的过程，也可以是一个机器遇到问题后改良改进的过程，等等，目的是在两方作用之后产生新的东西。辩证法你怎么理解都可以，但我相信，被毛泽东煽起来的红卫兵一定是理解为你一把刀我一把刀，我们俩打，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因此，阶级斗争理论到了毛泽东那里本质上其实已经是反辩证法的了，因为它把一些人的理性理解自然辩证的过程简化为“斗”的过程，又把“斗”物理化为砍、打、锤、撕、砸、抢、捅、锄、刺、烧的过程。毛泽东这个村痞牛的地方就在于，他可以把本来就有理论漏洞的抽象哲学概念讲的让农村的土匪一听就懂，就像中小学里面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低分学生一样，对老师解说的数学题一听就懂，一讲就会，一做就错。共产党要能容忍批评它的“反题”声音的存在，那它就不叫共产党了。

黑格尔其实是知道他的辩证法很可能会被不学无术的年轻人当作更加不学无术的理由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恩格斯反对信仰“历史主义”的年轻人不去读历史，但这种反对完全是徒劳。对辩证法走火入魔的人思维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会想，反正老子最后都是死，努力做这个做那个干嘛呢。黑格尔本人的那句话“What is rational is actual, what is actual is rational存在的就是符合理性的”也被中国大陆歪曲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黑格尔说的符合理性，指的是任何现实的结果，背后都是有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理性在实践其自身的过程，他说这个话本来是想让人们思考现存的事物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和道理的。而到中国大陆之后，早就被因共产党反智主义洗脑后的人理解为“存在的就是该的”，这种理解正好较马克思改进过的辩证法又理解反了。马克思觉得存在的就是不该的，所以要“反”，要一直辩证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那一天。因为辩证法思维本来就容易被人曲解，到了中共这里被“流产”掉，也是使然。而康德这个人则稳重得多，思维从根本上就是去辩证法的，且青睐开发人的反思能力和审美能力。

康德对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论断与中共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人力量的无限的设想也是背道而驰的。极权主义喜爱鼓吹人的力量的无限，外部世界、自然、宇宙一切都可以被人征服，没有不能征服的，只有还未被征服的。因此中共也是天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康德对“人本身是目的，而不是实现他物的工具”的思想也是与中共“为了实现伟大目标，所有个体都是渺小的可以牺牲”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

对量的迷狂笔者在前文恶魔资本主义一章中已经有过叙述，笔者从哲学角度在此再稍加补充。中共用的马列这套量变导致质变原理最大的害处是忽视人和事物的内在，什么有质的东西都是可以用外在的量的积累来转化成的，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笨鸟先飞，全是一套害人的谬论。中共的量变导致质变理论，经常把不相干的东西扯到一起来，给人制造一种只要积累足够多量就能“点石成金”的幻觉。幽默的是，笔者记得偏偏在初中化学课本里，中共又让学生以“分子的构成原理”，拆穿“李洪志点石成金的谎言”。笔者倒从来没见过李洪志说点石成金，但中共的点石成金倒是经常见到。比如中共大跃进时候砸锅炼铁，搞小高炉炼钢，号称赶英超美，结果不知道炼了什么垃圾渣子出来了；亩产万斤种粮食，养的猪肥猪赛大象，结果居然饿死五千万人。受中共这套“靠量的积累，量变导致质变”思维洗脑的人经常会做荒谬事。比如笔者曾读过一个新闻是一个女的听说醋能美容，结果一次把一瓶醋喝下去了，导致食道烧伤；学英语的天天抄单词背单词，结果忙了几年英语还是一塌糊涂；基础不行的学生搞题海战术，结果碰到新一点的题目一题都做不出来；吃大补的老板吃的太多了结果反而吃出脂肪肝和心血管病出来了。中共自己对“量变导致质变”的最终狡辩是“石头孵不出小鸡”，意思就是特定的事物只能蜕变成特定的事物—这种话就是纯废话了。任何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它非要人为的设无数个时间点，再人为的把一件事物分解为无数个微小的“分子量”，然后说在这个时间点上有多少量，下一个时间点上有多少量，然后，终于到某个时间点上，事物在那一瞬间出现蜕变了，那就是质变！这种思维，给蠢人看来看似挺有道理的，而实际上是在搞一种带有神秘主义、魔术性质的迷魂药理论—帽子把鸡蛋一盖，再一拿走，小鸡出壳了，然后共产党对蠢人说—“看！老子牛X吧，老子能用蛋变一个鸡出来！”科学家做实验研究化学反应是在哪个时间段产生什么变化，是为了取得实验资料供别的目的服务。共产党非要把万事万物，把人和人类社会也当化学实验里面用量杯和天平砝码量出来的物质看待，号称自己也是在做人类的化学实验，并号称掌握了一套反映“客观规律”的精密准确的实验资料，只要按着它共产党说的方法做，再加一点二氧化锰催化剂，马上它要的人类结果就跟氧气一样从实验试管里一坨一坨往外飙。这种思维，一个人只要有正常初中文化程度的，会本能的觉得它是在骗小孩。只可惜当年共产党治下的愚民，能有小学文化程度就已经能算半个知识份子了。笔者在此根本就不需要再引用波普尔对科学和伪科学的定义来证伪中共的伎俩。

