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處於大變局中，理性保守主義作為政治基礎的重要性，隨着風險和危險的增加以及我們周圍現實的脆弱性而倍增。保守主義不是無知的傳統主義，不是對變化的恐懼，也不是拖延戰術，更不是故步自封，而是最明智的行動方針。社會實驗考慮不周帶來的代價有時是無法估計的。這類行為會破壞人類生存的物質基礎和精神基礎


　　老高按：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連續三天在其公眾號上，發表三篇國際預測分析文章，構成一個系列。他說：“前天發表的《中美之間，任何對抗都是戰略性的，任何緩和都是策略性的，但理性管控衝突是有意義的》一文，受到不少朋友包括這方面專家朋友的重視；昨天又把前幾天分散發表的幾篇有關俄羅斯保守主義轉向的短文集合成一篇。今天是第三篇《未來另一個重要變數是歐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老歐洲的差異》。這三篇文章合在一起，大體反映了我對未來世界圖景的看法。”
　　三篇文章都有獨到的分析，尤其是第二篇《千萬不要忽略了這件事——俄羅斯的保守主義轉向》中的若干觀點。例如，孫立平教授認為：“我一不認為政治領導人的態度和立場是最重要的，二不認為經濟是決定性的。相反，我更加強調價值觀和理念認同的重要性。”他從這個角度分析了普京的角色和使命，很值得深思。由於歷史上俄國和蘇聯對中國的多次坑害，在我心目中對之深為排拒和戒備。但最近讀沈志華主編的三卷本論文集《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蘇聯歷史專題研究（1917-1991）》，再讀孫立平這篇文章，對俄羅斯的未來走向，及其在未來的國際戰略格局（簡單說可以歸結為美中歐俄四方博弈）中的定位，要重做評估，不能只從地緣政治和經濟競爭的層面看待中俄、中美、美俄、美歐的關係，而忽視了價值觀和理念認同的意義。


