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网的电视剧《难以置信》，剧团一口气全部看完。

该电视剧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犯罪人系列作案非常小心，没有留下任何警方可以作为判断的DNA痕迹，也就是非常狡猾的犯罪人。

而被害人恶梦般地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那种内心深处的伤痛和失去对周边人和事物的信任，再也无法走进正常的情感生活状态中了。

镜头视觉效果用得非常好，警方在第一个案件发生的时候，居然自带偏见认定16岁女孩撒谎而关闭了该案件，并且少有的把公权力应用到小女子的身上：起诉她因为撒谎而耽误警方的时间，要求赔偿500美元。

而在另外案件发生地，作为女警探，却是怀着深刻的同情心，不放弃侦探中的困境，最终把罪犯逮捕。

特别是罪犯被判刑坐牢三百二十七年，才让大家安心下来，否则完全没有余生的安全感了。同样的是：女孩子也起诉了当地政府并获得了索赔。而且她特意去警察局要求那两个自以为是且高高在上的男侦探给她道歉。

从电视剧里可以看出人类社会在冷酷的时候，总需要有正义，勇敢和法律的公正，而且不能让它缺席，这就是文明社会。

剧情说明：

少女玛丽·阿德勒（凯特琳·德弗饰演）报警说自己在家中被一名闯入者强奸，但调查人 员以及她身边的人都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与此同时，在数百里外，侦探格雷丝·拉斯马森 和卡伦·杜瓦尔（分别由艾美奖获得者托妮·科莱特和梅里特·韦弗饰演）在调查两起非常 相似的强奸案时相遇，她们合力追捕这名潜藏的连环强奸犯。

《难以置信》改编自 The Marshall Project 和 ProPublica 出版的普利策奖获奖文章《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奸事件（An Unbelievable Story of Rape）》（作者是 T·克里斯琴·米勒和肯·阿姆斯特朗），以及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广播剧集《Anatomy of Doubt》。本剧由荣获奥斯卡提名的苏珊娜·格兰特 和丽莎·查罗登科执导，讲述了难以言表的创伤、坚定的决心和惊人的适应能力。

下面来具体看看美国是如何法律审判那些绑架强奸犯的

文明社会均依靠民众的觉醒和争取而来的，赞那些觉醒的女性！

"标题："普利策奖获奖文章《一桩难以置信的强奸案（An Unbelievable Story of Rape）》【转载】【剧透】

文 | Ken Armstrong (The Marshall Project)T. Christian Miller (ProPublica)

中译版报道来自“清单”{ID：worldlist}，翻译：李骄阳 李悦 秦宽，校对：陈思，编辑：李莉蓉。

华盛顿州，林雾市2009年3月12日

除了她的公设辩护人，没有人去法庭陪伴她。

她那时18岁，被控严重的行为失检，处以最多一年的有期徒刑。很少人因行为失检被指控。

她的案件却是2008年林雾市法院4,859件公诉案的其中之一，该法院的法官称，他们此举的目的是“端正品行”，从而使林雾市变成更好、更安全、更健康的居住、生活和旅游城市。

这让她的行为失检成为了新闻，也让她成为了令人好奇——或者更糟糕地来说——被人轻蔑的对象。她不仅失去了在寄养家庭生活后新培养的独立性，也失去了自我价值认同感。每一次手机铃声的响起似乎都宣告着一段友谊的终结，一个高一的朋友打电话质问她：你怎么能在这种事情上撒谎？玛丽（Marie）！（她的中间名）——然而玛丽，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听着，然后挂断电话。甚至她的养父母也开始怀疑她。她也怀疑自己，想着她是否真的需要治疗。

她此前曾报警说在自己的公寓里，她被一名男子绑了起来，塞住嘴巴，并实施强奸。然而，在警察质疑她的故事前后矛盾后，她改口说这或许只是一个梦。最终她承认编造了这个故事，一个电视新闻节目报道，“本周早些时候关于某西华盛顿女子的强奸案，已被公开承认是自己编造的狼来了的故事。”她被指控虚假报案，这就是她今天出现在法庭的原因，供认或拒绝认罪协议。

她的律师惊讶于她被指控。她的故事并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嫌疑人被抓，或被质询。他猜想，警察们认为需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并不乐意自己的时间被浪费掉。

检方的要求是这样的：如果明年她能够达到一些条件，该指控将被撤销。她需要接受撒谎后的心理健康辅导，同时被监督缓刑，她必须遵纪守法，不能犯事。最后她需要支付500美金的法庭相关费用。

玛丽想让事情赶快过去。

她接受了这些条件。

科罗拉多州，戈尔登2011年1月5日

2011年1月的冬天，下午1点刚过，史黛西·加尔布雷斯（Stacy Galbraith）警探逐渐走近坐落于一条长长的不知名小路上的公寓楼，楼房零星分布在丹佛（Denver）郊区的丘陵地带。冰雪像补丁一般覆盖在地上。狂风大作，寒冷刺骨。她在那里调查一宗强奸案。

