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式魯迅”是讓錢理群教授頗為陶醉的一個冠冕。 他在《我為何、如何研究魯迅》[1]一文後，補寫道： 這就說到了在討論中提出的“錢理群魯迅”(吳曉東所說的“錢式魯迅”)的問題。坦白地說，這確實是我的自覺追求：我第一次在北大開魯迅研究課，題目就是“我之魯迅觀”。在我看來，這是一個獨立、創造的學者應有的學術抱負：要在自己所研究的領域打上個人的印記。事實上，這也是魯迅研究的傳統：不僅日本魯迅研究界有“竹內好魯迅”“丸山升魯迅”等等，中國當代魯迅研究界也有“王富仁魯迅”“王得後魯迅”等等。 我在《從錢理群的“XXX魯迅”談起》[2]一文里，批評了學術研究中這一類“頭銜”命名法，當時以為只是提法不妥而已。後來，看了錢更多的文章之後，才知道世上還真有這麼一個轉了基因的“錢式魯迅”，而且流傳甚廣。 什麼是“錢式魯迅”呢？ 一年前，我在幾篇文章[3], [4], [5], [6]中已分別談到過的，主要有三種“基因”變異，即：“沉默的魯迅”、“無地彷徨的魯迅”，以及“騙人的魯迅”。 最近，又看到有第四種──“毫無立場的魯迅”。 錢理群講“當下中國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堅持處處要求‘站隊’的傳統，這就使我這樣的知識分子陷入了難以言說的困境，同時也就產生了要從根本上跳出“二元對立”模式的內在要求。” 這是他自己對時政的厭煩感受，並沒有錯，但他接着講[7]： “我以為，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魯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無立場’的立場，對一切問題都採取更為複雜的纏繞的分析態度，就具有了一種特殊的意義。而魯迅的思想與文學的獨立自主性，無以歸類性，由此決定的他的思想與文學的超時代性，也就使得我們今天面對我們自己時代的問題，並試圖尋求新的解決時，魯迅的思想與文學或許是一個特別值得注意和重視的精神資源。” 這裡，錢又一次把自己的“人生哲理”、“文學觀念”強加給了魯迅。 魯迅的一生是“毫無立場”的一生嗎？誰都知道他立場鮮明，嫉惡如仇，勇於以“匕首和投槍”與黑暗戰鬥，平生最痛恨“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的“第三種人”，極力反對“文學不能和政治相關”等論調。 1935年末，魯迅反擊“第三種人”對“雜文”的鄙視和攻擊時，明確地強調“戰鬥一定有傾向”，他這樣寫道[8]： 況且現在是多麼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 戰鬥一定有傾向。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敵，其實他們所憎惡的是內容，雖然披了文藝的法衣，裡面卻包藏着“死之說教者”，和生存不能兩立。 近年來，有些人一直在批評魯迅的文藝觀，說他為人偏激，這究竟是魯迅的缺點或優點，世人自可議論批評、褒貶抑揚。你若自己迫於壓力，在是非面前不敢表態，甚至遇事“趕緊來投幾塊石子，藉此表明自己是屬於勝利者一方面的”，也就罷了，可以理解，因為這裡“還有一個原因，則恐怕是在飯碗。要吃飯也決不能算是惡德”[9]，但請不要歪曲本來的魯迅，說他就是“毫無立場”的模範，隨便賣弄幾句自己也不懂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偈語，便拿魯迅來為自己遇事“毫無立場”的態度辯解。 我已不是第一次遇到他這種治學的問題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我想，這裡的毛病，第一，在於“偷梁換柱”。 錢理群常常是用自己的人生感悟來代言魯迅，甚至是將魯迅的“基因”改造，把他塑造成自己的模樣。 例如，錢理群把《野草題辭》解讀為“沉默的魯迅”，把《影的告別》又解讀為“無地彷徨的魯迅”，就是這樣以“更為複雜的纏繞的分析態度”，用“客體”“偷換”了魯迅的“主體”，把自己的意思代替了他的原意。 