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  传统中国历史反复再现的几个现象
官员腐败，权臣篡政，宦官干政，灾民造反，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社会无法根治的社会弊病，其背后都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的根源。中国传统社会一切与公众事物相关的一切社会权利都是围绕着最高权力展开，这个最高权力就是皇权。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是暴力的产物，或曰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其本质是暴力打天下，暴力治天下，暴力享天下，暴力是政权或权力的基础，使得暴力成为权力的护身符，暴力基因随权力延申至社会各个方面于至底层，暴力也成为与社会权力同在的社会文化，也就必然产生许多与暴力文化相关的社会弊端，这些社会弊端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周期性动荡的根源。
官员腐败是中国传统社会普遍的现象，官员即是政治体制与权威的代表者，同时也是社会公器或利益的管理者及守护者，掌握社会权力就必然掌握相应的社会利益，以人的自私，或更中性的说，以生命追求利益的本性而言，有利益就可能产生腐败，权力利益腐败在社会现实或在生命的本性中在某些方面无疑是同义的，是一体的多面。权力的防腐剂是制度与监督，权力监督是一系列的社会管理配套，官员是皇权的延申，官员是皇权在社会各阶层权力的代理人。对皇权利益而言，官员个人对皇权的忠诚高于对社会的忠诚，也自然高于官员个人操守，社会监督官员也意味着监督皇权，这与传统社会长期固有的的统治者或胜利者随意使用权力或暴力，及皇权不受限制的社会文化是根本矛盾的，而不受监督的皇权是官员腐败滥权的基础。尽管皇权与官员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并非一体，然而不受制约的皇权，以及随意使用暴力的结果就是随意使用权力，暴力使社会舆论猥缩，甚至默认皇权暴力为天经地义，皇权与官员上行下效，权力失去监督是中国传统社会围绕着权力孳生的种种社会弊端的根源。
而制度与监督不仅是一套制度系统或所谓上层建筑，还必须是具有相应社会文化思想为基础的制度系统，毫无疑问，中国传统社会不具备产生这些制度的文化思想。社会是一个完整相互关联的的系统，统治者及官员随意使用权力，不受监督，以权谋私，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也许不能简单的归之于为社会文化，然而社会文化习俗无力规范限制随意使用权力，使权力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及诸多社会弊端的根源。中国文化常以史书评述历史，然而过后的历史评说或道德谴责，对于属于世俗社会的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并无实质意义。掌权者永远不会产生监督权力的意愿，制度的设计也非皇家或官员所能完成，需要社会文化思想的基础。而社会文化思想受皇权胁迫不具备产生权力监督的驱动力，这就使经历数千年文明中华文化无法建立健康的社会权力制约制度，而官员腐败是社会走向崩溃的第一步。无法监督的皇权，为官员的腐败提供温床。中国历史上朝廷对贪污腐败官员的处罚其残忍恐怕也是无人能出其右，制度的缺乏与漏洞也是引发官员腐败的原因。
权臣篡政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反复再现的现象。暴力的产物，很可能因暴力而失去，关键是谁掌握暴力。权臣篡位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永远无法抹除的阴影，就如同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包括官员都无法抹除朝廷暴力阴影一样。由于无法产生有效的权力制约，使用权力的尺度完全凭由掌权者个人取舍与喜好。皇权为社会最高权力，理应为天下公器，凭暴力据为己有，成为皇家囊中之物，皇权视天下为己有，对社会予取予求，官员则上行下效，视权力为囊中之物。为求长久把持权力，官员忠于掌握权力者，忠于知遇者，致使权力结盟忠于权力拥有者，而不是忠于国家也不是忠于皇权。官员结成利益团体，效忠于强权，人治文化走向儒家人治思想的反面，不是以德治人，而是以权治人，以利益治人，跟着利益走，官员结成权力即利益同盟，同荣同损，形成朝廷或国家机器内部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成为朝廷或国家机器内部的毒瘤，小则结党营私，假公济私，党同伐异，阻滞政务畅行，激发社会事件，大则威胁皇权，弑君篡位，引发社会动荡激变。无论是官员结党营私，渎职堕政引发社会事件，还是权臣篡权，都是中国历史屡见不鲜的事例。