加尔布雷斯发现受害人正站在户外，她位于一楼的公寓前有稀薄的阳光。她很年轻，身着一件棕色长大衣。她一只手攥着放着个人物品的包包，神色镇定，从容不迫。加尔布雷斯做了自我介绍。警方的技术人员挤满了公寓。加尔布雷斯猜想，她和受害者应该去附近那辆没有标识的警车上，来躲避刺骨的阵风。

26岁的女子告诉加尔布雷斯她是附近一所大学的工程专业学生，正在放寒假。前几日晚上她一直独自住在公寓里，吃完用绿豆煮就的晚餐后，就蜷缩在床上追《绝望主妇》和《生活大爆炸》。上午8点左右她被惊醒，一个男人跳上了她的床，在她的背后，将她绑在了床上。男人戴着一个黑色面罩，看起来像是用一条围巾围住了他的脸部，手中有银色和黑色的枪。“不要尖叫，不要求救，否则我就一枪毙了你”，他告诉她。

他非常小心地移动着，将她的手松松的绑在背后。然后从一个黑色的大袋子里拿出高帮袜，有粉红色丝带的透明塑料高跟鞋，润滑剂，一盒小湿巾和瓶装水。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内，多次强奸了她。他用数码相机把过程记录了下来，并威胁她说如果敢报警，就把录下来的内容发到网上。随后，他命令她去刷牙和洗澡。当她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他拿走了她的床单和被褥。但她清楚地记得这个男人的一个细节：他的左小腿有鸡蛋大小的疤。

加尔布雷斯在这个女人说话时听到了她的恐慌。这侵犯如此穷凶极恶，作案者又是如此熟练。时不我待，加尔布雷斯在汽车前座紧挨着她，仔细用长棉签扫过对方的脸颊，收集任何可能残留了DNA的痕迹。然后，她开车送她去圣安东尼北医院。对该女子进行了特殊的法医检查，以收集更多的DNA证据。在她随护士离开以前，她提示加尔布雷斯，“我认为他是惯犯。”

加尔布雷斯和亨德肖特警探

加尔布雷斯回到犯罪现场。六名警官和技术人员正在工作。他们敲开邻居的门，在公寓里拍照，翻垃圾桶，擦拭墙壁和窗户，只为找到DNA。在雪地里，他们发现了从公寓后面径直走向一片空地上的脚印。他们把脚印喷成荧光色，使它更加显眼，然后拍下照片。虽有了些成效但还是远远不够，一名警官建议休息一下。“继续工作！” 加尔布雷斯坚持道。

加尔布雷斯那天晚上回家后思绪不止。“这家伙是谁？”她问自己。“我该怎么找到他？”加尔布雷斯经常主动参与强奸案件的调查。她是一名妻子，一位母亲。由于受害者多为女性，她更擅长与他们沟通。这些受害者大多数被男友、旧情人，或酒吧中遇见的人骚扰和伤害。这些调查最后往往受困于受害人是否愿意的问题上。这些女性（在事情发生过程中）有说过“好”吗？她们使警察和检察官感到为难。当两边的证词不一致时，陪审团“是否要将某人扔进监狱”的决定就显得更加为难。强奸陌生人并不常见，大概占强奸案的13％。但是，即使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强奸，女方也会遇到许多问题。她说的是真话吗？或者只是捏造了一个骗局来掩盖不符女方初衷的一夜情？

这样一来，强奸案便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罪行。被害人证词的可信度往往同被告人一样受到质疑。在长期的调查过程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有利或不利的证据，第一个事实审判者是警察。调查人员必须弄清受害者说的是不是真话。

加尔布雷斯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听取和验证。“很多时候人们说，‘相信你的受害者，相信你的受害者。’” 加尔布雷斯说。“但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立场。我认为你需要倾听受害者的言论，然后再在规律或事实的基础上证实或反驳。”

华盛顿州，林雾市

她不知道自己是否上过幼儿园。

她记得自己很饿，还吃了狗粮。

她在6、7岁时就被寄养。

这是一份根据临床观察写就的关于玛丽的报告，心理健康专家花了五个小时与之交流，描述了她被寄养之前的生活。

“她只见过一次她的亲生父亲。”

报告中提到，她对亲生母亲知之甚少，她只是说母亲会经常因为自己的男友而离开她。

她曾遭受性虐待和身体虐待。

……后面补充道：

“有一些成年人和专业人士曾来照顾过她，然后又离开。有一些令其痛苦或被侮辱的经验，使她通常缺乏安全感和安定性。”

“我小时候经常搬家，”玛丽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我曾在大约2个儿童之家和10或11个寄养家庭待过。”

“我曾服用七种不同的药物。左洛复（Zoloft）是针对成人的，而我8岁时就服用了。”

玛丽有两个同母的哥哥和一个妹妹。有时，她与她的兄弟姐妹一起被安置在寄养家庭，更多的时候他们被分开寄养。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她被推来推去，或者发生了什么，她只是就这样不停的搬家。

在玛丽的青春期，多年的动荡结束了。她的寄养家庭打算收养她。“我很爱这个家，也交了很多朋友。”她说。

高中一年级的第一天让许多学生感到焦虑，但玛丽却迫不及待。她选上了所有她想要学习的科目，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她感到自己找到了归属感。