可是，有人認為，是我誤解了錢理群，認為“錢文那樣論魯迅的《野草》，是有他本人在現政體下的痛苦體會而產生的共鳴”。 讀《野草》有“共鳴”，當然是可以的，那他就談自己好了，講講自己在現今什麼環境中，有了“影”的那種感受，“嗚乎嗚乎，我不願意，我不如彷徨於無地”，談談為什麼甘願與“黑暗”同流合污。但請不要把自己的感受強加在魯迅身上，不要拉魯迅來站台，以販賣自己“人生處事哲學”的私貨。 我在幾篇評述文章中都談到，要了解魯迅寫這篇《影的告別》的意思究竟是什麼，就需要比較寫作該文前後的著作及背景，要看他自己的解說和言行，而且要從整體上，從作者的“編年史”上，來回印證。 對於錢的解讀，我的問題是，錢怎麼知道魯迅本人是這麼感覺的？除了文中那“第一人稱”之外，他還依據什麼講，魯迅是用“影子”來“象徵自己”的“歷史命運”？如此推理代言，要有根據，這有主體與客體的區分，二者不能混同。 1935年12月，魯迅寫了“一篇歷史的速寫《出關》在‘海燕’上一發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評。”其中有一種批評，魯迅寫道，“是以為《出關》乃是作者的自況，自況總得占點上風，所以我就是其中的老子。” 那位“說得最悽慘的”批評者說：“……至於讀了之後，留在腦海里的影子，就只是一個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獨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覺着讀者是會墜入孤獨和悲哀去，跟着我們的作者。” 幾個月後，不願被讀者認做是“孤獨和悲哀”的老人而跟隨，魯迅“破了向來對於批評都守緘默的老例，來說幾句話”，表明其寫此文本意在於：贊成“孔子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事無大小，均不放鬆的實行者”，反對老子那樣的“‘無為而無不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談家”。[10] 幸虧魯迅在辭世的半年前，及時把自己寫作本篇的原意解釋清楚，多少了了一場對他的誤解誤讀。 可是，現在又有文人藉此遐想發揮，隨意解讀了，例如，把《出關》中獨自騎着青牛，黯然西出函谷關的老子，看作是“我將向黑暗裡彷徨於無地”的魯迅在“無奈地吐露心聲”，“反射出魯迅當時的複雜心態”，“包含着潛意識的對老子的認同”……，哈！這該是《錢式魯迅》多麼愜意有力的“佐證”，而誰又能說這不是“新觀點、新材料、新方法”呢？──反正“文藝作品的客觀思想本就大於主觀思想”，“一千個讀者的心目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嘛！而“經典作品，本來就經得起多樣化的闡釋，否則就不是經典。”[4]…… 不過，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魯迅還健在，“因為作者的名聲的緣故”，文人的各種批評“大抵自謙為‘讀後感’”，發的也只是一些“自我感覺”而已，並沒有，或還不敢，直接代言他、論斷他。 可是，現在魯迅先生已過世多年，錢理群無需顧忌他會再親自“來說幾句話”了，於是便放膽地代言魯迅，論斷“所以像魯迅這樣的歷史中間物，他不僅在黑暗中沒有自己的地位，同時在光明中也沒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點，他只能夠彷徨於無地”，以及“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默默無言的魯迅，才是真實的。” 吃“XXX魯迅”這碗飯的大師們，悉心打造“沉默的魯迅”、“無地彷徨的魯迅”，“毫無立場的魯迅”，以及“我要騙人的魯迅”等等，這樣不顧史實地來“紀念魯迅”，誘導後人，就不自覺慚愧，也不怕魯迅在天憤怒，來揪他們的耳朵嗎？ 除了代言之外，錢教授還有一個“斷章取義”的毛病。 在“論述”“騙人的魯迅”時，錢簡述了那個所謂“騙人”的故事，但閉口不提原文中魯迅自言“我覺得對不起人”，“我不愛看人們失望的樣子”，也不提“倘使我那八十歲的母親，問我天國是否真有，我大約是會毫不躊躇，答道真有的罷。”等“人之常情”。 