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野草”集中有一篇《影的告別》，其中“影”的獨白，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魯迅在吐露自己複雜的內心世界。在這種立論的前提之下，注家蜂起，或褒或貶，各有說辭。 然而，我在《如何解讀<影的告別>？──與錢理群教授再商榷》[1]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種解讀，即，前來向“人”告別的“影”，是魯迅的某些在“黑暗”的壓力下失去希望、喪失鬥志的“友人”，那是魯迅以批評和惋惜的口吻，寫出了昔日的“友人”，今日的怯懦者，向“黑暗”妥協的無奈。 這種看法，除了前文的分析推理之外，還有沒有進一步的根據呢？ 魯迅在寫作“野草”的同期，也寫了許多小說，都收在“彷徨”集中。我以為，其中至少有兩篇，可以給我們類似的啟示。 第一篇是寫於1924年2月16日的《在酒樓上》。 那裡的“我”在S城的酒樓上“意外的遇見朋友了，──假如他現在還許我稱他為朋友。那上來的分明是我的舊同窗，也是做教員時代的舊同事，面貌雖然頗有些改變，但一見也就認識，獨有行動卻變得格外迂緩，很不像當年敏捷精悍的呂緯甫了。” 在二人喝酒敘舊的時候，呂緯甫有着如下的“自白”： “──阿阿，你這樣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麼？是的，我也還記得我們同到城隍廟裡去拔掉神像的鬍子的時候，連日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於打起來的時候。但我現在就是這樣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我有時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見我，怕會不認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現在就是這樣。”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還有些期望我，──我現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還看得出。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終於辜負了至今還對我懷着好意的老朋友。……” “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只要模模糊糊。模模糊糊的過了新年，仍舊教我的‘子曰詩云’去。” “以後？──我不知道。你看我們那時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現在什麼也不知道，連明天怎樣也不知道，連後一分……” 呂緯甫的這些話語及其心境，不是很像是《影的告別》中“無地彷徨”的“影”在對“我”說話嗎？ 年輕時的呂緯甫和“我”曾是“形影不離”的朋友，他們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改革的願望。現在為生活所迫，他卻不得不去教“子曰詩云”和“女兒經”，而不是ABCD。十年的功夫，呂的行動已變得“格外迂緩”，“眼睛也失了精采”，沒有了那種“我在學校時代常常看見的射人的光來”。他們經歷與思想的差距，對人生的態度之不同，使得兩人都覺得彼此相當陌生，擔心對方不會再認自己做朋友了。 這是一件多麼令人傷痛的事啊！以至“我微微的嘆息，一時沒有話可說。”於是“我們一同走出店門，他所住的旅館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門口分別了。我獨自向着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 昔日的朋友邂逅之後，就這樣又“分道揚鑣”了。 第二篇是寫於1925年10月17日的《孤獨者》。 那裡講述的是“我和魏連殳相識一場”的故事。 魏連殳是個“出外遊學的學生”，“所學的是動物學，卻到中學堂去做歷史教員”，一直被村裡的人“當作一個外國人看待，說是‘同我們都異樣的’”。 的確，他不但違反傳統習俗，堅持終生單身不娶，“還常說家庭應該破壞”，可是一看到鄰居的小孩子，“連殳的眼裡卻即刻發出歡喜的光來了”，連忙拿出特地為他們買來的口琴，“‘一人一個，都一樣的。不要爭呵！’他還跟在後面囑咐。”