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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罗拉是一个天生的cleaner，这么说，是因为她视脏东西为敌人。她会把笨重的要命的床铺挪开，然后把床底下的灰尘吸净；她会爬上去擦厨房柜顶的油腻，看到抹布变黑她会露出喜悦的神情；她会用自来水管去冲洗门窗，然后把窗户玻璃擦的晶莹剔透里外不分。。。尽管我每次都劝她说，“芙罗拉，不用弄那么干净，差不多就行了。”可她却不干，非说屋里灰尘太多，吸进肺里对身体不好。我的天，这人有洁癖！

为此我猜测芙罗拉极有可能在阿斯伯格症或者说是自闭症的光谱spectrum上，而且程度不轻，所以强迫症症状才如此明显。芙罗拉也承认说她控制不住自己，老觉得周围很脏，说她有时甚至会疯狂到用热开水去冲洗自家的马桶。这一个人要是钻起牛角尖起来，可真是谁都挡不住。

不管芙罗拉有没有强迫症，我都是受益者。朋友们一进家门就夸我勤劳，能把家里收拾的这么干净，我嘿嘿一笑，心里明白这是芙罗拉的功劳。

芙罗拉这位80后来自于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她结婚后来到英国，到现在差不多十年了。阿尔巴尼亚这个欧洲小国地处巴尔干半岛，山多耕地面积少交通又不便，因此经济一直欠发达，国民收入在欧洲长期垫底。当年，我们的毛爷爷曾经大赞这个穷的要死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称其为“欧洲的明珠”，并冒着自己的国民被饿死的风险，勒紧了裤腰带也要去援助人家，但最后阿尔巴尼亚人民似乎也不怎么领情。

今天的阿尔巴尼亚虽然已经成了民主国家，但经济却依旧一蹶不振，一些有能力的阿尔巴尼亚人会想尽一切办法离开阿尔巴尼亚另寻出路。

一般来说，阿尔巴尼亚人最便捷的出国之路就是去希腊，因为阿尔巴尼亚南部与希腊北部接壤，翻过山去就到了方便快捷。虽说希腊的经济也不怎么样自己也快要破产了，但是比起阿尔巴尼亚来还是要强很多，毕竟人家也是欧盟成员国，要知道加入了欧盟就等于拿到了订单，有订单才有饭吃呀！为此，阿尔巴尼亚最近几年在力争加入欧盟，据说目前有了一定的进展。

不过阿尔巴尼亚虽然穷，但却盛产美女，可见上帝总的来说是公平的，他在给你烂东西的同时也会给些好东西。据说阿尔巴尼亚美女们到了希腊，把希腊的两个行业占领了，一是色情行业，还有一个就是清洁工市场。一般来说，吃不起苦的去干前一行，吃得起苦的就去干后一种。芙罗拉有位美女亲戚，她在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是个医生，但自从去了希腊后，因为不具备从业资格所以也只好从清洁工干起。可见对穷苦老百姓来说，清洁工似乎是个可靠又保底的行业。

当然，运气再好一些的阿尔巴尼亚美女们，那一定是要去美国的。为此，如今的美国娱乐圈就有几个头号美女来自阿尔巴尼亚，因为阿尔巴尼亚女人的美带着一种霸气，这种霸气，把那披星条旗戴牛仔帽嚼口香糖的美国本土美女们，甩掉不知道多少条马路，那些口香糖们和阿尔巴尼亚美女往一块儿一站，口香糖们的俗气简直令人难以直视。

清洁工芙罗拉也是个美女，她的长相总是让我联想到雅典娜神庙的柱子那几个顶天立地的女神塑像: 鲜明又比列合适的脸部轮廓，细细的卷发如云彩般的盘在头顶，体态看上去即健康又挺拔。我想，如果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上，芙罗拉也穿上女祭司的长袍去点火的话，那一定要比电视里出现的那位要好看的多。为此，我认为芙罗拉应该算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清洁工了。

