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今年，2021年，正值鲁迅先生诞辰(9/25/1881)140周年，也是他的忌辰(10/19/1936)85周年，认真地纪念一下这位文学巨匠，是理所应当的事。 尤其是，经过百年的风吹雨打，受到无数捧杀、棒杀、奉杀之灾，又加上近年来的“转基因”操作，这位老人从里到外，已被搞人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认。 鲁迅是谁？我真的认识他吗？ 这对现在的青年、中年，以及老人来说，都还是个有意义的问题。 我打算把近年来写的几篇有关鲁迅先生的文章再陆续发一次，试图把它说清楚。欢迎批评讨论。 从初等数学里我们知道，如果一个正定理成立，则其逆否定理也一定成立；反之，若逆否定理荒谬，正定理亦然。这在逻辑命题上也是一样。 例如，最近读到钱理群教授的《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1]一文，文中他宣称：“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默默无言的鲁迅，才是真实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逆否命题就意味着：不沉默的不是真正的鲁迅。或者，呐喊的鲁迅是虚假的？ 这样一问，钱教授的正命题就令人很有些费解了。 我认识鲁迅是从阅读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他的《孔乙己》、《药》和《风波》，当然还有《故乡》和《社戏》等，开始的，这些名篇都收在集子《呐喊》中。在该集的《自序》里，先生写道：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这篇《自序》是鲁迅思想演变过程极重要的自白。早年在日本办文学启蒙杂志《新生》失败之後，他写道：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那时的先生“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寓在S会馆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直到有一天，办《新青年》的“猛士”向他“发了研究的质问……，‘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先生接着写道：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显然，鲁迅和我们常人一样，在人生挫折的时候，也曾有过无聊、寂寞、彷徨和消沉，甚至恐怖的时刻。是的，正“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2]，先生就不为“圣人和圣人之徒”所容[3]，也更不为“政治家”们所容[4]，於是，当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5]“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6]，“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 [7]。 鲁迅也曾经验过“‘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8]“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9] 然而，逆境中的先生没有选择“沉默”，他“爆发”了，韧性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且用的是“壕堑战”法。 除了创作小说之外，鲁迅又翻译了无数外文著作，绍介外国文学与版画美术，以及各种文艺思想及其历史发展，他更以“匕首和投枪”为武器，写了大量的杂文与散文，用以抨击官场时政和社会陋习，挑战中国封建的道家、佛家和儒家等各种旧文化。面对传统的“无物之阵”，不管“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但他举起了投枪，……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10] 多么骄傲，多么妩媚的一个战士的姿影呵！ 总之，我所认识的“真正的鲁迅”，不是“沉默的鲁迅”，不是“默默无言的”，而是“呐喊的鲁迅”、“战斗的鲁迅”。 钱理群与我的认识为何会如此不同？ 这使我记起鲁迅谈到后人为前人作品作“选本”时，说过的关于“知人论世”的一段话： “不过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11] 那么，当钱教授论定“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他又有些什么“根据”呢？ 他选了鲁迅《我要骗人》[12]的这篇文章。在简述“故事”之后，钱教授便如此推论：“鲁迅反过来想，我能不骗这孩子吗？我能不骗人吗？他进而想到，当今之中国，难道是披沥真实的时候吗？我们能够把我们真实的想法都说出来吗？不能。所以‘我要骗人’。……我觉得一个人要说真话固然很难，但是，能够像鲁迅这样正视自己时时刻刻不得不说假话的困境，这需要更大的勇气。” 可是，首先，钱教授这样解读时，似乎故意漏去了文中如下重要的话： “……然而孩子们不知道，还在拼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费，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欢。而其实，一块来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我明明知道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会到灾民的手里似的，付了一块钱。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罢了。我不爱看人们失望的样子。 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答道真有的罢。” 显然，生活中这一类善意“骗人”的小事，往往只是出於“我不爱看人们失望的样子”罢了，是厚道人的“人之常情”。 而且，鲁迅也不止一次有过类似的“讲假话”、“不说心里话”的“骗人”行为。 例如，众所周知，早年留学日本时，他曾决定“弃医从文”，于是，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13] ──这一类“谎话”，大约就是这个样子。 