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重与生命之轻

——由电影《长津湖》票房创纪录引发的感叹

中国电影《长津湖》在中国大陆票房收入创了历史新高，于是这部电影和这部电影所反映的那次战役那场战争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

笔者虽然孤陋寡闻，但还是注意到了网上的两条博文。一条博文认为：从电影《霸王别姬》到电影《长津湖》，展示的是人和时代的共同堕落；另一条博文认为：一部好的战争题材电影，应该使观众对战争的残酷惨烈感同身受，从而厌恶战争，而不能使观众接受和欣赏尸横遍野前赴后继的暴力美学，从而产生跃跃欲试的危险冲动。

笔者基本认同这两条博文的价值取向，但还觉得有些话如鲠在喉，不能不吐。

中国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到一个令人潸然泪下的细节：黄佐临先生感叹钱不够用！黄佐临先生是中国泰斗级的话剧导演艺术家，有南黄北焦（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黄佐临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焦菊隐）之美誉，他即使在文艺界也一定属于高薪阶层，可黄老居然感叹钱不够用，乍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可细细一想，相对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不断追求，钱——哪有个够啊！就像日本电影《追捕》结尾处，杜丘的那句台词，由上海著名配音演员，已故毕克先生历经沧桑的声音演绎出来的：“哪有个完啊！”

如果我们阅读了理解了中国近代思想家龚自珍的那首《咏史》诗，或许能有所启迪、或许还能产生无尽的联想——“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关于长津湖战役，双方真实的伤亡数字应该不是哥德巴赫猜想，不会再让那些世界一流的数学家至今仍然对此有着无穷的吸引力。那么，美国中国俄罗斯韩国朝鲜为何仍然各自有着自己的版本和解读呢？其实答案并不复杂，这是各自的生命价值观使然。

生命价值观像度量衡一样可以秤出生命的重量（并非是人的体重），也可以丈量出人与人之间混沌和清醒、愚昧和自觉、野蛮和文明之间的距离。

人性的生命价值观认为：所有人的生命价值是相等的，生命份量高于和大于一切，只有为捍卫所有人的生命权而牺牲的生命才是死得其所的，所有人本身都是最高意义上的目的。

非人性的生命价值观认为：人的生命价值是不等的，政治利益统治利益远远高于和大于生命份量，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而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在不同的阶段，由于政治利益和统治利益的不同，其内涵和外延都是不同的。绝大部分人都仅仅是工具和手段，只有最高统治者及周围的极少数人才是目的。

人性的生命之重是不可计量的，非人性的生命之轻是不可承受的。

1950年，中国大陆掀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场批判的政治用意之一就是彻底肃清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流毒。然而，正是这位陶行知先生留下了一段至理名言——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陶行知先生的这段名言真正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惊醒啊！

英国电影《简爱》中简爱对罗切斯特讲过一番气壮山河的话，这段话通过上海著名配音演员已故李梓先生如泣如诉的声音传递过来了：‘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财富和美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精神在同你的精神对话；就像两个人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这段话其实就是生命价值平等的最直观最通俗的诠释。如果认为这种诠释空洞无物，还是麻木不仁俯首帖耳地接受“做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如果这样的体面尊严字正腔圆的歌声，最终还是不幸地被淹没在艳羡乞求陶醉迷恋“特供”待遇的奴颜婢膝荒腔走板的杂音中，那么，人们就只能再次默念徐懋庸为鲁迅先生写的那幅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两年前，笔者曾遇到一位来自中国大陆杭州的女游客，她在获悉旅游大巴司机的收入后脱口而出：“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也不过如此啊！”话语间得意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据笔者观察，这位杭州女的年龄绝对不会超过40岁，也就是说她应该出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属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一代，他们是受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和世界全球化滋润最多的一代人，而对西方世界仰视→平视→俯视的起承转合竟如此之快，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对自己和外部世界竟如此无知狂傲，令人忧心忡忡悲从中来；对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偏见和烙印竟如此之深，使人瞠目结舌不寒而栗；因为狭隘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此时笔者蓦然想起一位睿智老人讲过的一句话——上面还是西太后，下面还是义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