鄰人的孩子“發了紅斑痧，竟急得他臉上的黑氣愈見其黑了；不料那病是輕的，於是後來便被孩子們的祖母傳作笑柄。” 而在財物上他“向來一有錢即隨手散去，沒有什麼貯蓄”，更不用說，祖母過世後，他竟把一些家具分贈給了“生時侍奉，死時送終的女工，並且連房屋也要無期地借給她居住了。親戚本家都說到舌敝唇焦也終於阻當不住。”怪不得族長、近房、親丁、閒人都“知道連殳是‘喫洋教’的‘新黨’，向來就不講什麼道理”。 “他議論非常多，而且往往頗奇警。”客廳里“常常圍繞着憂鬱慷慨的青年，懷才不遇的奇士”，這些“自命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餘者’，螃蟹一般懶散而驕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聲嘆氣，一面皺着眉頭吸煙。”他又喜歡發表文章，“漸漸地，小報上有匿名人來攻擊他，學界上也常有關於他的流言，可是這已經並非先前似的單是話柄，大概是於他有損的了。”因為“S城人最不願意有人發些沒有顧忌的議論，一有，一定要暗暗地來叮他，這是向來如此的，連殳自己也知道。” 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到春天，忽然聽說他已被校長辭退了。”──他失業了，只得變賣財物為生，客廳里“滿眼是淒涼和空空洞洞，不但器具所余無幾了，連書籍也只剩了在S城決沒有人會要的幾本洋裝書。”但朋友來訪時，“他照例只是一意喝燒酒，並且依然發些關於社會和歷史的議論。” 不幸的是，連“便是抄寫，一月二、三十塊錢的也可以的”工作也一直找不到，不久，“我連買郵票的錢也沒有”了，“我幾乎求乞了，實際，也可以算得已經求乞。” 然而，畢竟“我還得活幾天！”──“走投無路”之下，怎麼辦？於是他去做了軍閥的顧問，立即“每月的薪水就有現洋八十元了。”不僅如此，一向暗暗叮他的報刊，立即謁見、採訪，為他出書立傳，化“笑柄”為“逸聞”；客廳里也高朋滿座，熱鬧非凡，“三日兩頭的猜拳行令，說的說，笑的笑，唱的唱，做詩的做詩，打牌的打牌……。” 可是，連殳的內心卻是十分矛盾和痛苦，因為“我已經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我已經真的失敗，──然而我勝利了。”儘管“現在我還用着這客廳。這裡有新的賓客，新的饋贈，新的頌揚，新的鑽營，新的磕頭和打躬，新的打牌和猜拳，”而同時他也感到了“新的冷眼和噁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這就是一個出賣靈魂的變節者的代價。 而比他失業更早的“我”，同樣也為生活所窘迫，雖在外地謀得一個“月薪十五、六元的”教職，但“山陽的教育事業的狀況很不佳。我到校兩月，得不到一文薪水，只得連煙捲也節省起來。”而捱“到一學期將完的時候，那情形就更加壞了起來。那地方的幾個紳士所辦的《學理周報》上，竟開始攻擊我了，自然是決不指名的，但措辭很巧妙，使人一見就覺得我是在挑剔學潮，連推薦連殳的事，也算是呼朋引類。”結果“我也終於敷衍不到暑假，五月底，便離開了山陽。” 魏連殳與“我”曾是朋友，做官之後，在給“我”訣別信的末尾，寫道：“──但我想，我們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那麼，請你忘記我罷。我從我的真心感謝你先前常替我籌劃生計。但是現在忘記我罷；我現在已經‘好’了。” “我”看了那信兩遍，“雖然並不使我‘倒抽一口冷氣’，……卻總有些不舒服，……忽而又想寫一封信回答他，但又覺得沒有話說，於是這意思也立即消失了。”在讀到S城的《學理七日報》“有關於他的詩文，如‘雪夜謁連殳先生’，‘連殳顧問高齋雅集’等等”報道之後，“不知怎地雖然因此記起，但他的面貌卻總是逐漸模糊”，而同時山陽的《學理周刊》更加緊攻擊“我”了，“因此會百事俱廢，自然也無暇記得連殳。總之：我其實已經將他忘卻了。” 一年多以後，魏連殳大人病故了。 “我”則因“公正士紳”的“專指”而再次失業，並意外地遇見為連殳的送殮的場合。在小說的結尾，“我”“最後看一看永別的連殳”之後， “順腳一走，不覺出了大門了。