其实，关于“量变”的思考古已有之，最著名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关于“非矢不动”的辩论，他的意思是，一个在飞行的箭要想前进，必然是从一个点飞向下一个点，而这两个点之间又有无数个点，所以这个箭要想前进一丁点都必须要跨越无限个点，这么想的话箭根本动不了。事实是，点也好，线也好，量也好，质也好，都是人类的定义，并不存在于物体自身。邓小平拿只笔在地图上点一下点个深圳特区出来了，不代表那块地本来就是特区。康德对于人的思维里面先天就有的“范畴”的总结，告诉大家这些范畴是人脑具备的特质，而不是事物本身具备的特质。人运用人脑先天具有的范畴（比如量、质、关系、模态）来理解外在事物，只是为了方便自己生活、人与人之间交流和沟通而已，标准也是人类自己定的。

而共产党“一分为二看事物”的哲学原本也是出自“流产的黑格尔辩证法”。一分为二在共产党那里就是什么东西我都给你切一刀分成两块，切不了的也要切。比如文革时候让家人之间划清界限、把世界人为的切分为物质和意识、“利我”和“利他”人为切分等都是违背常识和自然规律的，不仅造成一个又一个灾难，还导致人的长期精神分裂、强迫症和走极端。（就连小学生受这套思维影响的，都要在桌子上画一条“三八线”，自己超线会觉得占了便宜，别人超线会觉得自己吃了亏。因此，切分思维实际上暗含了小农思维的鬼魂。）“关键”“主要矛盾”思维也是“切分”思维的延伸，其恶果笔者前文在不同章节已做了充分叙述。共产党就像做手工绞肉的卖猪肉的老板一样，手上拿两把菜刀把无论什么肉都给剁的碎成渣。（共产党让老百姓子女入学以及政策差异等“切片”无处不在。）共产党天天拿“客观科学规律”这种词招摇过市，对人和人类社会妄加下定义，下“规律”，是把人当作牛顿力学中的运动物体来看待，而不是当人来看待。如果某一天中共发神经病要在某两个地区间“切分”一下的话，那么它用刀把碰巧走在边境线上的人一刀劈成两半，笔者都丝毫不会觉得奇怪。

第五章  社会学分析

核心概念：1.两个共产党 2.“至尊魔眼” 3.反智主义 4.反乌托邦社会 5.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基建的不平衡 6.辩证谎言，淫威以及施虐狂式变态人格 7.大妈咪主义和婴儿化 8.激进无神论与激进平等主义带来的危机

台湾著名学者余英时曾提出过“两个儒家”的概念，来形容中国历史上“迫害人的儒家”和“被迫害的儒家”两个不同的儒家，其目的是为了说明某些残暴的独裁者借儒家之名行迫害儒家之事。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虽然和儒家没有可比性，但是熟悉中共和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内部，尤其是早期，是有一大批坚信共产主义信念而又无私奉献的好干部的。只不过中共内部往往好人都没好报，越是正直的人越有可能被共产党的整风整死。为什么好人必然会被整死的内部机制我在“身体化集体”一章中已经解释清楚。而我在此要强调的是，越是坚信坚守共产主义信条信仰的人越是首当其冲被清洗，不代表不守规矩的狡诈恶棍就不被清洗。中共历史上，其古怪的权力内在机制总是将文化越高的和越忠于党的越先清洗掉，而让对共产主义越无知的人，文化程度越低的人，越坏的人和越没有原则的人掌权。因为越是没有原则的人越是缺乏内在特质，且易变和跟风-这更加符合整体化的极权的内在召唤。这些恶棍和墙头草也并不安全，极权随时会抛弃他们，只不过极权往往青睐先抛弃且更频繁的抛弃那些有原则有信仰的人。整体化的极权本身并不为任何人所拥有，而却不断更换其代理人。它不断的奴役暂时穿上它的人，并向穿上它的人给以不明了的具有暗示性的命令，让穿着者内心充满持续的恐惧。因此，共产党的整体化的极权本身非常具有象征性，宛如电影《指环王》里面的“魔戒”一样。

“至尊魔眼”：中共发展出来的一整套令人毛骨悚然的监控系统仿佛是在人们的生活中创造了一颗不可见的但无时无刻不在的魔眼，让人日子过得跟闹鬼一般，很不自由。从中小学开始，学校里就有班主任从后门门缝里偷窥的事例，主要是看有没有人上课讲话做小动作，与之相辅相成的还有班干记录系统和互相举报打小报告系统。大学里有学生间谍，监控老师和同学言论。学生宿舍采用多人室友制，方便室友互相监控步调一致，尽可能的降低个人的私人空间。而中共正在建立的数位全民信用评分系统，更是富有科幻色彩，让人感觉像读奥威尔的小说一般。无处不在的摄像头，重点安插的窃听器，电脑和手机里植入的间谍软体，人工智慧+大资料+最新尖端科技，在技术水准和覆盖面上远胜于前苏联的监控。但比技术监控更恐怖的永远是人与人之间的监控。很多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即便到了国外也并不自由，因为往往要服从中共搞的海外学联的统一管理和干涉。而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双管齐下，一些中国学生的热门专业，其学生的宿舍往往也扎堆（尤其是对于初次出国的低年级学生），生活交往圈也在一定程度上搞大陆华人圈，与其他族裔有距离感，俨然是在海外建立了国中国。因此，中共的监控恐怖在海外华人留学生中也无处不在，大陆学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并且，中共渗透海外普通华人圈的努力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试图将全球所有华人纳入它的监控系统之下。