相反，他卻“繪聲繪色”地杜撰出魯迅與那個賑災募捐女孩間的如下對話： “小孩子，你做事非常有價值，我一定支持你。” “先生你太好了，我代表全體災民，對你表示感謝。” 錢添加這類他爛熟的時尚官場套話，如此“具體形象”，以示所言“魯迅騙人”不虛。 然而，錢並不就止於代魯迅“言”，還要代魯迅“行”。 他又故意進一步發揮，寫道“於是魯迅牽着女孩的手，走到一個商店”去兌換零錢。 而魯迅的原文是：“就帶她進了電影院，買過門票之後，付給她一塊錢。”這哪裡有什麼親昵的“牽手”動作？ 且原文明明指出，她已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在這種場合下，也許錢理群自己會去牽一個陌生少女的手，但魯迅沒有，也不會這樣做，更談不上什麼“魯迅看着這小女孩越走越遠，他的手上還可以感覺到這個小女孩手的溫暖，但是正是這溫暖像火一樣燒灼着魯迅的心，因為他騙了這個孩子”之類的猥褻胡謅。 這類“嬉皮笑臉”地對文意的惡意篡改和“假正經”式的“高級黑”，讓我尤其感到噁心和憤怒！是不是不編這些對話和情節就賣不出“私貨”了啊？ 然後，在“解讀”之前，錢教授先賣了一個關子：“魯迅的作品很難懂，……難就難在，到底魯迅他在想什麼，他要講什麼？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難。” 接着，便又是一系列的代言推理： “魯迅反過來想，我能不騙這孩子嗎？我能不騙人嗎？他進而想到，當今之中國，難道是披瀝真實的時候嗎？我們能夠把我們真實的想法都說出來嗎？不能。所以‘我要騙人’。” 最後，和許多賣假貨的販子一樣，錢總不會忘記“讚美”幾句自己的“新產品”，順便也“托”一下自己。 於是，他發了如下的一番“感慨”： “不知道諸位聽了這個故事怎麼想。說實在的，我每一次看到這文章，都受到一種震撼。我覺得一個人要說真話固然很難，但是，能夠像魯迅這樣正視自己時時刻刻不得不說假話的困境，這需要更大的勇氣。我們每一個人時時刻刻都面臨着這樣一個兩難的選擇，但是有誰像魯迅這樣敢於正視自己渴望說真話，但是又不能不說假話、不能不騙人的這樣種深層的困境呢？”[11] 可是，錢教授忘了，《我要騙人》[12]這篇文章是發表過了的。如果他真的要騙人，那就一騙到底，保持“沉默”就好了。而魯迅正是沒有“沉默”，他以“我要騙人”的憤怒口吻，在中日的雜誌上把自己“真實的想法”都公開出來，才有力地戳穿了官僚當局的腐敗，並更以一句反話“如果這騙人的學問不畢業，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寫不出圓滿的文章來的。”來諷刺和抗議那“奪了我的自由的權力者”。 這篇文章寫於抗日戰爭爆發的前一年，儘管是應日本《改造》月刊社長山本實彥之邀而寫，記得好像那天還是由友人內山完造宴請作陪，但魯迅並沒有因此便給“面子”，而不說實話；相反，文中直言反諷“日本報章，中國報章，都異口同聲的”宣傳“其實是天下太平的”說法，是“騙人”的謊言。在結尾，更直截了當地寫明“臨末，用血寫添幾句個人的豫感，算是一個答禮罷。” 值得諷刺的是，該文四月在日本首先發表時，一些敏感詞句也因此被刪去了；直到六月在國內《文學譯叢》上發表時，魯迅才又補回刪去的字句，如“上海”、“死屍”、“俘虜”等詞，以及“太陽的圓圈”一語。 魯迅在這裡把自己前後在想什麼，把自己的“立場”，都如實地講了出來，那個所謂“騙”了賑災募捐女孩子的故事，只不過是個引子罷了，我不明白，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困難在哪裡？這究竟是錢教授的語文程度不夠，讀不出《我要騙人》這篇短文的中心思想及段落大意，或悟性欠缺，讀不懂“字裡行間”憤怒與譏諷的語氣，還是故意要貶損魯迅，推銷自己“人生哲學”？ 號稱“魯研專家”的錢理群，在這裡抓住“我要騙人”這四個字，便大做文章，只顧“譁眾取寵”，不惜“斷章取義”，其手法之低劣，完全忘了魯迅所言：“不過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13] 讀了錢教授那些“添油加醋”的“說夢”及其“震撼”，我不由得記起魯迅對這一流人的諷刺： 這些話，在朋友閒談，隨意說笑的時候，自然是無所不可的，但若形諸筆墨，昭示讀者，自以為得了這作品的魂靈，卻未免像後街阿狗的媽媽。