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3  中华传统人文不具备现代文明基因
中华文明与工业化失之交臂，或在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落后于西方，是纯属历史的偶然，还是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基因的必然结果，如果从地理与气候等自然环境造成的社会物质生产与人文差异进行分析研究，也许找到可能的答案，却过于强调客观环境之因素，忽略人文思想的主观能动，过于消极被动。然而如果找出人类走向工业化所必需的社会人文基本要素，或孕育工业化文明的基本社会条件，也许可以从这些基本要素中找到东西方各自固有文化要素的差异，从而找到西方取得成功，而中国则失之交臂，在两相的比较中找到思想文化层面的根本原因，对未来或有借他山之石以攻玉之效。
在社会思想方面，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不具备产生工业化文明的社会思想环境。农耕为根本的社会物质生产文化，儒学为基础的社会伦理道德及社会共同价值观，释道思想为主的宗教观，共同构成中华文明最基本的传承基因，以社会人文思想与上层建筑，所有这些都是中华文明进化进步的成果，同样也是中华文明向前发展进化的基础，这三大文化基因承载着中华文明继往开来的根本要素。所有人类文明社会都包含一个最基本的文化要素，就是社会思想，又可分为思想方法与社会思想成果。
思想方法决定思想的过程以及思想的成果。古希腊以诘问与论证的模式讨论问题，这无疑对后来思想模式有着重大影响，古希腊时期由于知识与技术手段的有限，许多问题的讨论只能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与思想观念之上，这些假设与观念如果不是唯心的也是无法验证的，或者说是假设的基础与观念往往是唯心的，这些假设与观念为论证与追问建立了平台，然而论证的过程只能是可观测与唯实的，否则讨论的双方就失去共同基础，论证也无以维系，只有严谨的实证与观察是论证的基础，个体的唯实论证最终推向唯物的方法与结果，即使是唯心以始，也必然唯实唯物以终，思想的模式最终走向唯物。而中国自古对自然与万物的理解就是对道的感悟，感悟也是一种思想的方法，自始一以贯之以感悟的方式认知道的存在，无需基础的设定与论证的推断，而是感悟道的存在与存在的方式，也决定传统文化一种固有的思维模式，感悟而不是论证，论证的起始点需要基础或假设，过程含有观察与经验，过程需要严谨，严谨则需要客观，客观就必然走向唯实唯物，西方或古希腊唯心以始，唯物以终，中国以感悟为手段与方法，即使也有观察与思考，感悟而不是论证，最终走向唯心与虚无。思想方法的不同最终带来不同的思想成果。
古希腊思想方法的另一特点是拆解，对所观察事物的拆解，这也应该与论证思维模式相关联，诘问就是质疑，追问也必然引向拆解，必然是对基础与过程的拆解，拆解是分析事物最有效的手段，如果不陷于偏见或成见，问题的答案甚至本质都可能在不断的拆解中最终呈现，无法拆解的因素就是答案或本质，如果不是答案或本质，也不能再拆解，就只能用假设予以替代，这个假设就成为基础平台，不断拆解的过程就是事物或既有观念解构过程，对即成思想观念体系的解构过程，在解构与论证中找到正确答案，证明或证伪推翻即成的思想观念。而的拆解的逆向就是组合，思想体系就是组合或逆向拆解过程，观察与经验得出观念，观念的一般化与抽象衍生概念，概念就是思想体系的基础，论证构筑思想体系，最终验证思想体系的只能是实践，标准即是利益。论证的思想方法决定了西方文化思想的基础与方向，成就西方的文化思想成果。

任何思想都来源于经验观察与思考，观察与经验的本源与过程应该都是唯物的，既是对环境的思考与回应，然而思想的方法决定思想的成果，中华古人文自发轫之初就走向唯心的思想模式。中国传统思想模式无疑承续自古中国的多神教与虚无的思想意识，老子的道家思想影响中华人文思想至深，叙述的玄虚与飘渺，不讲求论证，则只能是感悟或悟道，使后来者仅能在接受与拒绝两者间选择，不存在思考与批判或论证的空间，而由于缺乏实证的手段，不论是唯物还是唯心的基础，不讲求论证的思想方法，最终无法建立起严谨唯物的思想方法，结果也必然是不切实际的思想成果。老子的道家思想也含有朴素辨证的思想，然而对立统一或矛盾的认识观与感悟思想方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趋向整体观，感悟是对整体的感悟，而不是对整体拆解的感悟，对立与矛盾是统一体之内的矛盾与对立，这就使思想限定于整体的观念框架，缺失了拆解作为重要的思想分析方法，拆解也不符合道可意会不可言说的道家思想。