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 | 禮制主義9. “民事其上”的“本位”義務

俺老漢說，禮制主義有個“王—官—民”的等級架構，不是把法國革命前“教士—貴族—平民”的模式照搬過來了，而是受到韓愈一段話的啟發，所以有必要打破時間上的順序，提前做點分析，這段話怎樣證明了，王本位、官本位和民本位的“三本”裡面，民眾不過是個為王兒們官兒們服務的工具性之本。

這段話在著名的《原道》裡，前一半是這樣子的：“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和《原道》開門見山的那句“博愛之謂仁”比，不管過去，還是今天，它都不怎麼起眼，因而也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中紅果果地展現了權貴禮制主義的一貫道，尤其是指認了“君—臣—民”三大等級各自應當承擔的義務。

先來看韓愈筆下的君，好像也不像當今儒生說的那樣子，閒得渾身上下哪哪都疼，不用姬旦頂層設計的煩瑣禮儀，就沒法子填補空虛的人生。倒不如說，他也不得不履行一項“沉重”的職責：動動嘴皮子“出令”……

友情提醒一句，這個定位的活水源頭，來自孔丘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子，只有天子，才有資格圍繞禮樂征伐的大事，一言堂地發號施令；其他人要插句嘴，就是不守規矩的越界妄議，甚至還有點犯上作亂的嫌疑了。

與君王比起來，臣子就累多了，要把君王的命令傳達給百姓，再監督着他們執行。“禮制主義7”說，官兒們是三明治式的夾燒餅，文本根據就是這裡說的“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你替君王傳達命令，自然是他的工具呀；shitizens要執行你傳達的命令，自然是你的工具呀；所以哈，你就這樣子夾在中間啦，嗯哼。

當然了，韓愈也不得不承認，禮制主義下，最累最辛苦的，還是民兒們了：“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激情通報一聲，不愧是文學大師的手筆喲，這裡把各人的成分劃得很細很精準：出粟米麻絲的叫“農民”，作器皿的叫“工民”（註：不是“公民”），通貨財的叫“商民”……

和《穀梁傳·成公元年》的說法比起來——“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韓愈的“農工商”排名無疑在政治上更正確，可惜就是少了個“士民”。大概其是因為不少“士”都像他自己那樣子，離開了號稱一流子的“民本”階層，沉淪到據說只是二流子的“大夫”階層中去了吧？存疑。

存疑不存疑的先放一邊，韓愈的這個定位也啟發了淺人，在“士大夫”這個常用的詞兒之外，有必要時不時地動用“士民”的說法，並且留心一下，兩者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時，屁股坐下去的那塊地方，會不會有些微妙的差異：“士大夫”更喜歡替君王官員說話，“士民”們則很可能站在庶人這邊……

回到民的義務上來：不管是出粟米麻絲的農，還是作器皿的工，或是通貨財的商，分工不同，卻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從五湖四海走到一塊來了：“以事其上。”不用說，這裡的“上”既包括了君，也包括了臣，二者不可偏廢；不然無論忘了誰，都會讓他們沒粟米吃，沒麻絲穿，沒器皿用，沒貨財花，不是？

這樣子看，“君—臣—民”的三大等級，就能再簡化一下，說成是“君民”“官民”“朝廷與百姓”“體制內與外”的關係了。倒是單說“君臣”這倆字的話，反而有點泛泛而言了，甚至有意無意模糊了一界限：你就一屁“民”，居然也被劃到了“臣”的裡面，好像有資格和朝廷命官混一起似的。

為什麼這樣子較真，把“臣—民”分開呢？理由就一條：你要是個官，只需“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就夠了，用不着像“他們”那樣子，還得“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別小看了這點區別，不然如何解釋，歷來那麼多私塾畢業生，怎麼一窩蜂地參加科舉考試，爭當為人民服務的古代公務員呀，嗯哼。

“禮制主義8”提到，當今儒生改造“禮不下庶人”的名言時，有條重要的理由：老百姓很忙，沒那麼多工夫講究煩瑣的禮儀。現在拜讀了《原道》，我們就突然恍然大悟了，儒生們絕不是順口胡說：庶人們要干許多活兒“以事其上”，所以自然不像動動嘴“出令”的君，以及跑跑腿“行君之令，而致之民”的臣那樣子，閒得渾身上下哪哪都疼，有大把的時間，親身踐履姬旦原創的煩瑣禮儀。

