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这个星期就满九十三岁了,他喜欢虚一岁,就说九十四了。
九十四岁的老爸突然糊涂了。上周打电话时,第一次没有再三强调,要我出门戴口罩,而是很突兀地开口向我要钱。我惊了一下,我爸从来没有这样过。我警了个觉,立马找人给他送了六千块,没多给。可是他转身跟我弟说是六万,要我弟帮他数钱,两个人怎么数也数不够六万。
我可怜的老爸,潜意识里可能觉得我会给他六万。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反对我给他钱,因为他会把钱到处乱塞,找不着时,又兴师动众地发动群众帮他找。
昨天晚上又视频的时候,发现我爸情况急转直下。居然骄傲地显摆,他能记住我的名字,然后就连名带姓地连喊了我几遍。喊得我心里一阵阵发慌,意识到我爸和我之间,突然竖起了一道墙,把我爸和我,隔在了墙的两边。
我爸,再也不能和我正常对话了。
去年四月我妈走后,我爸谁也不想跟,就雇了保姆单独过日子。出门散步时,令保姆走在十步之遥,不想承认自己已经混到了需要人照顾的地步。英明神武一辈子的老父亲,居然也有了令人尴尬的这一天。
在这之前,我爸一直是威严的一家之主。
我家祖上是做生意的。我爷爷开饭店,开到县城。因为生了三个儿子,家里多盖了几间瓦房,没怎么置地。也得亏没置,土改时划成份没划高。爷爷厨艺应该不错,当地乡亲的红白喜事都请他。他会把茄子裹上面,油炸了冒充鱼,用一粒眉豆籽儿当鱼眼,蒙住了不少人。
我奶奶早逝,爷爷后来没再娶,自己养大了三个儿子。爷爷活到84岁,最后的几年有时候来和我们一起住。记得他长长的白胡子飘在胸前,体格庞大,气度不凡,拄一根拐杖平衡身体。印象最深的是,主持红白喜事无数的他,总做梦安排自己的丧宴,大声喊出来,“客人来了,赶紧上菜,先上素的”。有一回我和我妈在剥花生,呼呼啦啦响。爷爷在午睡,突然醒来,问我妈为什么磕那么多鸡蛋,丧宴用不了那么多,浪费了。原来爷爷误把剥花生的声音当成磕鸡蛋了。后来爷爷的葬礼很隆重,也没出什么差错,他老人家白操心了。
爷爷的三个儿子中,我父亲为长。爷爷供他念书念到初中,写一手好字。爷爷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对长子寄希望挺大,送父亲去学门手艺。好像是鞋店学做鞋。学徒生活比较苦,起早贪黑干活没工钱。年底发一双鞋和割一根裤腰带。父亲就穿着新鞋,黑棉袄外面捆上新腰带,顶着寒风,走一天的路回家过年。学徒三年后,父亲没有选择做鞋匠,而是参了军。开始应该是国军,后来改参解放军。父亲对参过国军这件事比较忌讳,从来不提,所以我也无从得知他参的是哪一方面军。
父亲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期,应该是解放南京后,留下来到南京电台做军代表。那年代初中生应该算是知识分子。可是父亲过不惯南方生活,就放下仕途回了北方家乡,从此改变了自己和我们全家人的生命轨迹。
父亲参过国军的事情,应该对他后来影响挺大,加上脾气倔犟,一直不得以重用。但是挨整最严重的,是另一个案件,关了他整整两年。当时父亲所在的机关已经下放干校,也就是劳改农场。父亲没跟着大部队,而是想办法到了系统下属的一个工厂。这就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下面的人整人特别狠,严刑拷打,以打人为乐,好像人性中的恶,全部释放了出来。父亲吃了不少苦,差点送命。我偷偷看过他写的材料,说专案组的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折磨他。有时候把他的四肢分开,各捆上绳子,平行着吊起来打他,还管这叫“飞燕”。整整两年,父亲命悬一线,每天都徘徊在生死之间。最后平反时文件上说,压根儿就是冤假错案,涉案的所有人,都是因为扛不住严刑拷打而屈打成招。抄家的情景我还有记忆。来了一群壮汉,仔细搜查,连一片纸都不放过。翻我的东西时我只会哭,只有姐姐敢大声喊,那是我的东西!
