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海外华人回国被骂成千里投毒，农名工春节回家被指控成恶意返乡。另一边是国家政府竭尽全力邀请外国政要，运动员等来北京开什么冬季奥运会，还全程最高级别防护。一边是世界上几乎前无古人的千万人百万人的大城市被封锁，因为运输等安排不过来同胞在忍饥挨饿，另一边是国家最高的科学技术用来给参加奥运会的外国人提供无人自动运餐服务的视频在网上传播。

这种慢待自己同胞的做法。我只能总结为：我们在作贱自己的路上出现新高度！这明显是严重的种族歧视！这是严重的恶意的种族歧视！

我想问前几天看电影《长津湖》痛哭的人，如今你们的眼泪在那里？

什么时候国人回家团圆的基本需要，还不如以娱乐为目的的体育活动重要了？

没有几个国人批评这些现象，说明什么呢？中国的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彻底失败的教育。中国的教育没有让人们认识到人之为人的价值，人之为人基本的权力。我们的教育只是用来培养一堆无思想的工具人，在浑浑噩噩中被人赶着走。我们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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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想看看，啥样的官，敢挡着中国人“恶意返乡”

Original 海边的西塞罗山巅上的加图 2022-01-22 22:12

敢跟中国人赖以坚持活着的指望作对，你好大的官威啊。

我想先讲个故事，众所周知，唐代的时候，有所谓贞观之治，贞观之治好到什么程度，《旧唐书》举了个例子：“（六年）十二月辛未，（帝）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意思是说，贞观六年的时候，朝廷羁押了二百九十个死刑犯，到了年底，唐太宗决定放这些人，让他们回家跟亲人团聚，好歹过个年，明年秋末再回来领罪受死，结果期限到了的时候，这两百多个死囚徒都回来了，皇上一高兴，就下诏免了他们的死罪。很多后世史家对这段史料的解读是说当时的朝政有多么宽仁，民风多么淳朴，连死囚犯都守诚信。我在看过很多相关史料后觉得倒也不必把贞观之治这样捧上天。就像我在《长安，其实从未有你想象中那般繁华》一文中说的，单从长安城的布局就能看出，唐代对民众的基本态度恐怕还是“治民”“驭民”。那两百多个死囚犯，之所以后来“应期毕至”，很可能是因为盛世之下的“编户齐民”做的很完善，社会上根本没有逃犯生存的空间，况且再抓住了可能要因为有负皇恩而连坐家人，孙猴子再蹦也出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所以只好乖乖回来引颈就戮。如果这个猜想是正确的，那贞观的那种天下大治，未必是符合现代人政治的审美的。可是我们依然要说，在这段史料里，古典公权力在展现它强大掌控力的同时，体现一种浓浓的人情味。中国人的基本精神需求是什么？就是回家过年，和亲人团聚。哪怕死刑犯，也想获得这个救济。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文化动力学（cultural dynamics）”。通俗一点说，文化动力学认为，任何一种文明，族群想要发展，社会想要凝聚，都得给个体一个“指着它活”的指望。对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东伊斯兰教文明来说，这个指望就是定期做礼拜，死后上天堂。而中国人普遍宗教观念比较淡薄，不太信什么定期忏悔，死后上天堂那一套。那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底层老百姓，甘愿忍受日常的劳作辛苦，指望着它活的“动力”是什么呢？恐怕就是过年返乡，与家人团圆，欢欢喜喜过个年。很多中国人，就是指着“回家过年”这个愿望在年复一年的辛苦的工作。你看《白毛女》里的杨白劳，被地主恶霸逼得出门躲债，临到年三十夜里也要回家过年守岁，还要“扯下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

所以《人在囧途》里的牛耿，再憨再傻，路上再苦再累，也知道唱一句“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而且他一唱，全车的人都跟着唱。

是的，中国这么大，若说有什么理儿是从南到北全国都认的，那就是这句“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年回乡这个事儿，在咱中国，有着天主教徒去教堂忏悔，犹太人严守安息日，佛教徒不杀生那样的必要性与神圣感。而且平素越辛苦的中国人，就越盼着过年回家这点指望。所以只有黄世仁那种丧尽天良的王八羔子，才会选择在过年这个节骨眼上跟返乡的人过不去。编剧一写这种剧情，但凡是个中国人就都能get到这家伙的可恶——是的，在中国，在年关将近时，帮人回家过年，就是最大的积德行善，阻人回家过年，就是最大的冷酷，甚至是作恶。而这个是个中国人都该懂的道理，现如今居然有人仍不懂，而且这个人听说还是个地方官。

这两天，河南省郸城县县长说出的一句“金句”在网络爆红了。先是在一段短视频里，这位县长在某个会议上声色俱厉的训话说：“凡是中高风险地区试图返回，不讲你有没有疫苗接种证明，不讲你有没有48小时核酸.......你只要返回，先隔离后拘留！”

