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让中共释放蒋介石，促蒋抗日并拥戴蒋介石为抗日领袖自然是从苏联利益出发的。他想促成中国全面抗战局面，使日本陷入与中国的战争泥潭无法脱身，以免除日本剑指苏联的可能性。否则万一日本哪天进攻苏联，与潜在对手德国两面夹击苏联，斯大林腹背挨打无法应付。所以张闻天说，释蒋“是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牺牲中共的局部利益”
另一方面，苏联之所以很快反应给中共发出释蒋指示，陈立夫认为与他通过潘汉年发给共产国际的两份密电有密切关系。
陈立夫在他的回忆录《成败之鉴》里提到，西安事变前一年，周恩来曾经给陈果夫陈立夫昆仲写了一封语气谦恭的亲笔信，信中说道，“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悴，以便双方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临颍神驰，伫待回教，专此並颂时祉”。

其实抗战之前，蒋介石明里说“攘外必先安内”，暗中同时在准备抗战之事，他当时派遣陈立夫去新疆做两件工作，第一，和中共交涉，万一中日战争爆发，中共应及时发表宣言，共同抗日。第二，与苏联交涉，一旦中日战争掀起，中苏两国要站在同一战线。

与中共的交涉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忌惮日本人知道，会提前发生战争。陈立夫接到周恩来信后。奉命与中共秘密交涉，国民党方面代表是陈立夫和张冲，中共代表是周恩来，潘汉年则作为第三国际代表参加。谈的结果，原则上是接受中共投降，周恩来摆出低姿态，仿佛只要国军停止剿共，任何条件都可以接受。陈立夫说国共彼此知道对方肚子里的算盘。共方的如意算盘是，只要日寇一旦侵华，就是共方复活的机会，答应的条件随时可以食言，到了那时候国军方面自己抗战不暇，共方不打日军，国方也难对他们作有效的约束和处分。另一方面陈立夫说共方也知道国方会怎样去对付他们，因为共方一向不受信诺，把能够欺骗对手当做自己的能干和得计。但为了对外表示全国一致抗日，大家心照不宣做表面文章。国方要求共方在战争爆发以后，需发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内容包括下列四点原则：
一，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反政府之暴动政策和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红军，改变为国民革命军，受军事委员会统辖，担任抗日战争任务。
四，取消苏维埃组织，改为行政区，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中共表示完全同意并接受。谈判之后周恩来打算回延安复命，陈立夫要张冲陪他先去西安，顺便会见张学良由周恩来亲口告诉张学良国共有秘密抗日协议。潘汉年则继续留在南京续洽，不料就在那时候，发生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张扬採取严厉态度，准备讨伐，同时採取一切有助于蒋公脱离危险之一切措施。陈立夫根据后一条，立即约潘汉年见面，命令潘给第三国际发一密电，大意是，“张扬之叛变劫持蒋委员长，为全国军民所不齿和共愤，蒋如遇不幸，中国失去抗日领袖，日军可极容易占领中国，此将于苏联最不利，国民政府採严正态度，以应此变。”次日，又去一电云，“昨电谅达，拟请立即去电令毛泽东及周恩来两同志影响张扬，协助蒋委员长出险，此则于中苏两国均有利也。”两电都用密码发出，由南京与莫斯科直通电台拍发。次日接到第三国际复电，大意是，“潘汉年同志，两电均悉，所见甚是，已电令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遵照执行。”
西安事变后来果然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时，陈立夫到机场迎接并随蒋同到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在床侧召见陈立夫，陈立夫问蒋，“周恩来在西安态度如何？”蒋答，“甚好。”陈立夫又建议说，“中央军既已入关，似可以乘机攻占延安。”蒋俯首不答。陈立夫说他见蒋介石很疲倦，就告别而出。只是想到通过潘汉年发出的两份电报发生了效果，心中非常欣慰。

最后再补充一个花絮，蒋介石有每日记日记习惯，即便西安事变被囚，也不曾中断。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翻看蒋介石日记，知道了蒋介石正在读的书，某日张对蒋说，委员长人格实在太伟大。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我）觉委员长之思想太古太旧。
蒋说，何谓古？何谓旧？又何谓太古？
张说，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
蒋说，余不知尔所看之新书几何，且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籍？尔是否以马克思《资本论》与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尔可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余可为尔详解也。须知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书新旧；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