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拉·塔奇曼認為史學可分三方面：調研，理論，表達。調研提供素材，理論提供思維模式，通過表達被聽到和理解。她援引曾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韋布的觀點：歷史學家在寫作和溝通中有三個層次：“有話要講”，“話值得講”，“自己比別人更會講”


　　老高按：昨天我轉載了美國歷史學家（有人認為，更恰當的稱呼為“歷史作家”）巴巴拉·塔奇曼1966年在芝加哥歷史學會的演講。如我所願，引起了諸多博友的思考和討論。感謝一冰、Siubuding、阿妞不牛、俞先生、白草、gmuoruo、月光無言諸位的點評、質疑，尤其是阿妞不牛，先後發出八則跟帖，長達三四千字，深入闡述，詳細辨析，不僅在與博友的爭論中澄清了若干模糊疑點，而且也幫助了我釐清巴巴拉·塔奇曼關於“人類不能從歷史教訓中受益”思路的內涵。
　　回想起來，其實她的觀點，以前我也曾讀到其他學者程度不同地表述過。例如，楊奎松在論述中共革命成功過程的多本著作中，都論述說，有很多偶然性成份——有篇網上的文章標題就是《楊奎松：歷史的發展有太多偶然》，我感覺，楊很隱晦地表達對中共官方史學的乃至更一般的什麼“必然規律”的不以為然。
　　再如，以色列學者赫拉利在他著名的《人類簡史》中也說過：對人類來龍去脈包括社會問題的總體解釋（所謂“歷史規律”也應包括在內），就是看誰創作並傳播（換個說法也就是“編造”）的一套故事，能被更多人所相信。基督教信仰、“人生而平等”學說，無不如此。塔奇曼本人在演講中列舉了“德國激進哲學”即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學說等說法，如何被人以為是“歷史規律”，風行一時、征服民眾，但隨即這些“劇本”就被歷史所突破、所推翻，難以自圓其說……就都是這樣！
　　儘管如此，我還是想找到巴巴拉·塔奇曼對她這個觀點更深入闡發的文字，於是一方面我設法去買到、弄到她的系列著作，另一方面我也在網上檢索。我感到，她的頭銜是叫“歷史學家”還是“歷史作家”，這兩個稱呼就表明對她的評價是有分歧、有褒貶的；但是她畢竟多年研究歷史、具有豐富的寫作經驗，獲得了被普利策獎肯定的多項成果，那麼她強烈否定“以史為鑑”這種可能性，就與一個初中淘氣孩子被無數朝代、年代和人名攪昏了頭，憤而聲稱“歷史沒什麼狗屁用”，分量不能同日而語。
　　檢索的結果，我暫時沒有找到巴巴拉·塔奇曼對這個命題的更多論述，但是找到了一篇介紹她的寫作成就、特色和技巧的文章《史學奇女巴巴拉·塔奇曼》，也挺有意思。
　　作者姜鳴，1984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現為中國銀河證券公司上海總部黨委書記。出版有《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誌》等著作；在中央電視台“探索發現”拍攝的五集紀錄片《北洋水師》中擔任歷史顧問。
　　文中說到巴巴拉·塔奇曼的身世和社會關係，不難看到，她與美國政界、學術界、文化界被標為“左”的人士，淵源很深——或許我們這裡又有朋友要給她貼標籤了。（更不用說，文章作者姜鳴還是中共體制內人士呢，自覺不自覺地會表達出自己的價值傾向）不過，讓我們把注意力還是集中到文中介紹的她的寫作吧，不要讓左右之爭、民主黨與共和黨之爭之類話題來敗壞胃口。王小波等好多人讀書都十分推崇“有趣”“好看”，有人將之列為“第一”甚至“唯一”的標準。塔奇曼的書應該就屬於好看的，而姜鳴這篇文章，也很好看！


