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社会主义与新科学主义意识形态 如果以现有模式走下去，中国社会在思想上很可能走上社会主义与新科学主义结合的意识形态。对二十世纪僵化计划经济的扬弃，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仅存留两个最根本的因素，一党执政与国有或公有企业。一党体制是维护意识形态思想与执政的根本，公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与坚持意识形态的最现实的社会表现，两者互为基础不可或缺。威权体制由于缺乏体制外的制衡，就存在权力腐化与寻租的弊病，强化体制自我管理手段将成为执政党的重中之重，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强化官僚体系与社会经济的管理也必然成为重要手段，而科技的发展与大数据的数据分析无疑对这些需要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技术手段不可能从根本上本质上解决体制与社会问题，但可以缓解社会问题的迫切性与缓解可能产生的社会尖锐对立，就如同科学技术带来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能解决资本生产劳资分配与对立的矛盾，然而缓解了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层根本的矛盾对立，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在高生产率带来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里，从容面对与纾解社会财富分配问题。 由于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大众看得到的经济利益，中国社会已渡过苏联与东欧社会经济危机引发改革，改革导致社会体制坍塌的危机时期，然而社会发展仍然需要相应的社会思想体系作为体制与社会文化的基础。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的局限，经济发展与思想解放也未能使中国发展出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洽合的新理论体系，中国特色与初级阶段不过是隔离原有意识形态教条的防火墙。科学技术知识的开拓与过去的经验积累，无疑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提供了二十世纪不具备的知识与手段，这些科技与社会管理知识与手段带来的成功也必将促使中国社会自然而然走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新科学主义相混合的意识形态，这里说新科学主义是为了区别于旧有的科学主义。科学仅是一门工具，而旧科学主义跨越科学的工具性，将科学当作一门可以超越与主导社会人文思想的意识形态，无疑已跨越自然与社会或物质与精神的边际，也受到批判。而新科学主义仅作为社会与体制管理的辅佐手段，又是如此重要的手段使之成为像意识形态一样重要的社会思想基础，成为体制现行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思想补充。这种社会主义与新科学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是公开的旗帜性的，新科学主义是隐晦的重要的基础性的辅助手段，在不涉及意识形态条件下对社会治理与经济管理具有主导作用的辅助手段。新科学主义作为重要社会管理手段有利于防止过去一切于意识形态为根本的一元思想，避免意识形态教条的思想极端，或减少意识形态脱离社会实际所可能造成的失误。意识形态可以弥补新科学主义社会人文的不足，意识形态如果不能弥补人文的不足，至少也能为科学对社会人文的影响与发展提供相对客观的边际。两者结合成为中国社会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弥补社会思想理论的不足，以科学为社会治理手段回应社会现实需要，也是非常可能的。 无须讳言，中国社会文化有许多不足之处，传统社会文化思想与习俗对现今社会也存在许多负面与深刻的影响，这也是近代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然而只要中国坚持开放国门，信息流通以及国内外不同社会现实与政治体制功效的对比，都无疑为中国政府与社会大众提供一面自省与反思的镜子，这面镜子无疑也补强了官员权力缺乏监督的体制短板，与民主体制的民意监督轮流执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几十年改革开放打下的社会经济基础，使中国能够从容面对变局，而几十年累积的经验使中国能够客观审视各种外部思想意识潮流，重蹈当年苏联被西方舆论牵着鼻子走，最终车毁人亡，这种可能性是极低的。开放国门，坚持对外交流是中国体制与社会健康稳定的重要保障。 政治体制改革犹如驶向未知的新海，充满太多变数，思想理论就是引导具体改革的航标，没有思想理论就失去对所有变数的检测与评估，以及危机处理的机制，这样的改革对社会以及体制精英而言都是非常危险的，以中国现有情势无疑多此一举。保守的社会文化，缺乏体制改革意愿的社会精英群体，社会中产阶层满足于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以及不差于甚至优于大多数所谓民主社会的生活，这些都使中国社会难于自生出具有突破性的社会新思想，而自由派执着于空洞普世价值，满足于对国内问题的批判，却无视海外民主体制困境，也与民意脱节，难于形成社会改革的动力，中国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沿着现有模式走下去，而社会思想体系就是意识形态与新科学主义的混合。