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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友华在醴陵二中图书馆的墙壁高处挂了一个重锤，长时间地记录重锤尖点的位置，他发现重锤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呈现出季节和昼夜等变化，变化的相对幅度约为十万分之几，周从而得出结论说万有引力常数随温度变化，提出了一套“热轻冷重”学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一些年轻人同周友华进行辩论，指出所观测的可能是墙壁的热胀冷缩效应，周则提出墙壁很“结实”，重锤悬点绝不会移动等缺少基本实验证明的论据。辩论不过了就说：“你们都是反动学术权威”。沈觉涟回答：“我和你一样挣５６块”。周说“你相对于我就是反动权威”。然而那时还可以进行辩论。沈觉涟、赖武彦和我三人还写了两篇文章，批判周有华的谬论，刘西尧吩咐把这些文章都铅印成单行本，供大家讨论。

　　不过这种情景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呼声中，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也走向高潮。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中央党校的造反派，以及外地来京人员构成的大批判组，纷纷作调查，写文章。中国科学院也成立了学术大批判组，由驻院解放军代表直接领导。不久，他们写了一篇大块文章。要送到“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已经印成了专供“中央首长”阅批的大字清样。

　　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主办的《革命造反》报，在１９６９年８月３０日出版的第２０７期第３、４版上刊登了题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必须批判》的长文，署名是中国科学院“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文章中有一段话说：“现已查明：相对论的两个‘原理’，和它的独特推论‘同时性的相对性’，在迄今一切有关实验中都没有得到任何证明；但是，又都可以在另一些条件下得到验证而决定取舍！”这里“现已查明”四字，是从１９６８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关于开出刘少奇党籍“决定”中抄来的，那里说“现已查明，刘少奇是一个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另外一篇文章里有一句话是，爱因斯坦“不打自招”，承认自己是马赫的门徒。原来爱因斯坦在纪念马赫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受到马赫思想的影响。由于列宁曾经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过马赫的哲学思想，只要和马赫挂上钩，就可以“大获全胜、班师回朝”，不必再作分析。其实，同一个列宁还说过，马赫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

刘西尧在中关村福利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讨论这篇文章。我和几位年轻同事的态度是：内部讨论由他们说去，我们管不了；文章不能公开发表，给中国丢人现眼。不过，进入会议室后，发现已经轮不到我们发言。原来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钱学森、竺可桢等不少前辈学者也坐在那里。

　　周培源的发言使那些批爱因斯坦的积极分子们大失所望。国内物理学家中直接随爱因斯坦工作过的只有周培源和束星北二人（关于束星北是否同爱因斯坦工作过，科学史界已经提出质疑）。由于在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担任过上校物理教官而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束星北远在山东。批判家们希望周培源能“揭发”一些第一手材料。周培源的发言却可以概括为“回忆爱因斯坦”。

　　周培源首先回忆了在普林斯顿工作时期的爱因斯坦如何衣着朴素、如何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何在战后参与世界和平运动。周说，有人批评爱因斯坦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这是不知道历史。法西斯德国驱逐和屠杀了那么多犹太人，爱因斯坦的态度在当时有进步意义。周培源最后说，１９５５年爱因斯坦逝世、周恩来总理发了唁电。《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来到家里，忙了一夜，协助写出了一篇悼念爱因斯坦的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是周总理的电报，第四版刊登了周培源的文章。

钱学森发言时首先说，昨天晚上读了革命小将的稿子，感到非常兴奋，我们年轻时就写不出来这样的文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小将，敢于向爱因斯坦这样的学术权威挑战，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接着说，爱因斯坦这个人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而且不仅限于科学界。如果我们能根据毛泽东思想对爱因斯坦作出正确的评价，我们就会在国际科学统一战线中增加许多朋友，否则就会失去一些朋友。因此我们要极为慎重、做好调查研究、不要急于发表文章。

这次会议上有位学物理的年轻人发言说，根据相对论，珍宝岛事件中谁先开枪，只要换一个参考系就可能颠倒过来。他忘记了罗伦兹变换保持因果性不变这一基本原理。不过，这类由青年科学工作者指出的“问题”，确实给当时进驻高等学校和研究所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留下深刻印象，增加了他们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对学术观点的决心。所幸的是那位青年人后来科学上进步很大，１５年后成为正教授，对相对论和引力理论都有过贡献。

那篇文章终于没有在“两报一刊”发表。

　　不久，大批判组的成员们到上海去“汇报”他们的观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组织他们同工人座谈。座谈会上这些人自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上海的工人理论家们指出：“你们这是搞纯学术批判”、“对于爱因斯坦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首先要从政治上批倒批臭”。这些受到了深刻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兴奋地回到北京，在物理研究所召开座谈会，汇报上海之行的体会，比较在北京和上海的不同感受。物理所的一些研究人员从会议室走进走出，个别人提了一两个问题，没有人对他们表示支持。被“结合”在所革命委员会里的革命干部郭佩珊说：你们看，我们的人都很忙，以后你们写了文章送给我们学习学习就成了。

