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解放後不久，原府側街七號的房屋因解放軍需要使用，要求在三天之內騰空，限於當時的條件沒有汽車只能用馬車來運，見到適用的家具統統都要“借用“。當然他也出具了借條，那時一個叫丁祥明的山東籍來辦理一切手續的。看上去他們很很遵守所謂的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每月出房租二十四元。可是要知道這些行為不是別人所願意做的啊！以後先生為了要還這些家具多次去信寧波市軍分區未果情況下，寫信給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終於派一個姓甄的同志前來調查、核實，並說反映情況基本屬實，有些家具均在，但有些已經無法查到，為此事他們也去早已復員在山東的丁祥明。就在快要處理之際，四清運動開始，因而也把這事停頓下來了。以後就成為先生攻擊鋼鐵長城的“罪證”。最後別宥齋藏書從府側街遷到了孝聞街一百七十九號。因此這一番折騰，搞得書籍滿地，再說孝聞街房子比府側街房子更小，只好裝運至孝聞街一百九十五號臨時安頓。新書樓環境清幽進圍牆門，右邊有一數畝大的荷花池塘。挖出的泥在池邊堆成東、西二座小山，東邊那座小山上以種植梅花為主；西邊那座小山以種植櫻花及桂花為主。山之北樓之東有一小園，可種植蔬菜和花木。左邊沿圍牆有一條石板小路可通藏書樓，小路右邊種植了棕和春芽，直通後大門。左邊為天竺，直至書樓。書樓為二間一弄的兩層西式樓房。樓房左旁有數間平屋，因室內住家屬，故顯得十分擁擠。”屋小如舟，書多如鯽，或笥已中空，或篋外置架，不得已擇易於從事者，陸續撿取普通本（如《經解》及浙局《九通》並蟲蛀水漬殘缺者）則論斤，善本則論冊，先後斥賣。“以前的孝聞街包括現在的孝聞巷（部分）和西北街（部分），文革時叫勤儉街。因此別宥齋現在的地址應叫孝聞巷五十五號，難怪韋力先生在《書樓尋蹤》中云：“孝聞街在寧波是一條不算小的街，初找到時路很寬，看標明孝聞街二十餘號，知道別宥齋在179號，想一想不會有多遠，就一路走下來，走了二十多分鐘才找到孝聞街177號，因孝聞街門牌號的排列方式也是慣常的一邊單號，一邊雙號，故177號之後緊鄰應當是179號了，但179號卻變成了一個空曠的停車場，正準備翻蓋。費了半天時間找到了地方，但卻看不到自已想看的樓，心中懊惱之情可想而知，但又不死心地覺得是不是街道門牌號排列錯了。”這應責備誰？是不是名氣太小了？

  某日Q君造訪，要求先生把天一閣流出，轉輾入先生架上之書割讓給天一閣。先生針鋒相對地說天一閣流出在外的書不是我朱某一人有之，上海、北京各大圖書館都有，你為何不向他們要去？俗話說兔子不吃窩邊草！等他們（指這些圖書館）都收回了，我自然會割讓；1961年沙孟海以省文管會名義來甬進行“文物登記“說是全省性進行登記，不過先從寧波開始。結果“登記”了寧波其它地方並末進行。先生頗為不悅，感覺到多年老友都是如此簿情！還遊說把古籍文物捐獻國家時先生當即謝絕；1964年夏，先生赴京，唔老友馮都良、馮定、童第德等，都力勸把古籍、文物獻給有關方面。個人待遇從優，可以立即遷入北京居住，先生笑而不答，老友們只得訕訕然曰：“我們不說了，再說就是孟海第二。”

