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今年，2021年，正值魯迅先生誕辰(9/25/1881)140周年，也是他的忌辰(10/19/1936)85周年，認真地紀念一下這位文學巨匠，是理所應當的事。 尤其是，經過百年的風吹雨打，受到無數捧殺、棒殺、奉殺之災，又加上近年來的“轉基因”操作，這位老人從裡到外，已被搞人得“面目全非”，難以辨認。 魯迅是誰？我真的認識他嗎？ 這對現在的青年、中年，以及老人來說，都還是個有意義的問題。 我打算把近年來寫的幾篇有關魯迅先生的文章再陸續發一次，試圖把它說清楚。歡迎批評討論。 從初等數學裡我們知道，如果一個正定理成立，則其逆否定理也一定成立；反之，若逆否定理荒謬，正定理亦然。這在邏輯命題上也是一樣。 例如，最近讀到錢理群教授的《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1]一文，文中他宣稱：“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默默無言的魯迅，才是真實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逆否命題就意味着：不沉默的不是真正的魯迅。或者，吶喊的魯迅是虛假的？ 這樣一問，錢教授的正命題就令人很有些費解了。 我認識魯迅是從閱讀他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他的《孔乙己》、《藥》和《風波》，當然還有《故鄉》和《社戲》等，開始的，這些名篇都收在集子《吶喊》中。在該集的《自序》裡，先生寫道： “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 這篇《自序》是魯迅思想演變過程極重要的自白。早年在日本辦文學啟蒙雜誌《新生》失敗之後，他寫道：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那時的先生“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寓在S會館裡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 直到有一天，辦《新青年》的“猛士”向他“發了研究的質問……，‘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了就有了十餘篇。” 先生接着寫道：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 顯然，魯迅和我們常人一樣，在人生挫折的時候，也曾有過無聊、寂寞、彷徨和消沉，甚至恐怖的時刻。是的，正“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2]，先生就不為“聖人和聖人之徒”所容[3]，也更不為“政治家”們所容[4]，於是，當1927年國民黨“清黨”時，“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5]“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6]，“我一生從未見過有這麼殺人的，我就辭了職，回到上海，想以譯作謀生。” [7]。 魯迅也曾經驗過“‘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確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8]“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9] 然而，逆境中的先生沒有選擇“沉默”，他“爆發”了，韌性地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且用的是“壕塹戰”法。 除了創作小說之外，魯迅又翻譯了無數外文著作，紹介外國文學與版畫美術，以及各種文藝思想及其歷史發展，他更以“匕首和投槍”為武器，寫了大量的雜文與散文，用以抨擊官場時政和社會陋習，挑戰中國封建的道家、佛家和儒家等各種舊文化。面對傳統的“無物之陣”，不管“再見一式的點頭，各種的旗幟，各樣的外套，……但他舉起了投槍，……他微笑，偏側一擲，卻正中了他們的心窩。”[10] 多麼驕傲，多麼嫵媚的一個戰士的姿影呵！ 總之，我所認識的“真正的魯迅”，不是“沉默的魯迅”，不是“默默無言的”，而是“吶喊的魯迅”、“戰鬥的魯迅”。 錢理群與我的認識為何會如此不同？ 這使我記起魯迅談到後人為前人作品作“選本”時，說過的關於“知人論世”的一段話： “不過倘要研究文學或某一作家，所謂‘知人論世’，那麼，足以應用的選本就很難得。選本所顯示的，往往並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選本固然愈準確，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這才是一個‘文人浩劫’。……譬如勇士，也戰鬥，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裡，尊為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冤哉！”