潮濕的路極其分明，……我快步走着，仿佛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衝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麼掙扎着，久之，久之，終於掙扎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着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輕鬆起來，坦然地在潮濕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在酒樓上》和《孤獨者》這兩篇，分別寫作於《影的告別》的前後，且都談到令人傷感的故事，即，昔日一對“志同道合”、“如影隨形”的友人，因理想的追求與人生道路選擇之差異，已變得沒有共同語言，以至“形”和“影”終於分離了，“影”與“黑暗”同流合污，最終被“黑暗”所吞沒，而“我”仍舊坦然地堅持在走着自己的路，那怕是迎面有“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 1932年底，魯迅應上海天馬書店之約，從“吶喊”、“彷徨”、“故事新編”、“野草”、“朝華夕拾”五種文學作品中，選編而成一部“自選集”。這也是魯迅唯一的一部“自選集”，它包括魯迅的小說、散文、散文詩共計22篇。先生從“野草”中選了七篇，第一篇便是《影的告別》，從“彷徨”中選了五篇，第一篇就是《在酒樓上》，可見這兩篇作品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了。 魯迅在《<自選集>自序》[2]中寫道： 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後印成一本，謂之“野草”。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為成了游勇，佈不成陣了，……。新的戰友在哪裡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於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彷徨”，願以後不再這模樣。 這裡，他把幾乎是同期創作的小說集“彷徨”與散文詩集“野草”的背景及關係，交代得很清楚。顯然，它們各篇是彼此呼應，相互印證，共同表達了魯迅在“民國以來最黑暗的”時期那種“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3]的孤獨心境，以及同時又尋求“新的戰友在哪裡呢？”“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4]的渴望心聲。 對於這種曾是“同一戰陣中的夥伴”的分離，“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魯迅經驗過不止一次，因此有些“小感觸”而寫作“短文”《影的告別》，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 只是我以為，“得到較整齊的材料”而寫的《在酒樓上》和《孤獨者》這兩篇小說，是對《影的告別》這首“散文詩”內涵極好的詮釋和註解，也是它形象思維的具體表達，讓我們得以看清楚魯迅先生的原意，究竟誰是與“黑暗”苟同的、“無地彷徨”的“影”，誰才是“影”所要告別的、堅持“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5]的“人”？ 可是，錢理群既不查看時代背景，也不談論同期著作，更無視作者自己的解說，只是孤立地解讀《影的告別》這一首散文詩，僅憑文中的第一人稱，便推斷“魯迅就用這種影子的形象，來象徵自已這樣一種‘歷史中間物’的歷史命運。”並由此得出結論：“所以像魯迅這樣的歷史中間物，他不僅在黑暗中沒有自己的地位，同時在光明中也沒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點，他只能夠彷徨於無地。”[6]云云。 這種“解讀”，因為與事實“相去甚遠”，當然前後矛盾，無法“自圓其說”。怎麼辦？於是，一些“學者”便又賣弄“兩個靈魂”、“雙重人格”，以及“潛意識”與“夢境分析”等時髦虛幻話語，隨意去做些複雜深奧的心理解讀文章來搪塞。 這些文人如此“死纏爛打”，不僅是毫無根據的妄想，而且也是對先生人格的侮辱。儘管在強行“肢解剖析”之後，他們往往又會加上一些贊句，來為自己的“強姦”做“托兒”，比如：“瞧，魯迅有着多麼深刻的‘自我解剖、自我否定’的精神啊！”或者，“有誰像魯迅這樣敢於正視自己渴望說真話，但是又不能不說假話、不能不騙人的這樣種深層的困境呢？”[6] 如果說，這也叫做“知人論世”、“為人師表”的話，那我以為，除了“別有用心”、“誤人子弟”之外，很難說還有一點點“做學問”的樣子。 