中国悟道的思想模式自然而然将事物做整体的观察与思考，朴素的辨证思想也以整体为框架，最终趋向万物的整体观，四时轮回，阴阳相生，盈亏交替，成为中国人文宇宙观，变化是有规律的轮回交替，而不是不断地向上提升或质变，或者说可以不断拆解分离的更加基本基础的因素，这无疑固化了人文思想，社会的颠覆与不幸，都可以在感悟道的轮回与交替对立找到答案。而古希腊的论证思维模式必然推向对本质的追问，拆解就是最有效的分析与追问，对整体的拆解与分析是追问本质最有效的手段。在没有实验手段与物证的条件下，古希腊人能够产生物质原子论的认知就是论证思维模式对整体的拆解，观察经验与思辨的成果，诸如此类的思想成果必然带来知识的不断累积，成为社会进步的必要铺垫。

在权力体制方面，中华传统文化无法产生权力制衡机制。古希腊人文思想与一神教的宗教思想是西方人文思想的双轨，权力制约的思想观念在西方源自古希腊城邦，源远流长。西方文明自古希腊城邦就形成相对独立的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的移民与殖民城邦文化，独立的自由民与贵族群体成为城邦政治主要力量，形成制约政治领袖独大或独裁的社会基础，各种行会与群体也有代表各自利益的思想意识，为形成社会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提供必要的社会结构与思想基础。这种相互制衡的文化思想一直存在于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过程之中，有利于形成社会多元群体的格局。中世纪，贵族，王权，教会以及平民阶层都成为社会多元的基础，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下，也必然发展成为健康的社会价值或意识形态，推动社会健康的衍化。
一神教宗教思想凝聚社会大众信仰，为社会意识提供共同平台，使社会各阶层都在这一共同平台受到检视，而古希腊人文哲学思想究根问底的思想精神与宗教思想的交汇，挑战教会解释权带来的宗教改革运动，由此而产生的新教也促进自由平等社会人文思想的发展。社会权力的制约平衡，造物主面前众生平等的检视，孕育个体自由与平等最基本的社会思想萌芽，这是一个渐进由社会思想发酵带来社会文化思想斗争与改革，进而改变社会权力结构或上层建筑，而社会权利的多元，神权与世俗权力的矛盾与斗争，为处于早期处于弱势与夹缝的新思想提供了生存的环境，最终为社会文化所接受成为主流价值。

中国传统社会自商周，甚至更早远的部族时期，也应该存在社会自由民与贵族群体，然而由于农耕文明所形成的氏族文化，社会保守滞重，缺乏流动，群体协作与保护部族利益的对外战争，强有力的部族首领更有利于维护部族共同利益，这样的社会环境又必然有利于衍生独裁与专制的社会文化。社会文化思想倾向于大一统的集体主义，而不是分权制衡的社会结构，即使存在自由民与贵族群体也是社会原生群体，这些群体是社会结构的不同组成部分，却又都不过是部族首领或君王的附庸，不具有维护自身利益的独立的群体人文思想，也就无法产生代表各自群体利益的监督权力与相互制衡的社会文化思想，乃至王朝国家形成与诸侯分封，都是以最高权力为社会意志，体制即使出现挑战王权者也是弑君篡位者颠覆者，取彼而代之。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社会思想的准备，新旧交替就不可能产生新的不同于专制独裁的权力体系，专制独裁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基础与基本的文化基因，危害中华数千年。
中国传统社会，社会权利是以暴力为根本的皇权独大，而主流文化思想是由皇权或暴力钦点的以维护皇权与道统为主旨的儒家思想学说，这使社会文化思想必须环绕以皇权为主轴的思想意识，得到皇权的认可才能得以生存，即使宗教思想亦不例外。中国历史就曾有多次皇权发动的灭佛事件，佛教最终也与道教一样，或零散于山野或依附于皇权，皇权总是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几千年历史，社会权力一直是一元独大的皇权，或一元独大的暴力，社会从世俗到宗教都是屈服并依附于皇权的思想文化，而社会上层建筑或法律更是皇权的工具，社会在思想文化上已失去独立思考的文化思想空间，甚至独立的思想人格，中华传统社会文化从思想文化，宗教文化思想，与社会生产都无法产生权力制衡思想与机制。社会存在独立的追求个体与各自群体利益的独立社会群体和力量，是古希腊自由人文思想产生的基础，也最终使西方走向了分权民主，而中国传统社会由于缺乏社会人格独立的社会群体，自始至终停留在专制皇权的文化阴影之下。专制皇权这些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思想在思想上也阻断中国走向工业化之路。

