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注1：穆旦，原名查良铮，祖籍浙江海宁，1918年出生于天津。1935年从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进校不久即开始创作诗歌，在清华校园和北方诗坛初露头角。1938年参加“湘黔滇旅行团”，创作了《出发》《原野上走路》等三千里步行系列诗篇。1940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期间创作了《赞美》《合唱》等大量的现代诗歌，奠定了其国内青年诗人的地位。

1942年，穆旦响应政府号召，参加中国远征军，任中校翻译官，曾九死一生翻越缅甸原始森林野人山和胡康河谷，战后升任上校英文秘书。1948年退役后，先后在上海中央通讯社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南京办事处工作。

1949年穆旦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研究生，同时选修俄国文学。在美期间与在学校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的来自天津的原清政府两江总督周馥之曾孙女周与良结婚，并与同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的杨振宁，李政道，赵萝蕤和巫宁坤等成为好友。

1951年，穆旦和周与良在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拒绝了台湾大学和印度德里大学（穆旦族兄原西南联大教授查良钊时任德里大学教务长）发出的邀请，经巫宁坤介绍，回到天津，出任南开大学外语系和生物系副教授。穆旦在教学之余，翻译了苏联文学理论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和著名作家普希金的大量文学作品，至1953年已是闻名全国的青年翻译家。

1954年在南开外语系的一次讨论会中，穆旦和巫宁坤因向当时的系主任和南开大学的教学工作提意见，当即被划为反党小集团成员，遭隔离审查，穆旦当年参加国民党军队的历史被翻出，罪加一等，上升为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美蒋特务，遭到残酷批斗。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穆旦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诗歌《九十九家争鸣记》，再一次被隔离审查，不久被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三年劳动改造，随即降职降薪，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和浴室接受监督劳动。

文革风暴一来，穆旦首当其冲，被造反派拉出来游街批斗，关入牛棚，妻子周与良因原任天津市副市长的父亲被打倒也被学校定为美国特务，遭隔离审查，随即一家人被赶出家门。半年后，穆旦夫妇下放河北农村劳动。1972年穆旦回到南开，白天在图书馆工作，晚上夜以继日地翻译英国作家拜伦的长篇巨著《唐.璜》，以及雪莱，艾略特等人的文学作品。1976年2月26日，因心脏病突发，穆旦在天津去世，年仅58岁。

注2：抗战爆发后，撤退至长沙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借圣经学院校舍上课。当时三校报到学生共1452名，其中清华631名，北大342名，南开147名。

1938年1月，随着战争的不断向长江中游推进，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并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报名，愿意前往昆明的学生共820名，其余632人或转学，或退学参加抗战。全校师生分三路向昆明转移。

第一路由教师以及家属，部分学生共600人，分批经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坐船到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至昆明或蒙自。

第二路由部分教授带领学生，乘汽车经广西进越南，经滇越铁路至昆明或蒙自。

第三路为“湘黔滇旅行团”，由11名教师和290名男生组成，教师中除曾昭抡外，还有黄钰生，闻一多，袁复礼和李继侗四位教授，和六名青年教师。由湖南省政府参议黄师岳中将担任团长，三位军训军官和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教授为领队。从2月20日出发，经湖南，贵州，一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最后于4月28日到达云南昆明，历时68天，行程1664公里，无任何人员伤亡。旅途中，袁复礼和李继侗教授向学生们讲解沿途的各种地形地貌特征，山川河流和各种岩石的结构，以及各种植物的特性并收集制作成植物标本。闻一多和黄钰生教授指导学生们收集当地民歌民谣，特别是少数民族的语言特色，曾昭抡教授则利用休整的时间，为当地党政官员和士绅民众讲解抗战形势，分析中国的国力，军队和武器装备，以及大后方的生产和发展状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