當然，呂緯甫和魏連殳都是魯迅虛構的人物，先生是通過他們反映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社會風氣和知識分子的浮沉。如果想要了解那時的現實生活及真實人物的變遷，我以為，可以讀讀先生寫的《范愛農》、《憶劉半農君》等回憶記念文章，以及有關青年作家向培良的一些通信與評論[7]。他們都曾是魯迅不同時期的同學、戰友，各有性格，遭遇亦不同。無論文章對之是褒是貶，最終與其有合有分，那都是魯迅真情的流露，也是時代的寫照。 此外，更一般地，還可以看看《記念劉和珍君》、《柔石小傳》、《為了忘卻的記念》、《憶韋素園君》、《白莽作<孩兒塔>序》、《寫於深夜裡》等幾篇；還有《柔石作<二月>小引》，那裡先生評論了柔石虛構的另一個時代人物蕭澗秋。 不用說，對這些真實的人物和事件，只能意會感悟，千萬不可捕風捉影，對號入座，那是文學研究的大忌。要緊的是，從整體上來統觀這篇散文詩以及這些小說和散文，則可以看出魯迅先生“反抗絕望”思想的自洽一貫性，從而獲得一種豁然貫通的感覺。 在《為了忘卻的記念》裡，魯迅寫道：“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他在悲憤中自問道：“這是怎樣的世界呢。……” 在同年12月27日致臺靜農的信里，他又寫道：“三十年來，年相若與年少於我一半者，相識之中，真已所存無幾，因悲而憤，遂往往自視亦若輕塵。” 的確，他的這些亡友，都是些追求“光明”的普通中、青年書生，不是什麼“高大上”式的“英雄人物”，他們有着這樣那樣的缺點和弱點，但都滿腔熱血地關注國家民族的命運，對革命充滿熱情和希望，並為之盡力吶喊與奔走。先生深深地懷念他們，痛惡這不容他們的黑白顛倒的社會。 讀了這些對亡友的追憶和記念，我們從哪裡看到，在“黑暗”來臨的時刻，魯迅曾有過一點失魂落魄、“無地彷徨”的樣子？對於那些不肯曲意逢迎、正直立身處世的同伴們的死，先生宣告的是：“然我亦豈能已於言乎”，先生寫出的是：對那“黑暗”的憤激和抗議的詩篇與文章。這又哪裡如錢理群所說的那樣，是“默默無言”、“嗚呼嗚呼”、甚至“我要騙人”的囁嚅與荒唐？ 不可否認，呂緯甫仍舊是個忠厚的人，他聽從母親的吩咐遠道前來替小兄弟遷墳，他也很願意為心地善良的阿順出力，四處奔波買到她念想的剪絨花，並“祝讚她一生幸福，願世界為她變好。”他講述順姑令人心碎的故事，實在是對封建文化的悲憤控訴。 而呂緯甫的內心又是充滿了矛盾，他對自己“敷敷衍衍”的生活態度“自慚形穢”，說“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訪人了。因為我已經深知道自己之討厭，連自己也討厭，又何必明知故犯的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但他掙脫不開那舊文化習俗的羅網，迫不住社會生活的壓力，才不得不走到這一步。 同樣，魏連殳原也是對未來、對下一代充滿着希望──“孩子總是好的。他們全是天真……。”“天真……。我以為中國的可以希望，只在這一點。”──這是魯迅自己早年也曾相信過的“進化論”學說。 但現實卻擊破了魏的幻想：“想起來真覺得有些奇怪。我到你這裡來時，街上看見一個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蘆葉指着我道：殺！他還不很能走路……。”──而這也正是魯迅在“野草”的《頹敗線的顫動》一文中所描寫過的教人戰慄的事。 這使魏感到悲哀，並意識到“這是環境教壞的。”他的“進化論”因此開始被“轟毀”。 魏連殳的家境使他自幼生活在一種淒涼孤獨的環境裡，他與“我”有過如下的對話： “……你實在親手造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裡面了。你應該將世間看得光明些。”我嘆惜着說。 “也許如此罷。但是，你說：那絲是怎麼來的？──自然，世上也儘有這樣的人，譬如，我的祖母就是。我雖然沒有分得她的血液，卻也許會繼承她的運命。……” 因此，在祖母大殮時，魏大哭了一場，但那似乎不是出於親情──他與這位繼祖母“從略知世事起，就的確逐漸和她疏遠起來了”，那哭，是對於人生孤獨的緣由之不解。他解釋道： “……可是我那時不知怎地，將她的一生縮在眼前了，親手造成孤獨，又放在嘴裡去咀嚼的人的一生。而且覺得這樣的人還很多哩。這些人們，就使我要痛哭，……。” 正是這種內心矛盾劇烈的糾結，使“他流下淚來了，接着就失聲，立刻又變成長嚎，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着憤怒和悲哀。”這也是他對這冷酷腐朽社會的絕望與悲聲控訴。 這痛哭，對魏而言，是一種解脫，但魏的悲劇在於，他沒有“反抗絕望”，而是最終屈服於那種黑暗的“環境”去了。 