由于中国人长期生活在这种恐怖的监控文化当中，做什么事说什么话，下意识的都会觉得暗中有一只眼睛在盯着。这种感觉长此以往，甚至会让某些人患上心理疾患，比如多疑，迫害妄想，强迫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综合征，怕黑，怕鬼片，莫名的恐怖感和孤独感。而根据笔者经验，越是体制内的党员，患上这些心理疾患的概率越高。

中共有个最新的举措是计划将人造月亮射向成都上空，如果此举成功且中共在里面暗藏高科技摄像设备的话，那就是活生生的造出一个活灵活现的“魔眼”了。

中共的反智主义最初起源于马列主义对人类“无差异的劳动”的定义。在马列看来，人类的不同活动最多也只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别，却没有创造和机械性的执行命令的区别。马克思从根本上否定人的智慧和创造力独一无二的内在价值，而是将人的任何精神活动都进行物理性的外化和量化，并将其等价转换为物理性的体力劳动。因此对于马克思而言，一些伟大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成就并非来源于令人敬畏的灵感和神启，而是“量变造成质变”的机械性积累劳动过程。因此马列语词系统喜欢给艺术家作家冠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建筑师”之类的名号，一定要让人体会到那种一砖一瓦机械性的累积劳作的直观感受。这是彻头彻尾的反智主义。在中共那里，这种反智主义发展成了“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笨鸟先飞”等否定智慧独一无二价值的思想，认为任何高阶的精神成就，都是可以通过蠢人锲而不舍的机械劳作同样取得的。这种思维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大跃进”，“砸锅炼铁”，“亩产万斤”，“肥猪赛大象”等历史荒诞剧的涌现。文革时期，居然有人响应上级号召，发扬革命实践冒险精神，在不懂任何医学常识的情况下给人开刀做手术，结果当然是非常壮烈的。

而新时代的反智主义体现在社会上的方方面面，从公司企业里面喊那些狂热的口号，搞一些邪教般的、侮辱人类尊严的仪式（尤其是土老板开的公司，真的是五毒俱全。搞军训做操的算给面子的了，更多的是让员工集体看事先准备好的被懂行者称作“打鸡血”的下流洗脑视频，还有让员工穿着制服跌趴滚打的，或者互相扇耳光；无理由的虐待员工，然后让员工唱《感恩的心》感恩老板给了他们二次生命，等等。这些东西，要真有人愿意潜入中国大陆各种公司内部调查的话，能搜罗一个大全出来），到流行文化里面语词系统，网路热词等，充满了荒诞，下流，无厘头，婴儿化倾向等反智特质。一些流行语比如“童鞋”，“孩纸”，“吓死宝宝”等充满了低智和缺乏幽默感的恶俗讪笑，更多实例笔者不再一一例举。而与此相反的一种网路文化是高级黑和黑色幽默，比如“河蟹”“草泥马”“不换肩”“大撒币”等词，形成了民间犀利文化与反智主义的对抗。中共对黑色幽默是能禁则禁能封则封的，而对于反智和低智的残废文化却毫不介意，甚至直接或间接的鼓励和使用，因为利于愚民统治。反智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维持愚民统治和奴民统治。

什么叫做辩证谎言？辩证谎言就是带有主客换位，辩证法色彩的谎言。意思就是，作恶者作恶的同时，谎称受害者对自己做恶，也就是中国人说的贼喊捉贼。中共对弱势群体和异议人士一直采用这种策略，以至发展到后来对待所有人都这样，并把这种风气在社会上散播开来。给笔者印象深刻的是，笔者在大陆就读小学期间，就见识过坏小孩上课扇同桌的后脑勺，并同时大喊一声“老师，他打我！”这样等老师回过头来的时候，受害者只有干窝火的份。中共每次拆老百姓房子的时候，或抓捕虐待维权律师的时候，都要反过来扣一个恶毒的罪名给受害者。而深圳佳士维权的时候，中共居然给那些毛左的穷学生们扣一个“勾结境外势力”的帽子。中共这些官僚，一方面把自己子女全部送到国外，一方面把通外的帽子扣给这些因父母穷出不了国的人，实践了其一贯的“辩证谎言”，而又在此事件中享受了一次“身体化集体”的快感（让等级低的穷孩子为自己“有头有脸”的官二代孩子“擦屁股垫背”）。中共外交场合也一直是使用辩证谎言策略，以至于它的层级比较低的外交人员和记者也自发性的学习了这种习惯，但由于玩的层次太低往往自取其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央视记者孔琳琳袭击英国会场工作人员的同时，反称对方侵犯她使她不得不正当防卫。因中共辩证谎言受害的老百姓是死路一条的，你只要想上访或寻求公义那么中共一定会对你全家斩草除根。

与“辩证谎言”相伴相生的是“逆道德勇气”，或者换个通俗的名词解释，叫做“淫威”。做恶的人在做恶同时反咬受害者一口的，是会产生一种古怪的人格错位感的，会幻觉到自己既是受害人又是施害人。为了把这种人格分裂造成的落差感给排放出去，作恶者会产生一种施虐狂心理，就是对受害者变本加厉的施加更多的罪恶或指控来为可能出现的来自受害者的反弹未雨绸缪，再次先发制人，这个过程甚至会产生上瘾机制，作恶者的勇气和“正义感”会因做恶程度上升而递增，仿佛是“杀红了眼”。这也是为什么深通中共这套规则的人都喜欢“抢先手”，觉得可能事情不妙，一定要抢在敌人动手之前先动手，抢在敌人叫唤之前先大呼小叫。在中国大陆，“抢先手”的有效性是被广泛认可的。与抢先手相伴相生的还有“甩锅”文化。（白人流氓和婊子也有擅长“辩证谎言”的特点，中共这个伎俩最一开始还是跟白人学的，但自己又把它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但白人国家由于有独立司法，擅长“辩证谎言”的人并不一定能捣巧，有时候反而因为撒谎和做伪证而罪加一等。因此今天的喜欢搞政治煽动的白人群体并不喜欢做“辩证谎言”，但却喜欢争相哭诉，假扮受害者，拿victimhood大做文章，觉得“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其实是种族退化。）