那两年,家里派我每个月去领父亲的工资。姐姐刚上初中,就被下放农场。弟弟们还小,我成了唯一能帮母亲的人。我那时候刚学会骑自行车,脚还够不着脚蹬,有一部分是虚着踩。我妈怕我坐公交车人多丢了钱,就让我骑车去。工厂离我家很远,我骑到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中午了。我爸算好时间,先请人买好我爱吃的大米饭红烧肉。我到了之后,被安排在传达室旁边的亭子里。没心没肺的我,又饿又累,先扑上去吃我爸给我买的红烧肉。这时,我爸会假借上厕所,远远地隔着一片空地,从我前面走过。假装无意转头看我一眼,有人押着,不能说话。
我爸的手受过伤,走路胳膊甩不开,身体前倾,我隔老远能认出来。我远远地看着我爸,从他出现,到渐渐走远,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眼泪一直往碗里流,哽咽得咽不下饭。
回来的路上,我怀里揣着全家人一个月的粮草,心酸腿酸地拼命骑车。小小的年纪,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悲伤,继续流着泪。终于骑到了家门口,原来最喜欢的亭亭如盖的梧桐大道,变得灰暗狰狞,像一个张开了大口的狮子,要将我连车吞下。花一个月时间渐渐淡忘的伤口,每月一次地这样被揭开。 到家后,我会向母亲描述我所看到的父亲的情况,比如腿瘸不瘸,走路有没有摔倒。厂里有一位李姓叔叔,有时候晚上跑到我家通风报信,我们才会得知父亲是否还活着。我和父亲的亲近感应该是那时候建立的。后来这些年,我母亲听力越来越差,又不喜欢戴助听器,打电话时我只能和父亲交谈。对父亲的要求,我从来都不会违逆,眼前总能浮现出,父亲当年假装路过时看我的眼神。
父亲后来得了一个什么奖章,拍了照片发给我。说他差点丢了性命的事业,总算没有忘记他。想到他所有的战友都已离世,留在南京的死得最早。父亲说,活着是硬道理,活着才能领奖章。
父亲年轻时相貌堂堂,两个儿子都没有长过他。孙辈还行,我侄子身高一米八八,先是个运动员后来教练员。每逢比赛,父亲早早守在电视机前,算是捞回来一点面子。
我母亲是个简单快乐的人。脾气很急,不喜欢我们几个子女磨叽。她自己一辈子走路脚下生风,呼呼地走得特别快。我小时候跟我妈出门儿,她手里抱着弟弟,让我牵着她的衣角,我一路狂奔也跟不上我妈。我妈生养我们姊妹四人,跟着我爸也经历过沟沟坎坎,但依然保持善良纯粹,从不算计。小时候有讨饭的上门,我妈总差我搬凳子递饭,让人家坐下来吃。她还出来问,要不要酱油。记得家里常有穷亲戚来,母亲总是尽力招待,毫不嫌弃。有位远房亲戚来治病,住在家里,不好意思上桌吃饭。母亲安慰人家说“没事儿,你那病不传染”。
记得一位亲戚会算命,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对我妈说,“你家这丫头将来会发达”。我妈瞥了一眼瘦瘦弱弱的我,啥也没说。我当时小小的年纪备受鼓舞,暗暗发誓,将来一定发达一个给我妈看看,虽然并不明白发达是啥意思。
我到底还是没有混发达,只是混到了美国,就请父母过来看看。
第一次来的时候,刚从机场出来,父亲指着路边的草地,问是什么庄稼。我答不是庄稼是草。父亲说,可惜了这良田。看到家家户户车停在外面,父亲又感叹治安好,没人偷车。我儿子那时刚上小学,解释说,每家车库只能停两辆车,偷回家没地方停。我妈则说,难为我女儿了,自己得学会开车。
这祖孙三个人对车的讨论,让我在车里忍俊不禁。
父母在家里没事儿就打麻将,儿子偷偷学会了,还会算牌。有时候我下班回家,看到这老老小小祖孙三人,在太阳房里打麻将,嘀嘀咕咕争着出牌。就心满意足地坐下来,远远地看一会儿,并不打扰他们。
这三个人,是生我的人和我生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的亲人,此刻都聚在了我的羽翼下。暖暖的亲情,随着他们认真讨论出牌的声音蔓延过来,紧紧包被着我。人生在世,夫复何求?
我带父母去华府参观了白宫。那时候的白宫还比较好进。他们在白宫里很自豪地走了一圈儿。我赶紧买了一套白宫纪念品送给父母。可是临到回国,父亲拒绝带走,说是怕下次运动来了,会说他里通外国,为此挨整。可怜我的老父亲,一辈子挨整被整怕了,那种恐惧,已经渗到了血液里。
昨天打完视频电话,我一个人坐在衣帽间,任自己信马由缰地发了一会儿呆。和父亲在一起的情景,像电影片段一样,一个个从眼前闪过。怎么也不能接受我爸已经糊涂了的事实。我爸每年两次体检,各项指标都好。一直眼不花耳不聋,脑子很清醒。我们姊妹四个曾经开玩笑说,咱们自己得多保重,省得将来老了给老爸添麻烦。
可是,现在我很清醒地意识到,有父母牵挂的岁月,已经正式结束了,转眼到了生离死别的时刻。我的父亲,被历史的长河裹挟着,跌跌撞撞走完了他的人生路,正在渐渐离我远去。
还在岁月的路程里跋涉的我,也得趁着自己还清醒,写下对父母的完整记忆。
也留给我那看不懂中文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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