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爷爷

一直以来我都想写一篇纪念爷爷的文章，总是由于忙于各种事务，没有能够抽出时间做这件事。现在终于能够找到时间写下这篇文章，实现我多年来的一个愿望，寄托我对爷爷的怀念之情。

在我的记忆中，爷爷身高大约175公分，身材偏瘦，有点驼背，脸上有很多皱纹。他总是穿着不太合身的深色大褂子和大裤子，常常打着很多补丁，很不讲究，但总是保持干干净净。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讲起话来慢条斯理，有点结巴。他平常表情严肃，但不乏慈善，没有太多幽默感，具有独立的思想人格。他走起路来慢慢吞吞，一种天塌下来都不会乱步的样子。他做事计划周密，一板一眼，力求合情合法合理。他的眼睛总是炯炯有神，充满智慧。爷爷一直留着不很长的胡子，由此得绰号“胡子佬”。

爷爷出身于1910年。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曾祖父的第一个太太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就是爷爷。曾祖母在爷爷22岁那年病逝，几年后，曾祖父第二次结婚，他的第二个太太又生了一女一男，所以我的二爷爷比我的爸爸还小一岁，而我的父亲是爷爷的第三个孩子。所以，爷爷小时候一直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取小名“狮子”，有“健康壮实的宝贝疙瘩”的寓意。

我的曾祖父力气大又特别勤劳能干，是当地有名的种田能手。我小时候听过关于曾祖父的故事，他一个人种几十亩地，用两头牛，农忙时，他让耕牛轮流休息，而他自己却不分昼夜地劳动，瞌睡时只在草堆旁边打个盹。由于曾祖父的这种勤奋耐劳，我家的经济条件比很多其他农民家稍微好一些，使得我的爷爷能够在一个私塾学校读书到15岁，之后又待在家里读书，直到19岁那年才完全放下书本，开始种田，结婚生子，承担家庭。在那个年代（上世纪20年代），爷爷上学的时间算得上是比较长的，属于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

我的奶奶是一个小富之家的闺女，跟爷爷结婚后，生了6个孩子。她不识字，人特别老实，身体很弱，经常生病。因此，除照顾孩子以外，奶奶基本上帮不了爷爷什么忙，爷爷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奶奶于60年代初就病故了，那时候，他们的最小的孩子（我的小叔叔）才只有14岁。从那以后，爷爷一直一个人生活，没再结婚。

爷爷停止读书而开始种地是在1929年左右，他成家时从家族继承了一些土地，从那时候到新中国成立的20年里，他种地，赚钱，买更多地，所以，到1949年解放前，我们家已经有一定规模了。解放前的农民，家里土地的多少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因此，那时候的农民省吃俭用，赚了钱就买地。刚解放时，划定家庭成分是按人口平均拥有土地面积为标准的。我家由于人口多，被划成中农而不是富农。爷爷种那么大片的地，只是在农忙时请一两个短工帮忙，其他时间就由他一个人承担全部的田间劳动。

在种地的同时，爷爷创立经营了两个小生意，一个小型的粮食加工作坊和一个豆腐店。粮食加工是将稻谷脱壳加工成白米，豆腐店则是用大豆做成豆腐卖给周边的顾客。两个作坊都开在家里，这两个生意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操作，第一是为顾客做来料加工，收取加工费。第二是将自己家收获的稻谷和大豆加工成米和豆腐再卖，比卖原料价钱高一些，经济效益更好。第三是每年到农产品价格便宜很多的北方地区收购稻谷和大豆，加工成大米和豆腐卖出，赚取差价。爷爷雇了一个工人专门负责这两个小作坊。这两个生意能够赚一些钱贴补家用，使全家生活改善不少。直到解放前夕，爷爷决定关闭了这两个生意，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后来才认识到他这个决定的正确性。如果当时没有毅然决然地关掉这两个加工作坊的话，我们家后来可能就被划为富农，那就会成为全家的灾难。这说明爷爷对政治形势的敏锐力，正确判断和决策能力。