　　史學奇女巴巴拉·塔奇曼

　　姜鳴，澎湃新聞，原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史壇奇女和她顯赫的家世

　　大約在十多年前，季風書園還設在陝西南路地鐵車站旁，我在那裡看到了巴巴拉·沃特海姆·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的著作《八月炮火》，初翻幾頁，就深深被作者氣勢恢宏卻又細緻入微的寫作方法吸引住了。近來又讀到塔奇曼的另外幾本名著《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驕傲之塔：戰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和《歷史的技藝：塔奇曼論歷史》，真正領略了這位美國史壇奇女子的大家風範和迷人魅力。
　　塔奇曼出身名門，她的祖父是個雪茄煙製造商，父親莫里斯·沃特海姆是紐約著名的投資銀行家，繼承了五十萬美元遺產，創建了沃特海姆公司，專做收購兼併業務。1909年，沃特海姆與阿拉姆·摩根索結婚，三年後，他們的二女兒巴巴拉出生。1929年，這對夫婦離異。阿拉姆是亨利·摩根索的女兒，老摩根索本來是個房地產商人，後來從政，擔任過美國駐土耳其大使。阿拉姆有個著名的弟弟小摩根索，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財政部長，積極組織實施使美國擺脫經濟大蕭條的各項新政計劃。二戰期間對華援助的過程中，他聲稱自己是“僅次於羅斯福的樂意幫助中國之人”。1944年他還主持召開了著名的布雷頓森林會議。
　　巴巴拉畢業於哈佛大學，早年做過記者，去過東京，也報道過西班牙內戰。二戰時她在戰時新聞處遠東新聞部工作，所以對中國戰場十分熟悉。她的丈夫萊斯特·塔奇曼是紐約的一位內科醫生兼西奈山醫學院教授。塔奇曼生過三個女兒，戰後相夫教子，過着殷實富裕的生活。五十歲那年，她攜帶《八月炮火》回到讀者面前，一炮而紅，成為暢銷歷史作家，並以該書及九年後出版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兩度榮膺普利策獎——順便多說一句，這個時節，後來大名鼎鼎的投資大師索羅斯剛剛入行，正在沃特海姆公司做歐洲證券的分析員，而塔奇曼的老爹已經故世了。

　　學術性和通俗性

　　關於塔奇曼的作品，歷來有不同評論，有人認為這類書籍屬於大眾通俗讀物。這使我想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初讀威廉·曼徹斯特《光榮與夢想》併到處宣揚的時候，母校歷史系就有老師說，這是記者的作品，屬於“史話”之類。大約這種挑剔，塔奇曼亦常常聽到，比如說她的著作是“非學術性”的。所以她爭辯道，“專業學者”，是為取得學位而進行研究生訓練，在大學裡寫作歷史的人。但把大學之外、沒有研究生學位的獨立作家稱為“業餘寫手”，是用詞不當。她指出：“僅僅奉上觀點是無血無肉的，學院派歷史就常常滿篇都是觀點而不見行動。”當然，這種爭議的本質並非有無學位之辯，也不是誰的文字表述得更好之爭，重要的是塔奇曼及其他非學院派歷史作家是否具有自己的歷史觀和專業研究能夠達到的深度。
　　費正清是中國讀者很熟悉的美國學者，是名氣十足的“中國通”。他對塔奇曼頗為欣賞，稱塔奇曼一開始就很自然地躋身於知識精英階層。對她來說，眼界高遠和公眾人物的品性都是遺傳的一部分。在為《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所作的序言裡，費正清對那些強調概括、事件模式和比較研究的學者所挑起的爭議，做出了智慧的評價：
　　多年來在歷史學領域裡個別性和普遍性一直在爭鬥，各方都期望獲得更多的關注。這裡我們很難用隻言片語——不管我們怎樣斟詞酌句——來解決這個古老的哲學問題。其實這也用不着我們解決：巴巴拉·塔奇曼的歷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着任何理論支持。它就是讓讀者着迷了，它讓他們得以如此接近過去的歷史，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顯然，費正清的讚賞是發自內心的，他對作者所做的“歷史”更接近“過去的歷史”是肯定的。而那些純寫“學術性”著作的專業歷史學者，未必能夠做到。