[11] 那麼，當錢教授論定“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他又有些什麼“根據”呢？ 他選了魯迅《我要騙人》[12]的這篇文章。在簡述“故事”之後，錢教授便如此推論：“魯迅反過來想，我能不騙這孩子嗎？我能不騙人嗎？他進而想到，當今之中國，難道是披瀝真實的時候嗎？我們能夠把我們真實的想法都說出來嗎？不能。所以‘我要騙人’。……我覺得一個人要說真話固然很難，但是，能夠像魯迅這樣正視自己時時刻刻不得不說假話的困境，這需要更大的勇氣。” 可是，首先，錢教授這樣解讀時，似乎故意漏去了文中如下重要的話： “……然而孩子們不知道，還在拼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費，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歡。而其實，一塊來錢，是連給水利局的老爺買一天的煙捲也不夠的。我明明知道着，卻好像也相信款子真會到災民的手裡似的，付了一塊錢。實則不過買了這天真爛漫的孩子的歡喜罷了。我不愛看人們失望的樣子。 倘使我那八十歲的母親，問我天國是否真有，我大約是會毫不躊躇，答道真有的罷。” 顯然，生活中這一類善意“騙人”的小事，往往只是出於“我不愛看人們失望的樣子”罷了，是厚道人的“人之常情”。 而且，魯迅也不止一次有過類似的“講假話”、“不說心裡話”的“騙人”行為。 例如，眾所周知，早年留學日本時，他曾決定“棄醫從文”，於是，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臉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13] ──這一類“謊話”，大約就是這個樣子。 然而，錢教授卻由此便“煞有介事”地迅速推論：“魯迅反過來想，我能不騙這孩子嗎？我能不騙人嗎？他進而想到，當今之中國，難道是披瀝真實的時候嗎？我們能夠把我們真實的想法都說出來嗎？不能。所以‘我要騙人’”接着，錢的推理繼續躍進，告訴我們，你瞧，既然他宣稱過“我要騙人”，因此“魯迅的作品很難懂，……難就難在，到底魯迅他在想什麼，他要講什麼？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難。”換句話說，就是：你怎麼知道，他的作品講的是心裡話，他是不是又在騙人呢？ 這樣先行“偷換概念”，爾後“跳躍煽情”的把戲，與魯迅從“鬼畫符”里看出的“祖傳邏輯必勝妙法”[14]又“何其相似乃爾”？ 是的，錢式“論辯的魂靈”或許還可以再加上一條，試想：假如魯迅對那募款的小女孩鐵面相拒，你以為錢就會尊他為“不講假話”的真君子了麼？不，那時他另有一番風涼話。倘不信，可看錢理群下文所言：魯迅“很冷酷，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 其次，錢教授也忘了，這篇文章是發表過了的。如果他真的要騙人，那就一騙到底，保持“沉默”就好了。而魯迅正是沒有“沉默”，他以“我要騙人”的憤怒口吻，在中日的雜誌上把自己“真實的想法”都公開出來，才有力地戳穿了官僚當局的腐敗，並更以一句反話“如果這騙人的學問不畢業，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寫不出圓滿的文章來的。”來諷刺和抗議那“奪了我的自由的權力者”。 這篇文章寫於抗日戰爭爆發的前一年，儘管是應日本《改造》月刊社長友人山本之邀而寫，魯迅並沒有因此便給“面子”，而不說實話；相反，文中直言反諷“日本報章，中國報章，都異口同聲的”宣傳“其實是天下太平的”說法，是“騙人”的謊言。在結尾，更直截寫明“臨末，用血寫添幾句個人的豫感，算是一個答禮罷。” 值得諷刺的是，該文四月在日本首先發表時，一些敏感詞句也因此被刪去了；直到六月在國內《文學譯叢》上發表時，魯迅又補回刪去的字句，如“上海”、“死屍”、“俘虜”等詞，以及“太陽的圓圈”一語。 魯迅在這裡把自己前後在想什麼，都如實地講了出來，日本媒體也看懂了，並對“鋒芒”小心地作了些“遮掩”，我不明白，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困難在哪裡？身為北大中文系教授，為什麼連一篇作文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都讀不出來？ 此乃令人費解處之一。 我們知道，“研究一個作家的思想和創作過程，只能綜合地去觀察它的發展趨向。如果把它細碎地切成一段一段，甚至拿每一篇作品作一段落去研究，這方法不但是機械的，實在也是危險的。”[15]現在，錢教授僅憑一篇《我要騙人》的題目，就做出“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這樣有“顛覆性”的結論，這種思想方法的確“不但是機械的，實在也是危險的。” 錢教授也許會辯解道，不，不是一篇，我在文章一開頭還這樣講過： “魯迅自己曾說過：‘我所想的和我所寫的不一樣’‘我為自己寫作和為他人寫作是不一樣的。’這就非常麻煩。那麼，我們怎麼知道他自己的意思是什麼呢？魯迅自己有一個解釋。他說，很多人都說我講的是真話，但我並沒有把我所想講的話完全地說出來；很多人都說我很冷酷，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如果有一天，我把我心裡所想講的話，就是那些最黑暗、最悲涼、最可怕的話說出來，還有一個人願意聽的話，那麼這個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 錢教授這樣來“知人論世”，恐怕連魯迅批評過的那種帶有偏見的拙劣“選本”都不如了，那簡直就是錢教授自己在搶着替魯迅來說話。