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閉卷判分”是一種自古就有的考場規則，就是考官閱卷評分時，不得知曉考生姓名及背景，它體現了一個社會遴選人材應有的“公平競爭”原則。然而，這種技術層面上“費厄潑賴”的果效曾被大打折扣，這除了文體要求“駢儷八股”，內容只需“死記硬背”之外，後來又有許多優秀人材，或因貫徹“階級路線”、實行“政治審查”之方針，而遭“不宜錄取”，或因以“贊助費”多寡排名次，以“信息員”(告密者)優先考研及錄用公職之規定，而被淘汰，更不用說通過後門關係賄賂舞弊，甚至由領袖、領導直接指定，以求名校錄取的醜聞了。

但我這裡不是談這些，而是要談“思想方法”。

我主張的“閉卷判分”，是指當我們讀一本書或聽一篇演講時，不要關心作者是誰，只問其內容是否講得有道理？如果是“名人”寫的，無論頭銜是教授、院士、洋人、古人、權威、大師、明星、大款、網紅、大嘴，或寫過本好書、是某獎獲得者，還是受到“口誅筆伐”的文人、學者、“右派”、“黑幫”、“走資派”，或只是和自己意見不同、觀點不合而不喜歡的人，那在頭腦里也都將其顯示的社會聲望正負值先行“歸零”，專注看他或她所說的見解是否令人信服？立論有無費解之處？主張是否合乎實際？論述是否“無懈可擊”？自己能不能提出些好問題？等等，然後再參考歷史環境、比較社會輿論，從全局做出綜合與判斷。

這樣做的好處是：

一、保持“獨立思考”，防止頭腦被作者的名聲先就“跑了一趟馬，踏得一塌糊塗了。”^[1]或者，一看姓名便先生反感，“人云亦云”地帶著成見與敵意去閱讀，甚至唯恐“中毒”，乾脆拒聽拒看。

二、以免萌生邪念，先去做“人肉搜索”，查他個現行、私生活和祖宗三代掉底，然後“施用思想以外的工具”^[2]於思想之爭。

當然，現實世界不全是考場，閱讀不可能都行“閉卷”，而我對“名人”的言論也不免俗，總會多加些關注，但在理智上，我力圖把“名聲”，無論其好壞，均視作“噪音”濾去，儘量不使自己的判斷受干擾。“閉卷判分”憑的是思考和智慧，引的是事實和論據，講的是理由和邏輯，做的是歸納和演繹；而“開卷答辯”，若是得罪了“名人”或辯護了“罪人”，有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因為“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3]更何況在專制獨裁的時代，“千萬無賴之尤”慣於“見異己者興，必藉眾以陵寡，託言眾治，壓制乃尤烈於暴君”^[4]。

以下不避嫌疑，舉幾個“閉卷判分、名人歸零”之先例。

一、1964年夏“人民文學”雜誌收到了一份題為《進軍號角》的稿件。那是一首長篇的政治抒情詩，有着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未來派的風格。詩稿批判了西方沒落的藝術，同時也批評了國內政治上的官僚主義體系，主張藝術必須走出一條新路；作者也寫了毛澤東，但沒有從感恩的角度來寫，而是試圖從一個人、一個詩人的角度來讚頌一個質樸的人。

這份稿件在編輯部里引起了爭議。以往，每當編輯們對稿件拿不定主意時，便按常規向有關領導請示。這次便一直送到了時任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的邵荃麟那裡，因為“人民文學”是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刊物。邵荃麟很快就對這位無名小輩的詩稿破格作了簽發，決定在下一期雜誌全文發表。於是，雜誌的編輯雷奔立刻約見了作者張郎郎，讓他對一些小錯作了修改。當雷編輯知道他是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美術理論系一年級學生，只有20歲，頗為感慨。畢竟，“人民文學”是一份在全國影響重大的一流文學刊物啊！^[5]

邵荃麟簽發這篇有些“離經叛道”意味的、小人物的詩稿時，和“人民文學”的編輯們一樣，並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作者的身世背景，他們只是從作品本身來判斷它的價值。

二、還是邵荃麟。1944年在重慶，他曾這樣熱情地推薦了年僅22歲的青年作家路翎的成名小說《飢餓的郭素娥》：

“當我初讀了幾章之後，非常吃驚。路翎的名字在讀者中間還是比較陌生的。我所知道的，他是一個二十幾歲，連中學都不曾讀完的青年，但是這本書裡卻充滿着一種那麼強烈的生命力！一種人類靈魂里的呼聲，這種呼聲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卻叫出了多世紀來在舊傳統磨難下底中國人的痛苦、苦悶與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覺醒的最初過程。