共产党“辩证谎言”的危害一直延伸到整个社会。江湖社会和基层官僚接受了“辩证谎言”这个潜规则后，都纷纷争当作恶者，或至少不成为受害者。这套逻辑在民间发酵之后，往往导致人们以成为作恶者为荣，并以之为“霸气”，“不好惹”，“狠角色”；以受害为耻，认为其“窝囊”，“点子低”，“命不好”，“倒楣”。这里面还有个问题，就是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总是不受害，因此信奉这套强盗逻辑的人，即便受了害也要藏着掖着，认为是奇耻大辱生怕别人发现而丧失了自己的“淫威”。

值得注意的是，辩证谎言并非中共大陆的专利。当今部分较极端的西方白左团体和极右流氓照样擅长辩证谎言。比如，一些白左媒体中的部分狂热写手整天叫嚣川普是法西斯主义者，而却自己天天制造高度狂热的意识形态和集中垄断的话语权，并与大型利益集团挂钩，是在不折不扣的制造法西斯主义。所以说，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绝非中国专利，而是全球20世纪和21世纪都普遍面临的问题。只不过中共大陆发展的比较极端，与巨大人口基数和拜撒旦教结合起来了。

共产党搞的“大妈咪主义”是把孙隆基说的东亚大妈咪现象与政治结合起来了，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党妈妈文化。（法西斯主义倾向父权极权，而共产主义倾向母系极权。一个国家倾向母系极权是说明其个体大多数较为软弱的。）中共社会的大妈咪现象（也就是母亲溺爱自己的孩子，占据儿子或女儿人格，不让孩子精神上独立）与其早年对女性的摧残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中共培养的50后60后一代的女性都是“革命儿女”，“不爱红妆爱武装”，早年有意剥夺对她们的性教育，对她们的意识灌输和穿着要求都是去女性化，并配合我前文提到的“肛门期控制”，造就了一代奇特的女性。她们跳忠字舞长大，在青春洋溢的年纪没有少女应有的穿着和性别人格觉醒，也没有爱情，对性充满极端恐惧和羞耻。受压抑的欲望和激情被各种仪式和洗脑驯化成对毛主席无限的衷心和热爱，以及“闪闪的红星”般“小小竹排江中游”的革命诗情画意和“砸碎万恶的旧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的狂热。人在自然生理需求和情感被剥夺之后，经过革命浪漫主义和极化情感的训练，能陶醉在宗教狂热中不可自拔。极端羞愧，极端恐惧，极端仇恨，极端感恩和衷心，极端感动极端爱等等，这些极端情感是可以在宗教式政治狂热中互相发酵和互相转化的。中共从生理上开始驯化，再逐步精神控制，先培养一种极端情感（极端羞耻和自卑），往后在进行有意识地引导更是游刃有余。这一套东西对女性的害处尤为巨大，因为女性情感比男性更加脆弱和持久，女性被这套红教狂热卷进去之后，可以说是“犹不可脱”。文革结束之后，一代妇女可以说是陷入一个情感真空，宛如被抽干了一样，什么都没留下。情感真空必须要有东西填进去，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妇女而言，那就是她们的子女。而共产党又偏偏在这个时候开始搞计划生育，可以说是缺德都缺德的彻底。这些母亲们对其独子独女的不留死角的全面占据和溺爱，要胜过人类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大妈咪现象。