也许会有质疑，现有模式能维系多久，以现有全球经济环境与物质生产基础，这种与新科学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只要做好对绝对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隔离，这种混合型意识形态有相当的可持续性。 10.4 第二种情形 走民主之路 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即走西方民主体制轮流执政之路。自由民主，普世价值，是相当一部分社会改革人士或知识分子希望与呼吁的社会改革之路。毫无疑问，这是近代的历史潮流，然而潮流就是真理，就正确吗。社会潮流的本质是什么，潮流是否也有时间性，潮流之所谓潮流不就意味着时间性，受时空的制约，受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这无疑是肯定的。自由民主不仅是工业化与现代社会发轫的基础，更是近代文明的灯塔，其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有着特定的时代与物质环境。二十一世纪的民主体制出现的问题，或确切的说民主已然走向社会民粹，民粹就是民主从社会进步的力量衰败为滋生社会乱源的开始，也是当今民主社会乱象的社会根源。 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民主改革，不论是成功与失败，除个别东亚地区与少数其他地区取的成果，大多数都不如中国的改革成果。撇开官方的意识形态与民主改革的诸多争议，民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表面上是意识形态的价值与理想，本质还是利益，社会大众的利益。需要说明的是，在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大众的的最大利益有着不同的标的，或者说社会个体的切身利益集中表现为具体是社会改革目标，改革的目标也决定改革的手段。在西方工业化初期，由于原始资本积累带来的血汗压榨，不同社会阶层的严重利益对峙，工人群体为追求捍卫自身利益不惜以社会革命作为手段，联合国外革命力量，破坏社会秩序，改造社会，最终迫使社会变革与进步。然而进入二十世纪末叶已降，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与社会法律健全，以及救济机制的建立，社会革命带来的不确定与社会成本有目共睹，革命已失去做为社会进步的充分理由，也不是社会变革的必要手段，维护社会的稳定也成为社会大众的共同利益。社会大众最根本的利益是社会的稳定，没有社会的稳定就不会有大众的利益，对幅员广阔，民族与人口众多的中国更是如此。如前面已分析的民主改革必然带来文化与社会的诸多矛盾，最终导致中国的解体，苏联就是最好的例证。 简而言之，中国并不具备施行民主体制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容许中国社会进行民主改革所需要的平和宽容的外部环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国内外敌对势力就是等待中国掉入民主陷阱的黄雀。自由民主的支持者对这种观点必然嗤之以鼻，不以为然，不同的观点可以交流探讨，无需非达成共同认知不可。《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在书中第十章《在教育的国度》有这样的一段叙述： ‘苏联不可能既实行民主同时又保持统一，因为苏联各民族之间在共享一个共同的公民资格和身份上没有共识。只有在这个国家瓦解为更小的民族实体时，民主才会出现。’ 同样地域辽阔，民族繁杂人口众多，中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共享一个共同的公民资格和身份上是否有共识呢。以中国众多的人口，历史与文化，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答案是否定的。这从中国民族省份及台湾地区即可得出结论，也即是福山《历史的终结》对苏联所的出的结论，同理可以推及中国，即中国不可能既实行民主同时又保持统一，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就是走前苏联的路，也将是自取灭亡之路，也即是说民主体制并不契合中国最大利益，或者说不契合中国追求最大利益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国。前些年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成为话题，似乎也预示着关于中国社会改革存在可为与不可为，或什么路可以走什么路不可以走的思考，而可为与不可为的准则是什么，这个准则的标准不应该是意识形态或普世价值，而应该是中华民族整体的最大利益。 然而不能走并不等于不会走，苏联走向崩解也在人们的臆想之外，威权体制下权力意志由上至下的灌压执行模式，最终决策的权力归于体制顶端，社会的变革方向归于权力顶端，而顶端之下的各个层级仅是执行机器，不具有自主的思想功能与横向互动，或质疑甚至否定上层旨意的思想或意愿，这既是威权体制效率所在，也是致命弱点所在。只要处于威权顶端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体制自我否定的变革，就会走向不归路。