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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保证党的领导(共产党的生存是第一要紧的)，保证国家的利益，不一定以人民的利益为准。我认为专家还是有发言权的，清零的出现与中国的卫生领域专家的建议密切相关，政府不可能闭门造车。另一方面，民众基础十分坚固，所以清零是得到全面拥护的。同理文革的发动和灾难的蔓延，有着极强的民众基础。中国人比较服从，没有自己思考的盲目滴服从。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来自党中央的伟大指示，照收无误，坚决执行。这也是我最近和许多国内朋友电话联系时得到的综合印象。

清零政策有肥沃的土壤，在中国是几乎没有反对意见滴，即民意赞同。许多我的仅仅只有高中文化的统靴情愿自己受苦受难，亦不愿意让新官到处招摇撞骗。他们美其名曰：“为人进出的们紧锁着，为新官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嚷，爬出来呀给你自由。”但是统靴们都说为了政府不难看，也为了活命，我们不会爬出来。

20年的四月份，中国一片哀嚎声音，认为政府的政策失误，病例达到8万人，死亡三千人。简直不得了了，天好像塌下来了。对于政府和专家的批评十分严重，认为钢性的方式不可能干好事。但是中国人们没有想到半年之后美国欧洲远远的超过中国的疫情。因此，中国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再次成为热点，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讨论。

通过最近张文宏等等专家的意见，我认为中国有缓慢滴开放可能。张文宏一月十五日表示，“我依然对今年年底结束新冠大流行抱有很大的信心。今后半年，输入性风险应该还是非常高。”他还声明：Omicron的重症下降，但毒性不可忽略。“美国病死率是0.24%，“比常态季节性流感的0.1%高出2.4倍，因此我们不能忽略它”。但是他还是比较乐观滴预测“这是最后一个‘寒冬’。明年的春节将不再寒冷。”

但是不同于疫情初期，现在全世界已经全面沦陷。目前严格的丰城办法还是不足取的，西方尽管也有丰城的，但是人家是局部滴，暂时滴，人性滴。这是问题的实质。希望中国领导人以后还是适当滴考虑人民的生命健康的同时，考虑经济损失和心理健康。既然号称民主国家，就要考虑一些人权的作用和意义，同时给民众以正确准确的信息。

台湾的宋国诚在《 “清零”，清不了病毒却清除了人性》说，西安封城逼近了人们生理忍受的底线。为了保住乌纱帽，地方政府祭出反人权、反人性、反人道。

西方依赖广泛而有效的疫苗接种，与病毒进行“滚动式对抗”。西方国家绝不轻言封城，顶多只是小规模区域性的短期“封区”。在西方国家，防疫叫“治理”，在中国叫“管控”，中国人与其说恐惧病毒，不如说害怕管控。“清零”实际上是“清人”，也叫“求救无门”，它清除不了病毒，却清除了人性。

《两岸00世代年轻人的世界观差在哪？》顾尔德引述中国外交关系学者阎学通的话说，中国“00后”用两分法认识世界，认为“好的价值观都是中国的，坏的都是外国的”，把“西方”视为邪恶的代名词。年轻学生和网红们以爱国之名的“狭隘民族主义”。

中国00后和台、港同世代的年轻人间存在一条裂痕，中国00后会疑惑：“祖国既强又富、又在上升中，你们为什麽要和我分离？”不论是对岸的00后或台湾的00世代，在政治议题上都会盲目著迷于一些意见领袖或政治权威，所谓民粹风潮也得利于此。

北京一例感染Omicron本土确诊者后，加强出入管制，除了进返京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22日起至3月底，人员抵京后72小时内需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根据“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发布，提早发现和管控疫情风险，调整外地进入北京的措施。

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科王真说，北京新增病例的病毒具体来源还不清楚，要等待疫调结果。确诊病例行动轨迹所有风险点的核酸检测都已完成，除病例及其居住、办公环境检出阳性外，其馀均为阴性。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进行精准、详细的疫调。

去年四月份中国文章讨论了专家的作用(ZT如下)：

问：中国的医疗卫生专家在政府决策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答：新冠肺炎疫情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疫情的应对与处置，必须具备专业的医疗卫生知识。中国医疗卫生专家基于对新冠肺炎的专业研究，为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的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支持。比较典型的政策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定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风险，明确新冠肺炎的传染病归类。2019年12月底，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以后，国家卫生健康委于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8日先后派出两批专家组赴武汉调查，并于1月8日初步确认新冠病毒为疫情病原。随着疫情扩散，1月中旬，国家卫生健康委派出第三批专家组，以钟南山为首的高级别专家组在调查以后正式确定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特性，成为整个疫情防控的转折点。在此基础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将新冠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为疫情防控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最坚实的专业支撑。

第二，基于对疫情特点及其扩散风险的判断，提出严格管控、集中救治的政策建议。李兰娟院士在1月22日提出，“基于疫情状况，武汉必须马上封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中国政府很快做出决策，从1月23日10点开始，武汉实施“封城”。王辰院士在看到武汉医院高负荷运转，轻症患者和疑似病人居家隔离导致家庭聚集性感染等问题以后，提出建立“方舱医院”，对患者应收尽收。该建议随后被政府采纳，48小时后，首批3座“方舱医院”开舱。

第三，根据国内外疫情发展新态势，协助制定“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近期，在中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其他国家疫情形势日趋严重的背景下，专家积极建言献策，中国政府制定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同时积极组织复工复产，恢复经济社会活力。

从中国疫情防控经验来看，专家参与了疫情防控的整个过程，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专业支撑。李克强总理1月20日在听取专家意见后，专门向参会专家致谢：“专家提供的专业咨询意见，对我们如何科学决策非常重要。”目前，随着疫情在多个国家大规模暴发，中国专家又致力于向世界各国介绍和分享中国的抗疫经验，希望为世界的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提供更多的专业支持。

关于刚性政策的利弊也有冗长的讨论，现在ZT一点如下。

举国致之，举国制之。你是如何看这次疫情应对措施的？它是不是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但却没有，是不是和举国体制有关系？

肺炎疫情的发展过程，确实暴露出体制上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宏观层次上反省这些问题，更好地改进应对危机的组织过程。

中国的举国体制是以官僚体制为组织基础的。这里所说的官僚体制是一个中性概念，就是指层级分明的组织制度，中国和其他各国包括西方的政府都是类似的组织体制。所有的官僚体制都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如等级制度、包括上传下达、汇报请示的规定，信息传递渠道等等。这些方面都会产生一些问题，这是官僚体制的共性问题，文献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就谈谈中国官僚体制这些年来的一些新趋势。

第一，官僚体制变得越来越刚性。所谓刚性，就是说在强大政治压力下，规章制度、条条框框越来越多；体现在行为上，就是官员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凡事要请示汇报，自主能动性比以前有了很大约束。大家谈到的形式主义、痕迹主义就是这个趋势的行为体现。这些年来体制越来越刚性，政府官员在判断和决策上的约束和顾虑重重，这是大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对疫情的判断，信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做决定等，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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