我想，当初芙罗拉的母亲在给她取芙罗拉这个名字的时候，内心一定充满了美好的期许，即希望她的女儿将来能拥有像花儿一样的美丽人生吧？可惜的是现实却并不美丽。据芙罗拉告诉我说，她从小时候一直闹肚子疼却不知原因，可是因为家里穷没钱去看病，所以她母亲只能用土办法给她止痛，但却并不管用。到后头来她疼的在地上打滚，以至于不能好好上学，所以索性就早早的辍学了。后来她后来才明白，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她肚子里的蛔虫搞的鬼。

为此我想到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斯特教授的“随机对照试验”，她发现那些凡是在幼年时有幸打过蛔虫的肯尼亚儿童，其成年后的平均收入会比年幼时没打过蛔虫的同龄人要多出百分之二十。这是因为没有了肚子里蛔虫的干扰，这些孩子就有更多的时间在校学习，从而获悉更多的知识。由此说来，芙罗拉似乎亲身证实了这个实验的真实有效性。就因为芙罗拉小时候没有打过蛔虫，所以她成年后的收入只能维持在低水平。

还好，低收入水平的芙罗拉却并没有从此小看她的工作，而是工作起来非常卖力。芙罗拉干活不知疲倦常常从早忙到晚，期间就稍微休息片刻，喝几口水后接着又继续干活。她的这种劳动强度有时连我也看不下去了，总想要打断她劝她歇一歇，可她却说，“no, I am busy” 拒绝休息。我觉得她这是把我家的事儿当成她自己的事儿来对待了呀！这种精神要是在中国，指定是要被选为劳模的。

而每当芙罗拉终于有时间坐下来歇口气休息一下的时候，她就会跟我聊她的老家的情况，而我也特别爱听芙罗拉给我讲她的故事。因为在她的那些故事里，我会有很多共鸣，因为我发现阿尔巴尼亚人有不少生活习惯跟我们中国人很像。

比如，在家庭教育方面，阿尔巴尼亚人也搞家长制。在传统的阿尔巴尼亚人家里父母说了算，家长有权打孩子，老公有权打老婆。我问芙罗拉，“你打孩子吗？”“打！”芙罗拉干脆的说，“不听话就得打！我父亲小时候就打我！”她憨笑着说道。我一听，立刻也想起了小时候挨父亲苕帚的情景，总共挨了多少次每次都挨在什么地方，是腿上还是屁股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那真是刻骨铭心的痛啊！现在我自己当然不打孩子，不是不想打，而是怕打了万一被邻居发现，揭发起我来那就糟了。

还有一点阿尔巴尼亚人跟中国人很像，那就是农村外出打工的男人喜欢回乡讨老婆。芙罗拉说她先生就是回老家取她过门儿的。她说那时候她先生已经在英国取得了身份，是个正儿八经的公交车司机，这样的好条件回老家去找媳妇，那是要被人争抢的。不过芙罗拉的运气不错，算被她抢到了。可是，芙罗拉事情也非一帆风顺，因为当时她婆婆并不喜欢她，说她既没文化家里又穷而且不爱说话。经过一番激烈的抗争后，芙罗拉终于和她先生走到了一起，真是很不容易的。随后过了几年，芙罗拉便以家属的身份顺理成章的来到了英国。

我听了芙罗拉的故事，感到穷苦的阿尔巴尼亚农民找出路的方式跟中国的农民工兄弟们真的很相似。

但是在道德伦理方面，似乎芙罗拉的文化传统更保守。芙罗拉说在她的家乡，不正经的女人会被别人唾弃，大家都喜欢忠实于丈夫的女人。我听她这么一说，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平时只要我家一有修理工上门来，芙罗拉总是立刻会躲得远远的，避免和这些强壮又浑身冒着汗臭味的男人打照面。难道这是他们的文化传统？还是芙罗拉自己太守旧，才会觉得已婚女人都应该注意和别的男人保持距离？亦或是宗教信仰？

为此，我特意上网查了一下，发现阿尔巴尼亚还真是个穆斯林国家，有百分之五十八的人口是穆斯林。“怪不得！”我心想。于是我问芙罗拉是不是穆斯林？她回答，“是，不过。。。”她顿了一下说，“其实是假穆斯林，我啥都吃！”芙罗拉羞怯的笑道。我听了大笑了起来，对她说对此我不觉得稀奇，因为我高中同学里面也有个假穆斯林，她一遇到食堂有红烧猪大排的时候就不是穆斯林，伙食不好的时候她才是，因为她可以要求吃别的，当然，高考的时候她就是当仁不让的穆斯林，因为可以加分。