　　無法表達的歷史一無是處

　　“讓讀者着迷了”，說得多好。塔奇曼成名之後，寫文章，做演講，宣傳自己的主張，這些都收錄在《歷史的技藝》之中。她說，如果寫作的目的是應公眾的需要分享對歷史的見識，寫作者把普通讀者當作自己的閱讀對象，而不是為學者同行寫作時，它需要講究表達藝術，寫得清楚，寫得有趣。她認為史學可分三個方面：調查和研究；教學和理論；敘述和表達。研究提供了素材，理論提供了思維模式，只有通過表達，歷史才被聽到和理解。“無法表達的歷史一無是處”。
　　塔奇曼還援引曾經擔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沃爾特·普雷斯科特·韋布的觀點。韋布指出，歷史學家在寫作和溝通中有三個層次：“有話要講”，“話值得講”，“自己比別人更會講”。塔奇曼發揮說，寫作必須和閱讀的願望形影不離。作者必須看到讀者坐在他的書桌對面，必須搜腸刮肚地尋章摘句，傳遞他希望讀者看到的畫面，喚起他希望讀者感到的情緒。非此不能寫出生動鮮活的東西。作家的文字生於書頁，也死於書頁。
　　在我看來，無論是為大眾還是為同行寫作，都應當表述清晰。澀滯含糊，冗長無味，對專業讀者也是不能忍受的。問題是，怎樣才能夠表述清晰呢？
　　塔奇曼用自己的經驗做了概括。

　　漣漣淚水和花白鬍鬚

　　文字要寫得好看。塔奇曼的作品，語言和描寫都超棒。她寫道：“說到語言，沒有什麼比寫出一個好句子更令人滿足的了。要是寫得呆頭呆腦，讀者讀起來就像在濕沙中前行，如果能寫得清晰、流暢、簡單但驚喜連連，那就是最高興的事。”她講究遣詞用句，認為短詞比長詞為佳，音節越少越好。既要文字言之成理，又要讀者讀之有味。同時，她極注重營造氣氛，讓讀者身臨其境。
　　比如寫一戰爆發，德國駐俄國大使前往俄國外交部遞交宣戰書，這一場景令我過目不忘：
　　在聖彼得堡，水汪汪的藍眼睛眼眶發紅，花白的山羊鬍子顫動着的普塔萊斯大使，兩手哆哆嗦嗦地向俄國外交大臣薩佐諾夫遞交了德國的宣戰書。
　　“全世界將咒罵你們！”薩佐諾夫大聲嚷着。
　　“我們是為了維護我們的榮譽，”德國大使回答說。
　　“這與你們的榮譽無關。上天自有公道。”
　　“是呀！”普塔萊斯喃喃自語：“上天自有公道，上天自有公道。”他蹣跚地走向窗口，倚着窗，不禁潸然淚下。“好啦，我的使命到此結束了，”說到這裡，他就再也說不下去了。薩佐諾夫拍着他的肩膀，相互擁抱。普塔萊斯踉蹌地走向門邊，抖着的手好容易才把門拉開，出去的時候，低聲道着：“再見，再見。”
　　寥寥幾句，就將德、俄兩國外交官對一戰的態度描繪得栩栩如生。
　　塔奇曼尤其擅長勾勒人物。比如他寫1895年的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
　　索爾茲伯里勳爵既是他所屬階級的化身，又是一位非典型的代表，當然，作為特權階級的成員，他才有資格與眾不同。他身高6英尺4英寸（約1.93米），年輕的時候又瘦又難看，佝僂且近視，頭髮的顏色比一般的英國人要黑很多。如今65歲的他，瘦削的身材已經發福，肩膀變得寬闊許多，佝僂卻顯得更厲害了。他那沉重的光頭加上滿面捲曲的花白鬍子似乎給肩膀增加了不少負擔。他鬱鬱寡歡，極度聰明，有夢遊的習慣和他自稱為“神經風暴”的突發性抑鬱症。他說話刻薄不得體，心不在焉，厭煩交際，喜歡獨處，頭腦敏銳，生性多疑，思考積極，被稱作是“英國政壇的哈姆雷特”。他凌駕於慣例之上，拒絕在唐寧街居住。他篤信宗教，愛好科學。每天早飯前都要去家中私人禮拜堂祈禱，還在家裡搭建了一個化學實驗室，進行獨立的科學探索。
　　塔奇曼說，她最初寫索爾茲伯里的鬍鬚捲曲而茂密，前額又高又光，長相如同卡爾·馬克思。但編輯對此一頭霧水，原來他對馬克思的長相毫無所知。她意識到這個對比在美國讀者中沒法產生畫面感，只好將其刪掉。去年，我在拙著《秋風寶劍孤臣淚》中，有篇文章考證李鴻章訪英時是否與索爾茲伯里合影之事，專門琢磨過這位首相的相貌，但如此清晰傳神地刻畫人物，抓住瘦高、佝僂、黑髮、抑鬱、特立獨行等幾個特徵，使這個老貴族赫然站在讀者面前的本事，我是做不到的。而我若用馬克思的相貌來比喻人物，在中國讀者中必會產生聯想的效果。今人讀史，揣摩古人的形象，如果沒有照片或畫像，往往要藉助歷史學家的描寫。比如項羽，記得司馬遷說他與舜一樣是“重瞳子”——眼珠里有兩個瞳孔，一下子就點出了這是個與眾不同的異人。用最少的文字、最生動的比喻來刻畫人物，是古今優秀史家必須掌握的絕技。