在国家三令五申要求对疫情精准防控，不得搞层层加码，不得一刀切的当下，这段发言，本来就已经够刺耳，够劲爆了。但让人没想到，1月20日，这位县长在回应记者的采访时又有惊人之语，他认为视频被人剪辑，剪掉了自己之前“不听劝阻，恶意返乡”等内容。听闻这种回应，我都怀疑这位县长是不是当官当不通人性了——“恶意返乡”这个词儿，明明就是个比你之前说的那些话更触犯全体中国人禁忌的字眼。网上曝出的那段视频，如果真的只是把这句话剪掉了，那应该是出于保护您的极大善意才对。为什么？因为就像前文说的，过年回家这个事儿，在中国是个所有人都需要的刚需，是中国人人生的必需品，他乡务工者是心灵的加油站。既然是刚需，那就跟吃喝拉撒睡一样，它就是一种本能，本能是不分什“善意”“恶意”的，如果你能把过年回家这事儿定性为“恶意”，那顺着这个逻辑，别的地方的官员必要时也可以质问老百姓为什么要“恶意吃饭”，“恶意喝水”，女性为什么要在赶封城期间“恶意来大姨妈”……都忍着、憋回去，各地的疫情防控工作不就很好搞了么。可是这种粗暴的做法，恰恰严重违背了国家防疫工作的本心。2021年12月1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对于春节返乡，国家卫健委特别作出过指示，在落实防控措施的同时，保障人员安全、有序流动，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县（市、区、旗）人员非必要不出行，确需出行的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请注意，这里的“非必要不出行”只是一种倡议，过年回家对老百姓是不是“必须”的？对很多在外打工多时、辛苦了一年的人来说，它就是必须的。要不然国家就没有必要开这个专题新闻发布会，强调要满足民众的这个需求。还做出“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这个规定。既然有着国家规定在前，一个地方官员，怎么可以公开说“不讲你有没有疫苗接种证明，不讲你有没有48小时核酸”呢？这算不算典型的“简单化”？算不算“一刀切”？算不算“层层加码”？所以我们不得不猜测，这位县长所谓的这个“恶意”，其实上不对国，下不对民，只是对着自己的那顶乌纱帽——过年回家本来是公民的自由选择，是在外游子的心灵刚需，但你一回来，就加大了我的防疫工作量，增加了我这里出问题的风险，最后危及我的政绩。所以我感觉到了你的“返乡”对我的浓浓恶意。为了我省麻烦，请你不要回——甭管国家有什么规定，到我这儿都不好使。这种心态，说白了就是懒政。是的，从博弈学角度说，依照国家规定，精准防控，虽然方便了老百姓，也有助于防疫工作更顺利的开展。但非常考验地方的行政能力，要耗费主管领导大量的精力。如果稍有不慎，疫情防控出现纰漏，地方官轻则被批评，重则影响乌纱帽。相反，搞“一刀切”，虽然简单粗暴，但却对官员最安全、最省心、省力。至于老百姓有什么需求，过年回家的心情有多迫切，有些人就觉得不关他们的事儿。你别对我的仕途有影响，有“恶意”就行。但我们得问一句，为官，甚至哪怕单纯做人，真的可以这样吗？唐太宗和杨白劳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说中国人认同什么比“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更天经地义的道理，那应该就是“回家过年”。在中国，在年关将近这个节骨眼上，帮人回家过年，是最大的积德行善，阻人回家过年，不让人家过个好年，就是最大的冷酷、甚至是作恶。

我国对新冠疫情严格防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是为了让广大群众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基于对国家这份苦心的理解，疫情爆发以来，全国的绝大多数公众都为了配合防疫的大政方针作出了很多牺牲，有些人可能因为疫情的耽搁，已经两年甚至三年没回家了。但是，公众这种为防控做出牺牲不应该是无限度的，他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愿望应该被尊重，他们过年回家的情感需求应当被满足。否则我们就将违背我们严格防疫的目的与初心。所以我看到有朋友顺着这位官员的奇葩思路打趣的说：正式通知家乡有关部门，本人“蓄谋回家”已久，要在xx号与xx“聚众乘车”，于xx日“恶意返乡”——因为我已经好几年“过年未遂”了，实在忍不了了。话谐理不糙，就是这么个道理：合法迁徙是民众的自由，过年回家更是身为中国人的刚需，在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切实保障民众合法权益的时候。如果有的地方官员非要跳出来说，硬说我们回家是“恶意返乡”……那您说我们“恶意”就“恶意”好了。我倒想看看，太平盛世，朗朗乾坤，这世上最硬的，到底是天理、国法、人情、民心？还是某些懒政者的一己私利与好大的官威。

全文完本文3300字，感谢读完，写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多谢。为防失联请同时关注大小号。

海边的西塞罗

俯仰不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