　　中美之間，任何對抗都是戰略性的，
　　任何緩和都是策略性的，
　　但理性管控衝突是有意義的

　　立平坐看雲起（孫立平），然而IBPT


　　最近中美首腦會談，似乎為冰冷的中美關係注入一絲暖意。於是，人們又在猜測，今後中美關係會怎麼走？
　　我先說我的基本判斷：中美之間，對抗是戰略性的，緩和是策略性的，但理性管控衝突是有意義的。
　　下面說這幾句話的具體含義：
　　第一，中美之間是一種長期的終極對抗。所謂終極對抗是指，美國已經徹底檢討並放棄了1972年以來的對華政策，把中國視為終極對手，不會再有包容、妥協、放棄和演變的做法，而是採取終極對抗的思維和措施以求徹底搞垮對方。不全面冷戰也不全面熱戰，而是在長期的博弈中發揮自己的長處消耗對手的力量直到完全拖垮對手。
　　其原因不完全在於老大老二之爭，更在於兩個國家代表的是有關人類社會的兩種不同願景。我原來曾經說過，這兩種不同願景的基因甚至根植於古希臘雅典和斯巴達的差異中。
　　第二，這種終極對抗將會是一場持久戰。我原來說過，在將中國視為頭號對手的舞台上，拜登與川普將會蕭規曹隨。但兩人或兩屆政府的區別在於，川普有個窗口期的概念，因此其做法比較急，力圖在5-10年解決問題。而拜登似乎沒有這個概念。拜登政府更傾向於將其視為一場持久戰。這種思路在目標上絕無妥協，但是在方法上主要採取競爭手段，不輕啟戰端，不全面決戰，儘量避免直接衝突。只有在非常關鍵時刻才會——必要時，美國也會起身對抗。
　　第三，持久戰的形式是競爭。拜登上台後，一再強調競爭的概念，但在中國的語境中，人們沒怎麼注意到這個詞彙的特殊性。實際上，競爭這個詞很重要。可以這麼說，川普的策略是衝突，拜登的策略是競爭。說得更明確點，川普的辦法，是力圖在衝突中直接損傷對方，哪怕是自傷八百，損對方一千，也是值得的。而拜登的競爭概念則是，首先強固自己，在力量的對比上，占據上風。當然也不放過削弱對方，但強壯自己是第一位的。其目的是用最小的代價，靈活的方法方式，最大限度地保持和維護自己的相對優勢地位。表現在脫鈎上，川普傾向於全面脫鈎，而拜登則是選擇性脫鈎。
　　第四，以克制主義收緊拳頭。克制主義即克制美國干預的欲望，該理論認為美國應該放棄過於理想主義的教條，有所為有所不為。拜登撤出阿富汗，完全撤出伊拉克，均體現了克制主義的思想。克制主義是一種現實主義，目的是不損耗自己的實力。這種理論的基礎是，美國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只要美國克制自身的欲望，就可以從列國的紛爭中抽身出來，從而在它最需要做的事情上積聚實力。這可能意味着，今後美國在國際性的組織和平台上要更為積極，而在地區性衝突中會更多地置身事外。
　　第五，重建聯盟，編織大網，圍而不戰。拜登上台後，在重建國際聯盟上緊鑼密鼓。對此，人們已經有許多具體的分析，不再贅述。在重建國際聯盟上，拜登政府的做法可能有如下值得注意的幾點。第一，更加注重意識形態的作用。第二，更加倚重英語國家。第三，聯盟的重心在亞太地區。第四，安撫俄羅斯，至少使俄羅斯不給美國搗亂。第五，更多尋找與歐洲這些老盟友的一致性，縮小分歧。有人猜測，美歐還有可能成立一個數字聯盟，制定新的網絡規則，尤其強調人權的基本方針，以將中國排除在外，構建一個不包括中國的網絡世界。
　　最後說一下理性管控衝突是有意義的。這句話在抽象的意義上當然是沒錯的。但我說的不是這個抽象意義上的道理。
　　2020年7月24日，蓬佩奧在尼克松故居發表的演講中，把對上次冷戰中美蘇對抗的的特點稱之為信任並核查，而將這次中美之間的對抗稱之為不信任並核查。事實上，在上一次美蘇兩大陣營的冷戰中，有一個潛規則，叫冷戰鐵律，即冷戰雙方的軍隊不可以直接交手。同時，在裁軍特別是核裁軍以及避免擦槍走火等方面形成了相關的機制。這意味着在劍拔弩張的冷戰中，雙方在努力通過博弈性規則來管理緊張局面。
　　中美之間的對抗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按照一些專家的判斷，這種對抗的烈度可能不亞於當年美蘇之間的對抗。而且，由於軍事技術和武器的進步，同時也由於兩國之間的文化差異，其間的兇險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在這種情況下，雙方建立最基本的信任，並在這種基本信任的基礎上，形成管控衝突的有效機制，無疑是非常必要的。


　　千萬不要忽略了這件事——俄羅斯的保守主義轉向

　　立平坐看雲起（孫立平），然而IBPT


　　什麼東西是重要的？

　　首先說明一點，對於國際政治我是一個外行。但從2018年開始，我寫了一系列有關國際政治的文章，並對一些可能的趨勢和走向進行了判斷和預測。有不少朋友說，這些預測比一些專家還靠譜一點。
　　我這麼說，不是為了自吹自擂，而是為了說明，我們看一些諸如此類問題的方法論是什麼？什麼東西是重要的，有長遠影響的？
　　最簡單地說，我一不認為政治領導人的態度和立場是最重要的，二不認為經濟是決定性的。相反，我更加強調價值觀和理念認同的重要性。
　　讓我舉例說明。比如一說到德國，說到德國與我們的關係，很多內行的專家就強調兩個東西，一是默克爾的立場和態度，對我們相對比較友好；二是經濟對我們市場的依賴，特別是汽車。
　　但我們要知道，政治領導人是會換屆的，默克爾不可能永遠是總理。還有比這更具有持續性的東西。汽車的市場依賴是重要的，但還有比這個分量更重的東西。這就是我說的價值觀和理念認同。
　　再比如說日本。論汽車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性，日本不比德國小。但前一段的一項民意調查表明，90％的日本國民對我國抱負面看法。我想問的是，在日本未來的走向中，這兩個因素哪個會起更重要的作用？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看國際政治的走向，特別是長時段的走向，更要注意的是“深層結構”的作用。
　　正因為如此，我在去年夏天就說，即使是拜登上台，我們也要有四個不要寄希望於：不要寄希望於美國對華政策會發生根本性變化，不要寄希望於拜登對中國會更友好，不要寄希望於脫不了鈎，不要寄希望於西方的分裂或裂痕。
　　為什麼？這就是深層結構的作用。

