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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女兒的小臉，想交代母親兩句，讓他們將她送回北京或督促她好好寫作業，又覺多餘，什麼也沒說。”（作者提供）

將天捅了個窟窿

　　回到家（當然是先生走在前頭），卻沒有預料中的雷霆大怒。兩老像是什麼也不知情，什麼也沒問。其實他們早猜到了，中國的老百姓經歷那麼多事情，已沒有什麼能讓他們吃驚了。他們以前拚命阻止我們，是為了我們不出危險。事情真出了，看到我們從拘留所回來那個狼狽相，心如刀絞，哪還忍心再跟我們鬧？

　　過了兩天，公公私下告訴我，我們被抓那天一日不歸，他們已覺不妙，晚上接到電話，婆婆差點暈倒，渾身癱軟，趕快躺在床上，反覆對自己說：“我不能倒下，我不能倒下，還有孩子，還有孩子……”如果不是為了愛逾性命的孫女，她可能真的就此“交了面本”（注1）。

　　最後，公公像是自言自語：“唉，他就算只是只小狗，現在還在台上坐着，你也只能先聽他的呀。”

　　公公從“解放前”就開始當農會主席，後來“抗美援朝”參軍到朝鮮，入了黨，立了功，一輩子跟着共產黨“幹革命”，忠心耿耿，雖然在“文革”挨過整，退休後有些失落，弄不明白現在黨干的這些事，還叫不叫他們為它奮鬥一輩子的社會主義，畢竟他從沒對黨的指示說過半個“不”字，現在突然說出這種話，怎不讓我大吃一驚。

但他雖那樣說了，卻從未在任何場合公開表示過他的憤怒，或許他早已不會憤怒。

　　從拘留所出來後，我開始跟關在派出所時認識的圓圓笑臉王儉老太太聯繫。2000年1月中旬一個下午，王儉帶我到她女兒張小梅租的套房。

　　房裡什麼家具都沒有，只在地上鋪些褥子，有幾人正坐在褥上吃飯。他們吃得非常簡單，就是干饅頭夾鹹菜，我猜他們一定是外地來北京上訪的功友。

1999年北京某上訪法輪功學員住所（明慧網）

　　那天見到幾個功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其中一個是武漢來的四十多歲的“平姐”。1999年10月28日，鎮壓剛進一步升級，法輪功一夕從“非法組織”變成 “邪教”時，她與一些功友冒着巨大風險，克服種種難以想象的困難，在北京郊區成功地秘密召開一個外國記者招待會，揭露鎮壓的殘酷。這個記者招待會在當時中國大陸鋪天蓋地的輿論攻勢下，真的起到“將天捅了個窟窿”的作用，是外國媒體首次正式接觸採訪法輪功學員。當時外國記者對她們豎大拇指說：“你們真了不起，敢冒着生命危險來。”“我們被發現頂多驅逐出境，你們可能要被殺頭。”

　　1999年底，她又和一些功友策劃召開99’廣州法會，也就是修煉心得交流會，有一百多人參加。在那種“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壓力中，很多煉功人都像被“打懵”了似的不知所措。法會上十五位學員的發言稿後來貼在《明慧網》，在煉功人中廣為流傳，起了非常大的帶動作用。

　　我是流着淚看完那些發言的，不知停下來拭淚多少次。每個弟子捨身取義的故事都深深震撼我的心靈，特別是＜讓生命在正法中輝煌＞，32歲的石家莊學員丁延（真名）寫到，當她站在天安門廣場看着東方的朝陽冉冉升起，她突然覺得，自己修多高已毫不重要，生命只因和正法連在一起才變得有意義。讀到這裡，我只覺自己似乎被一種來自天國的無限博大、無限寬廣的神力托起，到了一個前所不知的天地。在這個天地里，個體的生命完全融於最純正、最莊嚴、最神聖的天宇，在放棄自我的過程中，得到宇宙般恆遠和輝煌的永生……

