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記憶和非人性的失憶

阿爾茲海默症是一種進行性發展的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臨床上表現為記憶障礙、失語、失用、失認、視空間技能損害、執行功能障礙以及人格和行為改變等全面性痴呆等症狀，俗稱老年痴呆症。

中國大陸電視劇《嘿，老頭》中，那個患了老年痴呆症的老頭被老戲骨李雪健先生演繹得惟妙惟肖。老頭在不斷失去記憶和竭力尋找記憶中的苦苦掙扎令人心酸。

片名被中國大陸譯成《戀戀筆記本》的美國電影描寫了這樣的故事：一個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年婦女住進了養老院，當時已經是重病在身的她丈夫為了喚醒她的記憶，也住進了養老院，堅持不懈地給她講述他倆曲折生動的戀愛故事，終於慢慢地喚醒了她潛藏在心靈深處的愛情記憶。老婦人終於清醒的那一刻，柔情蜜意地向丈夫提出了最後一個問題，兩人可不可能一起進入他們心目中的天堂？老先生含情脈脈地回答說，他認為可能的。於是，在各自情意綿綿戀戀不捨的“再見！”聲中，兩隻皺紋斑駁瘦骨嶙峋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清晨時分，當養老院護理員進入房間時，發現這對老夫妻已經雙雙離開人世，實現了他們同時進入天國的美好願望。這個故事雖然離奇，但令人感動、使人神往。

阿爾茲海默症引起的失憶屬於一部分人記憶功能的病理學退化，是一種自然現象，而非人為作用的結果，所以我們可以稱之為是人性的失憶。

迄今為止的科學證據證明，記憶並不是人類特有的功能，其他動物也有記憶功能，比如狗貓之類的小動物對比較長期的主人和居所會有記憶、老鼠對老鼠籠子、老鼠夾板之類東西似乎也有記憶、某些動物對同類被人類獵殺有記憶、某些動物只可能被人類生擒，這也極有可能同記憶有關等等。

現有的科學證據證明，動物是有語言的，但現有的科學證據無法證明比人類低級的動物也有文字。所以，所有比人類低級的動物的記憶是零碎的，而不是完整的；是簡單的，而不是複雜的；是粗糙的，而不是精細的；是單一性的，而不是豐富的；是個體的，而不是易於傳導傳承的。

正是從人類有了文字以後，而且伴隨着文字的豐富成熟，尤其是電腦和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使人類的記憶容量和使用價值成幾何級數的增長。但正如《老子》所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幾乎在為人類記憶可以“藏之名山，傳之後人”而彈冠相慶的同時，人們已經在為人類記憶也可能謬種流傳貽害子孫而憂心忡忡。

中國大陸有一部電視劇《告密者》，基本劇情就是破獲國民黨在內戰失敗撤往台灣前，在大陸留下的一個“萬能潛伏特務”。為了確保這個“萬能潛伏特務”長期潛伏，無人能夠識破，特務組織先是殺害了一個左翼自由撰稿人“老左”，用特務替代了他，然後殺害了認識真“老左”面目的所有人，又以特務來替代了這些人。也就是說，在這場“指鹿為馬”的慘烈遊戲中，認識“馬”的都被消滅了，替代者的所有關於“馬”的記憶都被替換了，取而代之的都是“鹿”的記憶。從此，那個真正的“馬”銷聲匿跡了，這個“鹿”就變成了“馬”。

這種被替代過的記憶，因一時政治動機而被杜撰出來的記憶，就是非人性的記憶。

但願這部電視劇僅僅是為了提高收視率而虛構了基本情節，如果這部電視劇是大體上還原了那段歷史的話，那說明獸性一旦控制了人性，人會比任何豺狼虎豹更兇殘更猙獰更恐怖…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筆者曾認識一位女農民，她是五十年代土改積極分子，翻身農民的典型。她當時的主要工作就是作憶苦思甜（憶舊社會生活的苦、思新社會生活的甜）巡迴報告。據知情人透露，以她的資歷原本應該進步更大些、上升更快些，阻礙她進步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她在憶苦思甜時，常常是“憶苦”剎不了車，時光已經到六十年代初了，她還在那裡喋喋不休地“憶苦”，還沒有深情款款地“思甜”。在以後的幾十年間，這個女農民的形象在我腦海中始終揮之不去。

所有為了一時的政治需要，而刻意地選擇性失憶，也是一種非人性的失憶。

趁大腦記憶和思維還正常時，我們應該對記憶來一次全面的清洗甄別：我們腦海中留存的記憶究竟是真實的全部記憶，還是選擇性的真實記憶？究竟是被替代過的記憶，還是選擇性的失憶？是人性的記憶，還是非人性的記憶？是人性的失憶，還是非人性的失憶？

即使是人性的失憶，在外人看來，也絕對是一種非常痛苦的疾病，可在患者本人卻是未必，因為疾病帶來的失憶不會是一種選擇性的失憶，甜蜜記憶雖然被無情抹去了，痛苦記憶也同時蕩然無存了。

非人性的失憶，無論是全部失憶，還是選擇性失憶；無論是主動失憶，還是被迫失憶，雖然乍看起來，沒有病理性的痛苦感覺痛苦症狀，但對精神心理的傷害卻是持續的巨大的，蓄之既久，其發必烈，這種傷痛的集中爆發之日就是歷史檔案解密、歷史真相大白之時。

人性的記憶就應該是還原性的歷史真相。

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有一句名言：“歷史不會簡單地重複，但總算押着相同的韻腳。”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斷言：“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對黑格爾的這個斷言作了十分精彩非常深刻的補充：“現代的舊制不過是真正的主角已經死去的那種世界制度的丑角。歷史不斷前進，經過許多階段才把陳舊的生活方式送進墳墓，世界歷史形式的最後一個階段就是喜劇，在埃斯庫羅斯的《被鎖鏈鎖住的普羅米修斯》裡已經悲劇式地受到一次致命傷的希臘之神，還要在琉善的《對話》中喜劇式地重死一次。歷史為什麼是這樣的呢？這是為了人類能愉快地和自己的過去訣別…”

先哲的這些警言可以常常警示我們要以謹慎敬畏的科學態度對待歷史，對替代性記憶和選擇性失憶保持高度的警惕。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曾短暫擔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朱厚澤先生說過一段閃耀着思想家深邃光芒的話：“一個失去記憶的民族，是一個愚蠢的民族。一個忘記了歷史的組織是一個愚昧的組織。一個有意地磨滅歷史記憶的政權，是一個非常可疑的政權。一個有計劃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們失卻記憶、忘記歷史的國家，不能不是一個令人心存恐懼的國家。”

朱先生斯人已去，“厚澤”長存，他的這段箴言必將隨着漫漫時光隧道地不斷延伸而愈益閃閃發亮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