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视频转自台湾华视-三国演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6W4kM4BuX4

毛泽东反智，因为在北京大学当过图书馆管理员，被当时中国顶尖文人轻视，被看作不入流文人，毛泽东因此自卑感严重，仇视中国文人，

当权后毛泽东打着中华传统文化有问题名义，对中共国知识份子、文人迫害、报复，

毛泽东、习近平之流，没有想到自己才是中华传统专制文化最错误、最黑暗、最有问题的文化部分映照、结果。

习近平文化程度也不好，可能重演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作为?

邓小平、刘少奇都是毛泽东文革等历次运动的要角、共犯，杀人如麻。

知识分子越有良知、觉醒、会独立思考者，都为中共当局不容，可能危害中共政权，早晚遭罢黜、迫害。

中国式阶级斗争，是独尊毛、习外，其余皆可斗争、皆可入罪、皆可杀，

中国进入宗教式疯狂斗争状态，类似宗教狂信徒，红卫兵贻害无穷，至今未能摆脱影响。

台湾调查局最近公开蒐集之中共史料。

习近平是斯德哥尔摩症患者，是被迫害者认同了加害人，现在也未痊癒，变成迫害者加害他人及全中国。

中共是列宁式独裁政党及中华专制文化的融合，恶上加恶，青出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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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捷生：从共和国到合众国(ZT)

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一如电视剧巨制《走向共和》所示，步履殊为艰难，故此至今仍在走向，而未到达。

       我近不惑之年始来美，接受角色转换甚为不易。不同于九岁的儿子，他像幼苗舒展，自由生长。我却像一片飘零之絮，委落泥尘后艰难重生，我将摸索认知异国文化视为精神逆成长。

       成长就像打开一重重人生之门，步入另一境界。我儿子在新泽西读中学，十五岁时给柯林顿总统写了一封信，质疑公校教育若干问题。殊不想收到白宫信函，竟是总统回信并附送一张签名照片。柯林顿首先感谢我儿子来信，说：尽管他公务缠身，但你提出的问题值得重视，你代表着美国未来，我们将一起面对和解决这些关乎下一代的问题……等等。这些话很笼统，但措辞平等亲切。儿子很高兴，带回学校给同学传阅。作为来自第一代移民的父母，我们也觉意外，并为儿子的欣悦而欣悦。

        然而，成人认知毕竟异于成长期的孩子。我们很快了解到，投书白宫，除却无厘头内容，都会得到回复。白宫有专门公关班子，以总统名义给民众回信是其职责之一，连信末和照片上的总统签名，也是逼真影印。但做父母的并未跟儿子揭破，让他自己从生活领悟，才是成长扎实的脚印。何况，日后他对美国社会之融合，要比上一代深入得多。

        我的成长期曾有一段”红色记忆”。传说周恩来总理爱民如子，只要见一面握过手，哪怕多年之后重遇，也能记住人家的名字。这个传说在知识分子中流传最广。后始知美国也有神人，柯林顿总统亦具”人面识别”超人本领。二度见面被他亲切唤出名字的人，无不感动——如果这词太煽情，起码是触动吧。只不过，美国并无铸锻某种颜色之领袖神话的习惯。我其后得知，柯林顿在白宫与来访者见面，出场之前，幕僚会指点视像或图片，告诉总统该人名字与背景。并非所有总统都练这门功课，柯林顿却做到了。

        希拉里则是另一极端，她堆出明灿笑容也抹不去骨子里的冷感。倘非如此，川普能否入主白宫尚未可知。笔者对她夫婿的白宫岁月不予评判，但哪怕不喜欢柯林顿的政界商界人士，多认同他确有个人魅力，只要现身公共场合，俨然聚光灯追身，他自己就是光源。我有亲身经历可佐证——

