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enhui.news365.com.cn/yw/200906/t20090609_2349736.htm
蔣介石怎會被改名叫“常凱申”
學界的浮躁之風又一次“吹”遠了常識，這次“吹”得夠遠
日期：2009-06-09 作者：吳越 來源：文匯報
“費爾班德”、“林T·C”、“赫薩”，這串洋味十足的名字，其實對應的都是學術圈名人：費正清、林同濟、夏濟安。人家明明大名鼎鼎，為啥給換了個叫讀者摸不着頭腦的稱呼？因為他們或是老外，或是旅居海外的華人入鄉隨俗取了洋名，翻譯者“有眼不識泰山”，隨手就硬生生“音譯”了，而這樣的錯譯居然出現在一本非常嚴肅的學術著作中！最近，一篇署名“高山杉”的文章在網上引起熱議，它把中央編譯出版社於2008年10月出版的清華大學歷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國界東段學術史研究：中國、俄國、西方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一書中幾十處名字謬誤公之於眾。其中最荒唐不過的，當屬蔣介石(Chiang Kai- shek)被改名為“常凱申”。
“常凱申”們是如何“漏網而出”的？公眾一片譁然，又一次重重觸及學術風氣這根敏感的神經。
出版方：出錯章節是倉促趕就
高山杉的批評文章中寫道，僅以第三章（第80-95頁）為例，就能挑出這麼些荒唐的錯誤，“是不是太不珍惜清華大學和中央編譯出版社的招牌了？”
記者昨日通過中央編譯出版社找到了該書的責編陳瓊女士，她並不感到意外：“前幾天，作者王奇就告訴我書出問題了，網上的各種批評我也看到了。”
陳瓊告訴記者，這本書原本只有前兩章，即第一章“中國(包括台灣、香港)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第二章“俄國（包括蘇聯）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後來王奇的同事建議加一章“西方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這樣全書的內容會因為有第三方觀點而更完整。結果就在這第三章共15頁里出錯了，由於時間很緊，誤譯了引用資料當中用韋氏拼音標註的中國人名。
出版社則沒有校對這15頁的內容。“當時我覺得清華的牌子那麼硬，王奇的學養也很好，倉促之間沒有深究……”陳瓊的聲音中流露出不安與憂鬱，她承認自己不懂俄語，“但這本書引用自俄語的部分，是由我社的專業俄語校對檢校過的”。
書作者：婉拒採訪正專心勘誤
身處風暴中心的書作者王奇副教授婉拒了記者的採訪要求。記者從清華大學歷史系師資隊伍網頁上看到，今年45歲的王奇上世紀90年代初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技術大學留學，1995年取得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到清華大學歷史系任教。任教期間，她曾獲北京市高教系統教書育人先進個人和2000年“清華大學青年教師教學優秀獎”等榮譽。2000年，王奇晉升為副教授，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副主任、清華大學中俄文化研究與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國中俄關係史研究會常務理事會副秘書長等。她著有20萬字的《二戰後中蘇（俄）關係的演變和發展》，主編過《多極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等學術著作。
然而遺憾發生了。先前的一切看起來堪稱學術佳話，如今變為萬分尷尬。據知情人透露，王奇現正在“緊急回爐”，將“高山杉”等指出的人名和史料謬誤搜集起來，細細核對，最終給讀者一個準確的訂正本。
只要用心查查工具書就能免錯
猶記得2001年薩馬蘭奇宣布北京申奧成功那一刻，從他老人家口中吐出來的是“Peking”這個韋氏拼音單詞，曾讓不少中國人愣了千分之幾秒後才開始歡呼。
“ 韋氏拼音在我國已經不再使用，但在國外流傳甚廣。”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李藍介紹說，“韋氏拼音”的創始人T·F·威妥瑪是英國人，從1841年起在英國駐華使館任職，1871年升為英國駐華公使，1883年回國。在華期間，他根據北京讀音制訂了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給漢字注音。這個方案以後被普遍用來拼寫中國的人名、地名等。
比如孫中山的名字，在英文中是用客家話發音的“孫逸仙”三個字的字音，即SunYat- sen，如今缺乏這方面學術常識的人看了就不知道是誰。當時一些在華傳教士的中文發音受到各地方言影響，因此他們著作中用韋氏拼音標註的中國人名、地名，往往偏差很大，容易造成誤解。1979年聯合國通過決議，以漢語拼音取代韋氏拼音；國際標準化組織則於1982年開始以漢語拼音作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但仍有一些外國學者習慣用韋氏拼音，而在涉華歷史文獻中，用韋氏拼音拼寫的中國人名、地名更比比皆是。
