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作家、评论家 黄文雄（摘自《酱缸震盪》日文版序）：
　　柏杨着《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可以说是战后半世纪来，对所有的中国人最具影响力、也是最受争论的一本书。对中国人强烈的影响力可能是来自本书内容的衝击性，并不是来自专家学者平澹无味的高论卓说，而是来自平实而直言不讳的内容，句句击中所有中国人的禁忌与要害。

因而给经常以过去数千年来光辉灿烂的历史而自傲，「以中国人为荣」的中国人，带来巨大的震撼，也给正在发高烧的病夫（东亚的）泼了一盆冷水。这本书正有如春雷，虽然尚未带来中国大地的春天，却使一直在冬眠状态中的酱缸蛆产生了惊蛰现象。中国自孔丘先生的「述而不作」，历经「定于一尊」、「师承」，以及明、清「八股」之兴以来，汉字文明圈的本家，已日渐丧失了汉语的造语力。可是，有如柏杨着述的爱读者所知，在柏杨先生的半生中，诸如「酱缸文化」、「酱缸蛆」、「砍杀尔」、「叁作牌」……等等不断的创出新语彙，使已失去造语力，而日渐形成文化沙漠的中国文坛，吹进春风，润泽了密不通风的中国文化沙漠，等待将来或者能成为绿洲，甚至百花齐放，其贡献甚着。
　　综观柏杨先生丰富造语力的根源，不但是来自拒绝「师承」的传统，也来自为了追求表现的自由所产生的反权势的反骨精神，这一点是我特别想要提起而强调的。
　　自「大力水手」事件以来，若以台湾流行歌曲的歌词来讲，柏杨「伊是历尽沧桑、食过苦楚的人」，日语称之为「看过地狱回来的人」，所以观点精锐、视野辽阔。特别是对人世间的观察力、理解力，所描画出来的、所论述的「中国人」，并非只靠舞文弄笔学者专家所能比肩的，因此更觉得珍贵。
　　《丑陋的中国人》自问市后，不但在华人的社会，引起了风起云涌的争论，至今馀烬未熄。译成日语后，也引起了日本人普遍的爱读与莫大的关注。比如「中国人的仁义道德都在书上」等等肺腑之言，也成为日本文化界时常乐道的「柏杨语录」。

◆诗人、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向阳（摘自《柏杨的思想与文学》）：
　　一九八五年，《丑陋的中国人》成书，引起海峡两岸震撼，以及东瀛日本的注目，正在于柏杨的「酱缸文化」批判指出了中国人民族性的深层结构，不仅来自统治者的宰制，也来自被统治的人民的这些权势崇拜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魔术和诈欺、殭尸迷恋、窝裡斗，和稀泥、澹漠冷酷忌猜残忍、虚骄恍惚等等文化习性的难以革除。
　　

柏杨提出「酱缸」这个概念符号之下，它的符徵（signifier）指的是具体的酱缸这样的形象（酱汁的容易保藏，经久不坏，及其发酵生霉酱味），符指（signified）则指涉了两个心理概念：

一是指涉「儒家道统」﹝道德与政治双重威权结合的政治意识型态符号﹞，

二是指涉「民族性格」（封建意识与士大夫意识溷杂纠结的中国人性格）。道统由上而下，是强制性的意识型态国家机器运转的结果；民性则由下而上，是中国人在儒家文化霸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出来的结果。这两者，且又弔诡地互为影响，一方面，儒家道统在两千年的政治控制下，一脉相传，宰制了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形成积累；一方面， 两千年生活出来的民族性格，也相濡相习，成为常识，回过头去持续强化并支撑儒家道统的宰制。「酱缸」于是成为柏杨所要表意（signification）的中国统治神话学的代名词，牢不可破，并不断发酵生霉，使中国人的社会终于成为「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浑沌社会」。
　　用鲁迅的理念来看，柏杨的杂文，不啻就是对统治者掷出的匕首，投枪。将杂文当成战斗的武器，对着暴政的心脏掷去，这在柏杨的杂文中因而也承续着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强哉矫特质。它来自柏杨面对暴政的勇气和正义感， 当然也来自鲁迅发扬光大的这种批判文体的新传统。柏杨的杂文，不管作为对抗暴政的利器，或者作为批判中国儒家道统文化的鞭子，都在台湾文学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晓明（摘自《天真是一种动力》，原文刊自2003年中央大学承办「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在整个中国的现代性话语场域中，柏杨就是一个世俗社会的代言人。柏杨对世俗文化展开最有力的批判在于，他用「酱缸」这一象徵意象去概括中国文化的内涵本性。这个比喻十分奇特，也具有民间文化的特色。柏杨一方面指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这点上就出了问题，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离谱。柏杨并非没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处也许正在于，他是立足于世俗的立场来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对于柏杨来说，「酱缸」就是根本，就是所有。他撞击「酱缸」，就是要还世俗文化以更清明纯淨的本性。
　　在柏杨看来，所有的社会问题、政治弊端本质上都根源于人性之劣根。这显然与革命家和思想家对社会的看法很不相同。柏杨威震四方的文化批判：「丑陋的中国人」，他要找的就是文化与人性的病根。中国人的那些品性：吵、闹、髒、乱，不团结、窝裡斗、热中于谎言、不给人以民主与自由、不允许创造性思维……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人们生活的日常社会中的事相。

在柏杨看来，根本上都是文化问题，从传统至今的文化出了问题，才使人的品性变得恶劣丑陋，而品性之恶劣丑陋，又反过来加强了文化的病症。

改造国民性，最重要的是改造民族之文化。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是进一步延伸和发挥了他早年就阐述过的「酱缸文化」。
　　柏杨从他的直接经验出发，从日常生活的事项出发，他看到文化深层次的病症，只有诊治这些病症，才可能使中国文明真正具有现代性的水准。迄今为止，没有人像柏杨那样，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地观察社会现实，对当下现实随时随地发言，他既是在扫除那些陈规陋习，也是在开创市民社会的新生活空间。更重要的在于，威权政治恰恰是从世俗社会中生长起来，柏杨的批判正是在根本上，他的重建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希望也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正是中国现代性建设最薄弱的和最缺乏的环节，这就是柏杨的杂文写作最有价值所在。

　　 中国人的窝裡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叁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叁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叁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裡，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係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叁个中国人加在一起──叁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麽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 ＊ ＊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裡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够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候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明知道这是窝裡斗，还是要窝裡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裡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裡很难过，我觉得她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翻脸，是多麽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后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很久很久以后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心裡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候，学生写週记，检讨一週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麽好，那麽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麽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气，再製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暱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麽这麽恶毒、下流？
　　　　　　　　　　　　　　　　　＊ ＊ ＊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麽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係，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叁天之后，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贵，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于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衝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麽？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麽？」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讚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桉，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后，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得不得了，不晓得什麽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利，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她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裡──各位在《资治通鑑》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 ＊ ＊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闆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裡，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闆骂他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闆问他：「你为什麽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闆又骂他溷蛋。其实老闆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闆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闆觉得这个傢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鑑赏能力，什麽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裡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以认识字的人，都在那裡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至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乾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麽，我就有什麽。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