然而，钱教授却由此便“煞有介事”地迅速推论：“鲁迅反过来想，我能不骗这孩子吗？我能不骗人吗？他进而想到，当今之中国，难道是披沥真实的时候吗？我们能够把我们真实的想法都说出来吗？不能。所以‘我要骗人’”接着，钱的推理继续跃进，告诉我们，你瞧，既然他宣称过“我要骗人”，因此“鲁迅的作品很难懂，……难就难在，到底鲁迅他在想什么，他要讲什么？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难。”换句话说，就是：你怎么知道，他的作品讲的是心里话，他是不是又在骗人呢？ 这样先行“偷换概念”，尔後“跳跃煽情”的把戏，与鲁迅从“鬼画符”里看出的“祖传逻辑必胜妙法”[14]又“何其相似乃尔”？ 是的，钱式“论辩的魂灵”或许还可以再加上一条，试想：假如鲁迅对那募款的小女孩铁面相拒，你以为钱就会尊他为“不讲假话”的真君子了么？不，那时他另有一番风凉话。倘不信，可看钱理群下文所言：鲁迅“很冷酷，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 其次，钱教授也忘了，这篇文章是发表过了的。如果他真的要骗人，那就一骗到底，保持“沉默”就好了。而鲁迅正是没有“沉默”，他以“我要骗人”的愤怒口吻，在中日的杂志上把自己“真实的想法”都公开出来，才有力地戳穿了官僚当局的腐败，并更以一句反话“如果这骗人的学问不毕业，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写不出圆满的文章来的。”来讽刺和抗议那“夺了我的自由的权力者”。 这篇文章写于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尽管是应日本《改造》月刊社长友人山本之邀而写，鲁迅并没有因此便给“面子”，而不说实话；相反，文中直言反讽“日本报章，中国报章，都异口同声的”宣传“其实是天下太平的”说法，是“骗人”的谎言。在结尾，更直截写明“临末，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豫感，算是一个答礼罢。” 值得讽刺的是，该文四月在日本首先发表时，一些敏感词句也因此被删去了；直到六月在国内《文学译丛》上发表时，鲁迅又补回删去的字句，如“上海”、“死尸”、“俘虏”等词，以及“太阳的圆圈”一语。 鲁迅在这里把自己前后在想什么，都如实地讲了出来，日本媒体也看懂了，并对“锋芒”小心地作了些“遮掩”，我不明白，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困难在哪里？身为北大中文系教授，为什么连一篇作文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都读不出来？ 此乃令人费解处之一。 我们知道，“研究一个作家的思想和创作过程，只能综合地去观察它的发展趋向。如果把它细碎地切成一段一段，甚至拿每一篇作品作一段落去研究，这方法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15]现在，钱教授仅凭一篇《我要骗人》的题目，就做出“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这样有“颠覆性”的结论，这种思想方法的确“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 钱教授也许会辩解道，不，不是一篇，我在文章一开头还这样讲过： “鲁迅自己曾说过：‘我所想的和我所写的不一样’‘我为自己写作和为他人写作是不一样的。’这就非常麻烦。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鲁迅自己有一个解释。他说，很多人都说我讲的是真话，但我并没有把我所想讲的话完全地说出来；很多人都说我很冷酷，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如果有一天，我把我心里所想讲的话，就是那些最黑暗、最悲凉、最可怕的话说出来，还有一个人愿意听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 钱教授这样来“知人论世”，恐怕连鲁迅批评过的那种带有偏见的拙劣“选本”都不如了，那简直就是钱教授自己在抢着替鲁迅来说话。他说“鲁迅自己曾说过”云云，却没有给出鲁迅原话的出处──近代“大师”讲话，通常如此，其好处：一是显出自己于鲁迅已“烂熟于胸”，故作“轻松拈来”、“不拘小节”的潇洒状，不由得你不信，二是“假如你去请教作者本人罢，他一定不加解释，只是鄙夷的对你笑一笑。这笑，也就愈见其深。”[16] 我想，钱说的那个“鲁迅说”是取自《写在<坟>后面》[17]那一篇。为方便读者，我干脆把鲁迅自认为讲得“比较的却可以算得真实”的那两段有关的话，都附录在文後。请读者看看，鲁迅自己的本意到底是不是如钱所说的那样？他的“顾忌”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有哪些话是钱自己硬加上去的？其中有什么微妙的“变异”之处？他又故意漏去哪些重要的话不提？我这里不想一一赘述。 当然，为避免我或也有“断章取义”之嫌，读者最好去读鲁迅的全文来作判断。 同时，我在此也另加一个附注，把钱所谓“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的说法是从何而来的，也披露出来，看钱理群是怎么把修辞不同的这三个词语，“冷静”与“冷酷”及“冷”，捏在一起来忽悠人的。 [附注]该话出自鲁迅1928年2月23日作的《“醉眼”中的朦胧》，原文为：“那成仿吾的‘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的切齒之聲，在我是覺得有趣的。