　　我為什麼特別重視普京的這個講話？

　　正因為上述的理由，我特別重視普京最近一個講話所透露出來的信息。
　　在2021年10月21日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全會上，普京發表了一篇長約8000字的演講。這個演講以中國諺語“寧做太平犬，莫做亂離人”開場，闡述了普京對於當下變動不居世界的深度思考。
　　對於這個演講的基本內容，我就不自己費力概括了，下面引述的是編譯這個演講的鳳凰網《風向》專欄的概括：
　　他強調疫情和氣候變化給世界帶來的系統性改變，並堅持應該堅持國家的邊界（而非推崇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的作用），應該用漸進變革的文明方式處理問題（而非俄國歷史上的十月革命和蘇聯解體等劇烈變化導致國家損失），應該堅持有機的價值觀交融（而非如西方激進左翼一樣推動進步價值觀），普京還諷刺了美國好萊塢的政治正確和目前盛行的取消文化，再次明確了俄羅斯“溫和保守主義”的國家哲學。
　　大家注意這句話：明確了俄羅斯“溫和保守主義”的國家哲學。

　　兩個理由：
　　第一，俄羅斯一直是夾在東西方之間，儘管有在文化上被西方接納的強烈願望，但在現實中卻一直受到西方的排斥。而這一次，普京似乎是在以西方文明守護人的姿態在說話。
　　第二，普京是個政治家，很少在文化與價值觀的層面上談論問題。但這一次卻一反常態，在價值觀和文明的層面為俄羅斯重新定位。其中的含義可說是意味深長。
　　普京表達了一種對世界什麼樣的看法？
　　保守主義一般是相對激進進步主義而言的，或者說，擔心的是激進進步主義所帶來的的破壞性後果。
　　從這個意義上說，保守主義者經常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寧做太平犬，莫做離亂人”。普京開頭就引用中國的這句老話，可見其對當今世界的感受。從這當中，我們可以窺見普京對當今世界一些重要問題的看法。
　　我們可以先來看看令普京憂心忡忡的是什麼？
　　首先，是人類的安全。普京說，地球物理情況日益複雜，乾旱、洪水、颶風和海嘯等自然災害幾乎已經成了我們正在習慣的新常態。冠狀病毒大流行再次提醒着我們，人類社會是多麼脆弱，多麼不堪一擊，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確保人類的安全生存和復原能力。人類安全的問題似乎有點老調重彈，但普京強調，在今天，這個問題已經嚴峻到這樣一種程度：在災難面前，任何地緣政治、科技或意識形態的競爭有時似乎都會變得毫無意義，無法呼吸足夠的空氣、沒有水喝，就算贏了又如何？
　　其次，人類本身面臨的巨大分裂。人類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已經惡化到了這樣的程度：如果是在過去，甚至會引發世界範圍的震動，比如世界大戰或血腥的社會革命。在任何地方，甚至在最富有的國家和地區，物質財富的分配失衡都加劇了不平等。疫情本應將人們團結起來，共同對抗這一巨大的共同威脅，但它反而成了一個分裂的因素，而不是一個團結的因素。毫無疑問，這些問題恐將讓我們面臨重大而深刻的社會分裂。而在這種分裂的背後是深深的絕望、煩躁和沮喪。
　　甚至，人的存在本身也在成為問題。人工智能、電子工業、通信、遺傳學、生物工程和醫學方面取得了令人深刻的成就，這些技術革命帶來巨大機遇的同時，實際也引發了哲學、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問題。如果機器的思考能力超過了人類，會發生什麼？人體的干擾極限在哪裡，超過這個極限，人就不再是他自己，而變成了其他實體？當科學和機器擁有了無限潛力，世間的一般道德界限是什麼？對我們每個人、我們的後代、我們最近的後代——我們的孩子和孫子而言，這將意味着什麼？
　　當然普京講的不僅僅是這三個問題，但僅就這三個最重要的問題而言，都提出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涉及到對人類是什麼以及人類為何存在的理解；在這種情況下，需要為真正的價值觀而奮鬥，以各種方式維護價值觀是十分必要的。而這種價值觀，就是保守主義，或這裡所稱的溫和保守主義的國家哲學。

