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話要說老實話，做人要做文化人 余東海 要做文化人，不要做文人；要做儒者，不要做學者。學者包括儒家學者，大多仍屬於文人的範疇。儒家學者或高於一般學者，仍然有限。儒者必須是學者、信者和行者。學而不能信仰和踐行，玩物喪志也。 文人和文化人，一字之差，天地懸殊。文化人者，以文化人者也。文化人貴在一個化字，內化自己的不良習氣，變化氣質；外化他人和環境，所過者化。文化包括感化、教化、道德化、文明化之義，躬行於上，風動於下，謂之化。在家則化行於家，為國則化行於國，得天下則化行於天下。 孟子說“君子所過者化”，化是教化、感化、以文化人、以德化民、轉變人心之義。《康熙字典》：“化，敎行也。凡以道業誨人謂之敎。躬行於上，風動於下，謂之化。又以德化民曰化。”這裡的君子指君王，德位相稱者，王者。 孟子原文是：“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君子無位，不能行道，無妨論道。常有人譏笑文化人只會坐而論道。殊不知，理不說不清，道不論不明。坐而論道是文化人的主要工作，是傳道的必要和行道的前提。坐而論道者，只嫌其少，不怕其多。 倒有三怕：一怕論利者眾論道者寡，二怕論道者無力將道理說清楚論明白，三怕精英群體不信正道信邪道，熱衷於傳螞之道，授無明之業，增人民之惑。 文化人三大功德，弘正道，辟邪說，正人心。弘正道，以弘揚中道文化為最。辟邪說，以批判兩極主義為主。正人心，以正君心最為重要，其次正官心，其次正民心。 文化人兩大事，一贊肯，二批判。在文化道德領域，是是善善賢賢，贊肯也；非非惡惡賤不肖，辟邪說，批判也。批判有三貴，貴在有理，有據，恰如其分。 有理即合理，合乎中道義理，依據仁本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有據即有真憑實據，思想問題有對方的言論憑據，道德問題有對方的行為憑據，不要虛實靶子，不要憑動機論罪。恰如其分就是中肯。 贊肯和批判有賴於擇法之眼和明辨功夫。古往今來政治性大惡和大惡性政治，都必須藉助正善的名義，否則大不起來，成不了氣候。故明辨正善之真偽，辨其正善是名義性還是實質性，就是文化人的天職。不辨或辨之不明，就是失職。若是顛倒正邪善惡，就是悖理逆天，不僅不配為文化人，而且不配為人！ 欲以文化人，以德化人，有兩個條件：必須高文化較高道德，必須受到相當尊重，擁有相應地位。例如，孔孟能化行千秋萬代，是因為極受後世天下尊重，歷史地位至高無上。但孔孟在春秋戰國所受尊重不足，無權無位，故化不動當時的諸侯和天下。不僅國家天下，就是欲化一家，也須為一家之長或深受家人尊重。 論政治責任，權位和責任成正比，權位越大，責任越重；論文化責任，道德和責任成正比，道德越高，責任越大。政治人有其位須有其德，德不配位，有位無德，必有災殃；文化人有其名須有其言，德不配名，有名無實，必有後患。其中三大惡最不可恕：一是逢君之惡，二是逢民之惡，三是逢兩極主義之惡，其罪最大。 大文化人堪稱蒼生大醫。蒼生大醫這個詞出自孫思邈先生。他說： “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悽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行跡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千金方·大醫精誠篇》） 蒼生大醫就是中道大醫，儒醫。茲時茲世，文化人最需要具備這種儒醫精神。儒醫醫人身之病，儒者則要努力醫人心之病，包括思想、道德、政治和制度之病。 朱學勤說：“一個民族好談文化，尤其好談文化決定製度選擇，不是民眾出了問題，而是這個民族的知識分子出了問題。” 東海曰，恰恰相反，一個民族避談文化，不明主體文化對於制度的決定性作用，甚至信奉落後文化，肯定是這個民族的知識分子出了大問題。一個民族的落後，首先是知識分子落後；知識分子的落後，又源於文化落後。文化不行，一切不行；文化邪惡，一切惡化無止境！ 這個時代最大的問題之一是文化人沒文化，輕則不能承擔文化責任，以文化人；重則反文化反文明，把文化當成逢凶助惡、殃民禍國的思想工具，以文害人。沒文化的表現很多，慨乎言之有三：一、不明文化的真義和力量，思想上自輕自賤，德行上自暴自棄；二、反對三正文化，成了愚昧野蠻分子；三、信奉三非文化，淪為邪教徒和惡知識。
對於文化人來說，被特權階級敵視和被正人君子信奉，同樣光榮。文化人最可悲的是，既不受正人君子推崇，也不被邪惡勢力封殺。那說明其人無足輕重，不配為文化人。這種人即使著作等身，小人而已。誰會在乎小人說些什麼呢。 2021-11-5余東海集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首發於北京之春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80/1122202174929.htm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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