……

作者所使用的言語，有時似乎太冗瑣一點，有些地方因為着色太濃，反而看不清楚。然而我們卻也在這裡看出作者寫作時心境的沉重，不是那種以飄然的態度寫出來的東西。總之，這是一本不允許我們隨意翻翻當作消遣的書。我祈求讀者們鄭重地來讀這一本書──一本好書。”^[6]

儘管那時他與胡風的文藝思想已有了分歧和爭論，對於當時有“胡風派”之稱的路翎，邵荃麟仍能夠不“因人廢言”、不“因人廢書”，這是一種何等的胸懷！這裡他實踐了他自己關於文藝批評的原則：

“向來一般批評家往往是先研究一個作家的思想，然後根據他的結論去分析作品，而馬克思主義者總是先分析作品的內容，然後指出他的思想的正確與錯誤以及發掘它的根源──這是一個重要的區別。”^[7]

1953年邵荃麟出任“人民文學”主編，那時報紙上已有文章批評胡風的文藝思想了。但據編輯塗光群回憶^[8]，胡風寫了歌頌志願軍的文章《肉體殘廢了，心沒有殘廢》，又寫了歌頌祖國的詩《睡了的村莊這樣說》，荃麟均予在“人民文學”上發表。還有胡風派的有才華的作家路翎，到抗美援朝前線深入生活，接連寫出了一些短篇小說和散文：《從歌聲和鮮花想起的》、《初雪》、《記李家福同志》、《窪地上的“戰役”》、《戰士的心》等等。荃麟把這些作品安排在“人民文學”較顯著的地位上，有時是頭條，且私下裡對巴金也稱讚過路翎的小說。這是因為邵荃麟認為，“胡風和其它一些人的文藝思想，錯誤歸錯誤，但他們寫了好的作品還是應當受到鼓勵，還是應該發表，這應該區別開來。”

“胡風骨幹分子”綠原曾感慨道：“除了邵荃麟之於胡風，似乎很少人不受成見的干擾。”^[9]

顯然，邵荃麟是一位沒有宗派或門戶之見的文學評論家。(他與胡風的詳細關係，可參見綜述《邵荃麟和胡風》^[10])

發表作品，不看姓名背景、不看他人臉色，只看文章本身的水準和價值，這就叫作“閉卷判分”。

三、再舉一個國外的例子^[11]。

1936年6月1日，美國“物理評論”雜誌編輯部收到由愛因斯坦和他的助手羅森署名的論文，標題為《引力波存在嗎？》，聲稱證明了引力波並不存在。這個結論引起了編輯，明尼蘇達大學教授泰特(John T. Tate)，的注意，因為當時引力波已成為物理學界普遍接受的理論予言，儘管尚未有實驗支持。為慎重起見，7月6日泰特決定把該論文送交匿名同行審閱。

審稿者於7月17日送回泰特一份長達十頁的評論報告，其中指出論文中的主要錯誤在於：作者在概念上把可以用數學變換處理的座標奇點與真實的物理奇點混同了起來。泰特旋於7月23日將稿件及該匿名評論報告一起退還給愛因斯坦。在致愛因斯坦的信中，泰特溫和地要求他回應審稿人的意見和批評。

但從未遭受過退稿的愛因斯坦卻勃然大怒，7月27日他用德文回信給泰特說，我和羅森“沒有授權你在文章發表之前拿給專家們看。我也沒有理由來談論你那位匿名專家無論如何都是錯誤的評論。因此，我寧願在別處發表這篇論文。”

7月30日泰特回信表示對愛因斯坦的撤稿感到遺憾，同時又堅定地表明“如果作者不同意將論文在發表之前交給編委會審閱，我就無法在‘物理評論’上刊發它。”

不到半年之後，1937年1月，費城的“富蘭克林研究所雜誌”發表了愛因斯坦和羅森的那篇論文，但題目已改為《論引力波》，且結論反倒是肯定引力波的存在了。這其中變化的原因是什麼呢？