爷爷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对任何新事物，他只要看一眼就能学会，往往能做得更好。他学习能力特别强，一点就通，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称得上心灵手巧。小时候我听本家二奶奶说过很多关于爷爷年轻时的事情。爷爷开始做农活时，即使是那些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农活工种，他从来不需要别人手把手地教他，往往第一次上手就能比别的有过多年经验的人做得更好更快。拿插秧来说，那个年代，水稻秧苗是由人工用手一株一株地栽插的，为了保证所插秧行不弯不邪，哪怕是老农民， 一般都需要拉上秧绳，但是，我爷爷插秧从不需要拉秧绳，而且保证秧行笔直，株行距均匀。他插秧速度比别人快，一般情况下，他跟别人一起下地，却能够在完成了他的整趟插秧后，回家抽完一袋烟，再回到田里的时候，别人还没有插完。另一个技术较高的工种是麦子收获。那个年代没有收割机，大麦小麦都依靠手工收获，叫“扯麦”。由于麦子高矮不一，稀疏不均，用手一把一把地扯下麦穗，既要将麦穗都扯入手中，又不能夹带太多麦秆，要求快而干净，没有遗漏。再例如， 稻麦播种，那时候没有播种机，都是用手撒播种子，没有一套过硬的技术就不能播得均匀，或播种量掌握不好。由于我爷爷在多个方面都是技术能手，解放前，我家的庄稼总是长得比别人家的好。爷爷最多时种地近二十亩，从作物布局，时间和季节安排，种子和肥料准备等等都保证安排合理，规划得当，以便取得最好的产量。解放后，我爷爷的种田技术是全生产队最好的，是生产队里最信得过的业余“技术员”。

爷爷是一个精明简朴的人。在五六十年代，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那几年，家里经济条件很困难，他精打细算，勤俭持家，量入为出，艰苦朴素，得以克服各种困难，将他的孩子们都培养成人，同时，他能够兼顾家内家外，将人情往来的事情安排妥当。他对穿着极不讲究，为了省钱，他总是买最便宜又耐穿的白洋布，再买些染料，自己将白洋布染成深色，做成褂子裤子和鞋子，既省钱又持久。他一生有两个爱好，那就是喜欢抽烟和每天晚上喝一点小酒。他总是抽最便宜的水烟，那是一种经过加工的烟丝，每次只需要抽一点点就行。喝酒方面，他总是买最便宜的散装老白干酒，下酒菜不需要花钱买，而是自家的瓜豆蔬菜，甚至一碟咸菜都能下酒，节俭的程度可以想象。

爷爷崇尚中庸之道，对事对人采取折中调和，不偏不倚的态度。他看问题不极端，保持中立，一分为二，遇事客观全面分析，往往担任“和事佬”的角色。爷爷不喜欢冒尖冒进，不喜欢出风头，不攀比，不嫉妒，不虚荣，主张小富即安，中等最好，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很满足。他不但自己远离政治，拒绝当官，还教育他的后代们尽量不搞政治不当官。本来由于他的文化水平相对比较高，看问题独到，全面，尖锐，又是掌握种田技术的能人，生产队多次请他担任领导小组成员，他都婉言谢绝。即使不担任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还是经常邀请他列席他们的会议。

不得罪人和不树敌是爷爷一辈子没有越过的底线。爷爷一生与人为善，绝不害人。他任何时候都不说别人的坏话。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爷爷绝不参加批判和迫害别人的活动，坚决不揭发任何人，不参与人与人的斗争。爷爷对解放前家里所雇用的帮工都特别好，绝不剥削压迫，而是把他们当成自己家里的人一样看待。在粮食紧张的时候，宁可自己或家人舍不得吃，也一定保证让雇员们吃好吃饱，工钱也给得大方。

爷爷和善，真诚，有时又倔强和柔中带刚。他目光如炬，善于识人。他有几个知心朋友，几十年里一直相处得胜似兄弟。他跟一般亲戚朋友邻居们都相处融洽。他用“远小人”的方法避免跟不讲理和没素质的人发生矛盾。我家一个邻居，因为在我伯父第一次婚变时，干涉其中，挑拨离间，挑起了很多矛盾，使爷爷受到了伤害，因此，从那之后的几十年里，爷爷再也没有跟这家邻居的当家人说过话，一直避免接触，不打交道。多少次这家邻居都试图跟他说话，甚至通过中间人调停，愿意向爷爷道歉，但爷爷绝不理睬，其倔强刚毅的个性表现无疑。我从来没有看到爷爷发过火，他是一个知书达理，遇事能忍耐，善于隐藏情绪的人。