她是只知道，也只愛聽別人的陰私的。[10] 魯迅自己深知中國無聊文人的這種手法，他寫道：“……譬如勇士，也戰鬥，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裡，尊為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冤哉！”[14] 不可否認，魯迅和我們一樣，一生也有過“失望”、“頹唐”、“恐懼”和“沉默”的時刻，如果只取這一點，便指其為“影”，一而再三地為魯迅這樣畫像，掛起來，尊為“沉默大師”、“彷徨大師”、“騙人大師”，還美其名曰“紀念魯迅”，這又有沒有冤枉他的地方呢？ 記得早年曾在報上見到一位魯迅學者孫郁先生說過：“現在對魯迅的歪曲和誤讀很多，只不過與80年代前換了個角度，可能最大的歪曲來自我們這些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這種思維方法是魯迅最厭惡的，我們是在今人的語態下來考慮他，無法回到他那個語境。”[15] 這說得很對！“回到他那個語境”是擊破各種對魯迅歪曲和誤讀的關鍵。 那魯迅時代的“語境”是怎麼樣的呢？ 如果讀讀魯迅編纂“且介亭雜文”時的《序言》和《後記》，就知道那時正是出版界最黑暗的時期，官廳對書籍報刊和一切輿論文字的檢查和刪禁極為嚴格，加上一些內行的無恥文人投靠協助，“他們是很熟悉文壇情形的；頭腦沒有純粹官僚的糊塗，一點諷刺，一句反語，他們都比較的懂得所含的意義”[16]，出手“刀刀見血”，恰如魯迅所寫：“至於審查員，我疑心很有些‘文學家’，倘不，就不能做得這麼令人佩服。”因而，那時“作家受難，書店封門”是常有的事。尤其若是文字涉及日本，“那雷厲風行的辦法，比對於‘反動文字’還要嚴”。[9] 而《我要騙人》一文正是涉日文字，內容有礙“敦睦邦交令”，因此筆法不得不更加曲折含糊。 此外，魯迅先用日文在日本發表該文，再由《文學譯叢》作為譯文在國內刊登，也是作者讓內容得以躲過刪禁“刀斧手”的一個巧妙的策略。 其實，在寫作該文的前三個月，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序言》裡，已明確交代了那時“天下太平”的時政背景，以及感受到當局“對於言論的迫壓”和自己堅持“梟鳴”的原則，他寫道： 我有時決不想在言論界求得勝利，因為我的言論有時是梟鳴，報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會有不幸的。在今年，為了內心的冷靜和外力的迫壓，我幾乎不談國事了，偶爾觸着的幾篇，如《什麼是諷刺》，如《從幫忙到扯淡》，也無一不被禁止。別的作者的遭遇，大約也是如此的罷，而天下太平，直到華北自治，才見有新聞記者懇求保護正當的輿論。我的不正當的輿論，卻如國土一樣，仍在日即於淪亡，但是我不想求保護，因為這代價，實在是太大了。[17] 在《後記》[9]中，魯迅又寫道： 我在這一年中，日報上並沒有投稿。凡是發表的，自然是含糊的居多。這是帶着枷鎖的跳舞，當然只足發笑的。 評論者倘不了解以上的大略，就不能批評近三年來的文壇。即使批評了，也很難中肯。 這些才是我們閱讀《我要騙人》一文時所先要了解的事情。 還應當注意的是，即使在這樣惡劣的政治環境中，魯迅不但沒有“沉默”與“騙人”，沒有“無地彷徨”與“毫無立場”，他反倒是不斷更換筆名，寫出了更多的“雜感”。 他這樣寫道[9]： 近兩年來，又時有前進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現在不大寫文章，並聲明他們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無可置辯的，但也有一點誤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從在《新青年》上寫《隨感錄》起，到寫這集子裡的最末一篇止，共歷十八年，單是雜感，約有八十萬字。後九年中的所寫，比前九年多兩倍；而這後九年中，近三年所寫的字數，等於前六年，那麼，所謂“現在不大寫文章”，其實也並非確切的核算。而且這些前進的青年，似乎誰都沒有注意到現在的對於言論的迫壓，也很是令人覺得詫異的。我以為要論作家的作品，必須兼想到周圍的情形。 