暴力决定社会权力承传，或暴力瓜分利益符合丛林社会的游戏规则，这种丛林游戏规一直贯穿伴随人类社会由蛮荒走向文明。在文明的社会也并非不存在以暴力为手段或为准则的丛林游戏，而是以暴力为基础的丛林游戏往往被文明的所谓社会价值与法理所掩盖，桌面上的是社会文化习俗价值与法理，桌面下的是力量或暴力的较量与交易。由原始的纯粹的暴力规则丛林游戏到社会习俗法理与暴力丛林规则的并重，既是暴力较量与社会代价的权衡，两害取其轻的交易，也是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以人类历史发展轨迹而言，绝大多数人类文明也仅能走到这一步，即以暴力文化与社会法理规则并重，而暴力往往在游戏中具有更大权重，只有西方文明能够摆脱暴力在社会权力运用方面的影响，成为真正以社会人文价值为社会权力准绳的法理或法制社会，尽管仅是近代数百年的历史，却从而奠定西方文明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人文基础，这应该源于古希腊时期城邦文化与各种独立的社会群体造成的社会多元格局，这样的社会文化基础孕育出丰富的人文哲学思想与探索精神，以及后来一神教宗教思想形成的社会大众宗教意识的凝聚力与受新思想激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从而形成长期多元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独立人文思想与探索精神，多元的社会环境，这两个因素无疑是产生社会权力相互制约人文思想的社会基础。没有社会多元的以及权力相互制约人文思想，仅是一元独大的世俗王权或宗教神权，人类社会不可能走向现代社会文明。

中华传统文化或人文思想从发轫之时，深受巫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浸淫，多神的道教及中华人文文典之祖《易经》《道德经》等充满巫文化印记，而后的儒家思想学说以维护旧礼治与道统为目的，受皇权钦点而依附于皇权，甘为权力的工具。无论是道教还是儒学，或是后来的本质是避世独修的佛教，都不具备投入社会，参与现实社会人文思想改造的文化思想内涵。一个社会的新思想不外乎两个来源，原有社会思想文化的演化与变异，及社会物质生产的激励，以及这两种因素相互激荡带来新思想新观念。无疑中国传统社会主要人文思想的儒释道不具备这样的内在人文思想驱动力，而权威或以专制暴力为基础的权威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具影响力杀伤力的社会因素，不仅决定中国传统社会人文思想方向，也是决定特定社会文化思想存继的主要因素，先有焚书坑儒，继而独尊儒术，文字狱等，都是暴力威赫窒息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历史事件。专制暴力是中国漫长历史的一个最基本特征，一种社会现象成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它就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专制暴力或专制暴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做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专制暴力文化来自于人类进化过程中最野蛮落后的文化习俗，文明与理性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暴力文化本质上外在于社会新的进步的文化思想。这个外在于进步文化思想，社会最落后最蛮横最残暴的因素，在本质上与理性文明的人类文化发展趋势是不相容的，在其根本上是矛盾的，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存在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推动社会秩序更加文明理性的力量与以暴力为手段维护皇权或统治集团的力量之间的矛盾。