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3  儒家思想沦为专制统治工具

儒家思想学说最终实质是为权力服务，受权力制约无法成为社会共同道德基准。在封建制瓦解之后，郡县替代了封建诸侯国，朝廷委派官员管理郡县，中国社会进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体制，社会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与文化思想都成为皇权统治的工具，儒家思想虽源于周王朝礼乐，其伦理道德核心却根植于中国农耕社会的氏族为社会纽带及家庭为社会细胞的传统社会文化，儒家思想的君臣父子夫妻观即符合中国农耕社会文化的氏族家庭伦理道德观，也迎合了皇权统治的需要，在思想上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秩序与稳定，然而‘君’做为国家社稷社会万物之首，国做为社会各群体集合之体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实质是‘君’成为整个国家之‘纲’，天下万物之‘纲’。儒家思想虽符合农耕社会伦理道德，就社会权力结构现实而言，做为国家社会最高权威的皇权，成为社会伦理道德的最终依归，皇权不仅拥有最高权力，还在文化思想上拥有伦理道德的绝对优势，儒家思想的社会伦理道德学说究其本质或社会实质效用是为最高权力或皇权服务的，也许儒家思想原有的设想仅是复周礼，维护社会正常秩序，而在社会政治现实却是如此，这也是儒家思想长期被钦点为中国主流文化的根本原因。

中国传统社会，皇权或最高统治者不仅是权力最高点，也是思想文化与社会伦理道德最高点，由于不受制约，最高统治者往往成为成为国家社会无法制约的怪物，一个输打赢要的怪物，这个怪物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历代王朝覆灭的始作俑者，周期性动荡的根源。

儒家思想与社会伦理道德沦为依附于皇权或权力的工具与社会文化思想，一方面社会的传统文化基础使其具有伦理道德的规范作用，另一方面权力的扭曲使其规范作用相当弱化，成为社会文化表面的游戏规则。对于社会各阶层，儒家思想仅是标杆，而并非必行的社会准则，儒家思想无法成为社会共同道德准则，实质上社会文化受传统百家思想影响，社会大众各行其是，儒家文化思想为表，利益为里，这也是儒家思想体系社会实践的失败的根源，儒家思想不可能达到孔子希望的人治道德盛世的根本原因。

4.14  儒家思想的缺陷

社会进步是多元发展的结果。以儒家思想学说长期做为中华文化主流思想即主流社会价值，以其实际历史与社会效果而言，儒家思想学说不具备凝聚社会力量及推动社会文化进步的内在驱动力，这与儒家思想学说做为文化思想体系的缺陷关联，儒家思想学说有如下几项缺陷：

首先，儒家思想是以农耕文明社会道德伦理为基础的思想体系，就其产生的背景与社会文化而言，并不具有社会文化的先进性。社会思想体系都包含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思想基础与思想方法。儒家产生的初心或思想基础就是规范社会与人心，其标杆是前朝圣贤与规范，在现实上落后于时代，在思想上也过于浅显，且一厢情愿。在思想方法上，因果分析与演绎推断是思想进步与理性的基础，儒家学说缺乏哲理分析的思想内涵架构，哲理分析的思想架构是现代文化文明的基础，儒家思想基本谈不上什么思想方法，如果作为某一时期的社会思想或不为过，然而一个社会的长期社会主流思想也过于狭隘，已超出儒家思想内涵所能承载的社会思想功能。

其次，儒家思想学说与社会最具有生命力的社会物质产生并无任何关联，与现实最活泼的社会生产的脱节，发展结果只能成为一种僵硬的封闭的或没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不再具备内在自我提升的思想动力，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社会主流价值如果不具有内在自我升华的思想动力，整个社会也会失去内在自我升华的动力，这也是中华文化两千年来文化思想停滞不前的内在原因。

再者，儒家思想做为社会道德伦理不具有一神教神学宗教思想对信徒的感召力威慑力与社会凝聚力，也就无法成为包含社会各阶层具广泛社会基础的社会主流价值，即使在社会知识精英群体也不能成为共同认知，在重大社会事件或重大灾难之前无法凝聚社会力量，这也使儒家思想学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形成有力的制衡社会的力量，或危机时具有社会中流砥柱的作用。

其四，其伦理道德体系最核心的君臣父子夫妻纲，不仅适合中国传统农耕生活伦理，更是把皇权置于社会最高点，使皇权成为中国社会万维之纲，备受历代皇朝推崇，从而长期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这是儒家思想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的根本原因，也是儒家思想的悲哀，受权力钦点，也必然被权力扭曲。皇权至上的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学说的伦理道德观不可能成为社会最高最终道德判别标准，对统治者的而言仅是道德摆设，背地里各行其是，社会游戏规则依附于权力，权力依附于暴力，皇权是社会最大暴力集成者，暴力是社会最终的游戏规则，而不是道德，更不是法律，这是中华文化的悲哀。

综上所述，由于儒家思想学说仅是关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学说，做为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做为社会主流文化思想，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繁杂多元相比，思想体系相当狭隘苍白。社会物质生产是社会文化演化最根本的驱动力，与社会物质生产脱节，是儒家思想不具备推动社会文化自我提升与演化的功能。基于传统农耕与旧体制的伦理道德，使儒家思想成为封闭的的思想体系，受权力加持，也必然被权力扭曲，凡此种种，儒家学说内在的思想因素与外在社会条件，都使儒家思想无法承担社会主流文化所承负社会道德基础与推动社会文化进步演化的功能。

而同时期，远在西方的古希腊思想则不同，由移民或自由民组成的城邦政治与商业文明衍生古希腊思想，其思考的是物质的本源，从物质的本源本质的探寻，最终追问求生命或精神的本源，以及方向与归属。古希腊思想家追求物质本源与生命价值的思想无疑与其发达的商业文明产生的城邦自由民及与其相关的社会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几个世纪之后出现的一神教或基督教则通过对神信仰或一神的归一达到社会大众精神信仰及道德行为的归一，对上帝及天堂信仰的归一，这无疑对形成社会统一完整的社会价值具有积极作用。古希腊思想探究物质的本质与一神教信仰的归一是西方文明的思想根本与方向，与中华文化多神教与儒家学说恢复旧礼教，从一开始就指向不同的方向，前者是对物质本源的与人的归宿的追问，后者是事物表象以及关联与影响的阐述，也必然带来不同的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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