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匆匆写完《从悼念唐伟所想到的》(http://www.azcolabs.com/xy_wg_TW.html)之後，又看到“沈从文与‘大连会议’”，以及“胡风分子彭燕郊的回忆”等有关资料，便对之再作了些补充，目的还是想说明共产党内存在“路线斗争”。
“路线斗争”并不抽象，说白了，“毛派”和“走资派”就是两拨人。
一拨，是把人当作“人”看，包括围绕着人而产生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人类活动。其目的是要解放“人”，要“人”得自由，而且赞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共产党宣言》，1848) 另一拨，是把人及其一切活动，都当作“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在这部“革命机器”按照“伟大领袖”的意志运转时，人死伤多少，怎样受难，只是个冰冷的数字。“机器”不容许“思想”、不容许“爱”，没有“同情”、也没有“怜悯”，只要“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鲁迅，《小杂感》，“而已集”，1927)。 古今中外，“专制还是自由”？“独裁还是民主”？这两种观念，一向对立的很，因此，这两拨人对各种事物的具体看法和做法，也大不一样，不时会冲突起来。 从这个角度思考，历史上，以及今天各国，包括中、美、俄、朝，的许多事情就容易看明白了。 你喜欢哪一拨人呢？ 社会要进步，革命自然是必要的，只是别忘了“革命革命，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X X X X 对《从悼念唐伟所想到的》一文补充如下。 另一个“典型人物”，是邵荃麟。 1943年，从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圣诞节》里，他看到了“天地间之至爱”，称它“是人类灵魂中一种极崇高的东西”，是“对于明天的希望的基础底人类的爱。”(参见：荃麟，《<圣诞节>注解》，http://www.azcolabs.com/ql_on_Xmas.html) 如果对照一年前，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它无疑是一篇“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荃麟敢那样写，是因为他那时还没有看到毛的这篇讲话吗？ 未必！就是看到过，又怎么样？ 据后来被打为“胡风分子”的诗人彭燕郊回忆：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报纸传到重庆，荃麟读了让我读，问我有什么印象，他自己先说了一句‘这里面讲的文艺好像和我们讲的不大一样。’我心里想：岂止不大一样，简直很不一样。”[注] [注]彭燕郊，《荃麟──共产主义圣徒》，原载《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辑；2006年10月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但收入时，编辑删去了这些文字。 彭的这段回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国统区文化人对毛思想的态度，而这种状况後来是否有根本性的改变呢？ 也未必。 1962年8月，在“大连会议”上，谈的是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问题，但在整个会议两周的时间里，主持人邵荃麟却没有引用过一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所有讲话中，他只是在开场白里引用了一句毛语录，即“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然後，他就大胆地主张作家们去写“处于矛盾中间”的人物，鼓吹“现实主义文艺”就是要通过揭示社会矛盾，来“暴露现实的真实关系”。 显然，这又是公然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唱反调。(参见：小鹰，《“中间人物”是“处于矛盾中间”的人物》，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what_is_zjrw.html) 在那个年代，党内分管文艺的高级干部，敢于“独立思考”，并不把“毛语录”奉为圭臬，这是今人很难以想象的事。但实际上，那时党内就是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也并非少数。他们後来被毛称之为 “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共产党里很有些这种“走资派”，他们通人性，有骨气，不吃毛那一套。可是，现在却有些当年的“造反派”，偷换“罪名”，将之统统骂为“官僚”。这貌似很“革命”，也很“煽情”，实际是帮了毛的大忙，要把这拨人继续打倒，为文革，也为自己，正名。 彭德怀，李锐等是“走资派”，更不用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其实，陆定一、周扬和蒋南翔等也是，到了晚年更是。文革前，文教界的这些老家伙，包括夏衍，冯雪峰，聂紺弩等，根本不把江青放在眼里，江青要搞“大批判”，北京没有人理她，她只好到上海去找“另一拨人”。而北京“这拨人”的总後台就是观念相似的刘少奇，因此敢对毛指示“阳奉阴违”──此乃毛“文艺批示”用语，可见毛自己也深知“这拨人”不服。 所以，文革前，毛就有中宣部是“阎王殿”，文化部是“死人部”，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等恶謚相授。 此即“两个司令部斗争”之谓也。 对於这些“走资派”，你只有近距离私密地接触过，注意观察他们的表情态度，举止口气，才能对之有真实具体的认识，也才能更真切地感悟到党内的路线斗争，而决不能只看枯燥冰冷的官话文字记录，更不能抓住“只言片语”便下结论。 欠缺这类亲身体验或理解，往往是许多史家立论时轻率、武断和浅薄的原因。 这里还想提一下“大连会议”的一个小插曲。 在会议开幕的当晚，正在大连休假的沈从文，在一个社交场合，偶遇邵荃麟，以及周扬、茅盾、赵树理等与会人员。邵当即热情邀请这位昔日知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也来参加这次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当沈从文以“假期快满”、“未接到正式邀请”等理由而婉拒时，在场的大会组织者之一侯金镜又主动提出补拍邀请电报来解决这些问题，可见邀请是真诚的，而不是敷衍客套。 