　　以盎司來計量

　　史實要真實可靠。1964年，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重新開張，歡慶酒會為五千來賓提供了八十箱、九百六十瓶酒，可分裝七千六百八十杯，每杯三盎司。塔奇曼指出，這組數字被點出，時髦的社交場風光就赫然展現在眼前：端着酒杯的人頭穿梭晃動，女人互相打量穿着，交遞寒暄。作為美制液體單位，一盎司等於二十九點五七毫升，是個較小的數字（順便說一句，《歷史的技藝》在翻譯時，將三盎司換算成約八毫升，有誤）。“我信奉以盎司來計算歷史，我不相信1加侖（約3.7升）水壺端上的歷史。”文獻家都會描寫，歷史學家的描寫講究言之有據。確鑿的細節未必每次都得出結論，但能讓你腳踏實地。
　　讀塔奇曼寫的史書，通篇都是對人物和事件的敘述，親切而詳盡。敘述背後所支撐的史實依據，來自她極為廣泛的閱讀。她說自己毫不猶豫地以最快速度撲向原始文件，“最為原始的文獻是未經出版的材料：私人信件、日記、報告、命令，還有政府文檔中的便條”。“沒有什麼比在原始文件的紙張和墨水中檢索信息更讓人着迷的了。”這種超級勤奮，使她下筆有神。塔奇曼聲稱從不捏造任何東西，包括天氣。《八月炮火》中寫到參加一戰的英軍在法國登陸時，當地駐軍爬上營房屋頂，為走下舷梯的盟友歡呼。此時，遠處傳來隆隆雷聲，殘陽如血，冉冉西下。一位英國軍官後來寫道：“我們受到人們盛宴款待和熱烈歡呼，但不消多久，他們就要看到我們向後敗退了。”有讀者欣賞她的筆法，以為這是作者藝術加工出來的末世景象，但塔奇曼說，她是從一部回憶錄中找到了這個細節，那人參加了登陸，聽到了雷聲，看到了殘陽。如果存在藝術加工的話，也僅僅是她挑出了細節，並用對了地方。
　　中國傳統史學著作，歷來也有描寫細節的傳統。但後來隨着官修之風盛行，文史分家，官史就越來越難看了。前幾年，我參加重修《清史》時，讀到沈葆楨1864年抓捕幼天王的一份奏摺，其中詳述席寶田率軍連夜追擊的場景，同樣使我着迷：
　　悍黨數千擁幼逆遁踞古嶺，危崖壁立，界廣昌、石城之交，上下二十餘里，賊憑險堅拒。漏四下，月已西沉，夏基鴻、廖生達斬關而入，力戰死之；陳柏貴、王學開均受槍傷，各勇憤不可當。賊棄嶺遁，狂奔數里，人馬擁擠不前，我軍乘之急，賊呼曰：“必死矣！盍決戰？”我軍少阻，席寶田斬退者以徇，弁勇爭奮，賊屍填山腰，自相踐踏而遁。至嶺下，喘不能行。
　　這是湘軍攻破天京，太平軍洪仁玕\\護衛幼天王逃亡的最後一戰，我的眼前出現了月夜下的古嶺危崖，出現了殊死搏鬥的軍人。我未料一篇官樣文章，竟能寫得如此風生水起。我在撰寫沈葆楨傳時，寫進“漏四下，月西沉”，這種描寫，全無虛構，但與全書人物傳記的風格體例不符，估計會被調整。所以，看到塔奇曼的書，令我產生相見恨晚的同道之心。
　　當下中國出版界，各類粗製濫造的歷史讀物比比皆是，生動嚴謹的良心作品卻是鳳毛麟角，塔奇曼的著作，為那些熱衷“編寫”歷史的作者提供了最好的借鑑。我認為，後人撰寫前人的故事，尤其是重要的人物，他們的智商、手段、處事風格，在當時都是一流的，情形也不會簡單得讓後人輕易就能編造出來，如何重現，需要慎重地考證。而真實準確的細節，本來就是好看的，也是有力量的，只是電腦前的隨意碼字者不知道罷了。