　　普京列舉了這些哲學的要點（下面是我概括的）：
　　第一，對秩序的重視。對秩序的強調是保守主義的核心主張。冷戰之後，我們沒有找到，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有找到維護秩序的方向。甚至勝利者也不願意或無法確保戰後和平和秩序的恢復。
　　第二，重申國家框架的作用。民族國家沒有過時，只有主權國家才能有效地應對時代的挑戰和公民的要求。
　　第三，革命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當真正的危機來臨時，只剩下一個普世價值，那就是人的生命。破壞比創造容易，革命不是解決危機的方法，相比於被損害人類的潛能，任何革命都不值得。
　　第四，在現代脆弱的世界中，道德、倫理和價值觀領域的堅實支持正變得越發重要。
　　而這些，歸結到一點，就是溫和保守主義。普京說，我們要遵循正確的保守主義思想。如今世界正處於大變局中，理性保守主義作為政治基礎的重要性，隨着風險和危險的增加以及我們周圍現實的脆弱性而倍增。保守主義不是無知的傳統主義，不是對變化的恐懼，也不是拖延戰術，更不是故步自封。在我看來，溫和的保守主義是最明智的行動方針。而社會實驗考慮不周帶來的代價有時是無法估計的。這類行為不僅會破壞人類生存的物質基礎，也會破壞人類生存的精神基礎，留下道德的殘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構建任何可以取而代之的東西。普京將這種樂觀保守主義的原則概括為一個詞：不傷害。
　　說到這，我腦子裡浮現一個想法：在演講的最後，普京也許應當引用中國的一個詞，來詮釋他的溫和保守主義：不折騰。

　　普京的保守主義意味着什麼？

　　在普京的這次演講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對激進進步主義和人們所稱的西方白左的批判。
　　普京說，所謂“社會進步”的倡導者認為他們正在將人類引入某種新鮮的、更好的意識。上帝保佑，像我們說的那樣舉起旗幟，勇往直前。我現在唯一想說的是，他們的處方一點也不新鮮。有些人可能會感到驚訝，但俄羅斯已經實踐過了。
　　這說的是什麼呢？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以“政治正確”為標榜的西方極左浪潮。
　　普京說，我相信，這應該會讓人想起目前看到的一些情況。看着一些西方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驚訝地發現了國內做法的身影。當過去的偉大作家——如莎士比亞——的作品不再在學校或大學教授，因為其中思想被認為是落後的，爭取平等和反對歧視的鬥爭就已經變成了近乎荒謬的侵略性教條主義。經典作品被宣布是落後的、對性別或種族的重要性一無所知。在好萊塢，分發出去的清單是關於正確講故事以及一部電影中應該有多少個特定膚色或性別的角色。這甚至比蘇聯的宣傳部門還要糟糕。
　　保守主義的特點之一，是對民族及文化純潔性的捍衛。普京說，打擊種族主義行為是一項必要而崇高的事業，但新的“取消文化”已經把它變成了“反向歧視”，即反向種族主義。過於強調種族正在進一步分裂人們，而真正的民權鬥士所夢想的正是消除差異，拒絕以膚色劃分人們。絕對多數的俄羅斯人認為，一個人的膚色或性別並不重要。我們每個人都是人。這是最重要的。在一些西方國家，關於男女權利的辯論已經變成了純粹的魔幻。注意，當心步入布爾什維克的後塵——不僅要把雞公有化，還要把婦女公有化。再走一步，你就到那兒了。
　　我們知道，這些白左的激進主義，尤其表表現在兩性關係的領域。對此，普京抨擊道：這些新方法的狂熱者走得太遠，甚至想完全抹殺這些概念。任何敢提到男女之分依然存在這一生物學事實，都有遭到排斥的危險。他們想出了“一號父母”和“二號父母”，“生父母”代替“生母”，“人奶”代替“母乳”，以防性別不確定者感到不安。我重申一遍，這不是什麼新鮮事；在20世紀20年代，所謂的蘇聯文化使者就發明了一些新說，認為他們正在創造一種新的意識，並由此改變價值觀。不過，正如我已經說過的，他們製造了如此混亂的局面，至今仍讓人時常不寒而慄。實話實說，這近乎是一種反人類的罪行，卻打着進步的名義和旗幟招搖。
　　如果隱去這篇演講發表的場合以及演講人的身份，我們說這是出自一位西方保守主義政治家或學者之口，人們也許不會感到奇怪。但這番話是普京講的，是一個與西方處於不斷衝突和對抗並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排斥的國家----俄羅斯的領導人講的，這就有了耐人尋味的意味深長的含義。
　　這當中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中窺見到普京以及他所代表的俄羅斯在當今錯綜複雜的政治譜系中的定位。一方面，他對在歐美國家似乎漸成主流的左傾激進主義思潮持一種強烈的批判態度。不錯，對西方的指責，是他演講的題中應有之意，重要的是從什麼角度進行指責的。另一方面，他也明確表示與俄羅斯前身傳統意識形態的切割。普京說，幸好我們已經把這些做法留在了遙遠的過去。我不知道我說清楚了沒有，從這個譜系中我們看到了俄羅斯在當今世界的一種站位。而這種站位不僅僅是基於現實主義的利益，而是以一種價值觀為基礎。
　　意識到這一點是重要的。
　　在一個微信群議論有關問題的時候，我曾經回應說，對於俄羅斯，我們應該想到兩個問題。第一，如果我們的一些做法超出他或他們的價值觀，他們會怎樣？第二，一個國家是願意在遠方有一個強國還是願意這個強國與它毗鄰？而這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恰恰被我們的專家們完全忽略了。