但也就是在第一天，辅导员来到学校告诉玛丽，她的家人失去了玛丽的寄养许可证。她不能和他们住在一起了。辅导员没有提供任何更多的细节。

后来，玛丽搬到了西雅图（Seattle）以东一个蓬勃发展的技术郊区贝尔维尤（Bellevue），和香农·迈克尔（Shannon McQuery）及她的丈夫住在一起。香农是一名房地产经纪人和长期寄养妈妈，在一个关于问题少年的会议上遇到了玛丽，并一见如故。

但无论香农多喜欢玛丽，她知道他们无法一直抚养她，因为家中原本的寄养小孩已经花去了他们太多的精力。“我们真的很伤心她不能和我们一直在一起，”香农说。

几个星期后，玛丽离开了香农的家，来到西雅图以北15英里的郊区林雾市，与无家可归庇护所的代言人佩吉·坎宁安（Peggy Cunningham）住在一起。她是佩吉的第一个养子。

起初，玛丽不想与佩吉住在一起。玛丽曾经都是和其他孩子扎推，但佩吉没有其他孩子。玛丽很喜欢狗，但佩吉有两只猫。“我们的性格一开始并不相符。”玛丽说，“这很难相处。对我来说，似乎是人们看到了我不同于我看到的一面。”

她认识到玛丽的高中并不是很合适她，用她的话来说“太小家碧玉了。” 佩吉找到了另一所学校，帮玛丽转了学。她与香农联系密切，后者开玩笑说她和佩吉一起抚养了玛丽。 香农宽松（比如喊玛丽一起去划船），佩吉严厉（比如要求玛丽在几点之前回家）。

通过朋友的介绍，玛丽认识了一名在麦当劳工作的高中生约旦·施魏策尔（Jordan Schweitzer），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成了恋人。“她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健谈。”约旦说。

16、17岁是玛丽最快乐的时光。那时她常和自己高中最要好的朋友在一起，后者教会她摄影。

“我会花时间在海边看日落，那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她拍了一张我特别喜欢的照片。大概在晚上7点的时候我们走向海边，我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我站在那里，跳起来，头发向后甩去。”

玛丽没有完成高中学业，而是参加了普通教育发展证书（GED.）的考试。她当时17岁，开始晚归，佩吉很担心，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2008年的春天，玛丽满18岁了，她只要能遵守一些规则的话，就能留下与佩吉共同生活。但是，玛丽想自己一个人生活。

玛丽并没有像其他许多孩子一样进收容所，嗑药或服刑。

“做我自己，不用遵循我在被寄养时必须遵循的规则。”玛丽说，“这就是自由。”

“太棒了！”

科罗拉多州，戈尔登2011年1月6日

在戈尔登强奸案发生后的那个上午，加尔布雷斯急忙跟进丈夫领导的工作。上午9:07，她给威斯敏斯特警察局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的主题是：“同样的性侵犯？”

威斯敏斯特的警探埃德娜·亨德肖特（Edna Hendershot）此刻正像往常一样坐在星巴克，点了20盎司的大杯脱脂混合焦糖玛奇朵。她阅读了这封邮件，突然回想起五个月前，2010年8月的一个周二，她所负责的城市西北角蓝领公寓大楼的一起强奸案。一名59岁的妇女告诉她，她在家睡觉时，一名男子在她背后跳上她的床。他戴着一件黑色面罩，男子绑住了她的手，并偷走了她的粉红色索尼相机拍照，随后，他让她去洗澡。并设置了厨房的定时器，告诉她什么时候才能出来。“我想你今后应该不会让你的窗户大开。”男子告诉这名新近丧偶的女人。

警察需要对他们所知的情况保密，以防信息泄露，危及他们的调查。他们往往不知道，或无法使用联邦调查局年前创建的数据库去协助抓捕罪犯。研究表明，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强奸犯是惯犯。

但亨德肖特马上意识到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追寻线索的潜力。“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吧？”她说。加尔布雷斯同样这么想。她的部门很小，40多个警官负责一个小镇里大约20000名居民。只有联合执法才是合理的。 “我对寻求帮助没有任何疑虑，”加尔布雷斯说。“让我们尽全力去抓住他。”

一个星期后，加尔布雷斯、亨德肖特和奥罗拉的警探斯科特·伯吉斯（Scott Burgess）在威斯敏斯特警察局开了碰头会。他们比较了各自的调查，其中对于性侵犯和其作案手法的描述都很相似。并得出定论：在加尔布雷斯的案子里，那位女士在袭击者犯案时着重记住了自己的遭遇和案发细节。她回顾说，攻击者用相机拍了照片，那是一个粉红色的索尼数码相机，这完全符合威斯敏斯特受害者对自己遭遇的描述。

加尔布雷斯和亨德肖特在会议前并不认识对方，但追捕强奸犯使她们团结了起来。作为女性警察，两人都是女学生联谊会的成员。在美国，执法机构的人员平均约有13％为女性。警察队伍中，男性依然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常常显示了阶级性化和军国主义。但是，这两名女性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都处于晋升行列中。