权臣篡政就会引发皇权重大危机。为避免权臣篡政，朝廷往往以残暴对付朝臣，以达赫阻之效，或编织罪名，或以中国独有之‘莫须有’之罪，无论‘君之视臣如土芥’，或‘则臣视君如寇仇’，皆中华文化之独有，这都是缺乏制度性的权力相互制衡之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自古延袭而下的暴力决定是非成败的文化基因。谁掌握暴力谁可以决定一切，皇权掌握武力，以暴力赫阻觊觎者，视天下己有，臣民如土芥，当大权旁落，武力易手，皇权就成为权臣掌中玩偶。最有名的是曹操，挟制天子而令诸侯者是中国历史屡见不鲜的戏码，成为一种逃不脱的宿命或文化必然。这是一种相亏相损的社会文化，武力决定是非成败的传统文化压抑阻滞抹杀了社会文化产生进步思想因素的一切可能性，使中华文明不能走出野蛮的丛林规则，甚至也腐蚀了社会文化与道德，民众崇拜权力武力，更切确是崇拜强者，甚至强盗，强盗也是强者，不以真理为荣，嘲笑失败者，这种社会文化习性的最普遍的社会表现就是店大欺客，反之则客大欺店，本属正常的童叟无欺竟成社会道德楷模，所谓礼仪中庸不过文化自我标榜，自欺欺人，毫无意义。
宦官干政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独特的社会政治现象，其根本社会原因也是皇权独大结果。皇权独大至使皇权系天下安危，这不仅表现在掌握皇权的皇帝个人安危之重要，同样也表现在皇权的继承。传统社会的皇权独大与利益独吞，觊觎天下者比比皆是，‘彼可取而代也’，皇权的丝毫松动都可能带来天下大乱，皇权承继就是皇权松动一个最现实的节点，也是历代皇权潜在危机。以中国传统社会血统继承，围绕皇权立储或有众多竞争者，而立皇储也无可遵循之规则，而是皇帝一念之间，这就潜藏众多可能与危机。而以皇权独大赢家全拿的传统文化，胜者成为刀俎，败者或为鱼肉，历史上的弑君与兄弟相残就是一种文化的必然，这样的事件往往都会造成皇朝元气大伤的恶果，皇朝开始走向危亡，除非篡位者是马上打天下的雄主，如李世民朱棣。这样的文化结果是，皇储如皇权般系皇朝及天下安危。嫡子而皇储或太子是皇权继承的第一要素，为保护皇储安危，皇储或太子就被养护于深宫大殿之内，虽有朝廷命官或大儒执教，以儒家学说之礼治尊卑，历史上众多皇帝之表现，儒家学说教导之结果可谓乏善可陈，往往都是皇权继承者或太子对世事全然无知，是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简而言之，统治者对世事尽未尝知也，皇朝存继仅气数也，两百来年一兴替可谓文化必然。社会文化决定了皇权延续的气数，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皇朝兴替的密码所在。
世事尽未尝知，而执掌天下，只能事事仰仗朝中大臣，稍有不慎即大权旁落，蹈权臣篡位之覆辙，对官员施与残暴以达赫阻与驾驭之功，这是历代皇权惯用之手段，结果必然是朝廷君臣离心离德，遇大事也不敢据理力争，延误朝政。皇帝唯一可信任的人就是朝夕相处的宦官太监，最终走向宦官干政结果。尽管开朝皇帝往往立下严规，不许宦官干政，然而皇权继承者成长于深宫，不仅不具备开朝皇帝的文治武功，及对世事之洞达，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与武力决定是非成败的潜规则，决定了皇权继承者必然成为孤家寡人，朝中大臣都是潜在的篡位者，惟有身边朝夕相伴的宦官可信任，结果历代皇朝都无法逃脱宦官干政的命运，而中国历代皇朝的衰败往往与宦官干政相关，也从宦官干政开始。
灾民造反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现象，也往往导致皇朝的坍塌。灾民造反表明看往往是皇朝颠覆的根本原因，而实际上灾民问题往往是前面几个问题的结果，只是这个结果往往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历史上无论天灾还是人祸，灾民总是在皇朝的中后期造成重大社会问题，也往往成为颠覆旧皇朝，建立新皇朝的导火索，然而在皇朝的中前期，灾民即使给社会带来动荡，却不能撼动皇朝的根基，这就说明灾民是一个社会治理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颠覆社会的根本性问题，成为根本性问题仅是社会治理的疏失。皇朝中前期，开朝君主马上得天下，洞悉前朝弊政，朝纲新立，体恤民情，精历图治，纠正时弊，严惩官吏腐败，而无论官员还是社会精英对前朝诸多弊端记忆犹新，故能多有节制，使朝廷管理社会功能正常发挥，即使天灾出现灾民也会得到救治，反叛者找到及时镇压，不致祸延天下，积极的社会管理措施都会带来社会稳定及经济与人口的扩增，这也使大多皇朝中前期都会有所谓盛世或治世。在皇朝的中后期，随着前期奠定的社会发展与繁荣，随之而来的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在繁荣的声色犬马中逐步走向腐化，官员懒政慵政，绝对的的皇权也必然是绝对的腐化，做为统治工具的体制与官员，在缺乏监督与制约的环境下，也成为鱼肉社会的帮凶，朝纲废弛，从皇朝中枢到地方，社会积弊得不到及时化解，朝廷管理社会的职能尽失，民怨累积，一有风吹草动，即成社会熔岩突破口，如有天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灾民即成压垮骆驼的稻草，新一轮皇朝兴替的风暴就此拉开帷幕。