　　被西方排斥的俄羅斯未來會成為西方文明的守護者？

　　當我們討論普京的演講以及俄羅斯的保守主義轉向的時候，不要忽略下面的信息：
　　在川普執政時期，美國國務院有一個研究團隊，提出一個基於文明衝突基礎上的戰略性的理念：
　　第一，把美國未來和中國的衝突看作是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的戰爭；第二，這個文明的衝突和過去那種意識形態的冷戰可能是在不同的層面上的。過去和蘇聯的那種競爭，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西方家族的內部鬥爭，而和中國的鬥爭，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強大的非白人競爭對手。
　　上述這些話，讓我們想到大家都知道但卻經常忽略的一個重要事實：從宗教上說，俄羅斯的宗教主要是東正教，東正教實際上是基督教的三大派別之一，或者說它是屬於基督教的；從人種的角度來說，俄羅斯的主體民族也是屬於白人。
　　更重要的是，俄羅斯一直自詡為羅馬帝國的繼承者，俄羅斯精神的內核就是來自這種面向西方的想象。有人說，俄羅斯標誌中的雙頭鷹，表明俄羅斯在精神世界裡環顧左右，徘徊於東西之間。其實，這是一個很表面化的說法，實際上，俄羅斯在精神世界上，着眼點一直在西方。馬克思曾經說過：每一個不識字的俄國農民都知道，俄羅斯除了聖彼得堡和莫斯科之外，還有一座真正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的首都）。
　　羅馬帝國，因其歷史上的文治武功，在西方人眼裡，是一種心結和情懷。在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的漫長歲月里，總有一些國家標榜自己是羅馬帝國的繼承人，比如說日耳曼人建立的神聖羅馬帝國，二戰時期墨索里尼自稱的羅馬帝國，而號稱第三羅馬帝國的就有兩家，即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而在這當中，俄羅斯雖然在地理上距離東羅馬帝國非常遙遠，但在制度和文化上的聯繫，確實是千絲萬縷。而所有這一切，都始於一場著名的聯姻。
　　當時，羅馬教皇為了抵禦奧斯曼土耳其勢力對意大利地區的入侵，不得不藉助信仰東正教的俄羅斯的力量來對抗和牽制奧斯曼土耳其，於是將逃亡到羅馬的拜占庭末代皇帝的弟弟的女兒索菲婭，嫁給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俄羅斯是以駙馬的身份成為拜占庭帝國即東羅馬帝國的繼承人的。1469年，索菲亞嫁到了莫斯科公國。索菲亞不但協助伊凡三世完成了公國的統一，而且帶來了羅馬的標誌雙頭鷹，帶來了拜占庭帝國的制度、文化和生活習慣，為莫斯科公國建立拜占庭式的宮廷禮儀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俄羅斯確實繼承了羅馬帝國。
　　而東正教，本來就是拜占庭帝國的國教。當時，為了擴大影響力，拜占庭帝國派遣東正教傳教士深入東歐地區傳教，從此斯拉夫人就開始信仰東正教。在拜占庭帝國滅亡後，東正教遭遇了滅頂之災。但就在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索菲亞之時，東正教開始被奉為莫斯科公國的國教，莫斯科公國成為東正教新的中心，在此後的日子裡，東正教再現了當年拜占庭時期的輝煌，並在俄羅斯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也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作為羅馬帝國的繼承者，延續其文化和制度，是一種神聖的使命。這種使命的另一方面，就是為羅馬帝國復仇。有人注意到，沙皇俄國在為羅馬帝國報仇這件事上，確實比西歐各國賣力得多。我們知道，是奧斯曼帝國消滅了東羅馬帝國，而俄羅斯則自認為是羅馬帝國的繼承人，這樣一來，俄羅斯與奧斯曼帝國就成了死對頭。自此之後，歷屆俄羅斯統治者都實行對抗土耳其的政策。著名的俄土戰爭，斷斷續續前後持續長達241年的時間，平均不到19年就有一次較大規模的戰爭爆發。
　　再從人種的角度來說，俄羅斯人屬歐羅巴人種，具有這一人種的基本特徵：淺色皮肢，柔軟的波狀發，男子鬍鬚和體毛髮達，鼻窄且高高隆起，唇薄，直頜，面部輪廓清晰，身材中等或中等以上。他們的語言也很相近，都屬印歐語系。俄國人主體民族是斯拉夫人，即東斯拉夫人，他們的民族發源地應該是在現在的中歐。但現在俄羅斯相當一部分人其實是歐羅巴與蒙古人的混血。正因為如此，歐美國家普遍認為俄羅斯不過是居住在歐洲的蠻族，壓根不是歐洲人。
　　在本系列的第一篇《俄羅斯的保守主義轉向？》發表後，一位朋友將文章轉給鳳凰衛視資訊台總編呂寧思先生，他回覆說：“從亞歷山大沙皇開始，俄羅斯經常扮演歐洲憲兵，反對革命。”在西方文化的鼎盛時期，俄羅斯被西方所排斥，而在西方文化遭遇某種危機的時候，她又力圖成為西方文明的守護者，這也許就是歷史賦予俄羅斯的角色與宿命。