作為今日“前進的青年”，錢理群教授評論魯迅的作品，說他“沉默”、“騙人”、“無地彷徨”、“毫無立場”時，又有沒有注意到那時的“對於言論的迫壓”，且“兼想到周圍的情形”呢？曉不曉得其中有些竟是“帶着枷鎖的跳舞”？ 倘無，那就更是一種廣義的“斷章取義”了。 在《對談錢理群先生的“魯迅觀”》[6](參見：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_dialog.html)一文中，我寫過如下一段對話： 甲：是啊，我們評論一位作家，應當從整體上來看他一生的作品，不可揪住一兩篇，甚至一兩句話，就大作文章。 乙：你知道俄國作家契訶夫吧？ 甲：是的，他是我最喜愛的作家之一。 乙：你知道他死後，“學界”對他都有些什麼評論嗎？對於契訶夫，荃麟1944年寫道[18]： “不知為什麼，他常常被人們所誤解。譬如說他是悲觀主義者呀，厭世家呀，或者說他是人生的旁觀者呀，自然主義者，甚至還把他認作一位滑稽家。 …… 這樣的批評是無怪的。柴霍夫最初給人家的印象，很容易是這樣。…… 然而，這樣是否就可以斷定柴霍夫是個悲觀的厭世者呢？是否就可以說他的藝術態度是冷漠無情者呢？我們如果從柴霍夫一生的為人和不是一點一滴地去看他的作品時候，我想我們是不允許這樣想的。…… 對於這個偉大的俄羅斯作家，我們應該是從他當時的歷史環境和從他一生的真實歷史上去尋找。一點一滴的看法，或僅憑一般的機械理論去判斷他，這是不公平的。” 甲：這樣的“盲人摸象”，似乎是個中外學界普遍存在的思想方法問題。 乙：的確，錢的毛病和那些人一樣，這正如荃麟曾批評過一些魯迅評論家，告誡他們： “不能執着一篇文章就斷定作者是某種意識某種觀念，而應該從全體作品中間去窺察作者思想與情感的發展過程。”[19] “研究一個作家的思想和創作過程，只能綜合地去觀察它的發展趨向。如果把它細碎地切成一段一段，甚至拿每一篇作品作一段落去研究，這方法不但是機械的，實在也是危險的。”[20] 荃麟的治學態度，符合魯迅所言：“編年有利於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8]。我想，錢理群等人那樣做，對於魯迅也是“不公平的”，他們論斷作家的方法“不但是機械的，實在也是危險的。” 甲：其實，魯迅生前對此已有感知。在撰文記念亡友韋素園時，先生寫道：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21] 從契訶夫和魯迅死後的遭遇來看，這一類行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乙：契訶夫和魯迅都是善於“暴露現實背後真實關係”的現實主義文學大師，因而有人不高興，生前死後總要設法貶一貶他們。 x x x x x 魯迅是中國最偉大的現當代作家，中國卻一直沒有他的傳記電影，《祝福》和《阿Q正傳》也拍得很爛，原因就在這裡。前者一定要讓祥林嫂“覺悟”到去砍所捐的替身門坎，類同“文革”新版《白毛女》中楊白勞用扁擔把黃世仁打翻在地一樣，以示不醜化勞動人民。 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有他的時代性和局限性，無論你喜歡他，還是討厭他，你都不可以隨意“改造”他的作品，為他頭上加上時髦的“光環”或“惡諡”。這應當是文學的基本常識。 可是，錢理群對魯迅本人的“基因改造”，較之“光環”和“惡諡”而言，則“更勝一籌”，因為它聽起來似乎是經過了“更為複雜的纏繞的分析”後得出的“客觀公正”的結論。 然而，“沉默”、“無地彷徨”、“騙人”，以及“毫無立場”，都不屬於魯迅，而是順應“時務”剛需的杜撰。無論這是“基因”的“優化”還是“退化”，經過改造的“錢式魯迅”，已不再是原來的那個魯迅了。 現在國內類似“錢式魯迅”的“基因工程”還有很多。如果到百度上去搜尋“影的告別”，你會發現，學界絕大多數的看法仍舊是說，它是魯迅在“袒露心聲”，在表達“失落與無奈”、“傷感與虛無”等“內心的糾結”，他“屈從於命運的安排”。往好一點來說，那叫做“自我批判”、“心靈革命”，“反覆拷問自己的靈魂”，更好一點的，就是聯繫到“反抗絕望”上去，並“由衷讚嘆”一番。 現在的青年，從網上看到的摩登魯迅，就是這個樣子。 這一類“捧殺”的戰術，早為魯迅“心知肚明”。 