然而，韋氏拼音並非“鬼門關”，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文飛告訴記者，通過查閱韋氏拼音與漢語拼音對照表，以及俄漢譯名辭典、英漢譯名辭典等工具書，完全可以避免犯錯。
“現在的學風浮躁！國內名牌大學的博士畢業論文裡都能把自己導師的名字寫錯，蔣介石變成‘常凱申’又有什麼稀奇呢？”劉文飛無奈地幽了一默，他的表情，希望對學界不僅是苦澀的嘲笑，也是警示！
本報駐京記者 吳越（本報北京6月8日專電） 高山杉:
本書中的這些誤拼和誤譯問題，要是偶爾出現一下，大概還不算什麼，要是太多了的話，那只能說明作者和編輯實在太不珍惜清華大學和中央編譯出版社的招牌了。這些錯誤裡面最離譜的，當屬把“蔣介石”（Chiang Kai-shek）翻譯成“常凱申”。
《中俄國界東段學術史研究：中國、俄國、西方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
王奇著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176頁，28.00元
中俄國界東段劃分，是政治問題，也是語文學兼史學（philologico-historical）問題。說是語文學兼史學問題，因有多語本《尼布楚條約》（拉丁、滿、俄、漢、法文諸本）、《璦琿條約》（滿、俄、蒙、漢文諸本）、《中俄天津條約》（滿、俄、漢文諸本）、《中俄北京條約》（滿、俄、漢文諸本）擺在那裡等待詮釋，另有浩如煙海的相關史籍和檔冊。東西學人整理並研究這些材料，自《尼布楚條約》簽訂時（1689年）算起，至今已有三百二十年的歷史。在這個研究過程中，產生出無數的專著和論文，以至於“中俄國界東段劃分研究史”也成了一門獨立的學術史科目。中央編譯出版社新出清華大學歷史系王奇《中俄國界東段學術史研究：中國、俄國、西方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一書，正是這門學科的一本新作。
全書正文除“綜論”和“後記”外，一共三章，分別敘述中國（包括港台）學者、俄國（包括蘇聯）學者和西方（包括日本）學者的研究史。書後附錄《尼布楚條約》等界約的中文和俄文文本，並有簡略說明，占去全書近一半內容（第96-174頁）。說句實話，上面我用“敘述”二字還算是客氣的，因為此書本質上只是有關研究文獻的一個書目，而且是一個根本無法用於檢索的書目。類似內容的書目，東西學人都有編輯，但作者為何忽然編寫這麼一本出來，和前人的工作相比有何貢獻和進步，我們都看不到任何清楚的說明。此書著錄的專著和論文，絕大多數沒有解題，更甭說作什麼“學術史研究”了。不但如此，作者似乎連一個簡單的書目也搞不定，在翻譯作者名和書名時頻頻犯下低級錯誤，不免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當今中國大陸學者尚無資格研究這類精微廣大的語文學和史學問題。我不通俄文，對第二章的內容不能驗其深淺，現僅以第三章（第80-95頁）為例，挑一些最荒唐的錯誤分類列出，請讀者一起來鑑別一下。附帶說一句，箭頭（→）前是作者的譯法，箭頭後是我的譯法，括號內對部分錯誤的性質略有說明。
作者名的誤譯：
喬治（George N. Curzon）→寇松勳爵；林海青（Hsia Ching-lin）→夏晉麟（作者還不如把Hsia Ching- lin還原成“林青霞”呢）；羅金幫（Lo Jung-pang）→羅榮邦；常凱申（Chiang Kai-shek）→蔣介石；胡良辰（Hu Liang-chen）→胡良珍（這位台灣學者的論文《中俄尼布楚界約的檢討》在第25頁著錄過，可一換成威氏拼音Hu Liang-chen，作者就認不出來了）；程天方（Ch'eng T'ien-fang）→程天放；費爾班德（J. K. Fairband）→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作者多處把Fairbank誤拼成Fairband）；蘇春月（Hsu Chung-yueh）→徐中約（Hsü Chung-yueh；關於“徐中約”，作者另外還有兩個譯法，見下文）；楮東蘇（Ch'■ Tung-tsu）→瞿同祖；福羅舒（Fu Lo-shu）→傅樂淑；克里斯德或奎斯特（R. K. I. Quested）→郭玟曼；斯賓塞（Jonathan Spence）→史景遷；林堂（Tang Lin）→董霖（William L. Tung；作者不僅顛倒了董霖的姓氏，而且把Tung誤拼成Tang）；林 T. C. （T. C. Lin）→林同濟；陳方志（Agnes Fang-chih Chen）→陳芳芝；赫薩（T. A. Hsia）→夏濟安
書名（論文名）及學術期刊名的誤譯：
《1689年尼布楚條約：鮮為人知的托馬斯·佩雷拉神父日記對中俄首次交往的案例分析》（The Treaty of Nerchinsk[Nipchu]1689; A Case Study of the Initial Period of Sino- Russian Diplomatic Relations Based on the Unpublished Diary of Father Thomas Pereyra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1689年尼布楚條約：依據未刊耶穌會士徐日升神甫日記對中俄外交關係早期階段歷史所作之個案研究》（Thomas Pereyra或拼 Thomas Pereira，為葡萄牙耶穌會士，簽訂《尼布楚條約》時擔任通譯，漢名徐日升，作者在第102-103頁提到過，此處緣何不知）