        1999年圣诞节，我陪来探亲的父母到华盛顿观光。别的城市每逢节日都熙熙攘攘，惟此城例外，只缘首都上班族逾六成都不在市区居住。我和两老闲逛，只闻圣诞音乐在空旷街道飘荡，温馨而寂寞。我们行至一向游客如织的白宫，居然也清冷得可以。白宫南草坪只有一条人影在遛狗，我没去留意，只觉得正是照相时机，免得摩肩接踵。留影毕，此际草坪遛狗者扔出的网球滚到栅栏边，那人过来了，他主动向我们挥手致意，这才认出来正是柯林顿。那时距九一一还有两年，完全看不到特勤保镖踪影。白宫栅栏外就是街道，柯林顿离我们仅六七步，他生就一副阳光脸孔，笑起来显得很真诚的样子，这正是他自带流量的天赋。

        我后来推断，他逗狗的网球是有意掷到栅栏边的，休闲时刻不忘亲民秀，能把这视为己任并享受其中，我想首推柯林顿。他太太希拉里和竞选对手川普，这部分基因都先天残缺。小布希虽远不如柯林顿，胜在性格憨直；奥巴马也很注意亲民，但表演着了痕迹。无论哪届总统，权力认受性都来自选票。他们亲民是必须的，只有做得好与差之区别。然而，另一体制的权力者则不同，他们是人民领袖，是用来爱戴的。

       再说一件亲历之事——1987年我到首都机场搭乘民航飞机，那时未有居民身份证，个人证件都是工作证。当然有的人或有不止一种证件，比如我还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省政协委员证。购买机票时个人证件不管用，必须有单位证明。几十年一贯制的社会格局及其价值标准，个人什么都不是，能证明你是谁的只能是单位。单位俨然全能社会的微缩。

       我家在北京，工作单位却在广州，每次从京南返，都要找中国作家协会盖章出具证明。与之匹配，购买机票就用中国作协会员证，但那次在首都机场办理登机手续一时找不到，只好拿出省政协委员证。那本红封皮上印着金色国徽的证件，与中国作协的盖章证明对不上号。然而在官本位社会，那不算个事。政协委员不是官，却是政治地位的象征。登机之后，才发现官本位”福利”不止于此。明明是普通经济舱机票，我却被安排坐头等舱。那是我头一回享受这等待遇，便事事新鲜，却发现前三排一直空着。及至起飞前一刻，始见一帮人登机，被簇拥入座的原来是国务院副总理李鹏。

       八十年代副总理出行并无专机，与民同行本是好事，可零距离了解民情，更是做亲民秀良机。那时我对西方政治家素质无甚认知。但就官本位社会而论，就我所见，李副总理也算是对民众最冷漠的一个。他坐第一排靠窗位置，身边与后排都是随员与便衣警卫。连笑容可掬的空姐送饮料，都是随员代接转递，他头也不抬，连道谢都有人代劳。京广航线就两个小时多一点，全程不见他离座与其他旅客和空服人员交谈。

        倒有花絮，我在候机厅偶识一位香港旅客，他是北京首家中港合资酒家（在前门东大街）点心师。因粤语同声同气，大家聊得来，但登机后就隔开了，半途他要到头等舱来索要联系电话，却被便衣警卫拦住，不得越界。我这才明白，坐头等舱并非政协委员证带来的”福利”，而是登记时”政审”的刻意安排——政协委员身份给李副总理带来更多安全感。

       飞抵广州白云机场，全机旅客都端坐不动，让国家领导一行人先下机。革命经典黑白残片《列宁在一九一八》有句台词”让列宁同志先走”；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孩子们化为灰烬之前听到的最后一句是”让领导同志先走”。这守则来自体制深层结构。当李副总理经过我身边，我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符号，那是严肃、矜持、倨傲的混合。不由不信，如果某人天生就没有亲切感，那么后天也学不来。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从价值体系就是先天性的。