虽然沈最终没有接受与会的邀请，但他後来还是至少两次来列席旁听了周扬和邵荃麟的总结发言，并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也谈到他对此会很好的建议。(参见：张霖，《当代日记中的“大连会议”》，https://www.tspweb.com/key/大连会议邵荃麟.html) 这件小事，一方面说明这位受到过极“左”势力排挤打击的老作家，虽已成“惊弓之鸟”，却仍然关注文艺创作的氛围，另一方面，也表明62年时，在党内“走资派”的领导下，国内政治思想和学术环境一度是如何宽松与包容。 的确，1962年是不寻常的一年。 自一月份始，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一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让毛泽东“憋了一肚子气”达几年之久，二月下旬就有刘少奇主持的“西楼会议”，在经济工作上开始具体纠“左”，三月初又有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向与会的科学家和文艺家讲话，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呼吁“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到了八月，有关文艺创作的“大连会议”，也正是顺应这种形势而召开的。 这一系列宽松政策的发布，已足以让人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陡长。那时国内经济和文化，一派“欣欣向荣”。这一年，教育界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代之“此生不宜录取”的密令，许多家庭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学生，也可以入读清华，甚至保密专业。 然而，这种政治宽松“好景不常”。 就在“大连会议”的同期，渤海湾的对岸，北戴河，毛泽东正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骂“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说他们颳的是一股“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以攻为守”，祭出“一抓就灵”的“法宝”──“阶级斗争”，而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讲到人人自危，战战兢兢才好。 会上，针对所谓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毛更特别提出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1963年1月4日，曾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摸到了伟大领袖的脉象，了解了他隐隐的心病，心领神会地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要文艺家“颂圣”，以粉饰毛路线的大败。 1963年4月16日，在中宣部于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邵荃麟，在周恩来和周扬的支持下，就文艺“题材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针对“大写十三年”的论调，与来自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展开了面对面的辩论。荃麟尖锐地批评这个口号有很大的片面性，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 从1963年底到64年6月，毛泽东亲自出马，接连抛出两个“文艺批示”，从文艺界开刀，正式揭开了旨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序幕。 不久，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的那些讲话，就被人冠以“中间人物”论，并与他的“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等，一起被列入所谓的“修正主义”文艺“黑八论”，在全国受到过讨伐式的“批判”。不过，现在来看，邵荃麟八论有三，实在是不胜光荣之至。 後来，报刊上又接连有对“海瑞罢官”、“合二而一”、“三家村”，以及对众多“反动”电影和戏剧的“批判”，党内更有“社教问题”和“二月提纲”之白热化论争。 至文革初起，毛就亲自写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要人“深醒”“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就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此即“两条路线斗争”之谓也。 总之，按照文革中的一句话来说，国统区这些在地下党里掌控着报刊舆论和文艺界的文化人，他们都一贯是些“走资派”，常常“按捺不住”要跳出来“反党”，谓之曰“反共老手”，所以，毛要发动文革把他们都打倒或肉体消灭掉。 可是，难道我们现在还看不明白，不正是这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才能把中国引向民主和自由、光明和繁荣，才能得以与世界文明接轨吗？ X X X X 那些到现在还否认“文革是‘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斗争”的人，应当再想一想，而且，更应当好好想一想，封建专制的中国到底为什么需要“资本主义”和“走资派”？(参见：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http://www.azcolabs.com/xy_wg_fgl.html) 写于2022年1月16日。 http://www.azcola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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