爷爷善于帮助别人，有求必应，做过很多好事。刚解放不久，农村搞家庭成分评定，爷爷当时被选为贫下中农代表参加评定小组的工作。生产队有一户人家，解放前人均拥有土地面积符合富农标准，又收过租，成分评定工作组本来已经决定将他家划为富农。其实这家情况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们的一部分土地是在刚刚解放前夕刚刚才买的，他们家一直极其艰苦朴素，从不欺诈别人，收租是因为家里主要劳动力生病无法做农活，只能将一部分土地租给别人种。另外，虽然他家的土地面积足够划为富农，但是，那是在富农划定标准的最下限，很接近中农的标准。我爷爷在评定小组会议上，帮助这家据理力争，摆出这一系列有利的事实，最后使评定小组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将这家的成分划成了中农。这件事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其实它对这家人后来几十年里的影响特别大。因为，富农是资产阶级，是斗争的对象，而中农则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富农分子受到批斗，身心受到摧残。富农子女不能升学，参军，入党，招工和提干。在学校里，富农子女被老师和同学欺负和歧视。由于爷爷的帮助和努力，这家人逃过了灾难。因此，他们后来一直很感激爷爷。其实爷爷做过很多这类好事，这些都是积德行善的义举，给他的子孙们带来了福荫。

在子女教育方面，爷爷采取宽严相济，原则问题上不姑息，非原则问题上适当放任个性的做法。爷爷认为，人分三等， 一等人不打自成人，二等人教打成人， 三等人打死不成人。爷爷觉得他的孩子们不需要太严厉的打骂，而是以他的榜样和威严，加上说服教育就可以。他的6个孩子都很信服他。爷爷的表情总是不怒自威的，那种威严是气质上的，不需要用打骂来表现。我亲身经历过一件事，那年我父亲从上海回家过年，大年三十那天，我妈妈做了很多好菜，摆上桌子，父亲跟母亲突然因为家里的经济问题争吵起来。我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发起脾气来让人害怕，他把桌子连饭菜带餐具全都掀翻到地上，盘碗都被打碎了，他还拿起打火机，扬言要烧掉房子，我们姐妹三人都吓得大哭。这时候，爷爷慢慢地走过来，双手放在背后，一声没吭，爸爸一看到爷爷，立即就完全平息下来，没有了脾气。这件事当时让我觉得奇怪，父亲为什么这么怕爷爷呢？后来想想，一方面是因为父亲是一个孝顺的人，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爷爷那种压得住阵的气势和表现在他脸上的威严，将我父亲的怒火立即浇灭，像一个猛兽立即变成了绵羊一样。除立威以外，爷爷很多时候是一个慈父。关于他为什么留胡子，有人曾经问过他，他说，就是“扶子”的谐音，可见他对他的子女们的良苦用心。

在我小的时候，每年冬天爷爷都经常带我到县城的澡堂子里洗澡。有一次，爷爷带我和我的堂弟到县城洗澡，洗完后，爷爷带我们到国营饭店吃东西。他先买了一碟叉烧肉，放到桌子上，回头去买酒，没想到买酒回来时，一碟肉已经被我和堂弟吃得一点不剩。他当时觉得哭笑不得，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去买了一碟蒸猪脑，那东西看上去像豆腐，不好吃，我和堂弟都不喜欢，所以，我爷爷就独享了那盘美食，两个孙子只在旁边看着他吃。这件事后来被邻居本家们当成笑话说笑过好多年。

爷爷虽然不参与政治，但是他对政治形势具有很高的敏锐力和判断力。刚解放不久，爷爷通过对国家形势的判断，认识到在新中国的制度下，城里人的生活肯定会比农村好，因此，他当机立断，先是将我的伯父送去跟他的表兄当学徒，做邮电工人，伯父从此脱离农村，到城里工作。后来又将我的二姑妈嫁到上海，再让我的父亲也到上海跟二姑父一起学徒，后来就在上海当了工人。他尽量将那时候已经长大成人的几个孩子送到城市里。历史证明他当时对形势的判断完全正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命运。他有智慧，善思考，能独立分析问题，有长远的眼光。