他们最初尝试识别侵犯者的想法并不理想。戈尔登的警察获得了加尔布雷斯受害者遭受侵犯的公寓大楼入口的监控录像。警探助理在模糊的监控录像前坐了12多个小时，他吃力地数了这一晚出现的261辆车和来来往往的人，却只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线索。在黎明前几小时，一辆白色的马自达车出现了10次。或许是因为侵犯者正等待着女人入睡？但因车牌无法辨认，未查明车辆车主。

几个星期过去了，依然没有进展。亨德肖特将注意力转向数据库，想要在不同司法管辖区捕捉到惯犯的踪迹。但得出的线索并不理想，挫折不断。“其他人可能会继续受到伤害，”加尔布雷斯看着自己的进展，忧心忡忡。

1月下旬，警探们意识到他们需要扩大搜索范围。亨德肖特请她同部门的犯罪分析员去附近的机构寻找类似罪行。分析师发现在丹佛郊外另一个郊区莱克伍德（Lakewood）的某个事件，发生于威斯敏斯特强奸案的前一个月，但被警方标记为入室盗窃。但看来，由于对罪犯的描述很像侵犯者的特征，这似乎是一起强奸未遂的案子。分析师给亨德肖特发了一个短信息，“快过来，有事跟你说。”

这份案情记录报告详细讲述了一名46岁的艺术家如何在自己家里被人用一把刀威胁。来人戴着一件黑色面罩，试图绑住她的手腕。但是，当那名男子扭过头去，女艺术家跳出了她的卧室窗口。她碎了三根肋骨，并在从7尺高的地方跳下时刺破了肺，但最终逃脱了。

调查人员在现场发现了几个小小的证据。在袭击发生前，雷阵雨曾浸泡过该区域。民警在女人卧室外软糯潮湿的土壤发现了鞋印。在一个窗户上，他们发现了蜂窝状的痕迹。

蜂窝标志。亨德肖特抓住了它们。威斯敏斯特犯罪现场调查人员在受害者的公寓窗户上发现了近似标识。亨德肖特要求比较这两个标识，发现两个犯罪现场的标识均相同。一个莱克伍德调查员跟随自己的预感，最终在迪克体育用品的安德玛（Under Armour）手套上发现了相似的图案。

加尔布雷斯检查了留在莱克伍德现场的脚印。并对比了在戈尔登的案发现场雪地上的脚印。她将鞋印图像上传到crimeshoe.com，这是一个承诺“一键调查犯罪现场身份不明的鞋印，并给出鞋背后详细信息”的网站，但它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网站确定了这双鞋的型号是阿迪达斯ZX 700， 2005年3月后在市场上出售。

2011年1月底，警探将整个丹佛郊区15个月内连接发生的四起强奸案连在一起。这条线索从2009年10月4日，东丹佛奥罗拉的一名65岁的女人身上开始，九个月后到了22英里以西，侵犯者攻击了莱克伍德的艺术家。一个月后，10英里以北的威斯敏斯特，59岁的寡妇被强奸。最后，在2011年1月，罪犯来到戈尔登，威斯敏斯特西南约15英里的的地方，侵犯了26岁的女孩。如果你画一张地图，你可以看到侵犯者几乎绕着丹佛周围的郊区划了一个指南针。加尔布雷斯和亨德肖特开始使用DNA识别连环性侵犯。警探已经彻底检查了他们的犯罪现场。技术人员擦拭了任何罪犯可能触碰的地方：玻璃窗，门把手，甚至厕所的把手。但是这个男人熟悉侦查手段，他甚至可能是警察。他知道避免在现场留下他的DNA。他用湿纸巾清理精液，命令女人洗澡，并把自己用过的衣服和被褥带走了。

他作案一丝不苟，但并不完美。他留下了自己最微小的痕迹。技术人员收集了三个所谓的接触DNA，只有皮肤上极少的7个或8个细胞，它们被送至现代的实验室进行技术分析。

一个样品是从威斯敏斯特现场的厨房定时器上收集到的，第二个来自于戈尔登的受害者。

华盛顿州，林雾市2008年8月11日

周一清晨不到九点，两名林雾市的警局警探得到消息在奥德布鲁克公寓发生了一起强奸案。一些警局工作人员已经到达了那里，维护着犯罪现场。警犬队的工作人员守候在外边，警犬正尝试着搜集可疑气味。

警探杰弗里·梅森中士（Jeffrey Mason）和杰瑞·瑞特曼（Jerry Rittgarn），发现目击证人玛丽，在沙发上盖着毛毯，哭哭啼啼。玛丽，这个刚刚18岁零3个月的女孩告诉警察，那晚上她和朋友约旦打了很久电话。差不多终于要睡着的时候，她被一持刀男子惊醒，接着，被绑起来，蒙眼，封嘴，然后被强奸。她认为这名男子戴着避孕套。至于这个性侵者长什么样，玛丽只能提供很少的信息：白人，穿着灰毛衣。玛丽告诉警察，这次侵犯持续的时间很长，但她也不能确定。一切都很模糊。