其實，這種“環境”的束縛與壓迫，對“我”也同樣存在。很妙的是，在篇末，魯迅特地用了描寫魏狼般長嚎時同樣的字句，來表述他自己的心境，──恕我這裡再引一次：“……我快步走着，仿佛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衝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麼掙扎着，久之，久之，終於掙扎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着憤怒和悲哀。” 與魏所不同的是，“我”終於從那種“沉重的東西中”沖了出來，“我的心地就輕鬆起來，坦然地在潮濕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這是何等深刻的筆力啊！ 然而，魯迅先生是理解並同情魏的處境與遭遇，他沒有以“高大全”的姿態來指責魏的“變節”，相反，賦予更多的是同情與惋惜。他深知人生道路抉擇之不易，何況自己也是在奮力掙扎着，他理解生活對呂緯甫們也一定是如此殘酷。正因為深感友人分手是件於彼此都痛苦和傷害的事，他緘口不提為何寫作《影的告別》，這是魯迅厚道的地方。 但恐怕魯迅萬沒料到的是，死後竟被一些人把他當作怯懦的“影”來看待了，為他做出心理學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式的種種複雜的精神分析，我想，這會使魯迅在天之靈“哭笑不得”罷？ 今日之中國，魯迅推崇的以“暴露現實真實關係”[8]為主旨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似乎不再被年青人，甚至一些中、老年人，接受了，代之更受歡迎的是武俠、言情、虛幻、懸疑等作品。一個原因，恐怕是魯迅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偉人有意先“捧殺”，而後“棒殺”掉了，加之後來自命“XXX魯迅”[9]的“大師”們，對“要麼閉嘴，要麼坐牢”的旨意“心領神會”，緊跟不懈地努力歪曲和誤導，定意要他“無地彷徨”，竟至非要將他“真正沉默”[6]掉不可。 我是個工科生，比較起這兩類作品來，我還是更喜歡看前者，那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兩種精神境界，尤其是讀起魯迅的書來，不但會叫人心沉下來，“叫人氣也不透地看下去”，而且讀後亦會叫人掩卷默思、回味無窮，讀了還想再讀──他的文字就有這種魅力。 寫於2020年3月。 改於魯迅誕辰140周年，忌辰85周年。 引文出處： [1]小鷹，《如何解讀<影的告別>？──與錢理群教授再商榷》，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html，2020年3月5日。 [2]魯迅，《<自選集>自序》，“南腔北調集”，1932年12月14日，魯迅於上海寓所居記。 [3]魯迅，《題彷徨》，“集外集”，1932年。 [4]魯迅，“彷徨”集扉頁上所題的屈原詩句，1924年。 [5]魯迅，《希望》，“野草”，1925年1月1日。 [6]錢理群，《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501.html，2019年7月31日。註：2020年4月初，《愛思想》網已刪除這篇，但可參見與它內容相同的《無地彷徨》，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431.html，選自錢理群，《魯迅作品十五講》。亦可見[1]中的轉引。 [7]例如：魯迅，《北京通信》，“華蓋集”，1925年5月8日；培良，《記談話》，“華蓋集續編”，1926年8月22日；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二心集”，1931年8月12日。 [8]小鷹，《邵荃麟和現實主義》，http://www.azcolabs.com/bd_realism.html，2014年8月增補。 [9]小鷹，《從錢理群的“XXX魯迅”談起》，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html，2019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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