大批判组接着到原子能研究所（后来从中分出高能物理研究所）去汇报。作完报告、一个问题也没有。主持人表示感谢，宣布散会。于是，大批判组得出结论，对批判爱因斯坦“越是外行越支持、越是内行越不支持”。外行们着手组织更大规模的批判行动。

　　原来陈伯达对于批判相对论作过“指示”：应当开万人大会批判相对论、把中学生、小学生都请来。不久，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们筹备就绪，写报告给空军党委，准备召开万人大会（当时航空学院归空军“军管”）。空军党委把报告送到陈伯达处请示，陈却在报告上批示说：先不要开万人大会；要作千百次实验证实或推翻一个论点；用五十年可以，用一百年也可以。

陈伯达的态度发生急剧转变的原因何在？原来这时陈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着陈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修正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你陈伯达的本性也不会改变”。１９７０年８月党中央卢山会议上陈伯达配合林彪要设“国家主席”，要称毛为“天才”。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陈，接着就在党内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当时只是“指陈射林”，并未点出林彪的名字。直到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林彪机毁人亡之后，才正式提出“批林整风”。陈伯达在最后的日子里，以“科学技术”作救命稻草，跑到天津去抓激光技术的推广，甚至连１９７０年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２０年的大会也不想参加，还是党中央命令他回京开会。这些都是后来学“批陈整风”的正式传达材料中提到的事情。

　　这时，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也开始降温。１９７１年初，驻中国科学院首席军代表石煌宣布，今后各个学科的大批判，由各个研究所负责，院里不再统一领导。不久，所革命委员会郭佩珊找我谈话说：院里把“相对论大批判组”下放给物理所领导，所里要派个干部去，特来征求我的意见。郭还说，你们不是对于科学政策有不少意见吗？伯达同志亲自过问相对论批判，他的秘书经常同大批判组有联系，你们的意见可以通过他反映到伯达同志那里去。

我当时已经知道陈伯达关于开万人大会的两次批示，觉得到这样被“亲自过问”的地方去很不好工作，就以小天线计算任务太重（这也是实情）为理由，谢绝了所革委会为我分配的这份工作。（按：我原来是物理所七室副主任，１９６７年１月革命群众“夺权”后没有再担任职务，经过１９６９年“九大”前后的整党，没有发现问题，按政策应当重新分配工作，这也是工宣队和军宣队“落实政策”范围之内的事。）

　　不过，我同这个“相对论大批判组”还是有缘分的，这个组里有志于科学研究的几位年轻人，后来学习了不少现代微分几何和场论知识。一位从中央党校来的批判组成员、我国一位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的儿子，从内部揭发他们“在批判爱因斯坦的旗帜下拜倒在爱因斯坦脚下”，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运动中物理所还派了工作组，“帮助”他们批判错误倾向，不过没有批动，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倒台，那位揭发者悄然离去。１９７９年原“大批判组”中的理论物理工作者，成为新成立的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一部分。这些全是后话。

对爱因斯坦的这场批判，剩下了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毛泽东本人的作用。我知道两件与此有关的事情，两者都直接涉及到刘西尧。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的保密时间较长。到了９月底，绝大多数普通老百性还不知道林彪出了事。取消１０月１日的国庆节阅兵和群众游行，大家私下里只是猜测毛主席的健康不佳，没有往林身上想。９月３０日这一天，周总理联络员刘西尧好像很清闲，他在物理研究所一整天，上午看了几个实验室，下午在“小红楼”召开了党员业务干部座谈会，听取“批陈整风”汇报。当时我和陈春先等正在起草一篇批判陈伯达的大会发言稿。我们提出应当把陈支持批判相对论写进去。刘西尧说，批判相对论不是陈伯达自己的事，这里面有毛主席的意思，这件事还是先不要写。

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期间，钱学森在国防科委内部贴了刘西尧一张大字报。大意是：你说过批判相对论是毛主席的指示，可是你又不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毛主席没有这样的指示，你就是捏造毛主席指示，否则你就是扣压毛主席的指示。

我估计刘西尧从陈伯达那里听说过毛主席关于批判相对论的话，但并没有机会直接见到毛。陈在位时，刘按照陈传达的意思办事。由于不能排除陈伯达“假传圣旨”的可能性，陈倒台后，刘只能缄口不提毛。

　　〔说明：这是在１９９０年代后期撰写的一篇回忆，２００９年初次发表于《负戟吟啸录——一个前沿战士对中国科学的感怀》一书中，新加波世界科学出版社八方文化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