《托馬斯·皮埃爾日記中有關傳教士與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關係的記述》（The Jesuits and the Sino- 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S. J.）→ 《徐日升日記：耶穌會士與中俄尼布楚條約》（前書把Thomas Pereira譯成“托馬斯·佩雷拉”，此處又譯作“托馬斯·皮埃爾”，本身就不統一）
塞貝爾利克（W. Seuberlich）《17世紀中葉的俄中關係研究》（Die russisch- 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m 17. Jahrhundert）→Wolfgang Seuberlich《十七世紀俄中關係》（不知作者從哪裡讀出了“中葉”的意思）
《遠東歷史》（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遠東史研究集刊》（堪培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史系出版的學術期刊）
《太平洋歷史回顧》或《太平洋史評論》（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太平洋歷史評論》
作者名和書名（論文名）的誤譯：
普菲斯特《1552年-1773年俄國在華傳教士傳記書目》（L.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1552-1773）→ 耶穌會士費賴之神甫（Louis Pfister, S. J.）《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有馮承鈞漢譯本，作者把書名譯成“俄國在華傳教士”，實在莫名其妙）
福徹斯《滿洲里地圖集》（W.Fuchs: ■ber einige Landkarten mit mandjurischer Beschriftung）→福克司（Walter Fuchs）《滿文標註地圖考》（作者在第93頁曾著錄福克司撰、張星烺譯《尼布楚訂約研究提要》，卻不知“福克司”和她翻譯的“福徹斯 ”是同一人；福克司是德國滿文、漢學大家）
拉迪莫爾《滿洲里的蒙古人》（O. Lattimore: TheMongols of Manchuria）→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滿洲的蒙古人》（作者似乎對“滿洲里”有癖好，凡遇見“Manchuria”的地方，一概譯作“滿洲里”）
福徹斯《茗燕圖錄》（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福克司《康熙朝耶穌會士繪製的地圖集》（作者將此經典巨著翻譯成《茗燕圖錄》，可能是誤會了百度上的信息，請參看：http://pm.cangdian.com/Data/2006 /PMH01016/CD002675/html/CD002675_1263.html；在這個網址上面，《茗燕圖錄》和Der Jesuiten- Atlas der Kanghsi-Zeit，一前一後在拍賣，作者大概把它們誤會成同一本書了）
休謨爾《1644-1912年之清代中國名人》（A.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恆慕義（Arthur W. Hummel）《清代名人傳略》
蘇埃曼紐爾《危機論：中俄外交之研究（1871-1881 年）》（Immanuel G. J. Hsu： The Ili Crisis. A Study of Sino- Russian Diplomacy1871-1881）→徐中約（Immanuel C. Y. Hsü）《伊犁危機：1871年-1881年中俄外交之研究》（作者把C. Y. Hsü誤拼成G. J.Hsu）
蘇伊姆（I. Hsu）編《中國近代史之解讀》（Reading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徐中約（Immanuel C.Y. Hsü）編《中國近代史史料選讀》（同一位“徐中約”，作者先後翻譯成“蘇春月”、“蘇埃曼紐爾”和“蘇依姆”，可謂荒唐之極）
布雷斯特賽德《15世紀中國對中亞及南亞鄰邦的政策》（E.Bretschneider: Chinese Intercourse with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 薄乃德（Emil Bretschneider）《十五世紀中國與中亞及西亞諸國交涉考》（原文明明是“西亞”，作者卻譯成“南亞”）
福徹斯《滿洲里概況》（Materialien zur Karlographic der Mandjuzeit）→福克司《清世地圖史料考》（書名原文拼寫有誤，正確拼法是 Materialien zur Kartographie der Mandjuzeit）
出版地和出版社的誤譯：
郎文、格林和倫敦（Longmans, Green and Co., London）→倫敦的朗曼格林書局