玛丽说在那名性侵犯离开之后，她挣扎着用她的脚，从柜子最下面的抽屉找到剪刀，为自己松绑，然后立即打电话给了约旦。约旦没接，玛丽于是打给了她的养母和住在楼上的邻居，后者下来之后为玛丽拨打了911求救。

林雾市警局有79名正式工作人员，为这个城市的34000人服务。2008年，玛丽的案件是警局接到的10起强奸案之一。因为数量较少，犯罪刑侦调查分组中并没有一个专门负责性犯罪的小组。

玛丽受害报案前，一个有关调查强奸案的挑战和敏感性的手册已被性犯罪专家们起草。该手册适用于所有警察部门，里边详细介绍了（调查中可能出现的）常见失误。

调查人员的训诫是，不应该预设任何一个真正的受害者是歇斯底里，而不是冷静的；也不应该假设他们能展现身体伤害的明确迹象和每一个细节。一些受害者会混淆细微之处，甚至颠倒供词。警方也不应该迷失在固有的刻板印象里——例如，认为一个成年的受害者会比青春期的受害者更可信。警方不应该质问受害者或威胁使用测谎设备。

在玛丽的公寓巡视一圈后，警察发现滑动的玻璃后门没有锁上，而是微开着通向后边的走廊，往外看是几乎布满污垢的木栏杆 ，一只其中大约三尺宽的一部分，看起来像是被人翻越，擦拭过。接着工作人员在床上发现了一根用过的鞋带，很明显，这就是用来捆绑玛丽的东西。电脑显示器上边，他们发现了第二根鞋带，绑着两条内裤，明显是用来蒙眼或者堵嘴的。这两根鞋带都来自玛丽放在客厅里的黑色网球鞋。而床的旁边有一把黑柄的刀。玛丽说刀是她的，性侵犯曾从厨房拿过来威胁她。警方发现玛丽的手提袋在卧室的地板上，而她的钱包却在床上，包里的学习驾照不知为何从钱包中被取出，放在了卧室的窗台上。

梅森告诉玛丽，她需要去医院做一个性侵检查。玛丽的养母和项目负责人带着她去医院之后，刑侦人员帮助他开始处理现场。瑞特曼检查了卫生间，垃圾桶和附近的一个山坡，寻找是否有避孕套或其包装，但都扑了空。警犬在外边，追踪到南部的一座办公楼，但未能帮助调查人员找到任何可能识别性侵犯的线索。

医院里，医务人员收集了玛丽的十几个化验样本。为了检验她是否有肝炎，衣原体，和艾滋等病毒。还给玛丽吃了希舒美等传染病预防药，以及紧急避孕药。

检查过程中，医生报告说，玛丽的反应是“机敏而带着导向性的，并无严重的痛苦感。”

也是那一天，玛丽从医院检查回来后曾打电话给她的前养母香农，“她打来电话说，‘我被强奸了’ ”，香农说道，“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就像她告诉我，她做了一个三明治。”玛丽这异常的毫不歇斯底里和烦恼的样子，让香农疑惑：玛丽说的是真话吗？

第二天，当香农在玛丽的公寓见到她时，她的疑虑加重了。在厨房，当香农走进来时，玛丽的目光并没有和她对视。 “这看起来很奇怪，”香农说。“我们平时总是会拥抱，她会直视着你的眼睛。”在卧室里，玛丽看起来也很随意，没有表明什么可怕的事情曾发生在她身上。在外面的时候，玛丽“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还咯咯地笑着，”香农说。而当她们俩去购买新的床上用品时（玛丽的旧被褥已被收为证据），因为找不到相同的图案，玛丽显得很不开心。“为什么你会希望每天睡在和你被强奸时完全相同的床单和床罩上啊？”香农在心里想到。

佩吉（现寄养母亲）也被玛丽的状态搞的很困惑。当时玛丽打电话给她，“她像是哭了，但我几乎听不到，”佩吉说。“她的声音如此之小，让我真的不能辨别。在我看来，这不像是真的......某种程度上讲，太戏剧了。”而那时，佩吉刚刚新领养了两个青春期的女孩。此前不久，玛丽曾陪同佩吉和她的男友，以及姐妹们野餐。佩吉记得，玛丽曾花了一下午试图引起别人的注意——以致于佩吉觉得现在的情况或多或少和那时相似，只是更加夸张和恐怖。

那天早上，当佩吉赶到玛丽的公寓时，发现玛丽正坐在地上哭。“但是很奇怪，因为当我坐在她旁边时，她平静的告诉了我所发生的事情。当然有必要额外说的一点是，我平时是个狂热的法律迷，当我听到玛丽说的这个故事时，感觉真的很奇怪，”佩吉说。“这就像，我觉得她在告诉我一些法律教育故事的范本。”一部分是因为玛丽所说的这些内容，比如为什么一个强奸犯要用鞋带绑她？而另一部分则是玛丽说话的方式态度：“她看起来是那么超然和置之度外。”