　　丁延在天安門請願被抓後，警察將她雙手反銬在背後，用腳踩着她的背，雙手拚命往上提手銬，將她拎來拎去，反覆折磨了三個多小時，逼問她姓名。多少次她都要支持不住，但始終咬着牙關沒有說。

　　丁延後來參加廣州法會又被捕，被判刑四年，曾先後被關押於石家莊、保定的監獄，2001年9月左右，她被折磨死於承德監獄水牢。

　　廣州法會第九天，警察突然闖入平姐她們的住處。當時房裡只有她一人，警察將她銬在警車內，然後在屋內等着其他人回來。她想辦法褪掉手銬，從警察的眼皮底下逃掉了，才又來到北京。

　　平姐到北京後，廣泛聯絡其他法輪功學員，在這間租屋內召開三次規模較大的法會，參加法會的人來自全國各地。這幾次法會的錄音上了《明慧網》，影響所及，2000年除夕，有一千多名海內外的法輪功學員同時到天安門廣場打橫幅、煉功，令某些當權者大為惱怒。

　　公安部門為了抓她和小梅等人，監聽她們藏身的航天部（注2）某研究所整片居民住宅、辦公樓，她們打公用電話時被發現，於2000年農曆正月初六被捕。她被判八年有期徒刑，現在還在不知何方的監獄；小梅被判五年，現在北京市女子監獄；小梅的男友被判四年，被關於瀋陽第二監獄。

　　後來我又到那間租屋去過幾次，見到很多各地來的功友，參加過兩次規模較大的法會。許多人準備除夕夜去天安門請願，我則安排帶女兒回四川老家探親、過年。

　　2000年1月29日，我帶着女兒上路。時值春節，外地民工都要回家過年，火車站人山人海。北京西客站偌大候車室里，密密麻麻好幾千人，一眼望去黑壓壓一片。檢票口剛開，這些人就像熱鍋上的螞蟻向前涌去，唯恐占不到座位或是行李沒有地方放。我望着這些人，不知大家都在為什麼忙碌終日？知不知道生命的真正意義？

　　我想起老師談到我們這一億先得法的人，曾說過：我珍惜你們，比你們珍惜自己還要多，你們是希望，是宇宙的希望，是未來的希望……我們做得夠嗎？我們當得起嗎？淚水模糊了我的眼，想到“任重道遠”四個字，第一次體會菩薩看眾生落淚是種什麼樣的心情。我知道我必須為這些生命盡我最大的努力。

　　回到四川第二天，我剛起床，還沒來得及與父母說話，電話就刺耳地響起來。是北京長途，牛軍要找我說話！

“你認識尤敏嗎？”

　　“你不說是吧，你等着，我馬上就讓當地警察押你回北京！”說完他就掛斷電話。

　　父母驚呆了，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卻愁着還沒見到妹妹，帶來的廣州法會資料怎麼給她。

　　母親找出三件毛衣，兩條毛褲，一件棉大衣讓我穿上，說拘留所很冷，警察說不定還會打人……。

　　我全副武裝，將母親找出來的所有衣服都穿上，呆坐沙發等着。窗外大雨夾雪，天氣很冷，空氣透着一股淒清。

　　女兒坐火車太興奮，沒好好睡，這時還沒醒。看着她的小臉，我想交代母親兩句，讓他們將她送回北京或督促她好好寫作業，又覺多餘，什麼也沒說。

　　等到中午，警察沒來。我躺在床上午休，翻來覆去睡不着，滿腦子亂想：“我幹嘛那麼傻，等他們來抓我？我跑掉呢？他們上哪去抓我？”但是，如此一來，我就只能過流亡生活了，既不能回家，也不能上班。真的就此浪跡天涯嗎？我還沒這個心理準備，也下不了決心。