他說“魯迅自己曾說過”云云，卻沒有給出魯迅原話的出處──近代“大師”講話，通常如此，其好處：一是顯出自己於魯迅已“爛熟於胸”，故作“輕鬆拈來”、“不拘小節”的瀟灑狀，不由得你不信，二是“假如你去請教作者本人罷，他一定不加解釋，只是鄙夷的對你笑一笑。這笑，也就愈見其深。”[16] 我想，錢說的那個“魯迅說”是取自《寫在<墳>後面》[17]那一篇。為方便讀者，我乾脆把魯迅自認為講得“比較的卻可以算得真實”的那兩段有關的話，都附錄在文後。請讀者看看，魯迅自己的本意到底是不是如錢所說的那樣？他的“顧忌”究竟是什麼？又為什麼？有哪些話是錢自己硬加上去的？其中有什麼微妙的“變異”之處？他又故意漏去哪些重要的話不提？我這裡不想一一贅述。 當然，為避免我或也有“斷章取義”之嫌，讀者最好去讀魯迅的全文來作判斷。 同時，我在此也另加一個附註，把錢所謂“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的說法是從何而來的，也披露出來，看錢理群是怎麼把修辭不同的這三個詞語，“冷靜”與“冷酷”及“冷”，捏在一起來忽悠人的。 [附註]該話出自魯迅1928年2月23日作的《“醉眼”中的朦朧》，原文為：“那成仿吾的‘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的切齒之聲，在我是覺得有趣的。因為我記得曾有人批評我的小說，說是‘第一個是冷靜，第二個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19)，‘冷靜’並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這位革命的批評家的記憶中樞似的，從此‘閒暇’也有了三個。” (19)這是張定璜的話，見《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七、八期（一九二五年一月）連載的《魯迅先生》一文：“魯迅先生的醫究竟學到了怎樣一個境地，曾經進過解剖室沒有，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他有三個特色，那也是老於手術富於經驗的醫生的特色，第一個，冷靜，第二個，還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 只是我以為，那裡先生已講得很清楚明白，“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正是他的謙卑、他的哀愁、他的自責、他出自肺腑的對青年的熱忱和愛護，使他“作文就時常更謹慎，更躊躇，……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裡掏出錢來放在我手裡，那錢上還帶着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 1925年魯迅在寫給兩位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中，對他自己的這種顧慮講得更為直白： “站在歧路上是幾乎難於舉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峽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然而向青年說話可就難了，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途，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孽。”[18] 先生哪像現在一些自命的“前輩”和“導師”，以及一些網紅與大嘴那樣，“信口開河”且“語不驚人誓不休”？他又哪裡給人有什麼“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的感覺？魯迅那裡寫的都是白話文，完全不需要什麼“烏煙瘴氣”的“導師”和“眼光如豆”的“大家”來再“翻譯”一遍。畢竟，這類“翻譯”“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不能不說是一個“文人浩劫”啊！ 錢教授可能又會講，我不是還解讀了《野草》嗎？ 不錯，錢教授解讀了《死火》和《過客》等篇，有很多獨特的“發揮”，我不去一一糾纏其中的“隻言片語”。但總體而言，有些自相矛盾、令人費解之處，也想在此提出商榷。 錢在《死火》中，看出了“燒完”和“凍滅”的區別，說“‘凍滅’就是‘坐以待斃’；‘燒完’就是‘垂死掙扎’。”而魯迅“只能在‘凍滅’和‘燒完’之間做出一個選擇”。 顯然，“直面生命的困境”的魯迅選擇了以“吶喊”來“燒完”自己，那這於《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之命題有何相干？難道他是以“沉默”的方式來“坐以待斃”、了其一生嗎？ 此乃令人費解處之二。 錢又在《過客》中，提到“過客”“明知前面是墳，但還要努力地往前走，要反抗，要奮鬥”，說他是一個“反抗絕望的哲學者”。 其實，早在上世紀40年代，邵荃麟、舒蕪及日本的竹內好就作出了“反抗絕望”是魯迅精神實質的判斷。