这两个都曾抚养过玛丽的女人在电话里交谈着。佩吉向香农诉说了她的怀疑。香农说，她也这么觉得。他们都不知道玛丽是否说谎了，这是否只是一种夸张的，希望引起重视的手段。但至少现在，她们俩知道，并不是只有自己在认为玛丽是在搞什么把戏。

8月12日，玛丽报案后的一天，梅森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人说“联想到（玛丽）曾经用夸张的方式吸引别人的注意，因此怀疑这‘强奸案’是否真的发生过。”梅森后来写到，当时他的报告里并没有写明报料人的身份。而事实上，这个来电报料的人就是佩吉。

她打来电话向警方分享她的担忧。梅森接着就去了她家，做了一个面对面的采访。当她告诉警察她的怀疑，并要求得到匿名保护。“我不想这些又回到玛丽的耳朵里。”佩吉说道，“事实上我只是想做一个好公民。你知道吗，我不希望警局把他们的资源浪费在了可能仅仅是个人的恶作剧上。”

8月13号，玛丽在林雾市警局会见了梅森，并做了一个笔录，描述都发生了什么。那份笔录仅仅只有一页。但是对梅森来讲，这一页至关重要。玛丽写到，侵犯者说，在他走之后她可以为自己松绑：

“他走之后，我用我的嘴把手机叼过来（就在我头的右方），我尝试着给约旦打电话。他没有接，所以我接着给我的养母打……她说她马上就来。挂了电话之后，我尝试着给自己松绑。”

但这笔录和玛丽之前与梅森讲的内容并不一致。之前，她告诉他们，她是先剪断绳子，再给约旦打电话的。但从这份笔录里却可以看到，她在给约旦打电话的时候，她还被绑着。

那天晚一些的时候，梅森和他的同事瑞特恩谈了谈，说，基于玛丽说辞的前后不一致，以及他从佩吉和约旦那得知的信息，现在他相信，玛丽是在编故事。

在司法系统里，对虚假性侵控告的恐惧已有很长的历史。1600年代，英国首席大法官，马修·黑尔（Matthew Hale）曾警告道，性侵“这种控告很容易制造，但很难被证明，尤其是为被指责的那一方辩护时。”1980年代之前，美国的法官们都会对陪审团朗读这个所谓的“黑尔警告”。但是最近的调查显示虚假的案件相对较少。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警局记录的每年会有5％左右的强奸案件是基本上找不到根据的。社会科学家通过使用严密的方法标准，仔细的检验了警局的记录，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这类案情只占个位数。

第二天早上，梅森去了约旦的家里采访他。约旦告诉警员他和玛丽几个月前就结束了情侣关系，但是仍旧是好朋友。根据马森的笔记，约旦并没有说任何他怀疑玛丽的事。他还说玛丽此前确实告诉他：她当时给他打电话时必须得用脚，因为她被绑起来了。

那天晚些时候，对，就是8月14号，是玛丽报案后的第三天——梅森给玛丽打了一个电话，询问他们是否可以见面。他还说他可以过来接她，把她带到警局。

“我陷入麻烦了吗？”玛丽问梅森。

科罗拉多州，威斯敏斯特2011年2月9日

2011年2月9日，10多个警察和联邦调查局，以及科罗拉多州调查局的代表们，聚集在威斯敏斯特警察局的简报室，讨论调查的状态。

进展并不是很好。经过五周的调研，得到一些很小的指向，但是没有肇事者。对接触过的DNA分析，也产生了复杂的结果。但这嫌疑人的样品缩小到属于同一父系家族线的男性范围里了。但是没有足够的遗传物质可以确认到一个个体上。这样的结果无法进入联邦调查局的全国DNA数据库，以检查是否有匹配的嫌疑人。

加尔布雷斯满怀希望。至少现在案情清晰了。同一个人做的案。“这是一个进步，”她说。“但还不够。”

在本次会议接近尾声时，来自莱克伍德警察局一位年轻的犯罪分析员站了起来。此前6个月，她做出了一份报告，搜查了莱克伍德区受害者家一英里内任何可疑的车辆或小偷。她提出了一些东西，但不知道这否重要。

在莱克伍德的强奸未遂案前3个星期，一名妇女曾在深夜打电话报警，举报有可疑的皮卡车停在街上，里面还有一名男子。警方曾经核实，但该男子已经不见了。工作人员对此车辆填写了一份简要报告。吸引分析师关注的是这皮卡车的位置。它停在离莱克伍德受害人房子半个街区的地方，靠近她家后院的空地。

这俩皮卡车是1993年产的白色马自达。

它被注册到莱克伍德一名叫马克·帕特里克·奥利的男子的名下。

调查瞬间变得很迫切。刑侦人员可以把奥利的马自达，和戈登监控录像里模糊的白色马自达联系起来吗？亚伦·哈塞尔，负责莱克伍德案件的警员，跑回了自己的办公室。莱克伍德的巡逻车有摄像头，会自动拍下他们路过的每一个车牌。其结果是成千上万的时间和地点，可以通过标签搜索的数据库。哈塞尔键入莱克伍德案的车牌号：935VHX。他像是被背后一击。莱克伍德的巡逻车偶然拍到的照片，奥利正把他的白色马自达停在他家车道前——在八月威斯敏斯特寡妇性侵案发生的两小时之后。