既然芙罗拉不是穆斯林，像她这样讲究男女之间分寸的女人，今天即使在中国也是个稀罕物。中国人对贞洁两字早就不敏感了，就像中国的古建筑里的贞洁牌坊，只是古董和摆设，供游客拍照取乐用。芙罗拉的自我约束的精神不禁令我对中国的古代伦理道德，产生了某种遐想和怀念。

而芙罗拉妹妹的故事则更令我感动。她妹妹的未婚夫，十年前因为一次口角动手伤了人，结果被判入狱十年。这十年期间，芙罗拉的妹妹一直苦等他直至最近出狱。最近芙罗拉愉快的对我说，过些天她要回去参加她妹妹婚礼了！我听了，也为她妹妹感到高兴，因为我她妹妹很伟大。要知道如今的女孩，有几个能有这样的的耐心去等啊，别说等十年恐怕十个月都等不了，更别说是为了未婚夫了，即便是已经结婚有孩子的，老公一吃官司老婆立马翻脸闹离婚的如今多了去了。由此可见，芙罗拉的家人一定都是既善良又淳朴的老实人。

芙罗拉说她父亲是个机械修理工，人很聪明也看过不少书，他在农村做日常维修工作是拿政府工资的人。现在他爸爸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养老金大概合70英镑。

七十磅！芙罗拉打扫一次卫生的收入都不止七十磅，我脑子里飞速的把七十乘以九等于630元人民币，这点收入今天的中国农民也瞧不上，怪不得阿尔巴尼亚人都要往外跑。我于是猜测，这或多或少也是为什么芙罗拉会如此珍惜清洁工这份工作的原因。

实际上，芙罗拉是我来英国后请的第三位清洁工。第一位清洁工名字叫萨拉，她是从新西兰来的一位年轻女艺术家，做清洁工是她的临时工作。萨拉给我看过网站上她的画作，看起来还挺不错。萨拉由于男朋友工作的原因来英国，到了英国之后萨拉没事可做，便临时干起了清洁工。可能对萨拉这类年轻人而言，工作不分贵贱，只要能挣钱就行。我想这应该是大多数西方人的想法吧，跟我们中国人的想法还是很不一样。今天我们中国人对工作依旧还是有三六九等的观念的，而清洁工基本上排在最低一档。就拿我们这个大学镇来说，尽管有不少无事可做的中国人，但从来没听说过她们当中有人愿意干清洁工的，这是因为她们担心被人知道了，家里人就会抬不起头来。而西方人在这方面则要开明许多。就我所知这里有的老师，比如幼儿园阿姨，因为收入并不高，所以她们也会乐于再去干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她们认为这没什么，增加点收入有什么不好？但是这种想法，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幼儿园阿姨，好歹也是个老师啊，老师怎么能去干清洁工这种活儿呢？那不要被人笑死的吗？观念上的差异就是这么大。后来，艺术家萨拉和她男友掰了，她黯然神伤的回到了新西兰，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她。但是，偶尔有闲也会看看她的艺术家网页，浏览一下她那色彩斑斓的油画，便会感觉到她那有爱的生活依旧在继续。

我家的第二位清洁工，是从菲律宾人珍妮。珍妮的故事很复杂，她很小父母离异，母亲再嫁嫁到了澳大利亚。珍妮十八岁生日前，母亲给她办了澳洲移民，她便从马尼拉移民到了悉尼。母亲嫁给了一个有钱人，继父人不错对珍妮也很照顾，还赞助她完成了学业。珍妮毕业后便开始了一段边打工边周游世界的旅行。在英国的这一段旅程中，她的人生发生了大转折——她在我们大学镇上遇到了她的另一半：一个只比她大几岁却有着英国式秃顶和啤酒肚壮汉，体重达100公斤的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一个电讯公司的销售。