因為我記得曾有人批評我的小說，說是‘第一個是冷靜，第二個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19)，‘冷靜’并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这位革命的批评家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闲暇’也有了三个。” (19)這是張定璜的話，見《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七、八期（一九二五年一月）連載的《魯迅先生》一文：“魯迅先生的醫究竟學到了怎樣一個境地，曾經進過解剖室沒有，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他有三個特色，那也是老于手術富于經驗的醫生的特色，第一個，冷靜，第二個，還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 只是我以为，那里先生已讲得很清楚明白，“我的确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正是他的谦卑、他的哀愁、他的自责、他出自肺腑的对青年的热忱和爱护，使他“作文就時常更谨慎，更踌躇，……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 1925年鲁迅在写给两位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中，对他自己的这种顾虑讲得更为直白： “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18] 先生哪像现在一些自命的“前辈”和“导师”，以及一些网红与大嘴那样，“信口开河”且“语不惊人誓不休”？他又哪里给人有什么“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的感觉？鲁迅那里写的都是白话文，完全不需要什么“乌烟瘴气”的“导师”和“眼光如豆”的“大家”来再“翻译”一遍。毕竟，这类“翻译”“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不能不说是一个“文人浩劫”啊！ 钱教授可能又会讲，我不是还解读了《野草》吗？ 不错，钱教授解读了《死火》和《过客》等篇，有很多独特的“发挥”，我不去一一纠缠其中的“只言片语”。但总体而言，有些自相矛盾、令人费解之处，也想在此提出商榷。 钱在《死火》中，看出了“烧完”和“冻灭”的区别，说“‘冻灭’就是‘坐以待毙’；‘烧完’就是‘垂死挣扎’。”而鲁迅“只能在‘冻灭’和‘烧完’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显然，“直面生命的困境”的鲁迅选择了以“呐喊”来“烧完”自己，那这於《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之命题有何相干？难道他是以“沉默”的方式来“坐以待毙”、了其一生吗？ 此乃令人费解处之二。 钱又在《过客》中，提到“过客”“明知前面是坟，但还要努力地往前走，要反抗，要奋斗”，说他是一个“反抗绝望的哲学者”。 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邵荃麟、舒芜及日本的竹内好就作出了“反抗绝望”是鲁迅精神实质的判断。[19]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发现了鲁迅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信之后，已为学界广泛接受，因为信中有鲁迅自己的表白： “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而在写此信之前，鲁迅在答许广平3月15日来信中提到对《过客》的疑问时，就已有过类似的自白： “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20] 因此，鲁迅的确是一个“反抗绝望的哲学者”，但这又於《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之命题有何相干？难道他自己是以“默默无言”的方式，而不是以“呐喊与战斗”来“反抗绝望”吗？难道他是要青年做冷漠的“戏剧的看客”，而不是寄望他们“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吗？ 此乃令人费解处之三。 再者，钱又告诉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一种反抗绝望的哲学，是把中国传统哲学当中的道家、佛家的大彻大悟和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高度的结合。” 然而，我却很难把鲁迅“反抗绝望”的精神与他痛恨的道家、佛家和儒家等“中国传统哲学”联系在一起。鲁迅曾写道： “但自己卻正苦于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种使人气悶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庄周韓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我常疑心这和读了古书很有些关系，因為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于后來的青年。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憤激之辭。”[17] 当然，对于“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的说法，至今社会上仍有很多争议，有人以为他大不爱国，而我是理解并赞同他的。但无论其正确与否，这毕竟是鲁迅自己的主张，后人不要自行删改、粉饰，把自以为善，而鲁迅却深恶痛绝的东西又强加在他的头上。难道鲁迅是在“万物皆空”的佛家和“清静无为”的道家感召之下，“大彻大悟”地出家做了和尚、道士不成？钱文为何要这样“越俎代庖”地来解读鲁迅？ 此乃令人费解处之四。 鲁迅的散文集《野草》是鲁迅思想研究者们争论最多的文字，也是最容易发生误读和歪曲的地方。对一般人而言，它如同“天书”，很难读懂，正因为此，它也成为一些“学者”的“乐园”，在那里“豪情”可以任意发挥，“想象”可以纵情驰骋，如同“盲人摸象”一般，为人们描绘出种种不同的鲁迅。 但是，鲁迅自己讲，“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21]。这也是他批评所谓“选本”的意思，就是说，“知人论世”“不能执着一篇文章就断定作者是某种意识某种观念，而应该从全体作品中间去窥察作者思想与情感的发展过程。”而邵荃麟本人正是从整体上，即把《野草》诸篇和同时期鲁迅其它的作品综合起来，历史地和辩证地来理解这位文学巨匠思想的演变过程；同时他又指出，我们从《野草》中也可以看出中国从麻木到苏醒过程的愤怒、悲痛与痉挛的状态。荃麟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22] 那钱教授现在为什么要打造一个“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命题呢？ 我猜想，既然谁也不知道“默默无言的鲁迅”“到底他在想什么，他要讲什么？