笔者且不去花过多笔墨描写在大妈咪培养下的孩子如何缺乏独立意识，或者是出现“巨婴症”（有兴趣者可以去读一下孙隆基的《杀母文化》）或“婴儿化倾向”（infantilization)。我想要让人们警惕的是，中共在利用“巨婴文化”来统治国民尤其是对待年轻人。中共官僚喜欢摆资格老，把年轻人当作“不懂事”的小孩子来对待，从而在年轻人权益被侵犯的时候拿这一套“长者”口吻来混淆视听，甚至成为剥夺年轻人基本权利和占他们便宜的洗地模式。共产党在社会上纵容婴儿化倾向的反智流行文化大行其道，甚至是变相鼓励，创造一点都不好笑的反智流行语，比如“童鞋”，“吓死宝宝”等，目的是让那些本来就由于占有教育资源较少的弱势年轻群体和社会上广泛的低智反智人群被中共进一步低智化和堕落，从而彻底丧失思考能力。这些语言虽然不是共产党直接创作，但是却是共产党在背后默许和鼓励推广。同样诞生于社会的民间犀利词汇比如“河蟹”、“草泥马”、“不换肩”、“大撒币”等带有政治讽刺色彩的名词文化却一再被共产党视为敏感词。语词系统的较量体现的是深层次的权贵反智主义和民间智慧的交锋。共产党的“婴儿化”策略还有一条就是剥夺年轻人的性教育和性权利。大陆的重点中学里学生如果私下有谈恋爱并发生性行为的，是要被开除的，甚至追究“刑事责任”。而大学里谈恋爱也不是冠冕堂皇，每个学校情况不一样，有严有松。大学里的统治策略并不绝对，比如当上面有要求把一批黑人留学生安插到学校里来的时候，校领导反而会公开鼓励女学生成为黑人留学生性伴侣，以此来吸引留学生安营扎寨。中共性控制最典型的还是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革命儿女”，让女孩子充满性恐惧、性无知、和性罪恶感。而文革时期，共产党的恶霸工宣队长享受的就是那种强奸“贞女、处女、女童”的快感。换句话说，从某个角度讲，共产党培养性不开化的女性目的就是有朝一日强奸她们的，这种心理跟索马里割女性阴蒂把她们占为性奴的变态心理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当下的中国大陆，通过类似家长制式的权力行使，再结合大妈咪式的母系温情来剥夺针对群体的人权和基本权益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还有个例子就是2018年11月安徽芜湖有个写同性恋色情小说的被判10年，这件事正常人反应是“怎么判这么重”。其实这件事背后反应的问题，除了法律本身的荒谬和脱离时代外，更反映了把年轻人当作未成年人管教的“婴儿化”思维方式。如果说是中小学生看或者写色情的东西，学校惩罚他们，学生都会觉得理所当然的话，那么中共对成年之后的年轻人以色情之名滥用刑罚，其实是用严加管教中学生小孩子的思维配合严酷的惩戒。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对强奸犯反而不会判重刑，因为在共产党思维里，强奸是“大人的成人行为”，而写黄书是“小孩子不听话、违戒的逆反行为”，定性不一样，就像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分一样。“小孩子黄”在共产党思维里其实是套到敌我矛盾的思维里去的。更严重的是，“乖”孩子是认可中共剥夺孩子的性权利，扫“黄”这套东西的，因此也认可中共这套维持“孩子里”统治秩序而杀一儆百的行为。中共培养大量性不开化的巨婴，并利用他们来对付性开化的正常人，再一次运用了“多数人的暴政”的极权机制。在中国大陆某些省份，教师在初中生物课本“男女生殖系统”那一章是直接跳过去的，导致在那之后，男学生要通过看地下黄片来了解性知识，而女生则有可能一直到二十几岁都很性无知。正如笔者所言，没有性觉醒就没有人格觉醒，因此中国学生常被人诟病“缺乏独立人格”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中共在性控制这一方面是设计了一套与“肛门期控制”类似的闸门戏法，一方面在公共领域剥夺正常性教育，一方面客观上造成中国大陆到了大学里，一帮人围到一起看A片的奇观。一帮人看一部A片也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性是很私人的东西，性首先是两个人之间的东西。一帮人自己未曾有过性行为而聚在一起看A片的话，客观上会强化中共想要的集体意识而丧失个体人格。性快感是给人以安逸、解脱和放松的，客观上有维持社会和谐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并不打压色情产业。而无论是笔者之前写到的中共驯化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女红卫兵，还是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写到的对年轻女性的性别特征的剥夺，都是为了把本来能在性爱中发泄掉的激情集聚起来，注入到煽动仇恨的革命运动和“爱国行为”的狂热中去。

而就当下中国大陆资本主义文化的发达程度来看，“性”文化出现了无数奇特的现象。一些步入富裕阶层的中年妇女早年被性压抑，而当下“性闸门”突然被打开，出现了种种身体和意识错乱。中国大陆一些年龄稍大的家庭妇女，一方面觉得给婴幼儿穿“开裆裤”天经地义，丝毫没意识到这是在犯罪并且在发达国家可能涉重罪，另一方面在看到欧美色情电影里面成人穿“开裆裤”之后觉得匪夷所思，差点没从楼上跳下去。但一旦她们的“性意识”从此刻开始觉醒，往往又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而丑态百出。而共产党那些中年男性，尤其是基层土干部，往往会在“性闸门”被打开之后表现出很多“顽童”或“恶童”般的性怪癖和性变态，其间伴随的是性无能。就像一个小便忍的太久的人得尿毒症一样，中共统治导致的反自然的性闸门开关最终造成种种性反常。然而，一个社会“性”失控损害最大的是作为祖国未来的年轻人。中国大陆的大学近年来卖淫现象普遍，名牌大学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北二外就曾被业内人士称为“包养学校”。而大量学生精神上无助而走向堕落，通过无节制的性行为来麻痹自己，做末日狂欢。相辅相成的是社会上也存在普遍的失控的性泛滥。但是性解放本质上是反独裁的，因此中共如果要再次强化独裁统治，必须要再次从“性”方面做文章。“性控制”是中共极权的“二级控制”，“一级控制”仍然是“肛门期控制”。还有个现象就是中国大陆的痞子往往比“念书的”早年人格更独立，因为痞子往往不服管教，性行为年龄早。但痞子并没有摆脱中共的肛门期控制，并由于“肛门期失控”而变得恶毒。这里也奠定了未来江湖社会和士绅社会严重分化脱节的生理心理学基础。中国大陆士人和江湖混子感觉生活在两个星球，互相不知道对方玩的是什么东西。这在西方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中共把弗洛伊德的两个闸门-肛门期和生殖器期拿捏在手上，肆意玩弄着中国人的精神情感。而由于中共主要想培养奴民和顺民，因此对人的管控让人习惯于被动和受虐，因此导致即便成人后的“良民”男性在心理上会出现向肛门期的“红移”现象。比方说大陆流行造词的“菊花”这种词，都是客观上反应中共自己的太监心理和想要把人都培养成太监的倾向。中国大陆可以说是心理学活教材和百科全书，并且全是典型和极端的例子，在发达国家都不太那么好找的。笔者不再浪费更多笔墨，否则没完没了。