　　第二天一早，牛軍又打電話來，問我何時回北京，我告訴他十天后，他要父親聽電話。他對父親說，考慮我回一趟家不易，就不來抓我了，讓我在家好好過個年，要父親好好開導我，有什麼事回北京再說。

　　不抓我了？太陽從西邊出來了？母親推論，公安局到別的地方辦案，需要當地公安配合，臨近年關，很多案子需要結案，殺人案還破不了呢，又沒什麼大事，肯定這裡的公安局不聽北京的；不說別的，這差旅費歸誰？　　　我大鬆一口氣，至少可以不用決定逃走還是不逃走了。

　　那個年過得稀里糊塗，都知道回去就得挨抓，有什麼心思過年？

　　2000年2月10日，我如期回到北京，天已很晚。先生告訴我，我頭天剛走，第二天警察就上門，找不到我就把他弄到派出所，說是尤敏、肖雅和肖雅的男友三人到天安門拉開一面“法輪大法好”的橫幅，他們被抓後，我就被暴露出來。公安局奉令限期破案，要找到近期幾次大型法會召開地點，於是我成了一個重要線索。

　　先生告訴我明天須去派出所一趟，如果交代出開會地點，可能就不會把我怎麼樣，否則就難說了。

從這時，我與先生發生重大分歧。他主張我說出來，他說那間租屋的功友應早已轉移，他們能拿一間空房子怎樣？我說會罰房東錢，他說罰多少錢我們給他補上，不讓他受損失就是。不說的話，我就會去坐牢，何必做這種無謂的犧牲？

　　但我內心卻有個感覺：這場鎮壓毫無由來地荒唐，我憑什麼要配合？這是一個原則和態度問題。再說那房東如果也是煉功人，一定會受牽連；而平姐、小梅她們的工作那麼重要，我也必須保護她們，我當然不能說。

　　我與先生爭執很久，第二天一早終於做出一個介於“逃走”和“不逃走”之間的決定。也是機緣巧合，那時我們新買的房子剛裝修好，公司又決定調我到新部門。於是我匆匆收拾幾件換洗衣服，在派出所上班前離家，一個人住到什麼家具都沒有的新居，請同事不要告訴警察我的去處。

　　一星期後，同事打電話給我，說有個叫王彬的人找我，我想不起來王彬是誰，心想莫非是哪次聚會見過的功友，便給他回了電。

　　誰知王彬是個警察！三十分鐘後，我已經坐在開往拘留所的警車上。

　　快到拘留所時，王彬突然問我：“知道政府為什麼那麼怕你們嗎？”

　　他苦惱地說：“如果我是以前看的，說不定就看進去了，可現在我是戴着有色眼鏡在看，總想從書中找怎麼對付你們的辦法，就看不進去了。”

　　車到拘留所，王彬有點抱歉似地說，現在抓的法輪功人員太多，最近剛成立法輪功專案組，他不是專案組的，只得將我交給別人。

　　我說：“沒關係，如果方便，請給我愛人打個電話，讓他給我送點日用品來。”

　　接下來的三天，他每天都到審我的地方轉悠。第一天他問我：“你愛人給你送東西了嗎？”

　　這時提審正逼我說法會地點，我很想諷刺他一句：“王彬，這回你可立功了吧？”但我立刻感覺自己這一念含有怨氣，而怨氣就有惡的因素，不夠純善的標準。我忍住了，只淡淡點頭：“送了，謝謝你。”

　　第二天他又來，還是同一句話：“你愛人給你送東西了嗎？”這時我看出他為了抓我來而難受，想道歉又無從說，只好把問過的話再問一遍。我還是點點頭說：“送了，謝謝。”

