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

六四作为中国当代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其历史影响之深远，比早于它七十年的五四运动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国际上，六四已经获得了很多历史学者的兴趣，兴许会是未来一两百年中国研究的重要课题。

Jeremy Brown  (杰罗米·布朗)的June Fourth: The Tiananmen Protests and Beijing Massacre of 1989 (《六月四日：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大屠杀》，以下简称《六月四日》)是西方历史学家研究六四事件的一本最新专著。

我对于六四的历史事实已经关注多年。发现被剥夺了学术自由的国内学者对此战战兢兢，汗不敢出，于是关于六四的历史研究出现了：“只许洋人放火，不许国人点灯”的现象。

迄今我读到的关于六四的重要作品除了少数，比如王丹的回忆录之外，大多数都是西方史学家、媒体人的作品，因而大部分都是用英文书写的。

而杰罗米·布朗的这本书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作品。

首先是该书历史学的角度，能够给予读者真正的大视野。之前读过关于六四的大部分作品，包括王丹的回忆录等在内，主要是新闻作品、个人的回忆录，等等，其视角都有诸多局限：或局限于六四亲历者个人的所见所闻，或局限于媒体人自身的局外人角度。

历史的角度使得《六月四日》这本书可以更全面地描述六四这一历史事件的各个阶段，在叙述视角、聚焦人群、空间与时间上都有更大的灵活性与自由度。

并且，此前关于六四的书籍过分强调了大学生们的影响，聚焦于北京一些大学的校园和天安门广场，而忽略了北京的其它地方、中国其它城市的情况。它们大多结束于六月四日清晨中国军队控制了天安门广场。这一类的叙述有许多似乎在责怪学生内部的分歧与错误刺激了当局的军事镇压。

《六月四日》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更为全面的叙述，从北京到中国其它省市，从汉族到少数民族的群众运动，从精英阶层到底层民众，等等。《六月四日》跳出了聚焦抗议学生以及北京市民的框架，对于六四运动与六四屠杀的社会历史背景有了更准确、更全面的描述，对于读者形成更准确的判断极为有益。

并且，《六月四日》一书并不结束于六月四日，而是进一步追踪中共当局的“秋后算账”，关切六四运动参与者的遭际，探讨六四屠杀对参与者个人命运，以及其对今日中国政治社会现实的深远影响。

正如布朗指出的：六四屠杀是不必要的，也无法正当化的（"not necessary or justifiable"）。不必要的，说明中共当局屠杀手段的无谓与荒谬。无法正当化的，说明中共当局洗脑手法的可怜与无耻。

布朗的《六月四日》强有力地打击了六四之后一度甚嚣尘上的责备受害者的言论。 著名的Gate of Heavenly Peace（《天安门》）的纪录片似乎把六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特别是其中唯一的女性领袖——柴玲塑造成一个自私的恶人。手无寸铁的示威学生、北京民众却要承受六四屠杀的责备，这样的现象实在是荒谬绝伦，然而却在六四之后发生了。

我认为这本书写得好的最主要原因是布朗在书中反复使用的“反事实假设法”。这是一种新的历史学分析法，甚至被称为“反事实历史学”（counterfactual history）。布朗的书分成六部分，每一部分都在结尾处有一章名为Alternative Paths （“其它可能性”），假设历史发展的其它可能性。布朗指出：他之追问其它可能性就是要反对关于六四屠杀是必然的或必要的的看法。这种方法强调了历史人物的能动性与历史事件的偶然性。

历史人物的能动性，即在于厘清责任。历史中的人物之决定、一言一行，或许关系重大，影响深远，不可以用“历史的必然性”来推卸责任。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则在于理解历史的走向从来都没有既定的所谓规律或必然的顺序。历史可以前进，也可以后退。其前进或后退未必是被某种神秘的历史规律（如马克思主义）决定的，而极有可能是偶然发生的。

比如，在六月三日至四日，中国军队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军事行动中，不是所有的军队都胡乱开枪、滥杀无辜。总数约二十万军队去清场，目前估计民众丧生人数在三千以下。假如二十万军人都乱开枪，六四丧生的人数应该大大超过三千人。《六月四日》一书中，布朗的分析表明：大多数军队采用了消极执行清场特别是向民众开枪的命令，从而避免了更大范围的伤亡。

许多人或许听说过，执行清场命令时，有一位将军拒绝对民众开枪而被停职。当然这位将军抗命的行为值得钦佩。不过，布朗的反事实假设是：假如该将军不直接顶撞上级，而是串联其他将领，一起消极执行命令，或者会更进一步减少六四屠杀的伤亡。

阅读这本书不仅可以获得对三十二年前在中国发生的民主运动更为全面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在“反事实假设”提供的分析中，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人物的作为与动机，并加深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反思。

自由主义大哲以赛亚·柏林在他的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历史的必然性》）一文，以及他的一系列关于历史的散文中，已经质疑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的核心看法简单地说就是：不存在所谓历史的必然性这种东西。

在《六月四日》一书中，我们看到：六四民主运动的过程中有那么多关键时刻，那么多的历史人物，他们的一念之差，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决定，甚至一举手一投足，都可能影响到六四运动的发展。

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往往用“历史的选择”或“人民的选择”来为中共军事政权与一党专政提供正当性的证明。谁都知道：历史没有能动性，不可能做出选择。人民嘛，不是一个整体。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普选怕是唯一有可能了解民意的方法。但是，中共发动对合法的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进攻时，可曾问过中国人民是否希望打内战？当中共军事控制了中国大陆之后，可曾实行全民民意调查，询问民众：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好吧，退一万步，假设中国人民在1949年真的选择了中共政权，请问：什么时候可以重新选择？难道一旦选择了中共，就上了贼船下不来了？这样也算选择？西方国家选举每四五年一次，中国人民的选择凭什么七十多年了都不能重新进行？中共的所谓民主体现在哪里？

《六月四日》从历史的视角透视三十二年前在中国特别是北京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爱国运动，并从“反事实历史学”的角度分析六四屠杀的种种可能性，进一步厘清了六四屠杀的责任，反击了责备受害者的观点，强有力地否定了六四屠杀是历史的必然的看法。

《六月四日》的结论是清晰的：六四屠杀是可以避免的，而非什么历史的必然。下令屠杀的中共高层人士对六四屠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的所做所为已经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遗憾的是，考虑到当前大陆的政治空气，这本好书被译成简体中文在大陆出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在中共人为垒起的信息高墙背后的十几亿大陆民众能够接触到这本书的机会也将微乎其微。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对于关注华夏民族命运的人来说，杰罗米·布朗的《六月四日》都是不可不读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