原來，1936年下旬，相對論專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伯遜(Howard P. Robertson)結識了愛因斯坦的新助手英菲爾德(Leopold Infeld)，當他們談起愛 因斯坦關於引力波不存在的“證明”時，羅伯遜坦言他不相信愛因斯坦的結果。英菲爾德即刻把羅伯遜發現的錯誤轉告了愛因斯坦，愛因斯坦表示他也意識到轉投的那份稿件中有錯。但只是在聽說羅伯遜指出可以用座標變換來處理數學奇點之後，愛因斯坦才找到了引力場方程嚴格的圓柱波解，結果反而證明引力波存在之可能。

因此，1936年11月13日愛因斯坦連忙寫信給富蘭克林研究所，承認提交的論文有誤，要做重大修改。在最後發表的文本中又加注感謝“我的同事羅伯遜教授在澄清原來錯誤上給予的協助。”

其實，早在1925年奧地利的物理學家貝克(Guido Beck)就已求解了引力波 的圓柱解，但鮮為人知；而那位匿名審稿人也只提到1926年有兩位英國數學家關於度規係數中奇點的討論，可惜自負的愛因斯坦沒有去查找這些先前有關的工作，否則他們會更早些求得對自己困惑的解答。

六十九年之後的2005年，“物理評論”公開了早年稿件處理檔案，此時人們才發現，當年曾被愛因斯坦不屑一顧的那位匿名審稿人，原來就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羅伯遜教授。羅伯遜教授的敏銳與見解令人欽佩，而他遵循學術界“匿名審稿”的規則，至終也沒有向外界吹噓過自己給愛因斯坦指謬的“榮耀”，更是為人稱道；但是，如果沒有泰特教授的豐厚學識與堅持原則，同樣也就沒有愛因斯坦後來的光輝。2015年9月14日，人類首次探測到來自宇宙深空的引力波。

泰特教授當年把論文送交匿名同行評閱，顯然不是刻板地照章辦事，因為，在此之前，他對於愛因斯坦的兩篇論文，即質疑量子力學完備性的《愛因斯坦─波多爾斯基─羅森(EPR)佯謬》和關於宇宙蟲洞的《愛因斯坦─羅森橋》的論文，都是未經同行審閱便直接予以發表的。由於論文並無明顯錯誤，又有名人挑戰傳統的新意，編輯部沒有必要扣壓送審。儘管這兩篇後來成為對愛因斯坦最有爭議的文章，結果卻大大推動了量子物理和宇宙論的研究。

泰特教授這樣做，並不是沒有代價的，愛因斯坦從此再也沒有給“物理評論”投過稿件。雜誌失去了物理學界最負盛名的一位作者，然而，執業界牛耳的“物理評論”水準和聲譽不減反增。

發表論文，不拘諾獎頭銜、不懼權威脾氣，只看新論文本身的水準和價值，這就叫作“名人歸零”。

學術文章有不同的觀點，並不必須要與編輯或名人的看法一致，雜誌應是一個爭議的平台，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據”、“言之有理”，就應可以發表，否則很難創新。理科尚且如此，文科更不應例外，因為判斷後者的是非正誤標準，相對而言，比較模糊，實踐檢驗的周期也比較長，要鼓勵爭鳴才好。

即使發表的文章有錯，那又何妨？英菲爾德主筆寫作與愛因斯坦聯名的通俗讀物《物理學的進化》時，曾對愛氏說：“我要特別地小心，因為您的名字將會出現在封面。”愛因斯坦大笑地回答：“你不必如此關注這一點，在我名下也有過不正確的論文啊。”權威尚且有錯，且能知錯改錯，何況余等後生？世上又豈有“句句是真理”之人與之理耶！若是顧忌批評名人會使名人之聲譽與形象有損，或“影響不好”，便“不宜發表”，那就十分愚蠢了。

然而，與“閉卷判分、名人歸零”之精神相反的，卻是“追星捧月、抱團取暖”的習俗。即，只要是派內的“星星”和“月亮”，無論說什麼話，寫什麼書，都彼此點讚叫好，“大力推薦”；而圈外人的批評、異議和質疑，則被歸為“異類”、“體制內”，被罵作“腦殘智障”、“頑固不化”，甚至遷怒於“編輯讓這樣的文章發表，也屬無知！”或者，乾脆“置之不理”，用“輕蔑”叫你自行“悶死”去。要開個什麼“文革研討會”呢，主持的“清規戒律”也甚多，像是不准談“路線鬥爭”和“回歸新民主主義”，不准談劉少奇和馬克思，也不准談林彪，……，與會者只能談主持們認可的內容和看法。據說是“因為觀點不同會引起爭議”，“要談到會後去談！”看來，“研討”並不是會議主持者的目的，會議嘛，還是要開成像“九大”那樣的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何等光彩！──面孔換了一副，頭腦還停留在文革之中。

