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御用与相轻与势利

万沐

中国文人最难日的地方就是御用和文人相轻及势利。御用某些时候或者是环境所迫，相轻则纯粹是坏种的表现，而势利则是一种犯贱。

我这里所说的“御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为君所用，而是指逢君之恶。历史上有名的文人比如写《商君书》的商鞅等和《韩非子》作者韩非就属于这种典型的角色。再就是五代十国时候的南汉，知识分子们为了当进士，纷纷自宫迎合变态皇帝的喜好，去猎取功名富贵。其本质上比刁竖易牙还坏。比魏忠贤还恶心。

到了今朝，郭沫若、翦伯赞-----包括老舍、周扬、冯友兰、臧克家----太多了，列不过来，都是这种角色。当然，浩然、芮成钢他爹，根本就算不上。俱往矣，人们以后都不说因为他们自己割掉了自己的玩意，却把原因推给了某个伟大的人物。

时移世易，周带鱼、花千芳、胡锡进、金灿荣，又一个一个粉墨登场了，他们带着算盘，不，精密的计算机，精心揣摩上意，也精确计量下情，一切唯君唯上，将太监和江湖骗子的功夫发挥到了极致。不仅政治上风生水起，经济上也盆满钵满，有的还赢得了春色满园。

真是江山代有文狗出啊！

文狗们一心媚上还不够，还要搞“同类相忌”、“文人相轻”以保自己富贵，甚至一些不值一提的利益。据季羡林先生的文章，当年许多名满天下的教授在“五七”干校，就是为了争取一次放假的机会，也要随时告发他人，看了令人心酸，觉得中国文人堕落得真是毫无底线。

至于文人之间的相互不服气、相互攻讦，就不胜其数了。比如傅子东对王力、黎锦熙汉语理论的挑战，明显就带有一种文痞嫉妒心发作，无理闹事的恶意。而老舍先生对反映农村现实的从维熙安上一顶“煽动农民起义”的大帽子，则分明就是为了往上爬，而不惜置他人于死地。

现代举报大侠司马南这几年不是举报艾未未，就是攻击崔永元，或者黑方方，或者打击张文宏。其实，谁也看不出这种举报、攻击的正义性到底在哪里？不就是公众人物（广义文人）之间由于意气之争、名气之争，司马南借机公报私仇吗？

至于其他文人相轻、以至于相食的例子就实在是太多了，不胜枚举。不举了，不举了，举了，好像给人感觉还是个别现象似的。

作为吃瓜群众，我经常看到近处的一些文人，甚至一些根本就算不上文人而喜欢折腾文字的人，为了出风头，争上位，是何等地处心积虑、尊己卑人，而且丑态百出。得意则把酒临风，失落则咬牙切齿。文人之间同类相咬，卖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的，令我等旁观的贫下中侨常常啼笑皆非！

现在文人除过御用，还进一步被商用了，

听说有资本已经在包装诗人了，让文人替他们的企业说话，甚至说假话，忽悠广大的老百姓，这令我马上就想到了张昌宗、张易之这两个武周时期的娘炮，并想到了“二奶”和烟花女子这两个词。

当然，文人“商用”还不止是个“二奶”的问题，而是由“商用”生出的整个文化价值观的扭曲，就是“势利”的正确化。文化和文学已经失却了“但歌生民病”的优良传统，而变得市侩与实用。写病态、写变态、写奢靡与荒淫，迎合资本成了新潮，而把玩文妓也成了土豪一时的时尚。

因此，一定要警惕中国文人，警惕他们文化包装下的毒药和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