　　未來另一個重要變數是歐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老歐洲的差異

　　立平坐看雲起（孫立平），然而IBPT


　　前面的《中美之間，任何對抗都是戰略性的，任何緩和都是策略性的，但理性管控衝突是有意義的》一文指出，中美兩國的基本走向基本是確定的，而俄羅斯則是一個重大的變數。而另一個重大的變數則是在歐洲。而就歐洲而言，新老歐洲的差異尤其值得重視。

　　為什麼是立陶宛？

　　最近一段時間，至少在中文媒體上，立陶宛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存在。其原因是，立陶宛政府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和多次勸阻，批准台灣當局設立所謂“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這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28個國家中是第一個，而在目前歐洲45個國家和地區中也是第一個。這意味着其外交政策有可能走向一中一台。
　　中國政府已明確表示，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由立方負責。
　　很多人會奇怪，在世界形勢面臨大變局的時候，立陶宛這個小小的國家怎麼站到了前台？要知道，立陶宛國土面積只有6萬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300多萬，大體相當於中國一個地級市的規模。
　　但要知道，就是這樣一個小國，在蘇聯解體時，第一個宣布脫離蘇聯的就是這個波羅的海小國立陶宛。立陶宛被稱之為戰鬥民族，歷史上多次與俄羅斯、波蘭戰鬥，很難征服。
　　立陶宛屬于波羅的海三國之一。應當說，在蘇聯時期，這三國離心離德的傾向就最明顯，在蘇聯解體時，獨立的態度也最強烈。其中，尤以立陶宛最為突出。不僅如此，在蘇聯解體後，波羅的海三國一方面大規模拆除境內的蘇聯遺蹟，抹去蘇聯的痕跡；另一方面則拒絕加入獨聯體，同西方尤其是美國，走得更近。
　　這不僅有歷史積怨的原因，更有現實中意識形態和制度的因素。波羅的海三國加入蘇聯的時間較晚，對蘇聯那種意識形態和制度的認同度也比較低。

