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一个华人老先生过街时被摩托给撞了，当时他的右腿被撞断，在医院呆了两周，出院后又送到康复中心继续治疗。加拿大是全民医疗，医院里的治疗包括看医生，检查，药物以及院内的吃住都是免费的，康复中心的费用则是保险公司负担，按这里的车辆保险法，无论交通事故是何方造成的，保险公司都得负责受伤人的康复费用。

据说这起交通事故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老先生一个人住在多伦多周边的一个中等城市，出事那天上午去华人超市买东西，回家要经过一条六条车道的单行大街，他当时看见人行灯转白后开始过街。老先生几年前树林里抄近路时摔跤跌断过腿，后来虽好了但走路时还是有点趄，加上那天他拖着一辆购物拖车，速度比常人慢多了。离街沿还有三四步的距离，人行灯停止了闪烁变红后左边窜出一辆摩托，一个躲避不及撞上了他。交警查看现场后判双方都没有错误。老先生是人行灯转白后下的斑马线，灯变红时只差两步路就上街沿，而摩托等在街口那边一辆车后面，交通灯转成绿灯后看见旁边一条道没车，边开边换道窜过街口后才看见街上有个老人，来不及刹车就撞上了。

严格说来，这起事故中双方没错又都有错。老先生是白灯下去的，但步子太慢，灯红了还没有上街沿。而摩托车是转绿灯后才启动的，是有路权，但他在路口变道，要后看避免被后面的车撞上但却忽略了前方，所以撞倒了老先生。尽管交警判双方都没有错误，老先生从美国赶过来的老大还是决定要上诉，让法庭判定事件的曲直。

老先生和几年前过世的老伴算是能干的华人父母。退休来加拿大前，老先生是国内江南一所大学的副教授。和同龄人相似，人生的黄金岁月都耗在各种运动，政治学习和革命大批判中，文革结束后才有机会搞点业务，评上讲师副教授后没两年就退休了。对他们老俩口来说，最大的骄傲就是培养了两个知道上进的儿女。

两个儿女八十年代在国内上的大学，九十年代初老大拿到了加拿大M大学的奖学金，出国到多伦多附近读博，这期间在同一所学校又为妹妹联系到读博的机会，俩人都同校攻博士学位。老大是极聪明的人，只花了四年就拿到了学位，然后留住导师身边做博士后。博后的收入不高，只有两万多加元，但也是一份工作，有固定的工作后就可以办移民了。九十年代中加拿大移民少，他请律师一年多后就拿到了移民纸。移民纸到手后他抓紧时间为父母办移民，没两年俩老也拿到枫叶卡。

时间到了两千年前后，老大老二在加拿大做博后攒够了资历，分别在美国中西部的两所大学拿到一席教职，两人收拾起全家细软搬家去了美国。最初俩老也跟着去了那边，但一两年后又回来了，听说是儿女们刚去美国时只有工签没有绿卡，俩老过去后算探亲，有个头痛脑热看医生得自己掏钱，儿女们想着加拿大是免费医疗，就把老俩口送回来了。

两个博士教授的算盘打得好，算得精。俩老在加拿大呆满十年后开始拿老年金和低收入补助，每人每月大约一千加元，国内还有退休金，那是该得的，毕竟工作了三四十年，俩老国内和这里的收入加起来，每月将近四千加元，相当于一份年薪六万加元的工作，但因国内的退休金没人会上报，所以他俩都算低收入，住进了一室一厅的政府补助房，每月包括房费水电气只交不到150元。

移民加拿大的二十来年中，老太太患过两次癌症，十年前第一次是肝癌，每年的例行体检时发现的，属早期，手术后放化疗后再没复发过。三年前是胰腺癌，不好治，放化疗延缓了几个月后还是走了。老先生十来年前外出访友后回家时想抄一条刚听说的近路，这条路要穿过一个树林，走了大半后发现最后一段是斜坡，往回走又觉得绕道了，就硬着头皮下斜坡。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动作协调性差多了，快到坡脚时控制不住脚步的速度，没踩稳坡的脚沟沿扭断了右脚踝骨，从而种下了这次车祸的种子。

老先生撞伤后，教授老大是隔了两天通过熟人才知道，过来呆了两天找到律师准备打官司后就飞去了中国，他在国内的大学还兼着职，教授老二干脆就不露面，据说一家订好了泰国东南亚三周的假期，改航班要浪费一笔钱，反正加拿大的医疗制度是出了名的好，治疗吃住都有人管着，自家何必耗费额外一笔钱呢。

二十来年里，俩老在加拿大的医药费用应该不下百万加元，相当于加拿大一个中等收入的人三四十年上交的税，还不用说俩人每年的老年金。让别人赡养自己的父母，博士教授的算盘打得太好了。

他们一家经济上无疑是成功的，中国的没少拿，加拿大的白拿，美国的不会放着不拿，但做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