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难。”那该怎么办呢？难道鲁迅所写的、所说的，都不算数，倒要由钱教授费心来为我们解读出他“真实的思想”？如果这就是所谓的“钱式鲁迅”[23]，那就变得非常之可怕了！ 此乃令人费解处之五。 当然，鲁迅的确是没有把自己所有的心里话都讲出来。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前述的“怕误导青年”之外，还有就是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迫。对此，他写道： “常听得有人说，书信是最不掩饰，最显真面的文章，但我也并不，我无论给谁写信，最初，总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即在这一本中，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後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胡些，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但自然，明白的话，是也不少的。”[24] “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25] 这里要注意，他最後强调“明白的话，是也不少的。”以及“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事实表明，在专制高压的黑暗时代，鲁迅不是一个如钱教授所描绘的“默默无言”的，甚至“时时刻刻不得不说假话”的“委曲求全”、“苟且偷生”之辈，相反，他是一个常敢“挺身而出”讲“明白的话”，也敢于做“短兵相接”的战士，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战士。 也正因为有谋，他又这样说过： “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20] “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说得好，‘几年家软刀的隔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也就是一把软刀子。假如遭了笔祸了，你以为他就尊你为烈士么？不，那时另有一番风凉话。倘不信，可看他们怎样评论那死于三一八惨杀的青年。”[26] 总之，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搞清楚“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还是呐喊的？”就是因为，这不仅关乎‘知人论世’的原则和史实本身，它还更关乎我们未来的“自由”。 我爱自由，因而也爱呐喊的鲁迅，他喊出“救救孩子”，并一直“要叫到旧帐勾销的时候”[27]，毛泽东们却不喜欢他，要他闭嘴，或把他关在牢里不得发声。 最近听到一首好歌[28]，它这样唱道： “昂首 拒默沉，呐喊声 响透，盼自由 归於这里。……” 的确，不“呐喊”，便无“自由”。 也正因为此，我就更不明白，为什么钱教授此时要一而再地为鲁迅这样画像，挂起来，尊为“沉默大师”，还称之为“纪念鲁迅”[29]？为什么当一个社会需要“呐喊”的时候，他要我们学会“沉默”？为什么当一个社会需要有人“讲真话”的时候，他要我们学习“我要骗人”？ 此乃令人费解处之六。 古今中外，“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託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屍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30] 我同情鲁迅，并痛恶那些“俄国老婆子式的文人学士”[31]对他的糟践及吃喝。 救救鲁迅…… 2019年9月 改于鲁迅诞辰140周年，忌辰85周年。 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nh.html 引文和注释： [1]钱理群，《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501.html，2019年7月31日。注：2020年4月初，《爱思想》网已删除这篇，但可参见与它内容相同的《无地彷徨》，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431.html，选自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 [2]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1933年3月5日灯下。 [3]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集外集”，1925年5月26日。 [4]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1927年12月26日。 [5]鲁迅，《答有恒先生》，“而已集”，1927年9月4日。“恐怖”一语指：1927年广州清党时，鲁迅几乎被人“证成”共产党或“亲共派”而加以“清洗”，理由是曾在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刊物上做过文章，其时报上也有鲁迅“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等谣言“推波助澜”。 [6]鲁迅，《序言》，“三闲集”，1932年4月24日。 [7]鲁迅，《自传》，1934年3─4月，“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8]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南腔北调集”，1933年3月7─8日。 [9]鲁迅，《记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1926年4月1日。 [10]鲁迅，《这样的战士》，“野草”，1925年12月14日。 [11]鲁迅，《<题未定>草》之六，“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12月18─19夜。 [12]鲁迅，《我要骗人》，“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年2月23日。