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谈学论术11. 认识来自实践，还是来自需要？ “谈学论术10”说了，认知的非认知价值是好是坏，取决于它们能不能满足非认知需要。这样子同义反复的废话一句，就把“认知（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中国哲学——以下简称“中哲”——叫做“知”与“行”的关系）引进来了，因为人们主要就是基于道德、实利、信仰、炫美的非认知需要，才会劳神费力，从事辛苦干活、改造世界的广义“实践”。 大家知道，马克思也是在二十郎当岁的时候，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主张哲学的任务是实践性地“改变世界”，不是认知性地“解释世界”。在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下简称“马哲”）里，这个见解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往往被说成他在哲学上意义最大的一个贡献。 当然了，比他早两千年，亚里士多德就讨论过“认知性思辨”“创制性技艺”“社会性实践”的关系了，认为思辨的目的是基于好奇心追求真理知识（“认识世界”），技艺的目的是创制各种满足实用和娱乐需要的物品（“改变自然”），实践的目的是处理社会生活中有关道德政治的各项事务（“改变社会”）。 接下来的不少哲学家，也以差不多的方式探究了差不多的问题，尤其肯定了认知对实践的主导作用，认为认识世界的意义超过了改变世界，从而立起了西方哲学的“认知理性”精神（注意只是“精神”，不是“主义”），并且深层积淀在那边的日常生活里，结晶成普通人的一句口头禅：“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不过呢，要是与这些哲学家比起来，马克思的确很有原创性，因为他把两者的地位颠倒过来了，主张不是认知主导实践，而是实践决定认知，狭义的“生产实践”甚至还构成了历史发展的终极源泉。 后来中外不少学者继承了他的这个理念，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实践的终极地位，彰显了马哲作为“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不只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其中就包括了浅人的博士导师刘纲纪教授，详细阐发了他的源于马克思理念的“实践本体论”。 二三十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浅人受到刘纲纪老师的很大影响，也经常强调实践对于人生在世的“本体论”意义。可是吧，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子，浅人现在放弃了这些看法，把“需要”看成人类生活的动机源头（并且也不再说它是“本体”），认为只有这样子，很多问题才说得通。 拿本系列的话头来说吧：马哲批狭义上的西方哲学（西方主流哲学，以下简称“西哲”）时，往往指责他们没能反思一个问题：“（正确）认识从哪里来？”接着就回答说：“从实践中来，”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好像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却很少以自我批判的方式，反思一下自己的这个立论：“实践从哪里来？”无论如何，它总不会像馅饼那样子，从天上掉下来吧，不是？ 然而呢，只需一丢丢的反思，答案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里了（不好意思啊，俺老汉这样子说，以及借鉴“秃羊秃神婆”的成语，没有丝毫要搞“头发歧视”的意思，只是顺手用个现成的比喻罢了）：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说的道德政治“实践”（以及实用娱乐“创制”），还是马克思说的生产劳动“实践”，或是与“认知”相对而言的所有广义“实践”，都像与“实践”相对而言的“认知”那样，只能来自人的“需要”，既没有例外，也毫无悬念。 友情提醒一句：浅人肯定不愿重蹈覆辙，所以当然问过自己这样子的问题：“需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尽管它也不会像馅饼那样子，从天上掉下来，可俺老汉似乎比西哲马哲都幸运，用不着再回答这问题了，因为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虽然还没找到最终的答案，却在如其所是的努力中取得了不少成就，方便了浅人直接拿过来，作为人性逻辑的立论前提。 尤其走了狗屎运的是，这样子的拿来主义，还能让浅人描述的人生哲学，与自然科学形成亲切甜蜜的关系，摆脱几百年来众叛亲离的顾影自怜，真正在实然维度上自立于科学的大家庭，嗯哼。 接下来言归正传：既然实践来自非认知需要的源头，它们也会随着非认知需要的种类不同，分成道德实践、生产实践、宗教实践、炫美实践四种类型；对于它们的关系，以后会在“人性逻辑”和“正义启明”的系列里加以解释。 现在接着看认知与实践的关系：如果说“认识来自实践”的见解有一定的道理，这些道理也只有凭借两类不同需要的交织才能说清楚：如同婴儿和神农的例子，以及“聪明人发明技艺”的例子能够表明的那样，人们在非认知需要的驱使下从事实践的时候，为了成功地达到目的，都会启动求知欲或好奇心，了解周围“有没有”自己想要的好东西（或者是自己讨厌的坏东西），搞明白它们“是不是”能够帮助自己实现目的，然后再按照“我知道我在做什么”的模式，听从这些认知的指挥，辛辛苦苦搬砖去。 换种方式说吧，“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个流行说法的背后，潜藏着的是两类不同需要的纠结关联：人们的非认知需要为了满足自己，先是激起了认知需要，逼着人们弄清楚实践中可能碰到的各种事实“有没有”及其“好坏对错”的价值意义（这就是“从实践中来”），然后再怂恿人们用得到的知识指导实践（这就是“到实践中去”），以求达成自己心里想的非认知目的。 在这个意思上说，马哲的说法的确比西哲全面，不是只强调了认知指挥实践的主导作用，而是还指出了认知许多时候来自实践，要为实践服务的工具地位。 不过呢，这样子看清楚了它的贡献，同时也就看清楚了它的缺陷：马哲的说法虽然见证了两类不同需要的交织，却好像忘了亚里士多德说过的那一点，因为至少在“为认知而认知”的情况下，好奇心可以与非认知需要分开（也就等于说可以与实践分开），能够单靠自身当动力，推动人们认知世界。有鉴于此，一刀切地主张“从实践中来”，似乎就有点以偏概全了，不是？ 比方说吧，牛顿揭示万有引力，就只是因为苹果砸到了他头上，激发了他的求知欲；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也只是因为他觉得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学有矛盾，让他感到惊诧好奇。所以呢，要是我们硬着脖子主张，实践在这类情况下也有决定性，可能就不得不漫无边际地乱点一通鸳鸯谱，或是拐弯抹角地生拉硬扯钻牛角尖了。 再举个年头更久的例子：阿基米德洗澡的时候，灵机一动发现了浮力定律。那么，我们该把“洗澡”划归到哪一类实践里面去呀？更让人挠头的是，这样子彰显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是不是有点弄巧成拙的意思呢？毕竟，要不是求知欲特别强大，恐怕他就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子，泡澡盆子都泡脱几层皮了，也还是泡不出什么有点意思的认知来吧。 说破了，就是在“从实践中来”的交织情况下，如同“谈学论术4”说过的那样子，认知也只是间接地源于引发了实践的非认知需要，而直接地源于求知欲。理由很简单：同义反复地说，“认知世界”原本就不是“非认知需要”的本分；否则的话，它们何必号称“非认知”的需要呀。 所以呢，不管是在交织的情况下，还是不交织的情况下，认知与实践都是分析性地来自它们各自的动机源头——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只有靠这样子的同义反复，我们才能理清它们的纠结关系：在交织的情况下，认知往往是在与实践的亲密关联中，直接地来自求知欲；在不交织的情况下，认知还能以“为自身而自身（为认知而认知）”的方式，与实践不相关地纯粹来自好奇心。 末了总结一下：与其主张认知来自实践，不如主张认知来自需要——准确些说是来自求知欲或好奇心。这样子主张，不是要和马哲抬杠，而是为了把俺老汉偏爱的同义反复贯彻到底，证明浅人只说分析性废话一句之“浅”。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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