中国社会的权力体制同样存在这样的危机，即来自顶端的对体制自我否定的危机，并以此带来的改革，这种改革也必然引发社会群体事件激发广场效应作为社会响应，外部社会压力促使体制施行本质上缺乏思想理论与方向的改革，必然以一人一票的民主体制作为改革的方向，结果是无数只手超控社会的方向，其中也有外国势力无形的手，中国必然走向裂解，最终落入苏联的结局，中国从此成为历史名词。 威权体制存在源自于顶端的病变，而《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认为中国没有解决坏皇帝的问题，似乎民主体制轮流执政是解决坏皇帝的唯一选项，然而将坏皇帝的概念引入现代中国社会，不仅是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也是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误读。坏皇帝无疑可能带来两极端后果，一个是倒行逆施使社会失序，另一个是皇朝颠覆，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原因。历史上中国传统社会皇朝的兴替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伤害，然而皇帝的好坏并不是皇朝兴替的最终原因与本质，社会文化才是皇朝兴替的必然与本质。末代皇帝未必就是坏皇帝，而坏皇帝也未必导致天下大乱以至皇朝崩溃，只要威权体制没有病变解体，就有修复的机会。平息太平天国的清王朝，其存继就在曾国藩的一念之间，‘鼎之轻重，不可问也’，也许不忍苍生受苦，也许自知年老体衰，没命坐大位，作为镇压太平天国的最大军阀，曾国藩不打算造反，其他军阀也自然断了念头，清皇朝也迎来所谓中兴，再活五十年。中国历代皇朝走向灭亡，并非由于坏皇帝，而是社会文化将皇朝体制推向腐败，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宿命。其根本原因是皇朝与社会现实隔绝，权力中枢失去管理社会的功能，社会失序，走向改朝换代。中国历史存在周期性皇朝兴替，坏皇帝不是根本原因，昏庸导致社会失序才是崩溃的原因。而现行体制不存在权利中枢因昏庸而失序的可能性，政府官员逐级而上，其知识以及对社会的了解与旧官僚绝非同日而语，现代社会的资讯与舆论，也不存在权力中枢与社会隔绝的可能。至于不称职与低能，或乾纲独断的政治领袖，任何体制都有可能出现，民主体制亦不例外，而且出现可能性更高，然而民主选举轮流执政无疑具有对政府领导者纠错的机制，避免社会走向崩溃，这无疑是民主体制的优点。威权体制的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应该不是低能的领袖，然而领导改革使国家走向崩溃，是否比坏皇帝还糟。威权体制毫无疑问存在权力不受制约的体制基因，无关中国历史上好坏皇帝的现象，威权体制的权力机制无疑存在产生戈尔巴乔夫式的，来自中枢自杀性改革的可能性，使国家解体。 威权体制下，社会群体事件可能是触发社会激变的突发点，以中国体制与社会文化传统，社会精英与大众跟着权威走的社会文化习性，最终决定权仍然在权力顶端。在中国发生由于权力最高层的对体制的自我否定，从而进行西方民主体制改革，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这种倾向，中国不存在历史上坏皇帝的危机，但存在戈尔巴乔夫自杀式危机，这也许是中国走上苏联不归路的唯一可能性。 改革应避免的托克维尔现象。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如此论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也就是， “革命在苛政较轻的地方发生”、“繁荣加速革命到来”——常被解说成“松动崩溃”。也有称为托克维尔定律或托克维尔困境，定律是必然发生的现象，过于肯定，意味革命必定发生，不符合‘最经常的情况’这一陈述，而困境一词带有贬义，亦不符合思想讨论应该持有不褒不贬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也有称悖论，效应，而现象应该是最妥确的用词。 托克维尔现象如果不是政体改革面临的存在的普遍现象，也应该是积疴日久的政体进行改革常常有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本质是，改革的主导者即使有明确的计划与目标，但缺乏明晰的完整的改革思想理论，以及对社会大众明确的舆论引导，特别是当改革主导群体对改革方向出现分歧，社会舆论混乱，任由社会谣言煽动大众情绪与不安，在改革遇到危机时缺乏危机处理机制或束手无策，至使社会失序，改革失败，社会走向革命，这也是法国大革命前及其后相当历史时期，拿破仑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除外，法国社会常有的现象。完整明晰的思想理论，以及危机处理机制与决心是改革成功的必要准备，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与危机处理也证明这点。 自由民主虽有不足，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标配，却是中国不可行之路，亡国之路。然而视而不见，或得过且过，都是招人诟病的，这也是中国体制遭受西方舆论追打，且还手乏力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思想潮流与政治正确对社会思想的遮蔽与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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