明末文人袁中郎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到了民國時期，有一群學者把他的文章胡斷句、亂標點，魯迅嘆道[22]： 正如在中郎臉上，畫上花臉，卻指給大家看，嘖嘖讚嘆道：“看哪，這多麼‘性靈’呀！”對於中郎的本質，自然是並無關係的，但在未經別人將花臉洗清之前，這“中郎”總不免招人好笑，大觸其霉頭。 …… 以學者或詩人的招牌，來批評或介紹一個作者，開初是很能夠矇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這作者的真相的時候，卻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誠懇，或學識的不夠了。然而如果沒有旁人來指明真相呢，這作家就從此被捧殺，不知道要多少年後才翻身。 然而，那時的魯迅不知現在還有“基因改造”一說，遠勝於篡改文意的斷句標點小技，其手法如此巧妙，竟能把作者“脫胎換骨”，叫人難辨真偽，也可讓作者永世不得翻身。 有些現代中國學者討厭魯迅，卻從不直接“批判”他，相反，他們把“轉了基因”的魯迅教給大眾，並不住地恭維吹捧這個為適應新時期而“改頭換面”的“新魯迅”，因為雖然失去了靈魂，卻更像他們自己。 “契訶夫說過：‘被昏蛋所稱讚，不如戰死在他手裡。’真是傷心而且悟道之言。但中國又是極愛中庸的國度，所以極端的昏蛋是沒有的，他不和你來戰，所以決不會爽爽快快的戰死，如果受不住，只好自己吃安眠藥片。”[23] 儘管經友人推薦，吉林省《文藝爭鳴》雜誌，2020年9月號刊登了拙作《如何解讀<影的告別>？──與錢理群教授再商榷》，然至今未有任何反響，既非贊同，也無反對，令人如入“無物之陣”。 “他不和你來戰”，這也是現今中國文壇，甚至學界，的一種典型“戰法”，感覺恰如百十年前魯迅在日本辦文學啟蒙雜誌《新生》失敗之後所言[24]，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正如魯迅所觀察到的那樣，“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25]在專制獨裁的時代，“千萬無賴之尤”慣於“見異己者興，必藉眾以陵寡，託言眾治，壓制乃尤烈於暴君”[26]，結果造就了無數的阿Q、閏土，呂緯甫、魏連殳，紅眼睛阿義和駝背五少爺之類的人物。 這就是中國的悲劇。 到了當代，在各種“委員會”的“集體領導”之下，“中庸之道”更為“如魚得水”，加上“追星捧月、抱團取暖，拉幫結派、一致對外”的“群”文化盛行，講關係，好面子，互吹互捧，你好我好，學術圈內處事講究圓滑含蓄，一味地打躬作揖，“各人自是其是，不必非人之非”，結果，學術研究不要說趕上西方創新先進，恐怕就是連民國時期的水準都遠不如了。 當然，我人微言輕，又是圈外人，休想一石會引起什麼波瀾，因此，不惜再次“拋磚引玉”，誠懇呼籲海內外，包括大陸、港台、日韓、新馬、美加、澳歐等地，所有愛護魯迅之學人共同發聲，參與爭鳴，說不定能夠引起學界重視，扭轉現狀。 “救救魯迅”，救救我們的“民族魂”…… 寫於2021年4月24日。 作者郵箱：info@azcolabs.com [參考文獻] [1]錢理群，《2017年5月29日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的演講》，《文藝爭鳴》，2017年第10期，或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3640.html [2]小鷹，《從錢理群的“XXX魯迅”談起》，2019年2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html [3]小鷹，《沉默的魯迅，還是吶喊的魯迅？──與錢理群教授商榷》，2019年9月，http://www.zcolabs.com/xy_luxun_nh.html [4]小鷹，《如何解讀<影的告別>？》