社会最上层统治阶层的利益往往都是以掠夺社会中下层为基础的，即社会分配不公平是皇权与社会上层集团利益的基础，这些掠夺就是以暴力为手段的，因而暴力或暴力文化与社会人文思想自然的内在的发展存在着根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普遍存在的，并非中国传统社会所独有。当一个社会能够随着进步而产生制约暴力或权力的思想文化，并确实地建立起权力制衡机制，这就是迈进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这也是西方文明走过的轨迹，中国传统社会却无法建立起这样的机制，也就不可能催生新文化思想的萌芽，也必然与工业化失之交臂。

影响社会进化不外乎三大因素，社会思想方法，社会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公权力即上层建筑。社会思想文化包含社会生产力变革带来的思想文化变革，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皇权或暴力文化的一元独大，社会思想文化受暴力胁迫不可能接受或衍生由社会物质生产引发的新思维新思想，社会上层建筑也不会允许任何脱离脱序于皇权的思想意识，影响社会进化的两大因素不仅失去动力甚至成为阻力，唯有社会思想方法是唯一可能带来社会变革的积极可能因素。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主要是类比思维模式，类比思维的优点是具象关联灵活简单，不拘一格，对解决现实的具体问题快捷明了，无需追究相关事物的因果或本质，这无疑是优点，也是类比思维本质的缺点。不追究事物的本质，会失去对事物根本性因果的追究，从而忽略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重要，通过具象类比关联便宜行事，成本低见效快，然而治标不治本，社会文化最终走上浮夸而不务实不务本，逐近利而失远谋，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普遍弱点。由于缺乏古希腊人文哲学思想究根问底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思想模式也不会带来或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爆发点或生长源。
在社会结构层面，西方社会的世俗与宗教的相对分立，王权贵族自由民或农民的社会结构，以及源自古希腊的契约文化精神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及运行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使社会各阶层包括宗教或世俗权威的都遵循相应契约精神行事，社会也有相对的可预测性，专制权威对社会的控制与中国传统社会比较，是相对松散的。而中国传统社会皇权，对社会的控制已到禁言天下的地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而惟暴力才可防民之口，这与农耕群体协作文化有着必然的关系，以及后来形成的官僚体制更将社会紧紧掌控于皇权暴力之下，形成中国传统社会独有的僵硬与板块特性，而另一方面方面由于缺乏契约文化精神，结果是赢者或强者全拿，惟赢者有活路，或是店大欺客，皇权独大暴政，或是客大欺店，权臣篡政，颠覆皇权，社会权力结构无法找到相对的平衡作为社会演化与进步的平台，终使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大危机，给社会秩序与文化思想活动带来潜在的不确定性，最危险的不确定是皇权颠覆，皇权的颠覆则可能是社会彻底的碎片化，这在中国历史都不乏实例。这些形态，板块僵硬化与碎片化，以及不确定都不利于社会思想的孕育于成长。思想模式简便肤浅，社会文化的保守，暴力的胁迫，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暴力扼杀任何社会新思想的可能，传统中国社会文化思想已进入死胡同，没有新思想的诱导，社会文化必然走向窒息，中国传统社会靠自身文化思想内涵与力量已无法走向工业化。

6.14  传统人文决定中国无法独自走向工业化
