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後淪陷不久，王明被政治局授權領導中共中央長江局飛赴武漢，他在那裡建立了一個與延安平行的權力中心，推行其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政策。在此關頭，毛澤東表面不動聲色，但決定派他的心腹任弼時去莫斯科解釋形勢並直接尋求“最高指示”。任弼時在30年代初曾經參與反對和壓制過毛澤東，但後來“幡然悔悟”，認為毛澤東才是能夠率領中共取得勝利的不二領袖，出於早年反對過毛澤東的“內疚”，他後來對於毛澤東的支持格外不遺餘力。 任弼時到達莫斯科後，因為不知斯大林對毛澤東和王明的真實態度，採取非常謹慎的態度，避免流露任何對王明的不滿或負面評價，但他需要的是確保獲得對毛澤東作為中共主要領袖的地位的決定性承認。他以陳林的筆名向共產國際主席團遞交了一份關於中國形勢的長篇報告。其中說自從王明同志回來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以後，中共改正了自己所有的錯誤，目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共產國際的指示為準則而進行的，因而都是正確的。報告遞上去後石沉大海沒有回音，過了一個月，任弼時又提交了第二份報告。報告中進一步稱讚王明，但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再一次努力試圖打消共產國際的領袖們可能產生的對毛澤東的任何懷疑。他所傳遞出的信息明白無誤：毛澤東對於莫斯科的忠誠絕不輸給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毛同志現在不會出什麼問題，將來也不會出什麼問題。因此，最好不要對中共領導集體做任何變動，讓毛澤東同志繼續掌舵吧。 其實此時斯大林心目中的中共領袖已經非毛澤東莫屬，只是由於在西安事變期間毛澤東與斯大林兩人一度關繫緊張，因而毛澤東在把任弼時派去莫斯科時，心裡對於斯大林的真實態度沒有把握。 任弼時的努力終於有了正面結果，共產國際通過了毛澤東所需要的決議。季米特洛夫請示過斯大林後，共產國際執委會宣布對中共的政治路線完全支持。而且支持毛澤東關於在日本人後方進行游擊戰的政策以及在統一戰線中完全保留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的要求。決議還“同意”由毛澤東取代洛甫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1938年7月王稼祥卸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一職由任弼時取代，季米特洛夫將上述執委會決議交給王稼祥帶回國去。王稼祥臨行前季米特洛夫找他談話，任弼時作陪，季米特洛夫要王稼祥帶話回去說，“你必須告訴每一個人，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告訴王明，不要爭了吧。” 王稼祥回國後在九月中旬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莫斯科的上述決定。參加會議的李維漢後來回憶說：王稼祥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意見，明確指出中國人民的領袖是毛澤東。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後，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
毛澤東大獲全勝，十分高興。他後來坦承，“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領導權）問題的”。1945年6月七大時，毛澤東支持把王稼祥選入中央委員會，他提醒大會代表們說：“他從莫斯科回來之後，成公地和圓滿地傳達了國際的意見。” 王明由於得不到共產國際的支持，從此在黨內徹底失勢，他的“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策略後來被批為“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他本人則是這個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代表人物。成了反面教材。 1938年9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毛澤東做了長達三天的長篇報告《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階段》，震撼了他的聽眾。此次會議被認為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因為該會為毛澤東的領導奠定了意識形態基礎。 毛澤東的在敵後開展游擊戰建立根據地的策略得到了很大成功，到1940年時，在日本人防線的後方至少已經建立了10個共產黨根據地，共產黨人稱之為“解放區”。新的根據地還在不斷迅速增加。 王明遭到共產國際“拋棄”後，政治事業其實已經到了終點。他的命運就是作為“反對派”的領導人等着被中共的新的“偉大領袖”粉碎。 1940年3月17日，季米特洛夫給毛澤東發電報通報共產國際執委會就中國問題所討論過的內容和所達成的一致意見以及對中共的建議。據舊蘇聯檔案館解密的備忘錄，建議里有這樣的內容：王明在老幹部中間沒有任何權威。王明沒有從他在黨內的活動中給自己贏來任何威望。建議中共領導人不要把王明安排在黨的領導機關內部承擔主要角色及擔任領導職務。建議中共領導人不要讓（現任）政治局委員康生，政治局候補委員方林（鄧發）及中央委員關向應和楊尚昆進入新的政治局或書記處，也不要讓這些人從事人事組織或秘密情報工作。建議不要讓政治局委員兼書記處書記博古，中央委員羅邁（李維漢），陳昌浩，張浩（林育英）和孔原進入新的委員會，也不要讓他們從事人事或組織工作或在黨的機關工作。另外電報中還有一份得到讚揚和褒獎的名單，其中說到：林彪，賀龍，劉伯承，聶榮臻，蕭克，徐向前，陳光，鄧小平和葉劍英。這些人不僅在黨內享有盛名，而且作為八路軍各部的領導人和指揮員，在全國也都赫赫有名。鄧穎超，毛澤民，高崗，徐特立，陳毅，劉曉和曾山也都是經過了充分考驗，經驗豐富的黨的幹部。毛澤東無疑是中國共產黨內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上述被推薦的人選絕大多數被認為是毛澤東的支持者。建議不重用的多數被認為是或可能是王明的追隨者。但毛澤東有充分自信，他至少不認為已經公開倒向他的康生會是他的敵人（江青就是康生牽線給毛主席的），他寫信給季米特洛夫為康生辯護說，“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有意思的是毛主席的胞弟毛澤民卻對康生做出了全然相反的評價，他說康生在延安正在編織特務網，藉以打造自己的幹部的學校。 數年後的延安整風，王明是主要靶子，整風也觸及到周恩來，王明當時擔任延安一個女子大學校長職務（被認為有故意羞辱他的意味），王明請病假以逃避參加蓄意整他羞辱他的各種活動，他給季米特洛夫發電報求救，說他病得很重，需要回蘇聯治病。王明與季米特洛夫私交甚好（王明的女兒寄養在季米特洛夫家），他發電報給季米特洛夫狀告毛澤東“反列寧主義”的和“托洛茨基主義”的活動，但那時毛澤東早已羽翼豐滿不可撼動。毛澤東同樣發電報給季米特洛夫痛斥王明。1943年12月季米特洛夫以私人名義給毛澤東發信，信中迫切建議毛不要迫害王明，也不要傷害周恩來。信里說：“我認為目前正在進行的反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不應該把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從黨內割除，為了黨的利益，應該儘可能把他們保護和使用起來。”顯然，這信是得到了斯大林的授意。毛澤東回了兩份電報，第一份電報說，“我們與周恩來的關係是好的，我們毫無把他開除出黨的打算，周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但針對王明毛澤東說，“王明進行了各種各樣反黨活動，”“在我看來，王明是不可靠的。”但在第二份電報里，毛澤東做了讓步，他清楚季米特洛夫的背後是斯大林。毛的這份電報說，“關於黨內問題，我們的方針旨在團結，”“這一方針也同樣適用於王明。”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周恩來王明都進入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周恩來在黨內高層的地位還有所加強。意味深長的是毛澤東命令，一定要等到把“生病”的王明用擔架抬到會場，七大才能召開。在開幕式上毛澤東說，“我請來了王明同志和王稼祥同志，這樣一來，我們的這次大會就真正成了一個團結的大會！” “七大”之後，聲名掃地的王明已經不再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周恩來則已經表明了他完全屈服於毛的態度，毛澤東取得了徹底的決定性的勝利，對他的崇拜在黨內已經完全成型，他上升到了中共其他領導人無法企及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