至於一般的誤拼和誤譯，這一章里可以說比比皆是，舉不勝舉。這些問題要是偶爾出現一下，大概還不算什麼，要是太多了的話，那只能說明作者（她在 “後記”中稱這本書為“心血之作”）和編輯（“後記”中提到“編輯同志們的敬業和嚴謹深深感染着我”）實在太不珍惜清華大學和中央編譯出版社的招牌了。這些錯誤裡面最離譜的，當屬把“蔣介石”（Chiang Kai-shek）翻譯成“常凱申”。作者身為清華大學歷史系副主任，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博士（清華大學歷史系網站上說作者於1995年1月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什麼專業不清楚，同時卻又說她於1991年3月到1995年1 月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技術大學”留學，這裡面不知是否含有什麼“技術”成分），長期研究中俄（包括中蘇）關係史，竟然鬧出“常凱申”的笑話，清華大學歷史系的光榮傳統，我看也快走到盡頭了吧。中央編譯出版社標榜的那兩句口號“讓中國了解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思想文化的擺渡者——在東西方之間”，在“常凱申”的襯托下尤其令人感到荒謬絕倫。自“門修斯”（Mencius）事件發生之後，相信“常凱申”必將成為讀書界議論的話題之一。■
延伸閱讀
●Chiang Kai- shek: China's Destiny authorized translation by Wang Chung- hui ,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in Yutang ， New York : Macmillan , 1947
●《中國之命運》
蔣中正著，重慶正中書局，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初版 「蔣介石」成了「常凱申」
柳葉
繼多年前有學者把「孟子」（Mencius）譯成「門修斯」後，最近學界又爆出一個大笑話：「蔣介石」（Chiang Kai-shek）居然譯成「常凱申」！
出此笑話的並非一般譯者，而是國內名牌高校清華大學的歷史系副主任！在這位學者的新書《中俄國界東段學術史研究》中，類似錯譯人名的問題比比皆是，如把瞿同祖譯為楮東蘇丶夏濟安（T. A. Hsia）譯成赫薩。這本書的出版者也不是什麽雜牌出版社，而是中央編譯出版社。
發現並揭露這個笑話的是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的青年研究者高山杉。這位高人自去年七月《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創刊以來，在這份報紙上發表了十多篇書評，幾乎篇篇見血，劍鋒所指，俱為海內外名家高手，如他批評甘陽誇張不實，批評鄧曉芒連「表面的丶零星的」問題都談不對，批評倪梁康譯註唯識論典問題多多，批評牛汝極的《十字蓮花》集各類學術硬傷之大成，批評何懷宏考辨《沉思錄》版本的文章系抄自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批評陳開科的巴拉第研究太粗糙……
有意思的是，高山杉批評的這些書大都屬於非常偏門的學問，原本讀者甚少，但高山杉的批評文章卻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近來與學界的朋友聚會，幾乎每次都會議論到高山杉，不僅佩服他學識淵博，更佩服他的勇氣可嘉。因為在所謂的學術批評領域，早已經是吹捧成風，高帽子亂飛，看不到真正嚴肅的學術批評。
「清華大學歷史系的光榮傳統，我看也快走到盡頭了吧。」這並非高山杉的危言聳聽，如果不把這些問題揭露出來，那所謂的學術繁榮，真成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而堂堂中央編譯出版社，也跟「野雞」出版社沒什麽區別了：「中央編譯出版社標榜的那兩句口號『讓中國了解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丶『思想文化的擺渡者—在東西方之間』，在『常凱申』的襯托下尤其令人感到荒謬絕倫。」
但願「門修斯」丶「常凱申」這類的笑話不再有續篇。
北大畢業 清華任教 不識蔣介石的歷史副教授就是她(圖) 本文網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09/6/11/44467.html 上海《文匯報》報道，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王奇所着的《中俄國界東段學術史研究》，被網民發現錯漏百出，當中更將中國近代着名人物----蔣介石（Chiang Kai-shek）誤為常凱申。 該書2008年10月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中央編譯出版社責任編輯陳瓊指，由於時間很趕，誤譯引用資料中用韋氏拼音標註的中國人名。她說，“當時我覺得清華的牌子那麽硬，王奇的學養也很好，倉促之間沒有深究……”陳瓊承認自己不懂俄語，但表示，這本書引用自俄語的部分，曾經出版社的專業俄語校對檢校過。  王奇曾是2001年北京市新世紀社科理論人才“百人工程”入選者
王奇婉拒記者採訪，知情人士透露，王奇正在將網友指出的人名和史料謬誤搜集起來，細細核對，將給讀者準確的訂正本。