，2020年2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html [5]小鷹，《再談解讀<影的告別>及其它》，2020年3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_2.html [6]小鷹，《對談錢理群先生的“魯迅觀”》，2020年5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_dialog.html [7]錢理群，《魯迅九講》，第215頁，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8]魯迅，《序言》，“且介亭雜文”，1935年12月30日，記於上海之且介亭。 [9]魯迅，《後記》，“且介亭雜文二集”，1935年12月31夜半至1月1日晨，寫訖。 [10]魯迅，《“出關”的“關”》，“且介亭雜文末編”，1936年4月30日。 [11]錢理群，《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或見：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501.html，2019年7月31日。註：2020年4月初，《愛思想》網已刪除這篇，但可參見與它內容相同的《無地彷徨》，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431.html，選自錢理群，《魯迅作品十五講》。 [12]魯迅，《我要騙人》，“且介亭雜文末編”，1936年2月23日。文中“自由早被剝奪”一語指：1930年2月旨在爭取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在上海成立，魯迅是發起人之一，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即以此為罪名，呈請國民黨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 [13]魯迅，《<題未定>草》之七，“且介亭雜文二集”，1935年12月18─19夜。 [14]魯迅，《<題未定>草》之六，“且介亭雜文二集”，1935年12月18─19夜。 [15]孫郁，《61年版<魯迅回憶錄>多“刪除”與“無中生有”》，2010年5月13日，《瞭望東方周刊》。 [16]魯迅，《中國文壇上的鬼魅》，“且介亭雜文”，1934年11月21日。 [17]魯迅，《序言》，“且介亭雜文二集”，1935年12月31日，魯迅記於上海之且介亭。 [18]邵荃麟，《對於安東·柴霍夫的認識》，原載1944年《青年文藝》第1卷第6期，後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77─84頁，武漢出版社，武漢，2013年12月第1 版。 [19]邵荃麟，《魯迅的<野草>》，原載《國文雜誌》月刊，重慶，第三卷，第四期，25─31頁，1945年9月10日；後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364─377頁，武漢出版社，武漢，2013年12月第1版；http://www.azcolabs.com/ql_on_yecao.html [20]邵荃麟，《關於<阿Q正傳>》，原載1942年《青年文藝》第1卷第1期；後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13─36頁，武漢出版社，武漢，2013年12月第1版；http://www.azcolabs.com/ql_AQZZ.html [21]魯迅，《憶韋素園君》，“且介亭雜文”，1934年7月16之夜，魯迅記。 [22]魯迅，《罵殺與捧殺》，“花邊文學”，1933年11月19日。 [23]魯迅，《徐懋庸作“打雜集”序》，“且介亭雜文二集”，1935年3月11日，魯迅記於上海之卓面書齋。 [24]魯迅，《自序》，“吶喊”，1922年12月3日，魯迅記於北京。 [25]魯迅，《這個與那個》，“華蓋集”，1925年12月20日。 [26]魯迅，《文化偏至論》，“墳”，19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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