上述种种都是造成中国历代皇朝颠覆的原因，每次皇朝颠覆，社会动荡都会带来战乱与人口的锐减，少则五成，多则七八成，这不仅是社会生产的极大破坏，也会造成社会物质生产技艺的遗失，有形的无形的社会文化资产遭受毁灭性的摧残，社会文明的毁灭性倒退。皇朝坍塌，群雄并起，所谓逐鹿中原，寥寥几字，看似又一英雄历史篇章，而社会现实却是饱浸华夏民族的沧桑血泪。待武力统一华夏，中华人文社会又一切几乎从零开始，如此周期往复竟数千年不辍，怪不得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这些中国历史反复出现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社会文化无法产生相互制约与纠错的机制，根源就是暴力文化成为社会主宰，代表文明的法理文化屈从于暴力文化的结果。

5.10  传统中国之命运 
文化表现一个民族的精神，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与传承基因，文化基因决定民族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中华传统文化也必然决定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与命运。
中国历史最明显的特征是周期性的皇朝兴替，主要与基本的表现就是旧皇权经历一段时期的统治，逐渐失去对权力或社会的控制，旧皇朝崩溃，国家走向崩解，天下大乱，豪强并起，血腥杀戮，逐鹿中原，天下重新归于一统，新周期开始。新皇朝精历图治，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再现所谓盛世，皇朝上下走向腐败，皇权再度失去控制，国家走向崩溃，旧皇朝结束，重新开始天下纷乱，战争，统一，新皇朝周期。中国历史呈现无法逃脱的必然的周期性反复，皇朝兴替，短则一百多年，长则两百多年三百年，时间长者期间必有动乱，而后有所谓中兴，中兴实质也是旧秩序受社会动荡冲击的重组，重组使旧皇朝体制输入新血，旧皇朝得以拖延时日，最终也走向崩溃。中国历史自秦皇朝以降，皇朝寿命平均两百来年，既是平均每两百年中国社会就会发生动荡颠覆，又最终需要通过战争重新恢复社会秩序，社会重回正轨，期间是人口骤减，社会生产与物质财富积累遭受极度破坏。
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动荡崩解，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天灾带来饥民形成流寇，最终成为难于治愈的社会乱源。另一个是朝纲废弛，官员腐败，无法有效行使社会统治与治理职能，社会弊病积重难返，这两个原因都会带来天下大乱。第一个原因往往与第二各原因相关，政府低效无能造成灾民失控成为流寇，然而这两个原因也都是表面现象。在每个皇朝的前期，一般不会出现朝纲废弛的权力体制病变，官员腐败也不至于影响朝廷管理社会的正常职能，即使发生天灾人祸，都能得到及时处理，而灾民成为流寇，也会遭到及时镇压，不至于祸延天下。究其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中枢权力失控，朝纲废弛，这往往多发生在历代皇朝历史的中后期，究其根本原因既是皇权或无知或无能，权力中枢失去管理朝政治理社会的能力。朝廷无法正常发挥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是中国历代皇朝中后期普遍现象，自然也是中国历史周期性颠覆的普遍现象，这无关天灾，而是人祸，天灾仅是加速皇朝覆灭的推手，一个反复重现的人祸就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的根源。
文化根源就是作为社会主流与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并未能在社会思想与道德上建立起一条真正规范社会道德行为的准则，作为世俗学说与思想的儒家学说受权力钦点成为社会主流，不可能形成社会的真正的共同认知，儒家思想只能成为社会表面共同遵循的准则，而不是犹如一神教信仰一样建立在信仰之上的社会规范，作为社会上层的统治集团与最高皇权更是形同虚设，而皇权与统治集团就是危害与颠覆社会秩序的始作俑者。在皇朝的中前期，由于受前朝颠覆的教训，皇权以及及统治阶层即有所节制，对社会现实也有所了解，这些都会影响官僚群体的作为，而中后期就逐渐失去对自身的反省与节制，又缺乏社会环境与体制的制约，体制逐渐走向腐化。且人有三六九等，皇权血统代代相传，也最终逃不脱会出现自毁江山的昏庸之君继承大统，而社会文化与体制诸方面都无法制约这样的昏君，以暴力为根本的皇权必然走向坍塌，失去制约的或为非作歹使朝廷失去管理社会的功能，社会也必然走向解体。中国历史皇朝往往经历十几二十代而终，无疑也符合统计学昏君出现的概率，最后一个皇帝未必就是昏庸的皇帝，然而在此之前国本已所剩无几，明末就是例子，在其他皇朝也不乏实例。无论是昏君还是庸君，最根本的是社会文化及与其相适应的体制无法制约最高权力皇权，皇权最终难免走向与社会隔绝，这也是中国历史每逢两三百年必有大乱，社会秩序坍塌，生灵涂炭的根本原因，简而言之，作为社会主流文化思想或儒家思想受暴力胁迫，也受儒家自身思想内涵之限，未能建立起一个承托社会进步的平台是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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