文中“自由早被剥夺”一语指：1930年2月旨在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人之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即以此为罪名，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 [13]鲁迅，《藤野先生》，“朝华夕拾”，1926年10月12日。 [14]鲁迅，《论辩的魂灵》，“华盖集”，首发于“语丝”周刊第17期，1925年3月9日。 [15]邵荃麟，《关于<阿Q正传>》，原载1942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1期，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422─443页。亦见：http://www.azcolabs.com/ql_AQZZ.html [16]鲁迅，《寻开心》，“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3月7日。 [17]鲁迅，《写在<坟>后面》，“坟”，1926年11月11夜。 [18]鲁迅，《北京通信》，“华盖集”，1925年5月8日夜。 [19]张梦阳，《论邵荃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与特点》，《鲁迅研究月刊》，北京，2010年第8期。亦见：http://www.azcolabs.com/yjpl_zhangmy_ql.html，2010年9月。 [20]鲁迅，《致许广平，1925年3月18日》，“两地书”，第一集。文中所引的这段关于“作绝望的抗战”的话，是鲁迅答许广平3月15日来信中提到对《过客》的疑问。 [21]鲁迅，《序言》，“且介亭杂文”，1935年12月30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22]邵荃麟，《鲁迅的<野草>》，原载《国文雜誌》月刊，重庆，第三卷，第四期，25─31页，1945年9月10日；重刊《鲁迅研究月刊》，北京，2010年第8期，53─60页，2010年9月8日。亦见：http://www.azcolabs.com/ql_on_yecao.html，2010年6月。 [23]小鹰，《从钱理群的“XXX鲁迅”谈起》，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html，2019年2月。 [24]鲁迅，《序言》，“两地书”，1932年12月16日。 [25]鲁迅， 《致许广平，1925年3月11日》，“两地书”，第一集。 [26]鲁迅，《题记》，“坟”，1926年10月30日。 [27]鲁迅，《随感录》，四十，“热风”，1918年。 [28]Thomas dgx yhl，《愿荣光归香港》，2019年8月。 [29]最近，钱理群又写了一篇《纪念鲁迅》，内容与[1]基本相同，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351.html，2019年9月27日。 [30]鲁迅，《忆韦素园君》，“且介亭杂文”，1934年7月16之夜，鲁迅记。 [31]鲁迅，《记谈话》，“华盖集续编”，1926年10月14日，鲁迅附记。 [附录]：鲁迅：《写在<坟>后面》 (节录)，1926年11月11夜。 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有時批評說，我的文字是說真話的。這其實是過譽，那原因就因為他偏愛。我自然不想太欺騙人，但也未嘗將心里的話照樣說盡，大約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梟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但現在我并不。因為，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里。還有一种小緣故，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鐵甲在身上，站著，給他們的世界上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 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么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只一條，我可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鑠，所以我說話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對于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個“無所有”。我的譯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來加五百，近時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為能賺錢，但也伴著哀愁，怕于讀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時常更謹慎，更躊躇。有人以為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實是不盡然的，我的顧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畢竟不是什么戰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驅，就有這么多的顧忌和回憶。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里掏出錢來放在我手里，那錢上還帶著体溫。這体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但也偶爾想，其實倒還是毫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 今天所要說的話也不過是這些，然而比較的卻可以算得真實。此外，還有一點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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