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胜利法是中国人的民族特点之一。在鲁迅先生的笔下，阿Q就是这一民族精神特征的具象化。之前，由于中共的意识形态解读与曲解，许多人以为：这一精神胜利法是中共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的结果。

然而在我最近阅读西方汉学家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对古代知识分子的阅读，以及对儒家经典的粗浅理解，让我怀疑：精神胜利法或者是儒家哲学的逻辑延伸？

孔子的儒家思想，核心是“仁”，简单而言，就是要君子，或大人先生们，或权贵阶层心怀仁慈，体恤下民，好维持其长期统治。而“仁” 是一个有多种解释的概念。常见的所谓“仁者爱人”。爱人，推己及人。不只是考虑自己，还考虑他人。通过对自己的理解，理解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过对他人的理解，对他人心存仁爱，好维持现存的统治秩序。

“仁”是针对君子或统治阶层的，不是普通小民或被统治者的。而“仁”强调的是精神，即统治者要有仁爱的精神。然后在施政时能够贯彻这一精神。在孔子看来，就可以恢复理想的三代（夏商周）之治了。

孔子强调的是统治阶层精神的正确或强大。他以为春秋之乱世，其乱的根源在人心，尤其是统治阶层的精神层面的病态。孔子认为：如果统治阶层能够继承上古三代政治思想的精华，即儒家认为的“仁”的话，一切就能迎刃而解。

之后的宋儒，我没有研究，只是从粗浅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解读来看，与孔子的所谓“仁”没有本质的区别，也许说法不同，但强调统治阶层的精神修养这一点是一致的。

比如，宋人李觏在其《袁州州学记》中，甚至认为：秦朝之短命灭亡与两汉能够延续数百年的主要教训在于：秦人不读诗经、书经，因而见利忘义；汉代统治者努力于学术，利用“教道”“结人心”，维持了长期的统治。

儒家一直认为：治乱在于人心。汉代的“治”在于用儒家通过“教道”来“结人心”；秦朝的缺点就在于“焚书坑儒”, 放弃了洗脑教育，专注于愚民，但是结果是民众唯利是图，最终导致强大的秦朝短命亡国。

既然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把精神层面的控制看作“治术”的核心，那么，我们就无需奇怪，全体国民都把精神看作决定性的、比物质层面的东西，比如武器、经济等更为重要、更为强大。

也许这就是阿Q，以及今日中国民众中的绝大多数人，之深种了精神胜利法的逻辑前提。儒家思想以及儒术的强调精神（“仁”、“天理”、“心”、等）埋下了精神胜利法的因子。当中华帝国强大、或至少在中国的领土范围内强大的时候，儒术的强调精神层面的教化，服务于统治阶级，“结人心”、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

而当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强大外来挑战时，特别是屡战屡败的现实挫折之时，儒术作为几千年来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无法面对自己的失败（统治者的失败就是统治意识形态的失败），于是精神胜利法应运而生。事实上，初期的精神胜利法是以清朝统治阶级特别是官员们的谎言开始的。

英国新晋历史学家朱莉·楼福尔（Julie Lovell）2011年出版的《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中国的构建》（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活灵活现地展示了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官员，从被后世奉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到被污名化为“卖国贼”的琦善，以及奕山、关天培等一些列官僚如何通过向皇帝撒谎，而获得嘉奖与升官，用口头上、书面上的“胜利”来掩盖自己的无能与现实中的失败。

比如，林则徐把1839年清军与英军在海上的一起武装冲突写成了清军将士英勇杀敌的宣传片，却只字不提清军的伤亡、英军的船坚炮利。再比如，琦善总督广州的时候，英军成功占领广州，但是琦善的奏折却能够把清军的失败写成英军的。当然，我们不能认为：林则徐、琦善之流有精神心理疾病，分不清现实与虚幻。我们知道，他们的撒谎或精神胜利是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与权势，在一个专制国家，撒谎以愉悦专制帝王是一种常态。

然而，被统治阶层教化或洗脑的社会下层是否依然保有分辨现实与虚幻的能力呢？我想，有许多人能够，但是也有许多人不能。而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1900年左右的义和拳匪徒、乃至今天中国的所谓“小粉红们”、“五毛党”都是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从儒术发展出来的精神胜利法的牺牲品。

儒家思想之蜕化为儒术，统治手段的一种，成为为几千年中国式专制制度服务的意识形态不是孔子的错，孔子似乎真诚地想要回到古代的黄金时代。生长在春秋的乱世，孔子理想化古代政治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对春秋时期政治的批判。早期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本身是含有批判现实、希望改变现实的理想主义精神的。

然而在汉代被改造成汉王朝的意识形态后，早期儒家思想的鲜活与生命力就开始枯萎了。儒家被简化、抽象化为治术（统治手段），丧失了其理想主义、批判现实的维度，沦落为服务于中国式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五四先贤们批判的“礼教”。所以五四运动会喊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而鲁迅等人都批判过“吃人的礼教”。沦落为礼教的儒术体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在绵延达两千余年的中国式专制制度的社会背景中，孵化出“精神胜利法”、“八股文”、女子裹脚、贞节牌坊、愚孝愚忠行为等种种中国式古怪。

阿Q作为中国下层民众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人物，实在是中国特色的人物。而精神胜利法作为中国式古怪之一、作为中国民众最突出的心理特征，也实在是中国特色的心理。作为两千年中国式专制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特别是儒术即便不是精神胜利法的亲生父母，怕也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