　　如果毛澤東來到華盛頓

　　分析要有眼光。塔奇曼並不只是掉書袋的寫手，僅僅沉湎於細枝末節，她對歷史的發展一直有着清晰的判斷。
　　早在1936年，塔奇曼就尖銳指出：日本“對譴責它侵占了中國領土故作驚詫，就像這是一種它從未想象過的行為，這種表態對外國讀者來說匪夷所思。大惑不解的外國人想知道，日本用這種明顯的偽裝到底想達到什麼目的。唯一的解釋是，日本人並不認為這是偽裝。日本人擁有與西方人截然不同的思維過程，缺乏西方人稱之為‘邏輯’的東西，明知所說是假，卻能真誠地相信”。寫下這段文字時，塔奇曼剛滿二十四歲。
　　想想，一個紐約姑娘，對遠東發生的事件竟有如此看法，可見她對日本的深刻洞察。這也是她在接近花甲之年，能夠完成史迪威以及二戰中中美關係研究的原因。而在同時代，許多歐美人士對日本的侵華罪行總是裝作沒有看見。
　　她甚至注意到，1945年1月9日，美軍駐延安軍事觀察組代組長雷·克羅姆利上校向重慶的魏德邁將軍報告：“只要羅斯福總統表示願意在白宮接待作為中國一個主要政黨的領袖的毛和周，那麼他們兩人或其中之一立即可以前往華盛頓，參加探索性的會談。”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後數月，塔奇曼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披露了這次沒有實現的訪問。她問道：如果毛澤東和周恩來當年來到華盛頓，如果他們成功地讓羅斯福總統相信，邊區政府正蓬勃發展，中央政府正在腐爛，如果他們實現了來訪目的——美國向他們提供軍火，停止對蔣介石無條件的承諾，向蔣施壓，迫其接受共產黨在聯合政府中的地位，接下來會出現什麼情況？
　　“中國共產黨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實事求是，”塔奇曼說，“他們現在已經學會了調整政治行動去適應現實，隨時準備為了生存和優勢，與意識形態的對手開展合作。如果他們在1936年可以與蔣介石達成合作並且還將準備合作下去，那又為什麼不能和美國權商一二呢？”
　　通過研究檔案，塔奇曼指出障礙來自美國新任駐華大使赫爾利。她認為，美國對這個友好姿態沒有予以回應，以致後來兩場戰爭造成不計其數的生命魂飛魄散，“兩個沒有交情的超級大國因猜忌和恐懼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讀完她的文章，我也忽然對五十年前中國大地上男女老幼都能背誦如流的“老三篇”之《愚公移山》——毛澤東1946年6月在中共“七大”閉幕詞中對赫爾利的批評豁然開朗：
　　昨天有兩個美國人要回美國去，我對他們講了，……告訴你們美國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們，我們解放區禁止你們到那裡去，因為你們的政策是扶蔣反共，我們不放心。……赫爾利已經公開宣言不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到我們解放區去亂跑呢？
　　事情有因有果，延安的這段講話，是說給大洋彼岸的政治家聽的，而為我們揭開謎底的，卻是眼光敏銳的塔奇曼。
　　塔奇曼研究了史迪威與蔣介石的矛盾所濃縮的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過程和破產。她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的末尾總結說：“美國無法解決中國的問題。……最後，中國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國人從來沒有去過那裡似的。”