监控图像所示为一辆1993年产的白色马自达停在戈尔登的公寓楼附近，那正是26岁的工程专业学生被性侵的地方。车的侧镜看起来碎了。

哈塞尔将图像转给加尔布雷斯。她小心翼翼地比较着，奥利的白色马自达和监控录像里的那辆。一个定格显示，监控里的白色马自达有一个破碎的侧镜。奥利的那辆车也是。而且这两款车后面都有球挂钩。在同一个地方都有过污迹，像是标签刚被撕去。

警察需要对他们所知的情况保密，以防信息泄露，危及他们的调查。他们往往不知道，或无法使用联邦调查局年前创建的数据库去协助抓捕罪犯。研究表明，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强奸犯是惯犯。

但亨德肖特马上意识到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追寻线索的潜力。“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吧？”她说。加尔布雷斯同样这么想。她的部门很小，40多个警官负责一个小镇里大约20000名居民。只有联合执法才是合理的。 “我对寻求帮助没有任何疑虑，”加尔布雷斯说。“让我们尽全力去抓住他。”

一个星期后，加尔布雷斯、亨德肖特和奥罗拉的警探斯科特·伯吉斯（Scott Burgess）在威斯敏斯特警察局开了碰头会。他们比较了各自的调查，其中对于性侵犯和其作案手法的描述都很相似。并得出定论：在加尔布雷斯的案子里，那位女士在袭击者犯案时着重记住了自己的遭遇和案发细节。她回顾说，攻击者用相机拍了照片，那是一个粉红色的索尼数码相机，这完全符合威斯敏斯特受害者对自己遭遇的描述。

加尔布雷斯和亨德肖特在会议前并不认识对方，但追捕强奸犯使她们团结了起来。作为女性警察，两人都是女学生联谊会的成员。在美国，执法机构的人员平均约有13％为女性。警察队伍中，男性依然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常常显示了阶级性化和军国主义。但是，这两名女性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都处于晋升行列中。

他们最初尝试识别侵犯者的想法并不理想。戈尔登的警察获得了加尔布雷斯受害者遭受侵犯的公寓大楼入口的监控录像。警探助理在模糊的监控录像前坐了12多个小时，他吃力地数了这一晚出现的261辆车和来来往往的人，却只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线索。在黎明前几小时，一辆白色的马自达车出现了10次。或许是因为侵犯者正等待着女人入睡？但因车牌无法辨认，未查明车辆车主。

几个星期过去了，依然没有进展。亨德肖特将注意力转向数据库，想要在不同司法管辖区捕捉到惯犯的踪迹。但得出的线索并不理想，挫折不断。“其他人可能会继续受到伤害，”加尔布雷斯看着自己的进展，忧心忡忡。

1月下旬，警探们意识到他们需要扩大搜索范围。亨德肖特请她同部门的犯罪分析员去附近的机构寻找类似罪行。分析师发现在丹佛郊外另一个郊区莱克伍德（Lakewood）的某个事件，发生于威斯敏斯特强奸案的前一个月，但被警方标记为入室盗窃。但看来，由于对罪犯的描述很像侵犯者的特征，这似乎是一起强奸未遂的案子。分析师给亨德肖特发了一个短信息，“快过来，有事跟你说。”

这份案情记录报告详细讲述了一名46岁的艺术家如何在自己家里被人用一把刀威胁。来人戴着一件黑色面罩，试图绑住她的手腕。但是，当那名男子扭过头去，女艺术家跳出了她的卧室窗口。她碎了三根肋骨，并在从7尺高的地方跳下时刺破了肺，但最终逃脱了。

调查人员在现场发现了几个小小的证据。在袭击发生前，雷阵雨曾浸泡过该区域。民警在女人卧室外软糯潮湿的土壤发现了鞋印。在一个窗户上，他们发现了蜂窝状的痕迹。

蜂窝标志。亨德肖特抓住了它们。威斯敏斯特犯罪现场调查人员在受害者的公寓窗户上发现了近似标识。亨德肖特要求比较这两个标识，发现两个犯罪现场的标识均相同。一个莱克伍德调查员跟随自己的预感，最终在迪克体育用品的安德玛（Under Armour）手套上发现了相似的图案。

加尔布雷斯检查了留在莱克伍德现场的脚印。并对比了在戈尔登的案发现场雪地上的脚印。她将鞋印图像上传到crimeshoe.com，这是一个承诺“一键调查犯罪现场身份不明的鞋印，并给出鞋背后详细信息”的网站，但它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网站确定了这双鞋的型号是阿迪达斯ZX 700， 2005年3月后在市场上出售。