共产党终极意识形态是无神论。激进无神论让中国社会很多层面透露出绝望和狂暴，每天都发生匪夷所思的事件和罪恶，如同到了末世一般。从下到上，整个社会无时无刻不体现着绝望、堕落、腐败、浮躁、疯狂、暴戾。

第六章  未分类理论

1.比喻-残疾人的罪恶2.上瘾的仇恨和毒化快感3.撒旦国与罪恶仪式4.极权主义与独裁主义的关系（基于历史发展）5.对知性心灵的灭绝和大批量制造心理疾患者6.扭曲的教育系统

比喻-残疾人的罪恶：为什么作为人类的一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反共，是因为中共从根本上是反人类和反人性的。中共的罪恶与中外传统的独裁还不大一样。传统的独裁往往造就少数独裁阶级享受快乐生活而大多数普通民众置身苦难。但中共的社会的罪恶是让所有人，包括最有权势的统治者本人都处在痛苦的煎熬当中。所有的人都无时无刻不呼吸着充满毒性的精神空气，并承受巨大的精神痛苦。但是，这个体制下的统治者往往享受着折磨普通老百姓的特权，并让后者承受更大的痛苦。这个无比古怪的权力系统总是青睐让有缺陷或残疾的恶人（人格缺陷，情感障碍，精神残疾，身体缺陷或生理上有病变的人）掌权-这就好比一个人先把自己耳朵弄聋之后，然后在公共场合播放巨大噪音；一个人先把自己眼睛弄瞎之后，在公共场合发射一种强光武器伤害所有人眼睛。虽然我只是做个比喻，但实例不胜枚举。共产党冗大的官僚系统，公检法系统，尤其是在基层，汇集了无能的，文化程度很低的官僚。让这些人做官，即便上面不发命令，也会自发性的扼杀人才。

独裁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关系

（authoritarianism and totalitarianism)：中共社会造就的一个官场极其有毒有害的氛围就是对美好，无辜和杰出的人和事物的上瘾性极端仇恨，以及享受那种毁弃美好，折磨无辜和撕裂善的快感。中共体制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最后上去的都是熬了多少年苦媳妇熬成婆了。由于这些人当年在低位的时候受尽羞辱和恶行，一旦掌权之后将尽其权力所能消费和蹂躏一切美善的人和事物。

经济和实力不断增长的共产党中国的最大危险并非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权钱为少数人垄断，而是在于权利和金钱被当作灭绝人性，摧毁美善的手段；为摧毁而摧毁，为邪恶而邪恶，潜规则主导之下的社会价值观崇拜绝对恐怖，邪恶，虚无和无价值。拜金从来就不是中共社会最大的问题，而是拜恶。在这种风气主导之下的中共社会俨然已经让中国沦为“撒旦国”(satanic nation)，而中共自身也具备象征性的邪教特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社会发展到这一步也是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的，尤其是牵涉到“独裁主义”与“极权主义”在历史上的交替发展和相互提拔，以及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是怎样重塑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核心的。毛泽东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将中国农村在历史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大量邪教性的仪式和邪恶残酷而又恐怖的边缘文化引进到了中国共产党体制内。由于极权主义政党的制度性缺陷，那一套在中国农村最为丑恶和邪门的东西很快渗透到全党全系统，并成为极权维持其自身的工具。毛泽东本人又具备极好的哲学思维，他发明的“整AB团”，整人，整风以及笔者第一章所说的“身体化集体”和“投票决定谁倒楣”是对农村邪恶边缘文化的高度提纯后，利用极权主义制度缺陷而达到的登峰造极。从延安整风，到建国后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肃反，文革，一打三反，毛氏共产党是逐步塑形其灵魂的。在这个过程中，毛以及效忠毛的人对发源于农村的极端酷刑的引进，让共产党不仅在选整人目标的过程具有纯粹的汰优特质，而且实施的杀人酷刑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和仪式性，充满了拜撒旦教的意味。

笔者在第一章曾叙述过“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之间是如何互相转换和夯实的。极权主义的实质是“来自多数人的暴政”，而独裁者利用这个制度让多数人被迫参与到他设计的这个圈套里，并不失时机的提供一些选谁为靶子的清洗暗示，而剩下的工作就不需要他本人来操办了。整个系统会自动运转下去，并出现我所说的“看谁更坏”和“集体伪证”。这个游戏就相当于在一个封闭的广场里放入一个恐怖的绞肉机机器人，每隔一小时人们必须推一个人进去，否则机器人会核爆炸所有人都得死。独裁者做的事就是不定期的将这个机器人停电，给大家一个舒缓的空间和时间。在这个舒缓的时间段里，等到独裁者看到有少数人开始筹画要破坏那个机器人的时候，就再次把电插上。毫无疑问，那少数人会被广场里的人民群众首当其冲的推进绞肉机机器人。