　　第三天他帶着一條警犬來，逗一會兒狗後，他又問：“你愛人給你送東西了嗎？”這次他的聲音幾乎帶着哭腔。

　　我低下頭沒有答話，想起老師說的“這個善的力量是相當的大”。我約束了怨氣，沒有惡語相向，反而讓他為自己的惡行後悔難受。

　　一進拘留所，“法輪功專案組”的張強、馬英，外加他們的科長，就輪流不停地審我。第一天，他們“好言”勸我；第二天，他們用功友的安全逼我，將我的傳呼機開着放在桌上，如果我不交代，呼我一個他們抓一個，抓完了還說都是我“點”（注3）的。第三天，他們整天不讓我上廁所。憋到膀胱都要爆炸時，我一咬牙決定“就地解決”。

　　第四天，張強一見我，就如獲至寶說：“你不說是吧，人家說了！那天開會你愛人也去了，你不說我把他也拘了！反正你們孩子明天就開學了，我看你這回急不急！

　　說完，他就當着我面掛通先生的電話，一改跟我說話的兇狠口氣，和顏悅色地說：“你愛人在我們這兒你知道吧？你能不能來一趟，我們跟你商量點事兒？”先生哪裡知道他的陰謀，忙不迭就答應了。

　　我望着窗外的鐵網高牆，一下子熱淚盈眶，但我使勁將它們忍了回去，沒讓張強看見。

　　張強拿起一張報紙，好整以暇說：“怎麼樣？你愛人半小時就到，現在說還來得及。”說完，他埋頭讀起報紙，像忘了我的存在。

　　四天以來，提審室第一次這麼安靜，靜得我似乎能聽到張強的心跳。

　　十分鐘後，他終於沉不住氣，抬起頭問我：“想好了嗎？還有二十分鐘。”

　　他又埋頭假裝看報紙，過十分鐘又問我一次，我還是沒說話。

　　三十分鐘後，先生在拘留所門外打來電話。張強對我說：“你回去等着，他態度不好我把他也拘了！”

　　一個多小時後，張強又來“提”我到提審室，先生也在裡頭！

　　“你愛人比你識相，剛才已經帶我們到那個地點去過了，我們已經知道是哪個樓，現在只要你說出是哪棟、哪間，就放你走。你不說，我一間一間搜！你當我搜不出來？現在讓你愛人勸勸你，本來是不讓家屬見的，這算是特殊照顧。時間不多，抓緊說吧。”最後這句話張強是對先生說的。

　　我看到先生有一肚子話要跟我說，得不到單獨談話許可，只好兜着圈子說。其實那天開會天已黑了，估計我跟他一樣記不清是哪間屋了，就帶他們到那裡轉一圈又怎樣？出去後有多少事要做呀，某某已到北京了，我們不是說好去見他麼？

　　他說的這個某某是全國人大代表，先生認識他，我們本來說好，他來北京開人大代表會時一起去找他呼籲和平解決法輪功問題。先生覺得這個理由一定能打動我，所以跟張強打包票說能勸動我。

　　我始終沒開口，先生情急當着張強和科長說：“老師不也說了嗎，大法是圓融的。”

　　張強本來一直低頭假裝看報紙，聽到這話，忘了偽裝，不由自主抬起頭吃驚望我一眼。

　　半個多小時後，張強看先生沒有說服我的可能性，就讓他走了。離開時，先生的眼裡充滿絕望與悲哀──在殘酷的現實和自我無能為力之間，他感到一種被五馬分屍的痛苦：“神在拉我，人在拉我，魔也在拉我……”

　　他曾與朋友談起我被捕和法輪功的問題，朋友除了顯示一種“事不關已，高高掛起”的麻木，還自我感覺非常良好，覺得自己在社會上混得不錯，活得很好。他差點衝着朋友大喊：你活在一個連國家主席都能隨時被紅衛兵揪斗的國家，你覺得很有尊嚴嗎？強盜闖進你住宅，當着你面將你的母親、妹妹、妻子輪番強姦，你卻不得不在一邊鼓掌說“幹得好！”你很有尊嚴嗎？！……

　　先生“勸降”未能奏效，張強還是不甘心，第二天又把我弄到提審室。耗到下午，一個警察抱來一大摞書，說是剛從一個法輪功學員家裡抄來的。張強故意氣我似的：“怎麼樣，你們老師的書，你想不想看啊？”然後他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你幫我看看，這些書全不全。”