 先生藏書之外，自費出版過《迴風堂詩集》。《迴風堂詩集》是甬上文人馮君木先生的詩集，馮君木名（千干）[合為一字]  ，字君木，原名鴻墀，字階青（1873——1931）。馮老過世後身後子弟為紀念老人，成立了迴風社。每年生忌二日兩次集會公祭聚餐，並商議遺著出版整理問題。當時約定，為求書品大方，寫定樣稿後，送揚州好手史悠定雕版。詩集部分由先生自承獨力擔任。當時詩集部分只已刻成四卷，版片運藏上海，幸無恙。後兩卷直至1960年前經浙江餘姚政協副主席姜枝先介紹餘姚籍人氏周慶龍用油印配補。還在寧波千方百計找到能印木版書的八十餘歲老者，真是歷盡種種坎坷，凡印二百部裝成二冊，由沙孟海題寫書箋。分送全國四十個各大圖書館及分贈好友。先生曾長期從事我國藏書史的研究，收集有關參考書百餘種，着手編《藏書家名稱印鑑大字典》。書成及半，於1958年1 月請馬涯民先生作序，自以為“提逾七十，精力尚強”，可以完成這部數十萬字的著作。可是在“文革”初，別宥齋藏書被抄，這部書稿亦散佚無存。

 先生除藏書外還收藏字畫、碑帖、硯台、瓷器、古玩等其中字畫尤為名貴。如[宋]黃庭堅草書劉夢得《竹枝詞》卷、[明]豐坊草書古今詩手卷、[明]范欽行書自書法翰手卷、[明]徐渭行書白燕詩軸、[清]錢維喬、伊秉綬行書軸、[明]陳淳春山雲樹圖軸、[明]謝時臣石樑秋霽圖軸、[明]徐渭渡海觀音圖軸、[明]陳洪綬梅石山禽圖軸、[清]黃慎楊柳白鷺圖軸等千餘件；石、玉器文物近千件。

  1966年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國肆虐，不久就形成了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接着橫掃“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先生這豐富的收藏自然不能倖免予難，所有的古籍、歷代字畫、文物、家產全部被一個名叫“寧波市紅衛兵第一聯合戰鬥小組“橫掃。任組長的是工作在寧波市市政工程隊的張忠晚，當時還有一個在市傳染病院工作的張姓婦女分管財務。何謂是聯合？因為它是由三十二個單位組成的紅衛兵組織。那是六六年八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當時由寧波海曙農中“發現”了這一“四舊”成堆的地方。第二天是星期日平安無事，星期一除了海曙農中外，還加入了其他不少單位。寧波市市政工程隊便是主要角色。先是把全家人召集到先生的臥室，宣布橫掃開始，然後就在先生身上的一隻皮夾子開始從容的“掃”起來，那時正值夏天很容易看到身上佩帶之物。從皮夾里取走了一枚鑽戒，（至今這枚鑽戒下落不明）再把所有古籍、文物全用大卡車裝運了十五車，到六殿橋的市政工程隊，可是實在是物件太多安置不下，只好破牆安置於市傳染病院。（朱家與當時的傳染病院只一牆之隔）家中每個成員都由二個紅衛兵影形不離的看守，全夜燈火通明如同白晝。園中每個角落都進過仔細搜查，把池中、井裡的水都抽到見底為止，把認為有懷疑的細微處，都仔細打量，還把地板統統撓起，連做飯的灶也被打爛！真是做到了掘地三尺的地步。至於對人的搜查也真夠到了家，每個人都逐一叫到單獨房間，進行全身搜查，不放過任何地方。事後，還進行了遊街示眾行動。至此，該掃的掃了，該查的也查了，該拿的也拿了。總認為紅衛兵的小將們可以得勝而歸了？事情真的還末了結！“小將們”又忽然突圍，在原住處開起了展覽會，還真的，參觀者絡續不斷，同時謠傳四起，說什麼朱家園內殺人近十個。