　　老歐洲與新歐洲

　　由立陶宛引出的一個問題，就是新歐洲與老歐洲。我們說歐洲的時候，往往指的是老歐洲，但從未來世界格局的演變來說，新歐洲也是不容忽視的。
　　這個提法最早是由小布什時代的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提出的。2003年，小布什政府要發動伊拉克戰爭，此舉遭到美國傳統盟友法國和德國的激烈反對。於是，拉姆斯菲爾德在一次講話中把法、德、比歸入了老歐洲的行列。而把願意與美國合作的英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尤其是很多當時正在申請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國家稱之為新歐洲。可見，這裡的新歐洲既有加入歐盟早晚的時間上的含義，也有在與美國的關係上站隊的政治態度的含義。
　　但在更通常的意義上，人們是把原蘇聯陣營之外的歐洲國家稱之為老歐洲，把原屬於蘇聯陣營或從蘇聯獨立出來的歐洲國家稱之為新歐洲。
　　前者包括西歐的英國、愛爾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和摩納哥，中歐的德國、奧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北歐的冰島、法羅群島(丹)、丹麥、挪威、瑞典和芬蘭，南歐的希臘、意大利、梵蒂岡、聖馬力諾、馬耳他、西班牙、葡萄牙和安道爾等。
　　後者包括南斯拉夫、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馬其頓、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摩爾多瓦等。
　　老歐洲與新歐洲的邊界或區別雖然是含糊的，但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確實有立場和態度上的差別。比如對接納難民的態度上，老歐洲和新歐洲的態度迥然相異。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老歐洲白左漸成氣候的同時，新歐洲與過去意識形態的切割似乎是更為徹底。這一點，如果與前面所述俄羅斯的保守主義轉向結合在一起看，對於未來世界的走向也許意味深長。就此而言，尤其是由轉型而來的新歐洲，在價值觀上可能更接近美國，而不是老歐洲。前一段時間，在美國表示將部分撤出部署在德國的軍隊和核武器後，波蘭主動表示願意將其承接過去。就是一個象徵性的事件。
　　立陶宛這件事情值得重視，原因也就在這裡。

　　夾縫中的老歐洲會如何選擇？

　　當然，無論是從體量還是實力來說，更重要的還是老歐洲。就此而言，歐美之間的傳統盟友關係確實在變。
　　最大的問題是經濟互補性的逐步喪失。我們知道，二戰後的美歐聯盟，與三條強有力的紐帶是分不開的。一條是價值觀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在冷戰期間不斷得到錘鍊。二是以馬歇爾計劃為開端的經濟援助與協作。三是共同的安全需求以及為此所做的種種安排，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但從現在的情況看，這三條紐帶都在鬆懈。在安全問題上，由於俄羅斯事實上的衰落，也由於新歐洲的緩衝，歐洲安全的壓力明顯減輕。這樣一來，北約的重要性就大不如從前。
　　與此同時，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層面，雖然其框架是共同的，也是有力的，但差異日益明顯化，老歐洲在向左，美國則處於拉鋸狀態。而且，兩者在深層價值觀上確有深刻的分歧。有人說，美國人來自火星，而歐洲人來自金星。美國人崇尚實力，而歐洲人正在摒棄實力，他們企望的是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這導致了雙方在重大戰略與國際問題上的分歧與不同做法。而人口老齡化的問題，移民的問題，可能會讓老歐洲受到更多的拖累，因而在國際事務中也許會更加保守和溫和，更靠近康德主義。
　　但儘管如此，歐洲與美國價值觀的基礎仍然是牢固的。所以我一直說，不要刻意誇大西方盟友間的分歧，特別是在拜登執政以來，美國在重返世界舞台，重構盟友陣營的意圖明顯。
　　2021年6月拜登與約翰遜簽署《新大西洋憲章》。儘管這個文件很短，而且內容多是抽象理念的宣示，但如果聯想到80年前羅斯福與丘吉爾簽署的針對德國法西斯的舊《大西洋憲章》，其意義就有點耐人尋味。接着，G7峰會召開，峰會發表的《卡比斯灣G7高峰會議聯合公報》，被認為是對中國非常強硬的一個文件。G7峰會之後是北約峰會，會議文件針對中國的內容被認為是史無前例。其目的都是在修復與強固與歐洲的盟友關係。而老歐洲的主要國家，也緊隨美國，加強在南海的軍事存在。
　　總之，不要刻意誇大歐美之間以及歐洲國家之間的分歧。分歧會有，但在大的問題上，仍有一致行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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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揭露和闡釋一個不同的文革　　
　　報道六四獲普利策獎的著名記者為何離開《紐約時報》　　
　　“波波族”是個什麼怪物，加劇了美國社會分裂？　　
　　法國版華為事件？中國版阿爾斯通事件？　　
　　權力和市場對人的雙重控制，進展神速　　
　　閱讀主導的時代結束了，為何要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