        及至八十年代最后一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他更多表情包，把他固化为脸谱人物，更把他与某个历史事件永远捆绑，一如讣告上措辞。从另一角度看，亦遂其所愿，他的回忆录确实将此视为毕生荣耀。

        我到了异国，一切都从头去学。儿子轻而易举完成的文化转换，我却要花几倍时间，堪称精神上的逆成长。终于迈过那道门槛，便洞悉西方政治家都”装”，装着装着，就成了价值标准与行为守则，这可是真的了。蓦然回首，发觉当日邂逅之李副总理，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就是不装，完美做到了他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以上转自网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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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说你是反贼，你就是反贼(ZT)

关心弱势群体，你就变成了弱势群体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国学生、在读博士方然，在广西南宁被国安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带走，目前正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方然的父亲方建忠在微信上公开发信求救，但其微信很快被删除掉。方建忠引述习近平的说法，指党中央的政治立场是要保障劳工权益。「作为他的父亲，我认为，在当下这个伟大的时代，方然凭藉其专业背景和理想热情，一定会成为我们党的事业的积极力量。」然而，方建忠不明白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事实：这种打着红旗救儿子的方法，在「对待敌人像冬天般残酷无情」的习近平时代已不管用。无论你如何贊美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永远不会对反贼和敌人有一丝温情——对你的身份认定，不是由你自己说了算，而是由党说了算：党说你是反贼，你就是反贼；党说你是敌人，你就是敌人。

在法庭上表示「我没有敌人」的刘晓波，最后还是被共产党害死在监狱之中。方然不是刘晓波那样的反抗者，正如其父亲所说，「方然绝不是破坏党的事业的犯罪分子，而是有利于党的有志青年」、「方然既绝没有动机、也没有足够现实条件去从事任何违法乱纪的活动」。但是，方然确实做了一些党不喜欢的事情：他天真地、学究气地做一些针对弱势群体的田野调查。二零一七年，他由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毕业后，曾花半年时间，在深圳访问患有尘肺病的湖南工人，关注他们的维权过程。

刘晓波是中国着名学者和民运人士，曾参与天安门学运和起草零八宪章，后被中共关押致死。图/翻摄自晓波助澜会推特

方然的朋友刘璐天在一篇题为《向理想主义者和行动派致敬》的文章中国写道，方然还曾经去湖南了解到当地四十多个患了尘肺病的工人的情况。有些人说话困难，边说边清嗓子；有些人并发癥比较严重，不用氧气机睡一两个小时就会呼吸困难。氧气机大多廉价，两三百块，噪音大，这些人往往没法享受连贯的睡眠。为了防止肋骨压到肺部，也只能侧着身体睡。到了晚期，患者为寻求呼吸顺畅，姿态会不由自主呈跪状，直至死亡。这些工人大多来自湖南桑植县（张家界市）、耒阳县和汨罗县。方然访谈的工人很多在深圳的建筑工地干打地基的活，长期接触粉尘。他们往往从上世纪九零年代初或二零零零年代初出来打工，亲戚带亲戚地在老板下面干活，不会签合同，也没有社保记录。大多数人无法证明劳动关系，也无法按照工伤待遇索赔。他们攒的钱都用来盖房了，方然写道：「房子看上去光鲜，其实是借债盖的。耒阳县很多房子外墻漂亮，里头一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有的连门都没有。」之后，他到港大社会学系继续深造，主力研究工人运动和劳工组织等议题。

在今天的中国，你若关心弱势群体，你自己就沦为弱势群体；你若帮助低端人口，你自己就变成低端人口。在香港念博士又如何？富贵如任志强又如何？妙笔生花如廖亦武又如何？落到国安手上，人为刀俎你为鱼肉，没有任何司法救援途径，律师也无法介入帮忙，一个活生生的人立即人间蒸发，连关押在哪里都不为人知，可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方然的父亲在微信上公开求助，但在道路以目、人人自危的中国，不会有人帮助他。若能见到习近平，或者哪怕是见到办案的国安人员，他一定会噗通一声跪下来，替儿子求情。他在微信中说习近平的好话，引用习近平的讲话，是身为父母的人之常情。这既不是政治智慧，也不是自愿为奴，只能说是绝望中的「告御状」，是现代版的「窦娥冤」。