　　我走到他的桌邊，一看抄來的那摞書中，剛好有兩本《法輪佛法──在北美首屆法會上講法》。我將這兩本抽出來，翻到第42頁，分別遞給張強和他旁邊的科長說：“請你們看看這裡。”

　　他倆都滿臉狐疑看了起來。這本書是根據1998年3月李洪志先生在紐約演講的錄音記錄整理的，第42頁談的是關於1999年地球爆炸的傳言，根本就不存在。鎮壓法輪功後，中央電視台曾轉播一個由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召開的外國記者會，會上播放李洪志先生的演講錄像。他們把演講中“不存在世界末日”的“不 ”字剪掉，再將其他一些講話掐頭去尾重新組合，演講就變成在“宣揚地球爆炸”，最後再解說許多人就是被“地球爆炸說”嚇壞才煉法輪功的。這樣一來，煉法輪功的人就變成可笑的“痴男信女”。我看了電視後，曾給宗教事務管理局寫過一封信，特地查過書上說地球不會爆炸是在第42頁，所以這時才能一下子就翻到那兒。

　　果然不出所料，張強看着看着臉上表情就有點變了。他看完後抬起頭來望着我，一臉茫然。

　　我問他：“怎麼樣？我們老師宣揚地球爆炸了嗎？政府為什麼說我們老師宣揚地球爆炸？”

　　五天以來，他第一次像泄了氣的皮球：“政府什麼時候說你們老師宣揚地球爆炸了？我怎麼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你是法輪功專案組的，看來你還得加強學習。《人民日報》1999年7月22日社論＜李洪志其人其事＞裡面有個小標題就是‘鼓吹地球爆炸’。”

他替一個撒謊的機器工作，也夠難為他的了，何必再戳穿他呢？

　　科長早就把“地球爆炸”那段看完，這時突然抬起頭：“就這麼結案吧，她不說算了，在筆錄上一律寫上‘不說’，讓她簽字就是。”

　　張強飛快在筆錄上寫了一連串問題和“不說”，讓我簽字畫押。我一邊簽字，他一邊還有點不甘：“好，大研究生，敢情你的那點學問全用在法輪功上了，你們老師講的話在多少頁你都知道！”

　　就這樣，我的“案子”總算了結，他們將我往牢房一放，沒再去囉嗦我。

　　半個多月後，張強突然又來“提”我。提審室坐着兩個警察，見我就說：“可找到你了。”他們兩個都是瀋陽來的，在北京整整找了我一個星期，才查出我已經進了拘留所。

　　趙志堅二十八歲，是瀋陽一所大學老師，兩個月前我在一次心得交流會上見過。他是鎮壓“取締”禁令剛出來四天后，瀋陽市第一個隻身南下，到北京“頂風上訪”的法輪功學員。

　　他被抓回原籍後，省長、市委書記親自過問他的“案子”。警察對家屬說要將他當成“現行反革命”槍決，他母親嚇得當場昏過去，吃了十八粒“速效救心丹”才救過來；他父親天天去找他妻子“拚命”，怪她沒有阻攔他去北京，要她賠他兒子一命；他妻子十三天內體重少了二十多斤。

　　他是瀋陽拘留所里第一個法輪功學員。孤獨曾讓他異常痛苦。

　　不過，同牢房的犯人很快就開始叫他“趙老師”，對他說：“趙老師，我們這裡這麼多人，只有你是做好人進來的，你要煉功就煉吧，我們替你看着警察。”

　　後來他們將他審來審去，審不出個名堂，找不出他有什麼“背後操縱者”。他們想他是大學畢業的，還專門派個有大學文憑的警察來勸導他。這個警察勸導他一天后，突然問他：“哎，你看我這人要修煉的話，根基如何？”