爷爷是一个很好的烹饪师。无论什么食材，到了爷爷手上，他都能做出美味的菜肴。小时候，每次我母亲去上海探亲，爷爷就会负责照顾我们姐弟妹三人，包括给我们做饭，那时候我们就能每天吃到爷爷做的饭菜。我家前院后院的自留地上总是有很多蔬菜瓜果豆类，每次爷爷只要到那里转一转，就能取得新鲜食材，然后就象变戏法一样烧出可口的美食。我小时候不喜欢吃茄子，但是，只要是爷爷烧的茄子，我一定喜欢吃。他烧菜时特别讲究火候，但他从来不需要通过打开锅盖查看或品尝来确定火候，而是在锅边上闻一闻，只要从锅盖边上透出的热气就能闻出菜是否已经烧熟了。小时候我很佩服他这一点，觉得不可思议。爷爷做的黄豆酱鲜美无比，每年腊月蒸糕点的技术也是一流。另外，爷爷做的手擀面条，饺子，粽子，圆子和各种点心等等都特别正宗美味。

爷爷有一个业余爱好，就是算命看风水。他年轻时买了几本关于算命和看风水的书，并以这几本书为依据培养起了这种爱好。他为很多人算过命，人们相信我爷爷算得很准，在一定的圈子里建立了良好的信誉。但是爷爷有一个特点，在将算出的结果告诉当事人的时候，他往往只说好的部分，不好的内容他一般不说，即使对家里人也是这样。因此，我家当年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外人来我家找我爷爷算命，而我的奶奶则到邻近生产队找张瞎子算命，就是因为我爷爷不告诉奶奶任何坏消息。

关于爷爷算命，我亲身经历过一件事。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爸爸突然开始频繁地给家里写信，每封信都千叮咛万嘱咐，要家里注意水火，孩子大人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但是，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那样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我们。后来，有一天，家里饲养的一头猪突然死了，那头猪本来前一天晚上还好好的，没有任何病症，第二天一大早，发现已经死在猪圈里了。我妈妈很伤心难过，后来我爷爷来了，对我妈妈说，不需要难过，那是一件好事，因为他算来算去，算到我家那段时间里会有一个大灾难，并预先告诉了我爸爸，要他经常提醒家里注意安全。因为家里养的牲口是可以代替主人承担灾难的，因此这头猪的死就等于帮助家里消了灾。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当年二姑妈的婚事也是因为爷爷算命才谈成的。二姑父的老家本来是我家的远房亲戚，二姑父十几岁到上海学徒，后来他父母决定给他说一门媳妇，因此就请爷爷给他儿子算一下命，爷爷算到二姑父人很聪明，命中运气很好，因此就提出将我的二姑妈嫁给了这个年轻人。后来二姑妈果然儿孙满堂，一生幸福。

文革期间，大队支部书记家砌房子，曾悄悄地请我爷爷为他家的新宅地看了风水。那年头，看风水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绝不允许，一旦发现，会遭到严厉批判，尤其领导干部会被撤销职务或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在那种形势下，作为一个大队干部，能够请我的爷爷帮这个忙，说明爷爷看风水的水平是被人认可的，并且这个干部绝对相信爷爷的嘴严，口风紧，会保守秘密。以前我曾经想把爷爷的算命技术学过来，但是很可惜，在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把爷爷的那几本算命和看风水的书都抄走了，所以没有能够留传下来。

爷爷已经离开我们40多年了。他的一生是辛劳的，也是成功的。他培养了6个子女，有18个孙辈后代。他的子孙们都过得挺好的，很多都继承了他的优秀品质。小时候我喜欢跟爷爷在一起，喜欢看他做事，听他说话，言传身教中，我学到不少道理。他在我的心里一直有很高的形象。他的很多思想观点，处事作风和行为方法都深深地影响了我。这应该是他老人家最感欣慰的吧。爷爷永远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