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共党首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一个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座谈会，号召中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界的人士勇于创造理论和知识体系，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里的话语权，凸显中国在国际社会参与公共事务的软实力，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造舆论。此后，哲学和社会学界的领导和影响力较大的学者不断做报告和发表讲话和文章，鼓励学者勇于创造理论、思想和知识体系。也有人写文章说，中国学术界已经产生一种理论焦虑。有人表示，在政治哲学界，所有的理论都是欧洲人创造的，而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论坛上几乎看不见中国哲学界和社会科学家的身影。不少人感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缺位已成一个世纪的巨大挑战。

最近，本人看到中国的政治学家郑永年博士发表讲话时，语气很重地表示，中国的学术界有责任创造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其讲话如同催逼同行加速研究理论，为创造中国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体系立新功。如果像郑永年这样的学术界头面人物都不去自己创造理论，不身先士卒，做出表率，其他人一定要做出郑永年博士都不能做出来的奇迹吗？个人认为，催逼是不会有效果的。创造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大多是学者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不用多说，有理论自觉的学者是有的。但是，催逼不会逼出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来。应该顺其自然。

个人认为，中国的学者的智识还不足以创造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我从中国的学者写的书和文章中得到一个基本的印象：独特的内容严重缺乏。内容观点失之独特性就与创造理论相去甚远了。本人注意到，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赵汀阳最近十多年来名声鹊起，还出国与对其天下理论感兴趣的欧洲学者交流。初步看了一些介绍，感觉赵汀阳博士的若干本书似乎在形成一种奇特的政治神学，鼓吹以中国古人（周朝时代的人士）的天下思想重建一个无国界，但也无置身事外者（无外）的一个乌托邦新国际秩序。虽然赵汀阳的哲学造诣很深，而且其哲学思维显示其创造概念的惊人能力，然乌托邦思想体系并非最佳。如果要创造理论还是要以发现为基础，从而提供新知识，从而在创造新知识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历史上的乌托邦思想家如摩尔、康帕内拉、圣西门和傅里叶等人虽进入思想家行列，但后代人阅读其着作者寥寥无几。在政治哲学方面，人们经常读的经典着作的作者包括霍布斯、洛克、卢梭、斯密、黑格尔、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康德等。其原因在于后面的这些哲学家都有一些发现，而非建构乌托邦思想体系。

关键是要搞出一些独特的内容和观点来。独特的内容和观点就是发现。有了发现，写理论就好办。这似乎如同中国高科技领域出现的问题一样，一些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方面似乎也出现卡脖子的现象。由于没有独特的内容和观点，于是无法创造理论，结果，如同2012年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所述，一个国家没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崛起就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