其實是當初響應平整農田的號召，從蕭山老家把朱氏祖上的舊墳折回到寧波安葬，由於在折遷過程中碰到了一具木乃尹只能中斷。一擱數載，直至文革，鬧出殺人笑話。不過那時正需要這種謠言來擴大他們的影響，而且越傳越神。一塊原木板上沙孟海書寫的“朱家園”三字扁額斜倒置在壁角，值錢的“四舊”全被掃蕩一空，紙屑在隨風起舞，一派亂糟糟的慘景。地上散放着幾枝原木。參觀者想去移動一下，好沉，好沉，是珍貴木材，有的說是“楠木”、有的說是“鐵黎木“。總之是水面上不會浮起來的木頭。參觀者實在太多，舉辦者恐出意外只得另擇於原中山公園右側的原市工商聯內。從9月15日起正式舉辦了“朱贊卿罪證展覽會”。先生家人全部從原住處隻身掃地出門，被安頓於永壽巷十七號小屋。（原馬涯民先生住處）該展覽會共設四大部分，一為罪惡的歷史；二為搜刮民脂民膏；三為三代反動；四為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幢大平房一時成為寧波一熱土。從早上八點開始一直到傍晚五時多始終有人參觀，展出為時共三個月整，有五十餘萬人前往。先生的文物，如船鼓、甲骨文、古籍、字畫陳列其間。一張盔甲的照片，下面說明指出：是盜賣文物，以贗亂真的罪證。據吾所知，此盔甲是從鎮海賣來，是吳大老穿過的盔甲，吳是一抗外英雄。買得後又轉買給浙江博物館，最後認定為是贗品。參觀者流連忘返，為這些從未見過的珍品稱是，又被先生有如此豐富的藏品所折服，所稱奇。奇而又奇的是：一部僅有一冊的[明]陳氏函三館刻本《金蓮記》，講解員說：當時朱月薪七十二元，他竟大言：這幾元工資弄勿好了，如能賣掉此書，可以吃一輩子。這本引人注目的明院本《金蓮記》是由其師長姚瑩俊所贈。先生《金蓮記跋》云：先生為先訓導受知師。歲癸丑（民國二年），余自朱家壇遷居北城金家橋，與先生居處密邇，歲時旋里，必趨談。、、、、、余略知版本，姚先生啟之也。一日出此書相贈，卻之不可，曰：“後人不知寶惜，今歸子，得所矣！“余報以狐皮一襲。”此書版畫精美，譜東坡事，世所罕見。在第三部分題作三代反動的一室中，被子羈押着二位老人：一是先生另一位是先生之子在作活人展出。隨着一批批觀眾的替換，一位剽悍的“紅衛兵小將”一次一次舉起指揮棒，喝令曰：“抬起你的狗頭！”只能垂頭的人一齊抬起瘦棱梭，白慘慘的面容，接着象是放錄音似的沙惡地作自殘的介紹，聽不忍聽。居然會抬的狗頭也能聽得懂小將們的吆喝，可能這些小將們生的也是狗嘴巴，從狗嘴裡出來的狗話，狗頭當然聽得明白！所謂三代，還有一個就是先生的小孫子，他也陪展了一個多月。在這一個多月隨同祖父歲月，只有在上廁所的時候或在沒人監視情形下才能竊竊私語。（那時先生行走已不便，上廁所需人攙扶。）先生老是說這句話，我最可恨的是兵，我的一生心血都被這一批批的丘八給毀了。（丘八就是兵的意思）蕭山的藏書被日本兵燒了，寧波的藏書是被紅衛兵抄了，兩者是一丘之貉！至當年12月15日下午結束展覽會，（那時去杭州方向的火車是下午一時許開出。寧波市志大事記中提到展覽會結束於11月15日有誤。）先生及夫人、兒子、兒媳四人被遣返原籍蕭山朱家壇，那裡早已片瓦無存，紅衛兵們出於人道，在先生的橫掃物品編買款中提了五百元買了一樓一底小屋。先生到農村以後悲貧交迫不到半年含冤棄世，時在1967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