早在1941年，邵荃麟曾這樣寫道：

“在學術的論爭上，對己必須具有嚴謹堅決的立場，對人則採取寬大誠懇的態度。是非之爭，不要絲毫混淆，但無意識的謾罵或無謂的人身攻擊，則必須戒避；而採取學術論爭以外的手段來排斥對方，尤所不許。對於對方的理論觀點，必須明白了解，勿故意曲解，對自己的錯誤，必須勇敢接受，勿逞強辯，然後始能發揚學術論辯之真正精神。”^[2]

這些話即使在今天讀來，對我們也還是有啟示的。

歸根結底，所有那些妨礙“學術研究”、打壓“獨立思考”的行徑，也可以說是承傳了祖上 “宗派文化”和 “名人崇拜”之惡習。

“所謂宗派主義(Sectarism)”，邵荃麟寫道，“乃是指對於異我者的領袖與群眾加以拒絕與歧視。”1936年8月他參與文壇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時，撰文明確支持魯迅先生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同時亦感嘆由於“統一戰線”的內鬥：“結果在歷史上遺留下許多悲劇，甚至還阻礙了歷史的進展。”他看出“中國文人向來有這種脾氣，看見和自己意見不同的文章，便認為沒有價值，阻止它有發表機會，而不肯去虛心檢查究竟錯誤屬於哪方。甚至固執成見，不肯接受批評。”“在中國文學界中，我們一定會碰到許多這樣的事情，因為宗派主義的觀念是中國文人腦子中一種很深的傳統觀念。小資產階級的自尊心與個人主義的意識必然會使統一戰線內產生許多麻煩的糾紛。”^[12]

而“名人崇拜”在文革期間更是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偉大領袖”一揮手，千萬“紅衛兵”和“造反派”便捶胸頓足、義憤填膺地去打倒“走資派”、“誓死捍衛‘心中的紅太陽’！”、“社會主義就是好！就是好！！”……，──毫無獨立思考與分辨能力。

“麻木且冷漠的民眾是專制的土壤”(黑格爾)，愚昧又狂熱的群氓乃獨裁之台柱。

因此，以上所述，就不只是限於個人“思想方法”的問題，而是可能會衍生遷延成為嚴重的“社會文化”之弊病。倘若學界無此精神，圈內人物處事講究圓滑含蓄，一味地打躬作揖，你好我好，那學術研究不要說趕上西方創新先進，恐怕就是連民國時期的水準都遠不如了。

寫於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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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魯迅，《讀幾本書》，“花邊文學”，1933年5月14日。

[2]邵荃麟，《我們對於現階段文化建設的意見》，原載1941年8月“文化雜誌”創刊號；後收入《邵荃麟評論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冊，24頁及26頁。亦見小鷹，《邵荃麟和胡風》，http://www.azcolabs.com/bd_ql&hf.html。

[3]魯迅，《這個與那個》，“華蓋集”，1925年12月20日。

[4]魯迅，《文化偏至論》，“墳”，1907年。

[5]小鷹，《由邵荃麟1964年破格簽發的一份詩稿說起》，http://www.azcolabs.com/jnhy_xy_poem.html。

[6]邵荃麟，《飢餓的郭素娥》，原載1944年“青年文藝”，第1卷第6期；後收入《邵荃麟評論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下冊，496頁。

[7]邵荃麟，《論馬恩的文藝批評》，原載1948年9月“大眾文藝叢刊”第4輯；後收入《邵荃麟評論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冊，196頁。

[8]塗光群，《回憶邵荃麟》，原載《五十年文壇親歷記》(下)，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後收入《邵荃麟百年紀念集》，文化藝術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262頁。

[9]綠原，《胡風和我》，載《枝蔓叢叢的回憶》，主編：季羨林，執行主編：牛漢、鄧九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205頁。選自《我與胡風》，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小鷹，《邵荃麟和胡風》，http://www.azcolabs.com/bd_ql&hf.html。

[11]Daniel Kennefick，《Einstein Versus the Physical Review》，Physics Today，vol. 58，no. 9，p. 43，2005。

[12]邵荃麟，《對於運用文學上統一戰線應有的認識》，1936年8月7日，原載1936年10月“人民文學”創刊號；後收入《邵荃麟評論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冊，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