清華大學歷史系師資隊伍網頁顯示，45歲的王奇1990年代初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技術大學留學，1995年取得博士學位，同年回到清華大學歷史系任教。任教期間，她曾獲北京市高教系統教書育人先進個人和2000年“清華大學青年教師教學優秀獎”等榮譽。
王奇，女，1963年5月生，博士（1995年1月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副教授（2000年8月、清華大學）。
1986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
1986年7月-1991年3月在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系任教；
1991年3月-1995年1月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技術大學留學；
1995年1月-今在清華大學歷史系任教。
獲獎情況:
2000年清華大學骨幹人才支持計劃入選者；
2001年北京市新世紀社科理論人才“百人工程”入選者；
曾榮獲北京市高教系統教書育人先進個人稱號；
榮獲2000年“清華大學青年教師教學優秀獎”；
2003年度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先進個人。
論著、論文:
1、《二戰後中蘇（俄）關係的演變和發展》（20萬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版。
2、《毛澤東思想概論》（39萬字，副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9月版。
3、《毛澤東與20世紀中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承擔其中第四章第二節著述工作（2.3萬字）。
4、《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承擔了全部俄文資料的編撰工作（5萬字）。
5、《中俄兩國入世前後人才流失現象分析及其對策》，《“多極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國際論壇文集》，清華大學2004年3月版。
6、《“上海合作組織”面臨的挑戰、機遇及其應對舉措》，《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年第1期。
7、《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培訓中國早期共產主義志士的搖籃》，《“中俄關係的歷史與現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哈爾濱2003年8月。
8、《“156項工程”與20世紀50年代中蘇關係評析》，《當代中國史研究》（北京），2003年第2期。轉載於人大報刊複印資料《中國外交》2003年第7期；《中國現代史》2003年第7期。
9、《充分利用原始檔案文獻開展中俄關係史的科研工作》，《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年第6期。
10、《二戰後國際大背景中的海峽兩岸關係發展述評》，《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2000年第2期。 註：《遠方紀程----追尋留蘇學子的足跡》電視資料片主編，2004年3月發行。
科研項目:
1、“二戰後中蘇（俄）關係的演變和發展”，2000年清華大學骨幹人才支持計劃項目。
2、“20世紀初西方文化與中國社會變革----蘇俄、歐美、日本中國留學生之社會角色研究”，2003年韓國高教財團、清華大學亞洲中心項目。
3、 2004年3月，在清華大學組織召開“多極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國際論壇，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壽一行8人、俄羅斯楚瓦什共和國教育部長一行13人、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財經大學、聖彼得堡國立技術大學、美國哈佛大學俄羅斯中心的專家學者；國內教育部、科技部、外交部的領導，社科院、北京大學、北外、中共中央黨校等專家、學者100多人到會，會議取得了圓滿成功。
教學情況:
開設《近現代中俄關係史研究專題》（碩士生）、《二戰後中俄（蘇）關係的演變與發展》（本科生）、《19-20世紀中外關係史》（本科生）、《毛澤東思想概論》（本科生）等課程。
學生情況：
指導碩士研究生7人，其中3人畢業，4人在讀。
版主： 還好由於出此錯誤，從此中國少了一個新世紀的“黃俄羅斯”人在20年後主導對俄的綏靖政策。好好。 這個簍子捅得好！ 太及時了。想想看，對於鯨吞蠶食中國上千萬平方領土的沙俄，它在歐亞大陸東段對大中華的巧取豪奪之強盜歷程，竟然成為中國學術界裡的一門專精的學術領域——“既然被強姦了，那就不妨躺下盡力想像為在享受了罷”！什麼東西！！ 返回到： 斜眼陶淵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