珍妮的境遇并不好，因为在我最初遇见她的时候，她正在挺着大肚子却在给别人家带小孩。

那天我在社区附近的公园里溜达，遇到珍妮的那一刻她正在playground陪一个小女孩滑滑梯。我和她搭话闲聊了一会儿，珍妮便开始问我家需不需要清洁工，说她光给人带孩子的收入不够，希望有更多一些收入来支付房租。我一听说这个大肚婆要自己付房租，就问她先生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他不付房租？珍妮回答说，“哦，他负责家用和水电煤账单，我付房租，就算各付各的吧。”听上去她觉得理所当然，我却嘀咕：一个男人居然在一个女人要为他生孩子的时候还敢叫她付房租？！这是什么样的垃圾男人！而珍妮这样的女人也简直蠢到家了。为此我对珍妮说抱歉，以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不能雇你干这活儿，因为让一个大肚子孕妇为我擦窗扫地，会让我有负罪感。珍妮听我这么一说，似乎有点失望。后来又过了些日子，我突然想到珍妮的产期好像已经过去了，便又打电话给她，问她愿不愿意来我家做清洁工。电话那头她立刻爽快的同意了。随后珍妮大约在我家干了有一年不到的时间，期间又经常听到她说起和她先生之间的各种不愉快。终于有一天，珍妮跟我说她要一个人带着孩子回澳大利亚去。至此，珍妮终于完成了她的毕业之旅。

不管怎么样，我替珍妮高兴，一个远行的女大学生，周游世界之后带着一个可爱的娃娃回家，那是一个多么大的收获！

对比之下，芙罗拉的经历远不及萨拉或珍妮的那么梦幻，她只不过是为了生活而奔波。这个世界上，有的人辛劳一生却穷困依旧，有的人无需工作却一辈子锦衣玉食。如果说，一个人一出生就已经决定了他的未来，那么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

在我们中国人在习惯中，总是用努力勤奋来激励穷人，似乎强调不努力才是造成贫穷的因素。而据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理论，生存环境的差异确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所以改变生存环境更具有现实意义。

记得我还在国内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农民工兄弟来我隔壁邻居家收破烂，那位每天爱跳广场舞的邻居大妈对他说，“老乡，你这样真好，不偷不抢，老老实实过日子，比什么都强，你说是伐？”老实巴交的农民工兄弟对着这位穿红戴绿的大妈憨厚的笑了笑，连连称是。在这位大妈伪善的笑容之下，潜藏着的是对弱势群体的长久压制的企图，这一次她或许暂时的掐灭了一个企图暴力反抗的火苗，但这火苗总有一天还是照样会燃起。那么，为什么就不能主动一些去帮助别人改变困境呢？

如此说来，在英国小镇上生活的芙罗拉还算是幸运的，至少这里没有人对她说你这清洁工的工作很好很高尚，你不偷不抢值得表扬之类的废话。其实芙罗拉是个很聪明的人，她有一双巧手，我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芙罗拉稍微看看能帮我修好弄妥。为此，我总觉得她严重低估了自己，便对她说，“芙罗拉，你该去学习一下英文，如果你英文能过关，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可她却总是说，“不行啊，我没时间，现在两个孩子还小，我每天要接送他们，另外还有那么多家务活儿要干。做清洁工虽然收入不稳定但是灵活，但照顾起家里来会方便些。”

如此看来，芙罗拉是贤妻良母的本性大于出人头地的野心，这比起我们大学镇上那些抱着“为了自由故，孩子一边丢”的野心勃勃的女访问学者们，我觉得芙罗拉更有爱心，因为芙罗拉爱她的家。她说刚来英国的那几年她时常感到抑郁：天天辛苦的工作，没有亲人和朋友在身边，情绪有时候差到极点，以至于她有时感觉快撑不住了，还动过轻生的念头。“不过”芙罗拉叹了口气说，“ 挺一挺总算挺过来了！”现在她的孩子们都已经上中学了，芙罗拉精神压力也小了些，“日子总是一点点会好起来的！”芙罗拉苦笑对我说。

确实，这两年在芙罗拉和他先生的共同耕耘下，他们的生活终于有了点起色。最近，他们购置了自己的房产，房子虽然不大地段也比较偏，但是它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芙罗拉把她的小花园收拾的非常漂亮，还种上了许多美丽的花朵，“花”在阿尔巴尼亚语里面，就叫芙罗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