如果读过中共的历史，就知道社会学在中国最危险的学科

刚好一百年前的一九二一年，在北洋政府统治时代，青年毛泽东自由自在地带着洋伞，到离他的家乡不远的安源去调查当地矿工的生活和劳动情况，鼓动工人罢工和造反。美国学者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在其名着《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一书中指出：「在安源，年轻的富有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干部领导了一场极爲成功的非暴力罢工，还面向工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家人开展了达到一定规模的教育工作。其结果是民衆对于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支持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在安源工人运动的全胜时期，为共产党提供了占全国五分之一的党员。一百年后，来到毛泽东家乡湖南的方然，没有毛泽东昔日的雄心壮志，他所做的只是调查和记录，但在党的眼中，这已经是犯忌的事情。一百年后的中国，想要获得一百年前的中国的那点自由与空间，却可望而不可即。中国的现代史，是一部倒退的历史。

方然的父亲在微信中说，父子俩都是中共党员，方然是二零一三年入党的。老实说，我对党员不会有较正面的评价，尤其是习近平时代入党的党员，但我愿意为这个无辜受害的公民说话。方然的父亲还特别写道：「方然的爷爷从小靠雨花台革命烈士抚恤金活下来，方然从小就听着爷爷讲烈士的故事。」他以此凸显方然是根正苗红的烈士后裔，不会做颠覆国家政权的傻事。但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不是护身符，更不是丹书铁券，如果稍稍读过一点中共党史，就会知道：陈独秀、瞿秋白、赵紫阳等中共党魁，刘仁静、张国焘、李达等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创党党员，以及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成了叛徒和罪人，党对自己人从来不会手软。

方然的父亲不知道的另一个事实是，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社会学是一门带有原罪的、非常危险的学科。毛泽东时代，这门学科曾被「连锅端」，也就是从各大学中彻底取缔。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学生、学者聂莉莉在《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新中国初期的潘光旦、费孝通及其周围》一书中指出，中共建政之后，对大学和知识界展开前所未有的思想改造运动，且经过高等学府的院系调整，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被废除了，这个空白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初期。作为社会学界领军人物的潘光旦、费孝通等人，首当其冲，难逃一系列残酷的政治斗争。「共产党政权初始之期，学问的源流来自中国传统思想以及西方民主主义、现代思想的『异类』知识分子们受到了革命的勐烈冲击，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省和自我思想批判，在他们迎来的『新思想』与不得不弃掉的『旧思想』之间，呈现出鲜明的对峙。」

费孝通是中国有名的社会学者。图/取自网路

潘光旦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费孝通虽然倖存下来，后来还当上花瓶式的高官，但其学术生命早已死亡，他再也写不出早年的《乡土中国》那样的力作——后来他回忆从反右到文革中断了二十年的学生生涯及噩梦般的遭遇时说：「我损失了二十年。我像是做梦！好似某种噩梦。我可以看书，但是没有新出版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书，我读历史书。我的智能不可能有大的进步。我内心十分混乱。我缺乏自信。那是我思想的真实状态。最后我只有放弃希望，没有奋斗目标，失去未来。我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还能做什么事。我不能忍受回顾，也没有未来。没有未来，又不想回顾，而还活着，那是太坏了。」

毛泽东时代不是一个已告别的噩梦，就像二十年后阿富汗塔利班的卷土重来一样，毛泽东的幽灵再次附体在习近平身上。社会学还没有被明令取缔，但方然事件显示，社会学在中国仍是一门危险学科，离监狱大门很近的学科。潘光旦、费孝通所遭受的苦难，还将在方然身上重演，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以上转自六都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