[19]這一點，在上世紀80年代初發現了魯迅1925年4月11日致趙其文信之後，已為學界廣泛接受，因為信中有魯迅自己的表白： “雖然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絕望，因為我以為絕望而反抗者難，比因希望而戰鬥者更勇猛，更悲壯。” 而在寫此信之前，魯迅在答許廣平3月15日來信中提到對《過客》的疑問時，就已有過類似的自白： “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着偏激的聲音。其實這或者是年齡和經歷的關係，也許未必一定的確的，因為我終於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須是有不平而不悲觀，常抗戰而亦自衛，……。”[20] 因此，魯迅的確是一個“反抗絕望的哲學者”，但這又於《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之命題有何相干？難道他自己是以“默默無言”的方式，而不是以“吶喊與戰鬥”來“反抗絕望”嗎？難道他是要青年做冷漠的“戲劇的看客”，而不是寄望他們“須是有不平而不悲觀，常抗戰而亦自衛”嗎？ 此乃令人費解處之三。 再者，錢又告訴我們，“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樣一種反抗絕望的哲學，是把中國傳統哲學當中的道家、佛家的大徹大悟和儒家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一個高度的結合。” 然而，我卻很難把魯迅“反抗絕望”的精神與他痛恨的道家、佛家和儒家等“中國傳統哲學”聯繫在一起。魯迅曾寫道： “但自己卻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我常疑心這和讀了古書很有些關係，因為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裡也常有，……。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於後來的青年。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憤激之辭。”[17] 當然，對於“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的說法，至今社會上仍有很多爭議，有人以為他大不愛國，而我是理解並贊同他的。但無論其正確與否，這畢竟是魯迅自己的主張，後人不要自行刪改、粉飾，把自以為善，而魯迅卻深惡痛絕的東西又強加在他的頭上。難道魯迅是在“萬物皆空”的佛家和“清靜無為”的道家感召之下，“大徹大悟”地出家做了和尚、道士不成？錢文為何要這樣“越俎代庖”地來解讀魯迅？ 此乃令人費解處之四。 魯迅的散文集《野草》是魯迅思想研究者們爭論最多的文字，也是最容易發生誤讀和歪曲的地方。對一般人而言，它如同“天書”，很難讀懂，正因為此，它也成為一些“學者”的“樂園”，在那裡“豪情”可以任意發揮，“想象”可以縱情馳騁，如同“盲人摸象”一般，為人們描繪出種種不同的魯迅。 但是，魯迅自己講，“編年有利於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21]。這也是他批評所謂“選本”的意思，就是說，“知人論世”“不能執着一篇文章就斷定作者是某種意識某種觀念，而應該從全體作品中間去窺察作者思想與情感的發展過程。”而邵荃麟本人正是從整體上，即把《野草》諸篇和同時期魯迅其它的作品綜合起來，歷史地和辯證地來理解這位文學巨匠思想的演變過程；同時他又指出，我們從《野草》中也可以看出中國從麻木到甦醒過程的憤怒、悲痛與痙攣的狀態。荃麟在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22] 那錢教授現在為什麼要打造一個“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命題呢？ 我猜想，既然誰也不知道“默默無言的魯迅”“到底他在想什麼，他要講什麼？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難。”那該怎麼辦呢？難道魯迅所寫的、所說的，都不算數，倒要由錢教授費心來為我們解讀出他“真實的思想”？如果這就是所謂的“錢式魯迅”[23]，那就變得非常之可怕了！ 此乃令人費解處之五。 當然，魯迅的確是沒有把自己所有的心裡話都講出來。這其中的原因，除了前述的“怕誤導青年”之外，還有就是為當時的政治環境所迫。對此，他寫道： “常聽得有人說，書信是最不掩飾，最顯真面的文章，但我也並不，我無論給誰寫信，最初，總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即在這一本中，遇有較為緊要的地方，到後來也還是往往故意寫得含胡些，因為我們所處，是在‘當地長官’、郵局、校長……，都可以隨意檢查信件的國度里。但自然，明白的話，是也不少的。”[24] “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這種戰法是必要的罷。但恐怕也有時會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25] 這裡要注意，他最後強調“明白的話，是也不少的。”