　　歷史事實獨立於史學家存在嗎？

　　記得我在復旦讀大一時，在第一教學樓入口東側的小書店裡，買過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霍烈特·卡爾的小冊子《歷史是什麼？》（吳柱存譯，商務印書館內部發行）。書中寫道：“過去有這樣的說法：事實本身就能說話。這一點當然並不真實。事實本身要說話，只有當歷史學家要它們說，它們才能說。讓哪些事實登上講壇說話，按什麼次第講什麼內容，這都是由歷史學家決定的。”卡爾還說：“歷史學家當然是要選擇的。相信歷史事實的硬核客觀地、獨立地存在於歷史學家的解釋之外，這是一種可笑的謬論。”
　　當時，我覺得卡爾的說法難以接受，帶有強烈的唯心主義色彩。但我不知道這是卡爾1961年在劍橋大學特里威廉講座上的連續演講，並由BBC在電台播出，次年結集出版，產生過很大影響。我也不知道，1962年1月，《八月炮火》問世，塔奇曼大紅大紫，肯尼迪總統特別訂購一本，送給英國首相麥克米倫。我更不知道，塔奇曼也在關注卡爾的這個觀點，但她不接受，認為不管希羅多德是否寫作，希臘擊敗波斯的事實對西方歷史走向的推動都是一定的。塔奇曼宣布她的史觀是：“歷史事實獨立於歷史學家存在”，並在內心一直與卡爾進行無聲的辯論。
　　卡爾論證自己觀點時強調，我們所讀到的歷史，雖然有事實為依據，但嚴格說來不過是一系列已經接受下來的判斷。比如公元前五世紀希臘的場景，就是由一小部分雅典人做出的，可是斯巴達人、哥林多人，乃至波斯人、奴隸和雅典的非公民怎麼看它，我們一無所知。這裡的關鍵是史料被做了選擇處理。卡爾尖刻地說，歷史學家負有雙重責任，一方面發現少數有意義的事實，使他們變成歷史事實；另一方面把許多不重要的事實當作非歷史事實拋棄了。在歷史過程的陳述中，無疑存在着歷史學家的主觀判斷和選擇性刪減。如果簡單地認為歷史就是過去的事實，必然產生越來越多的枯燥無味、專門已極的專著。還有一批歷史學家，在越來越小的環境中知道越來越多的東西，最後，不留痕跡地沉沒到事實的大洋之中。
　　這些觀點屬於深奧的歷史哲學，至今依然爭論不息。後來商務印書館另出《歷史是什麼？》的陳恆譯本，歸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書前增加理查德·埃文斯的導言，將正反雙方的觀點都做了詳細介紹。