工业化绝不是任何人类社会的必然进程，工业化不仅是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思想的产物，发达的手工业与其相应的商业是工业化的社会物质准备，发达的手工技术也为社会对自然与知识的研究与开拓提供不可或缺的技术与工具基础，而严谨的哲学与科学技术思想方法更是工业化的文化基础，更重要的是社会上层建筑或法律环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这都是一个社会走向工业化的前提。中国传统社会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以皇权为代表的暴力彻底抹杀了所有这些社会进步的基础萌芽，即使被一些学者寄予厚望的宋朝也同样不具备工业化所需的社会条件，也同样不会启动走向工业化的进程。宋代的皇权暴力相比其他皇朝也许温和一些，暴力文化的本质是一致的，莫须有之罪即出于宋代，皇权出于私利猜忌，不惜滥用暴力的本质暴露无遗。社会缺乏思想的引导与皇权独大或权力不受制约的环境，成为中华文明进化不可跨越壕沟，宋代工商业的发达或远超西方不过是华夏大地丰厚物产带来的自然繁荣，生产技术也不过视觉与巧思范围之内，并非知识与理论累积为基础的技术运用，没有坚实广泛与严谨系统的自然知识累积是无法激发社会工业化的，然而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已出现分门别类的学科研究，这是科学的基础。简而言之，暴力文化淫威之下，社会文化思想上，中国传统社会已失去文化思想自我提升的内在驱动力，农耕文明所能驱动之社会文明已达顶端，文明进程已戛然而止，中国传统社会靠自身社会思想文化无法走向工业化。

改造社会的力量源自于社会文化思想，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思想靠自身力量已无法产生相互制约的社会力量，从而推动社会变革。中国传统社会皇权独大或暴力文化扼杀社会新思想新文化，造成恶劣的社会文化秩序与文化品质，也必然间接或直接影响社会新兴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传统社会只能在周期性的皇朝兴替与腥风血雨中徘徊。周期性的皇朝颠覆，社会重组与恢复不仅成为中华历史的组成与必然，也成为文化的一部分。社会各阶层从知识精英到普罗大众以一种宗教宿命的命运认知，默认并接受皇权暴力的荼毒，除非到无路可走，绝不会造反。如果造反，以中华文化思想的传统内涵，又另有一番解释，如天道轮回，有道伐无道，造反不过是另一轮暴力对抗暴力的开始，而绝不是社会思想与文化的反思。
中国传统社会徘徊于传统农耕文明数千年，始终无法突破社会生产与文化发展瓶颈，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社会所形成的文化与思想保守氛围，另一方面是皇权专制暴力文化，扼杀了中国社会无论是来源于文化思想还是社会生产实践的一切新生有机的社会活力与试错机制，中国传统文化自始以至清末都不具备古希腊哲学式的社会文化反思，即使有反思也仅是社会个体行为，也得不到社会力量的奥援，也并不存在这样的社环境与力量。皇权暴力很容易就掐灭任何对皇权暴力文化的反思与挑战，使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处于麻木麻痹或始终停滞的状态，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瓶颈，逃不脱的命运，也决定中华文化靠自身无法走向工业化。
周期性的皇朝兴替与战乱，不仅是对社会物质生产的破坏，人口的骤减，更是人道的灾难，对社会物质与文化生产知识或文化遗产的毁灭性摧残。中国自秦汉乃至明末清末，在社会生产技术方面并无特别发展，甚至有些生产技术失传，战乱乃一大原因。而明代郑和下西洋造船技术的失传，虽非战乱遗失，却是执行朝廷禁海令官员查抄航海资料，并焚毁所致。呜呼，社会生产技术知识竟遭朝廷大员或曰政府官员焚毁至遗失，虽是官员愚昧，更是专制暴力文化之凶残，劣质社会文化摧残新文化，专制暴力文化荼毒之下社会文化之孱弱与猥琐。统治者肆意中饱私囊，鱼肉社会，凭借的就是手中的暴力，在专制暴力文化阴影下，社会文化与社会各阶层孱弱猥琐，苟延残喘，得过且过，自私短视，不谋远虑，中华民族与工业化失之交臂乃传统社会人文必然。而近代所遭荼毒，与恰逢皇朝末期，周期性之低谷，西方列强的因素加入，社会大众相比历史上的动乱多了一个掠夺者，民族命运多了一道坎坷，生死存亡多了一条绞索，社会革新与重组，工业化之路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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