以及“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事實表明，在專制高壓的黑暗時代，魯迅不是一個如錢教授所描繪的“默默無言”的，甚至“時時刻刻不得不說假話”的“委曲求全”、“苟且偷生”之輩，相反，他是一個常敢“挺身而出”講“明白的話”，也敢於做“短兵相接”的戰士，是一個有勇有謀的戰士。 也正因為有謀，他又這樣說過： “這就是我之所以主張‘壕塹戰’的原因，其實也無非想多留下幾個戰士，以得更多的戰績。”[20] “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罵殺人不眨眼的軍閥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這些誘殺手段的當的。木皮道人說得好，‘幾年家軟刀的隔頭不覺死’，我就要專指斥那些自稱‘無槍階級’而其實是拿着軟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話，也就是一把軟刀子。假如遭了筆禍了，你以為他就尊你為烈士麼？不，那時另有一番風涼話。倘不信，可看他們怎樣評論那死於三一八慘殺的青年。”[26] 總之，為什麼我們現在要搞清楚“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還是吶喊的？”就是因為，這不僅關乎‘知人論世’的原則和史實本身，它還更關乎我們未來的“自由”。 我愛自由，因而也愛吶喊的魯迅，他喊出“救救孩子”，並一直“要叫到舊帳勾銷的時候”[27]，毛澤東們卻不喜歡他，要他閉嘴，或把他關在牢裡不得發聲。 最近聽到一首好歌[28]，它這樣唱道： “昂首 拒默沉，吶喊聲 響透，盼自由 歸於這裡。……” 的確，不“吶喊”，便無“自由”。 也正因為此，我就更不明白，為什麼錢教授此時要一而再地為魯迅這樣畫像，掛起來，尊為“沉默大師”，還稱之為“紀念魯迅”[29]？為什麼當一個社會需要“吶喊”的時候，他要我們學會“沉默”？為什麼當一個社會需要有人“講真話”的時候，他要我們學習“我要騙人”？ 此乃令人費解處之六。 古今中外，“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30] 我同情魯迅，並痛惡那些“俄國老婆子式的文人學士”[31]對他的糟踐及吃喝。 救救魯迅…… 2019年9月 改於魯迅誕辰140周年，忌辰85周年。 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nh.html 引文和注釋： [1]錢理群，《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501.html，2019年7月31日。註：2020年4月初，《愛思想》網已刪除這篇，但可參見與它內容相同的《無地彷徨》，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431.html，選自錢理群，《魯迅作品十五講》。 [2]魯迅，《我怎麼做起小說來》，“南腔北調集”，1933年3月5日燈下。 [3]魯迅，《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集外集”，1925年5月26日。 [4]魯迅，《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集外集”，1927年12月26日。 [5]魯迅，《答有恆先生》，“而已集”，1927年9月4日。“恐怖”一語指：1927年廣州清黨時，魯迅幾乎被人“證成”共產黨或“親共派”而加以“清洗”，理由是曾在陳獨秀辦的《新青年》刊物上做過文章，其時報上也有魯迅“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等謠言“推波助瀾”。 [6]魯迅，《序言》，“三閒集”，1932年4月24日。 [7]魯迅，《自傳》，1934年3─4月，“集外集拾遺補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8]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南腔北調集”，1933年3月7─8日。 [9]魯迅，《記念劉和珍君》，“華蓋集續編”，1926年4月1日。 [10]魯迅，《這樣的戰士》，“野草”，1925年12月14日。 [11]魯迅，《<題未定>草》之六，“且介亭雜文二集”，1935年12月18─19夜。 [12]魯迅，《我要騙人》，“且介亭雜文末編”，1936年2月23日。文中“自由早被剝奪”一語指：1930年2月旨在爭取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在上海成立，魯迅是發起人之一，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即以此為罪名，呈請國民黨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 [13]魯迅，《藤野先生》，“朝華夕拾”，1926年10月12日。 [14]魯迅，《論辯的魂靈》，“華蓋集”，首發於“語絲”周刊第17期，1925年3月9日。 [15]邵荃麟，《關於<阿Q正傳>》，原載1942年《青年文藝》第1卷第1期，後收入《邵荃麟評論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422─443頁。