　　筆補造化，代為傳神

　　塔奇曼為了吸引讀者，在另一篇文章里又把自己形容成為藝術家。
　　塔奇曼指出：“創作的過程有三步：第一，藝術家以獨到的眼光感知真相，傳遞真相；第二，表達的媒介——作家用語言，畫家用畫筆，雕塑家用黏土和石料，作曲家用音符；第三，設計和結構。”她拿倫勃朗的油畫《夜巡》來作比喻：被安排進作品的所有人物，有的位於光照的前景，有的隱於背景。寫歷史也一樣，雖然成稿看上去一氣呵成，毫無滯礙，就像作者照時間順序寫就一樣，但其實這裡有巧妙的時間擺布和材料取捨。她強調：“想象力之於詩人，就像事實之於歷史學家。他的取捨中有他的判斷，材料安排中有他的藝術。他的工具是敘述，他的對象是人類的過去，他的作用是讓事實被人們看到。”
　　如果仔細琢磨，在這種複雜的擺布和取捨中，塔奇曼展現的主觀作用其實和卡爾的歷史觀走得很接近。
　　塔奇曼甚至承認：
　　只有等到要寫下他們的時候，你才發現你其實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在寫作1914年8月失掉阿爾薩斯時也遇到過同樣的問題。那一次，我實在找不到讓事情經過清晰起來的足夠資料，我編造了一些東西，但沒有人發現。
　　這和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異曲同工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修昔底德說道：
　　在這部歷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現成的演說詞……我親自聽到的演說詞的確切詞句，我很難記得了，從各種來源告訴我的人也覺得有同樣的困難；所以我的方法是這樣的：一方面儘量保持實際上講話的大意，同時使演說者說出我認為每個場合所要求他們說出的話來。
　　太好玩啦。大師坦露了自己的秘密！所謂經典的歷史著作是否本來就有悄悄的虛構和想象，哪怕僅僅一兩次？《史記》裡也有虛構，清人周亮工評論霸王別姬時的情景，稱作“太史公筆補造化，代為傳神”，魯迅亦譽《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司馬遷罕見地被史學史和文學史都搶來作偶像。而塔奇曼公開抱怨說：“我想不通為什麼‘藝術’這個詞總是局限於虛構作家和詩人，而我們其餘的只能面目不清地被叫做‘非虛構類’（Nonficition）——聽起來就像剩下的什麼東西。”其實她應該慶幸，在美國，她的寫作被歸入“非虛構類”，人家承認她是歷史學家，若在中國，她的作品或許被歸入“報告文學”之類了。
　　即便如此，我仍然不認可寫作歷史著作時夾入“編造”。同時，我喜歡歷史著作經過精心編排後的流暢敘述，我承認塔奇曼確是箇中高手。她的書，瀟灑精彩，乾淨利落，沒有贅語，如同卡拉瓦喬式的洞察細膩和落筆精準，也有卡拉瓦喬的不拘一格。《歷史的技藝》將卡拉瓦喬的名畫印在扉頁上：聖羅傑姆瞅着一部大書做深思狀，右手緊握羽毛筆伸向前方去蘸墨水。他感悟到什麼秘密要即刻記錄下來？那支筆的對面，一具骷髏頭骨靜靜地凝視着他。

　　史詩般的開篇令人過目不忘

　　當然，最喜歡的還是塔奇曼書寫的開頭。美國歷史學家、普利策獎獲得者羅伯特·馬西在《八月炮火》序言中寫道：“塔奇曼那年夏天為了一段文字，反覆推敲了八個小時。後來那段文字成為她所有著作中最出名的經典佳句，這就是《八月炮火》的開場白。”
　　1910年5月的一個上午，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出殯，騎着馬在隊伍中前進的有九個帝王，多麼宏偉的一個場面！穿着喪服，肅穆佇候的人群，都不禁驚嘆不已。這些君主，服色斑斕，嫣紅奼紫，寶藍翠綠，三騎下排聯轡出了重重宮門，在陽光照耀下，羽翎頭盔，金絲衣鑲，緋色綬帶，嵌着珠寶的勳章閃閃發光。他們後面是五個王儲，四十多個皇室貴胄，七個皇后——未亡人四，執政者三，以及為數不多的來自非帝制國家的特派大使。他們總共代表七十個國家。王公貴族，達官顯貴，在類似場合雲集一起，這是盛況空前的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靈柩離開王宮時，議會塔尖沉悶的鐘聲報時九下，但在歷史的時鐘上則是日薄西山的時刻。舊世界的太陽正在西墜，雖日華燦燦，但已奄奄一息，行將一去不復返了。
　　果然氣勢雄偉又意味深長，猶如一部史詩巨片的開頭，滿眼是躍動的畫面。閱讀它的時候，我的腦海中不由騰湧起我極喜愛的另兩部名著，它們一直令讀者嘖嘖稱道，也擁有我幾乎能夠背誦如流的精彩開篇：

　　1932年那個山窮水盡的夏天，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活像一座深陷敵圍的歐洲小國京城……
　　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干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
　　這兩部書，前者是1974年初版的《光榮與夢想》，後者是1981年付梓的《萬曆十五年》。我不知道曼徹斯特和黃仁宇是否讀過塔奇曼的作品，但毫無疑問，他們在文風上，有着同樣的趣味，尤其曼徹斯特，他和塔奇曼簡直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而閱讀這樣的作品，實在是種享受。所以我不嫌其煩，摘錄下來，以向前輩致敬。
　　（本文原載於2016年10月30日的《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原標題為《無法表達的歷史一無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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