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與改革開放

   中國的19世紀的末頁的洋務運動，是指在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後，清朝內部開明的官僚層開始主張西方、開發實業、興辦學校等一系列社會實踐行動。可以說，洋務運動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場向西方的工業革命。在1861年，恭親王奕訢奏請購買外國船炮以期早評內亂，清廷復諭“東南賊勢蔓延，果能購買外洋船炮，剿賊必能得力。內患既除，則外國不敢輕視中國，實於大局有益。”同年3月，總理衙門成立，標誌着洋務運動正式開始，其指導思想是“中體西用”。在這個洋務運動時期，曾國藩的態度極具代表性：“惟挖煤一事，借外國開挖之器，興中國永遠之利，似尚可以試辦。”曾國藩根本不想引進西方的政治制度與思想體系。李鴻章則反覆提及“治本”在於轉移人心，形成向西方先進技藝的社會風氣，然而“祖宗之法不可變”。洋務派開辦30余所近代新式學校，培養科學、軍事、翻譯人才，並從1872年至1875年間每年向美國派遣30名幼童留學。

洋務運動以1898年慈谿太后鎮壓戊戌變法而告終結，但是，洋務運動在政治上也極大促進了清政府的進步，1908年清廷制憲即是證明。然而，即使清政府有了一系列進步，中國的新興的民主力量已經不容這種的腐朽的政體，因此，就在清廷制憲三年後的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清朝皇權王朝便灰飛煙滅。洋務運動沒有能夠最終挽救清朝在1911年10月的覆滅的命運。

   從1861年為起點到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洋務運動大致走過近40年的時間。

   在洋務運動開始的大致120年之後的1980年，20世紀中國在經歷了1912—1949年中華民國時期與1949—1976年的毛澤東時期後，中華民族在毛澤東死後又經過大致3年的痛苦思索和探討，終於開始了一場比任何都深刻千百倍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

   2018年，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時期已經走過40年時間。中國社會對於來自西方國家的商品與勞務的接受數量和規模，較之洋務運動不可同日而語。經過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在經濟規模上已經成長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但是，這是由於中國天然的人口數量龐大決定的，而事實上，中國經濟在勞動生產力水平以及資本有機構成的諸多方面，較之西方發達工業國家仍然存在明顯的差距。中國欲要建立起國內門類齊全的產業分工以及提高技術程度，仍然需要走很長的路，付出巨大的艱辛。

毫無疑問，自20世紀下半頁以來，中國是一個被形形色色的嚴重耽誤了社會發展的國家，不僅在社會生產力方面，而且在社會的上層建築的一切領域，都遭受到的嚴重破壞。主要的1949—1978年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時代直接影響了出生於20世紀40—60年代的三代人，可以判定，中國這三代人中不會在科技技術與文化領域裡的出現世界級的傑出人物。因為他們在毛澤東時代從來沒有能夠接受良好的科學知識教育和人文價值培養。中國在21世紀的社會進步，只能寄希望於1980年代出生的世代。直到現在，在中國社會的天空中，始終不散，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現在，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在時間上已經超過洋務運動，改革開放時期就像一道絢麗的彩虹，飛跨在中國20世紀與21世紀之間。中華民族只能站在改革開放時期的基礎上，再次拿出20世紀80年代的致富熱情那樣，奮力推動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由此，中華民族才能夠擁有21世紀的美好未來。

人類文明在實質上是相同的、一直的、無差別的。人類的社會文明只存在着在程度與規模上的不同，而不存在實質的不同。

在21世紀，中華民族必須在人類的文明價值、社會的制度體系以及產業體系三個方面，全面的社會文明升華。中華民族必須徹底而全面地改革社會的價值體系與組織體系，才能夠在產業方面逐步走向人類社會文明的前列。中國的執政黨，只有義不容辭、勇往直前地向着文明的方向轉化和升華，才能夠正確地引領中華民族走好21世紀百年。否則，中國人民將不會再給予它存在的機會。

回顧過去，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白種人始終是地球人類文明的引領人種。較之於白種人社會而言，生活在地球東方的黃種人的社會落後，是一個整體的歷史過程，而不是中國人教科書中聲言的，只是在近代以來中國才落後於西方。事實上，在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從文明的源頭處，白種人便一直處於人類社會文明的前列。

21世紀中華民族的文明事業，註定是全人類文明事業中最為引人入勝的組成部分，也註定是21世紀最為輝煌燦爛的事業。

                                         徐國進                                           2018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