亦見：http://www.azcolabs.com/ql_AQZZ.html [16]魯迅，《尋開心》，“且介亭雜文二集”，1935年3月7日。 [17]魯迅，《寫在<墳>後面》，“墳”，1926年11月11夜。 [18]魯迅，《北京通信》，“華蓋集”，1925年5月8日夜。 [19]張夢陽，《論邵荃麟對魯迅研究的貢獻與特點》，《魯迅研究月刊》，北京，2010年第8期。亦見：http://www.azcolabs.com/yjpl_zhangmy_ql.html，2010年9月。 [20]魯迅，《致許廣平，1925年3月18日》，“兩地書”，第一集。文中所引的這段關於“作絕望的抗戰”的話，是魯迅答許廣平3月15日來信中提到對《過客》的疑問。 [21]魯迅，《序言》，“且介亭雜文”，1935年12月30日，記於上海之且介亭。 [22]邵荃麟，《魯迅的<野草>》，原載《國文雜誌》月刊，重慶，第三卷，第四期，25─31頁，1945年9月10日；重刊《魯迅研究月刊》，北京，2010年第8期，53─60頁，2010年9月8日。亦見：http://www.azcolabs.com/ql_on_yecao.html，2010年6月。 [23]小鷹，《從錢理群的“XXX魯迅”談起》，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html，2019年2月。 [24]魯迅，《序言》，“兩地書”，1932年12月16日。 [25]魯迅， 《致許廣平，1925年3月11日》，“兩地書”，第一集。 [26]魯迅，《題記》，“墳”，1926年10月30日。 [27]魯迅，《隨感錄》，四十，“熱風”，1918年。 [28]Thomas dgx yhl，《願榮光歸香港》，2019年8月。 [29]最近，錢理群又寫了一篇《紀念魯迅》，內容與[1]基本相同，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351.html，2019年9月27日。 [30]魯迅，《憶韋素園君》，“且介亭雜文”，1934年7月16之夜，魯迅記。 [31]魯迅，《記談話》，“華蓋集續編”，1926年10月14日，魯迅附記。 [附錄]：魯迅：《寫在<墳>後面》 (節錄)，1926年11月11夜。 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有時批評說，我的文字是說真話的。這其實是過譽，那原因就因為他偏愛。我自然不想太欺騙人，但也未嘗將心裡的話照樣說盡，大約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梟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並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但現在我並不。因為，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里。還有一種小緣故，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著，給他們的世界上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 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麼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只一條，我可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鑠，所以我說話常不免含胡，中止，心裡想：對於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個“無所有”。我的譯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後來加五百，近時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願意的，因為能賺錢，但也伴著哀愁，怕於讀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時常更謹慎，更躊躇。有人以為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實是不盡然的，我的顧忌並不少。我自己早知道畢竟不是什麼戰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驅，就有這麼多的顧忌和回憶。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裡掏出錢來放在我手裡，那錢上還帶著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但也偶爾想，其實倒還是毫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 今天所要說的話也不過是這些，然而比較的卻可以算得真實。此外，還有一點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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