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張宏傑《飢餓的盛世》

中國人有盛世情節。動輒大漢盛唐，康乾盛世。一個自信的政權並不需要自我宣傳壯膽。相反，高唱盛世往往是一些有問題的時代，因為盛世是統治合法性的證明。張宏傑《飢餓的盛世》寫乾隆朝事，以諸多事實表明所謂盛世常常是國富民窮，對當時的民眾，卻一點兒都不覺得好玩。
                 

據統計，數千年中國歷史，盛世不到200年。即使在盛世，人民也食不果腹。據吳賓《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歷代糧食人均占有量，秦漢為985斤，隋唐為988斤，宋代為1457斤，明代為1192斤，而乾隆年間，僅為780斤。一個中等中國農戶一年全部收入不過白銀32兩，而年支出為35兩，辛苦一年，還要負債3兩。同時期的普通英國農戶一年消費後，可剩餘白銀33～44兩。18世紀英國漢普郡農場的一個普通僱工，每日食物是牛奶、麵包、鹹豬肉、奶酪、啤酒、醃豬肉、馬鈴薯、白菜或蘿蔔；星期天，可以吃上鮮豬肉。中國農民的主要食物是粗糧和青菜，肉、蛋、奶幾乎是零。春荒之際，要採摘野菜才能度日。

更缺少的是人的尊嚴。傳統儒家君臣是互動的。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讎。而滿族是奴隸制社會，將數千年以來的君臣關係，變成了主奴關係。大臣對皇帝自稱奴才。“主僕之分，滿洲尤嚴。”經過元代的高壓，明太祖的挫辱，滿清入關的屠殺，中國官僚集團的素質和心態已經大大不同於唐宋時代的士人，他們整體上放棄了人格尊嚴，放棄了社會理想，蛻變成了唯利是圖的奴才。

乾隆朝的大臣，有才華而無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皇帝若明察，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若昏聵，他們就會大肆貪污，盜竊皇帝的家產。當時官員中潔身自愛者與貪污者之比，多達一比九。帝國是一人之天下，官僚集團為皇帝打工，嚴則滯，寬則怠。寬嚴皆誤。

專制體制下的大臣都是揣度上心、投其所好的好手。事實上，他們用在工作上的心思遠遠沒有用在琢磨皇帝好惡上的精力多。積極給皇帝上貢，討皇帝喜歡固然是一個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進貢藉口下，可以大肆向下屬攤派。皇帝為了表示風度，一般不會全收貢品，退回的寶物，可以納入自己的私囊。

英國人在登州府見到平民當知府問話時，立刻跪下來回答，知府安然接受。非常詫異。人民對在大堂上被扒掉褲子當眾打屁股，司空見慣，習以為常。這讓視個人尊嚴和榮譽為生命的英國人無法理解且非常氣憤。他們發現生活在自己國家裡的中國人遠沒有海外中國人那樣活潑自然，也缺乏創造力。他們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更膽小，也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對公眾事務漠不關心。

盛世的一個特徵是對內嚴厲的控制。乾隆時代，一切民眾聚集事件都被視為敵對事件。乾隆規定，嚴禁民間結盟、罷市、聚眾毆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麼“不分首從，即行正法”。嚴厲控制同樣表現在思想和言論上。乾隆借編四庫全書，禁毀圖書一萬三千六百卷、十五萬冊。銷毀版片一百七十餘種、八萬餘塊。銷毀一千萬份明代檔案。乾隆時代大的文字獄就出現了一百三十起。而康熙雍正兩朝才有三十起文字獄。

乾隆之後的中國，一蹶不振，人心淪喪，在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說與乾隆打斷了官員和士人的脊骨相關。

黑格爾認為，人類文化的發展是分階段的。中亞文化代表了人類文化的少年時期，人類文明最早在那裡發源。希臘文化則是青年，表現出生機勃勃的活力。羅馬文化是壯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中國文化是幼年。黑格爾認為，造成中國落後的原因是中國人內在精神的黑暗，中國是一片還沒有被人類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裡，理性與自由的太陽還沒有升起，人還沒有擺脫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狀態。“凡是屬於精神的東西……都離它很遠。” “自殺……和棄嬰，是經常性的，幾乎天天發生，顯示了他們對自己個人的不尊重，在總體上也是對人類不尊重。” “中國人把自己看作是屬於他們家庭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兒女。在家庭之內，他們缺乏人格。在國家之內，他們一樣缺少獨立人格；因為國家內大家長的關係最為顯著，皇帝猶如嚴父。”中國人有國有家但無個人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