对知性心灵的毁灭(the elimination of cognitive minds)和大量创造有心理疾患的学生：共产党的教育系统是非常反人性的，应试教育的机制让小孩很早就沉沦在题海战术的枯燥训练中，再加上政治、历史等学科反复的洗脑教育，危害非常大。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中国大陆的学生有ADHD，并且发生ADHD的原因和国外的小孩不一样。国外小孩往往是因为调皮捣蛋患有ADHD，而中国大陆很多学生是长期长时间被迫坐在书桌前“学习”，也不管其是“学”得下去还是“学”不下去，很容易让人注意力分散。再加上中共的人文教育洗脑现象严重，很多东西根本逻辑上就讲不通的，学生也不知所云，反正就死记硬背下来应付考试。这样下去长此以往，那些哪怕先天注意力比较强的学生也或多或少患上了ADHD。受中共教育系统毒害最深的学生，往往在对于任何问题的思维出发点上都会丧失逻辑连贯性，只会对一些指示和事物产生机械式的条件反射，从而彻底的丧失植根于自我意识之上的知性认知力。长期被强迫学习但却偷偷摸摸做别的事的学生还会养成强迫症。还有个问题就是猴子学样，一些教科书上自己都说不清楚的道理和名词，加上老师用权威性压迫性的口吻教给学生后，学生也就学会背诵这些狗屁不通的名词和句子去压迫别人了，不仅培养了学生不假思索的习惯，还培养了学生的奴才性(servility)。

中共的教育系统还有“抓理放文”的偏好，因为其文科的目的就是培养喉舌的，定位不高，而理工科是与其技术崇拜科学崇拜的思维相匹配的，因此中共重视理工科培养。从少年奥赛，到各种实验班，中共培养理科人才的努力让全世界都叹为观止。但中共培养这些所谓科学人才的方式却是不科学的。中共过早的强调对幼儿数学运算能力的魔鬼式训练，造出来的学生个个做算术题比计算器还快，但忽视了对孩子创造力思维的培养。尤其在基础科学领域，世界上但凡有重大原创理论科学家出现，都是靠主体那种伯格森（法国哲学家）式的“抓握情感”。爱因斯坦都说过他自己如果不懂音乐不爱好音乐的话，在理论物理领域则会一事无成。情感健全，人格健全，充满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好奇，是科学理论领域能够创新的大前提。中共的集中营式训练模式实在是太功利了，往往很早就剥夺了孩子的那些特质。因此中国大陆理科生国际奥赛，GRE刷分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成为原创科学家获诺贝尔奖的概率却极其低。中共还喜欢鼓励民间爆出“神童”，跟苏联同出一辙，为了显示人的潜能的无限，与此相似的还有官方主导的极限运动。

总结

笔者还有很多方面并没有写全，比如中共计划经济思维和市场经济的跌放，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缺陷的结合等，但那些不是笔者本篇关注的重点。

在笔者以上篇幅对中共大陆极权主义的分析之后，喜爱为共产党洗地的读者仍然会拿中国本身说事，说很多东西是中国本来就有的，而不是共产党造成的。这个问题笔者在之前多章节穿插其间已作了充分说明。如果把这种完全无视历史的洗地逻辑推广的话，就等于说苏维埃俄国的灾难是俄国文化的一部分，法西斯德国继承了德国的传统一样。这样的逻辑俄国人和德国人是绝对不会认可的。极权主义是个很新的东西，产生于现代，盛行于20世纪，包含有很强的现代性和技术性的特质，在学术界属于一个专门的研究课题。

极权主义所席卷的国家，都是让那个国家沉渣泛起，好的东西试图把灭绝殆尽，来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是个地大物博，精英荟萃，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也从不匮乏的国家，历史上的儒家做到了很好的调和，将善的种子保存起来，恶的事物压在下面，而让绝大多数百姓从善如流嫉恶如仇。中国的王朝轮回保证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最大的优点，由此而诞生的中国史学传统无不让西方的精英学者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而那些基于“历史前进，人类社会演化”的观念则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进化论”的思维，是一种剥夺了永恒的超越价值的伪宗教。

现代中国自五四开始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青年学生开始“启蒙”-迄今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国人需要被“启蒙”。他们殊不知，在西方学界，无论是偏右代表性的学者大师列奥施特劳斯（建议读者了解一下他的“现代化三波浪潮”是如何一波比一波更坏的），还是左翼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阿多诺，都是反启蒙的，都是对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做出深度批判和反思的。“社会进化论”是最初是基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的，而近代共出现过三种历史主义-黑格尔的、尼采的和海德格尔的。共产主义的历史主义是黑格尔式的，就是相信历史不断前进进步的；德国纳粹的历史主义是海德格尔式的，就是在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之上意识到一种充满主观性的、神秘的历史使命；而尼采的历史主义是说历史的永恒的循环（eternal recurrence），是以古希腊西绪弗斯永恒的推石头的神话来比喻的。也只有尼采的历史主义最能解释人类历史王朝更替就和人的生老病死一样是自然规律。没有死亡怎能让人活着的时候体会生命的珍贵？人有生老病死，王朝照样有生老病死。也就是从中共统治的那一刻起，中国史和世界史交融了，之前只能谈得上叫文明的碰撞和摩擦。

舶来中国的极权主义（而非集权主义）中共对中国的改变是让西方学者看得瞠目结舌，是让中国从不变到剧变。而这种深层结构性剧变，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中共是中国历史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超强现代性的政权，这种现代性对中国的震慑非常强大，远胜于现代性的纳粹党对德国的震慑。中共现代性的“急政”的特质也远远盖过其“暴政”的特质。但最终能海纳百川，容纳中共朝历史的还是中国历史自身。