不過哈，話說到這份上，你要是還堅持說，“民”才是一流的本，“君”和“臣”只是二三流的本，就像孟軻說的“民為貴，君為輕”那樣子，難道不覺得這樣子忽悠人，有點低級嗎？說一千道一萬，閣下只要回答一個問題就夠啦：禮制主義的等級架構下，你是喜歡當“為輕”的君和臣呢，還是“為貴”的民呀？

其實呢，儘管韓大師有些裝模作樣，把君—臣—民說得好像“各司其責”那樣子，但只要擺脫了咱儒家擅長的障眼法，我們很容易看出來，君動動嘴皮子發號施令，與其說是應盡的義務，不如說是巨大的權力，能夠驅使別人（包括臣和民）執行自己的意志，達成自己想要達成的目的。

所以吧，要是說禮制主義下，有個目的性之本的話，自然非王兒們莫屬了；不僅與“事其上”的百姓比，就是與“行君之令”的官兒比，他們也不是任何人的工具，反倒是全社會的目的，其他人都要給他們打工，為他們服務……

溫馨警示一點：權貴禮制主義的最核心理念，也就是姬旦定下的那個老規矩，的確在歷代君王細皮嫩肉的肩膀上，加載了一副分量不小的重擔，俗話或曰“子子孫孫永保民”，文言又叫“X色江山代代傳”。

這個意思上，王兒們勉強也可以說是工具了，但肯定不是官兒的工具，當然更不是民眾的工具，倒不如說是他們小團伙的工具，先是傳種接代，然後傳權接力，所以能夠美其名曰“自我工具”——儘管他們經常打着“博施濟眾”的金字招牌，甚至號稱“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相比之下，屁民們才是徹頭徹尾的工具，除了有“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的用處，從來不是目的。不妨再這樣子理解“水可載舟，亦可賽艇”的警句：要是民兒們心悅誠服“事其上”，王兒們官兒們就能在船上盡情快活；但要是民兒們不樂意“事其上”了，王兒們官兒們沒飯吃啦，那可就和翻船差不多了喲。

所以哈，要是也來點創造性轉化的話，我們還能這樣子解釋《尚書·盤庚上》說的“重我民，無盡劉”：一定要高度重視朕的民眾呀，別讓他們都死光了（俗話或曰“確保他們的健康生存權”）；否則的話，一旦沒人“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了，“予一人”及其小團伙不就要喝西北風了嘛。

也因此，但凡從“重我民”“若保赤子”“民為貴”里讀出了“民主”意思的“士”，無論儒生，還是柿油派，骨子裡統統屬於“大夫”等級，就算不是心甘情願地為王本位歌功頌德，也有意無意掩蓋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權貴禮制主義下，民永遠是個只工具、不目的的不入流之本，必須履行“事其上”的本位義務。所以呢，明着說“民本至上”，潛台詞實際上是“民事其上”；這樣子打着“至上”的旗號忽悠你“事上”，目的就是讓你看不到“其上”才是真“至上”。

話說到這份上，下面的問題就好回答了：咱儒民儘管談不上多勇敢，但確實很苦很勤勞，可怎麼就富不起來呢？原因就一條：他們辛辛苦苦出的粟米麻絲，作的器皿，通的貨財，沒留下來多少事“至上”的自己，大都拿出去事“其上”了，文言又叫為王兒們官兒們提供“給養”，俗話或曰“財政供養”，讓他們的不同等級能有不同顏色的衣服穿，不同大小的房子住，不同檔次的車兒駕……

末了補上一句，在咱儒家的語境裡，君王發號施令，據說並非不受約束的，至少要順從天命，而天命據說又是“自我民視”，於是乎形成了“閉環管理”，從民心到天命到君令再回到民心，來回兜圈子，弄得倒好像百姓自己，也總想着“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似的……聽着有點彆扭吧？不好意思喲，你覺得彆扭，許多潛移默化了的儒民們，心裡可真的樂意着呢，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