半個月後他被釋放。法輪功被打成“邪教”，他再次進京上訪，我就是這次見到他的。

　　我正猜想時，年長的那個警察問道：“你認識瀋陽的王艷嗎？”

　　剛想說不認識，我突然想起王艷是肖雅的嫂子，也是法輪功學員。她輾轉得到兩份被關在瀋陽一家精神病院的學員所寫的資料，詳細揭露在精神病院飽受迫害的情況。王艷將那兩份資料寄給我，企盼能將法輪功學員被關於精神病院的消息傳遞出去。

　　兩份資料傳到我手裡，已被揉得不象樣了，不知是經歷多少關口多少驚險才到達。一份資料是位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寫的，她和女兒同時被關，挨過無數次電擊；另一份是名四十多歲的女學員寫的，她到北京上訪被抓，被送進精神病院前，曾先後被關於北京和瀋陽八個不同的看守所，其中一個看守所的飯菜不是有老鼠屎，就是有蟑螂腿或蒼蠅頭。

　　我將這兩份資料輸入計算機，然後把磁盤拿給一個會上網的功友，請他發給明慧網，那已是兩個多月前的事了。原來這兩個瀋陽警察是為此而來。他們告訴我，那兩份經我傳出的消息上了網，令某些人異常惱怒，當時正在北京開人大會的瀋陽市黨委書記和市長被責成親自查辦，一定要將消息走漏的渠道摸清楚，兩警察到北京後還被召去“面授機宜”。

　　新一輪的“逼供”又來了？果然，他們先問我是不是收過王艷寄的資料。我承認了，他們再問，“將那兩份資料怎樣了？”我說輸入計算機交給別的學員了。

　　“對不起，無可奉告。”我將心一橫，打定主意不管他們怎麼逼，我都不再說。

　　沒想到兩個警察聽完卻沒動怒，年輕的那個邊寫邊笑說：“你們煉法輪功的都這樣，說自己什麼都行，一輪到別人的事就說什麼也不行，是不是？”

　　他的語氣除了誠懇，居然還有讚賞。意外之餘，我又想起趙志堅。我想，瀋陽一定有不少像他一樣的大法弟子，才會使這兩個警察對法輪功學員有這樣的印象和好感。

　　年輕的警察寫完讓我簽字畫押。原來這就是他的“問訊筆錄”，上面只簡單寫着我姓甚名誰、家住何方，以及我們剛才簡單的對話內容。他們大老遠跑來，又下了那麼大的功夫找到我，就這麼算了？

　　看來還真是如此。我簽好字按上手印，年長的警察嘆了口氣站起來，似乎比我還盼着這件事早點結束，好回去交差了事──他們兩人明顯地都在應付差事。

　　我舉着沾了印泥的食指，想找張紙什麼的擦，年長的警察忙說：“在面盆里洗洗吧，打點香皂。”

審訊室里有個臉盆，是警察洗手用的，從來沒有給被審問的人用過。

　　我打上香皂在臉盆里洗完手，年輕的警察又指着一條新毛巾說：“擦擦手吧。”

　　我猶豫一下，年長的那個說：“嗨，你管它那麼多呢！還不是公家的錢買的，使一下又怎麼啦？”

　　他們站在原地等我擦淨手上的水，然後收拾好文件將我送回牢房。臨別時他們鄭重邀我日後有機會一定要去瀋陽看看，好象我是他們已經認識、敬重多年的老友一樣。

　　1、“交了面本”：上一代大陸人對“死”的另一種說法。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國大陸都實行口糧供給制，一人一個面本，按定量購買米麵，死了就得上交。

　　2、航天部：　隸屬於國務院，負責航空航天技術的研究、開發和運用的部委。其下屬北京市航空航天部703所、第一計量測試研究所等，均位於北京市豐臺區，辦公樓及職工住宅占地很大。

　　3、 “點”：　中國監獄的專用詞彙，意指向警察告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