中国历史有其自身内在呼吸-王朝更替，中共也不例外。秦汉、隋唐，长期盛世前必有一个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残暴政权做铺垫。中共反正在短命残暴王朝中命已经算不短的了。隋炀帝修京杭大运河，中共也修了高铁和其他一些基建设施，作为残暴朝代的义务也尽的差不多了。有些人虽然也知道中共邪恶，但情感上接受不了反共。因为表面上，中共似乎确实是让近代饱受凌辱的中国崛起了，只可惜这个崛起是一个极端邪恶的崛起，并没有向世人展示出中华文化美善包容的一面。洋人虽然表面上也不敢拿中国、中国人不当一回事了，但是他们在心理上是把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与魔戒索伦、伏地魔这些形象绑定起来的，或者拿金庸的人物就是东方不败、任我行。

因此，中共朝的存在不能完全说它没有历史地位，但是它的倒台和真正传统中国的盛世回归也是历史的必然。（无论是用马克思自己那套否定之否定、永久革命的唯物辩证法，还是用中国历史自身规律来分析，还是用经济学政治学原理来分析，它届时都会倒。）中共是一个人造出来的弗兰肯斯坦，而造它用的这些技术和设备全部来自西方。西方的技术文明和现代政治已经走到尽头，环境污染、全球变暖、核武器、难民危机、极左极右沉渣泛起、街头暴力、控制和毁灭人的人工智慧和大资料等都是明证，也只有儒家文明能拯救西方。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是墙头草的，笔者就不说五毛党了，当下那些华人中的反华分子想方设法抹黑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到了共倒台后的盛世来临后，会摇身一变，爱祖国爱人民。

而日本人到时候会最富戏剧性的将“脱亚入欧”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摇身一变声称自己也是华夏文明中的一员。但最有意思的将是西方白人小孩，成长过程中将互相炫耀“我以后长大移民中国”，就像当下中国人抢着要移民美国一样。儒家回归后的中国将继续至少三百年的盛世。至于在那之后的人类星际移民问题，已经属于后辈应该操心的话题了。

笔者预言是真是假，我们拭目以待。笔者不是马克思，不会将自己对未来的预测当作终极真理。中共2031年左右不出意外会寿终正寝，但在那之前会对内文革，对外（美国）战争。（加缪曾经说过，预言二十世纪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卡尔‧马克思。而乔治奥威尔的《1984》也基本能够看作是对中共的预言。

对于二十一世纪，谁的预言最准，各位一定要睁大眼睛看好了。）中共倒台后，由于西方逐渐丧失宰制地位，现代性造就的各种主义瓦解，激进伊斯兰主义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激进伊斯兰化问题和西方科学崇拜问题归根结底是列奥·施特劳斯说的“雅典和耶路撒冷”的文明平衡被西方的现代性打破了。）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和阿拉伯文明起过冲突，只有基督教文明与之冲突不断。中共的倒台将标志着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衰亡和中华文明的王者归来。正如满人从军事上征服汉人但最终不得不被汉化一样，西方的近现代史以激进的所谓思想启蒙出发，征服世界，侵略中国，但最终将膺服于“有天下而无国家”的华夏文明。

这就是辩证法。而日本学者福山“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也只能被当笑话看看了。当下西方已经受够了中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反哺，个个被中共三氯氰胺奶灌得神经兮兮的。但届时传统华夏文明的反哺，将让西方洗净殖民主义的劣根性，让标志西方近代哲学起源的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式的背后的历史不确定性进化到“我在故我思”的责任主体意识。而近现代很多祸害人类的西方（白人）激进意识形态和渎神的末世文化，到时候极有可能被定性为白色污染，就跟污染全球环境的白色塑胶袋一样。

在推翻中共的过程中，一个人必须具备在与被中共腐蚀的更深的人的斗智斗勇中，具备傅雷说的“敌人比你更痛苦，但你必须要战胜它”的勇气。勇气，而不是仇恨，才能对抗“它也没办法，也是身不由己”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助纣为虐的怂人态度。肆意煽动仇恨的人和卑躬屈膝的人同样没有骨气。中共若是被政治家主动推翻的，那么其后中国必然是汉唐式的大一统盛世；如果是被动崩溃的，那么其后中国仍然要经历一定时期的四分五裂的动荡。

在中共倒台之后，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和历史考证可能会持续几个世纪。它将成为人类学习过的最深刻的一课。届时，三大极权主义灾难-纳粹德国、苏维埃俄国和中共将全部被扫入历史垃圾堆，而中共由于其历时之久、恶的程度之深之广，将成为极权主义独一无二的百科全书。它将逼迫人类进一步拷问由现代性诞生的结构。它将让每一个意识到，未经仔细检索和反思的善良意志是如何制造出一个总体化的极权结构，而这个结构一旦形成，善良意志本身便遭到遗弃和迫害。它将再次让人类反思人类在面对现实实践时，理性本身的极限。它将让人们思考，高度发达的科学和技术性的社会系统是如何能锁定一个将人性本身异化掉的结构的。

人类社会本身一直都是很脆弱的，在丧失神学美德和历史文化、传统价值的条件下并不能被合适的维持下去的，却很容易被失控的科技和没有历史根基的激进意识形态所毁灭。（全文完）

https://www./gb/18/12/6/n1089459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