2011年1月底，警探将整个丹佛郊区15个月内连接发生的四起强奸案连在一起。这条线索从2009年10月4日，东丹佛奥罗拉的一名65岁的女人身上开始，九个月后到了22英里以西，侵犯者攻击了莱克伍德的艺术家。一个月后，10英里以北的威斯敏斯特，59岁的寡妇被强奸。最后，在2011年1月，罪犯来到戈尔登，威斯敏斯特西南约15英里的的地方，侵犯了26岁的女孩。如果你画一张地图，你可以看到侵犯者几乎绕着丹佛周围的郊区划了一个指南针。加尔布雷斯和亨德肖特开始使用DNA识别连环性侵犯。警探已经彻底检查了他们的犯罪现场。技术人员擦拭了任何罪犯可能触碰的地方：玻璃窗，门把手，甚至厕所的把手。但是这个男人熟悉侦查手段，他甚至可能是警察。他知道避免在现场留下他的DNA。他用湿纸巾清理精液，命令女人洗澡，并把自己用过的衣服和被褥带走了。

他作案一丝不苟，但并不完美。他留下了自己最微小的痕迹。技术人员收集了三个所谓的接触DNA，只有皮肤上极少的7个或8个细胞，它们被送至现代的实验室进行技术分析。

一个样品是从威斯敏斯特现场的厨房定时器上收集到的，第二个来自于戈尔登的受害者。

华盛顿州，林雾市2008年8月11日

周一清晨不到九点，两名林雾市的警局警探得到消息在奥德布鲁克公寓发生了一起强奸案。一些警局工作人员已经到达了那里，维护着犯罪现场。警犬队的工作人员守候在外边，警犬正尝试着搜集可疑气味。

警探杰弗里·梅森中士（Jeffrey Mason）和杰瑞·瑞特曼（Jerry Rittgarn），发现目击证人玛丽，在沙发上盖着毛毯，哭哭啼啼。玛丽，这个刚刚18岁零3个月的女孩告诉警察，那晚上她和朋友约旦打了很久电话。差不多终于要睡着的时候，她被一持刀男子惊醒，接着，被绑起来，蒙眼，封嘴，然后被强奸。她认为这名男子戴着避孕套。至于这个性侵者长什么样，玛丽只能提供很少的信息：白人，穿着灰毛衣。玛丽告诉警察，这次侵犯持续的时间很长，但她也不能确定。一切都很模糊。

玛丽说在那名性侵犯离开之后，她挣扎着用她的脚，从柜子最下面的抽屉找到剪刀，为自己松绑，然后立即打电话给了约旦。约旦没接，玛丽于是打给了她的养母和住在楼上的邻居，后者下来之后为玛丽拨打了911求救。

林雾市警局有79名正式工作人员，为这个城市的34000人服务。2008年，玛丽的案件是警局接到的10起强奸案之一。因为数量较少，犯罪刑侦调查分组中并没有一个专门负责性犯罪的小组。

玛丽受害报案前，一个有关调查强奸案的挑战和敏感性的手册已被性犯罪专家们起草。该手册适用于所有警察部门，里边详细介绍了（调查中可能出现的）常见失误。

调查人员的训诫是，不应该预设任何一个真正的受害者是歇斯底里，而不是冷静的；也不应该假设他们能展现身体伤害的明确迹象和每一个细节。一些受害者会混淆细微之处，甚至颠倒供词。警方也不应该迷失在固有的刻板印象里——例如，认为一个成年的受害者会比青春期的受害者更可信。警方不应该质问受害者或威胁使用测谎设备。

在玛丽的公寓巡视一圈后，警察发现滑动的玻璃后门没有锁上，而是微开着通向后边的走廊，往外看是几乎布满污垢的木栏杆 ，一只其中大约三尺宽的一部分，看起来像是被人翻越，擦拭过。接着工作人员在床上发现了一根用过的鞋带，很明显，这就是用来捆绑玛丽的东西。电脑显示器上边，他们发现了第二根鞋带，绑着两条内裤，明显是用来蒙眼或者堵嘴的。这两根鞋带都来自玛丽放在客厅里的黑色网球鞋。而床的旁边有一把黑柄的刀。玛丽说刀是她的，性侵犯曾从厨房拿过来威胁她。警方发现玛丽的手提袋在卧室的地板上，而她的钱包却在床上，包里的学习驾照不知为何从钱包中被取出，放在了卧室的窗台上。

梅森告诉玛丽，她需要去医院做一个性侵检查。玛丽的养母和项目负责人带着她去医院之后，刑侦人员帮助他开始处理现场。瑞特曼检查了卫生间，垃圾桶和附近的一个山坡，寻找是否有避孕套或其包装，但都扑了空。警犬在外边，追踪到南部的一座办公楼，但未能帮助调查人员找到任何可能识别性侵犯的线索。

医院里，医务人员收集了玛丽的十几个化验样本。为了检验她是否有肝炎，衣原体，和艾滋等病毒。还给玛丽吃了希舒美等传染病预防药，以及紧急避孕药。

检查过程中，医生报告说，玛丽的反应是“机敏而带着导向性的，并无严重的痛苦感。”

也是那一天，玛丽从医院检查回来后曾打电话给她的前养母香农，“她打来电话说，‘我被强奸了’ ”，香农说道，“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就像她告诉我，她做了一个三明治。”玛丽这异常的毫不歇斯底里和烦恼的样子，让香农疑惑：玛丽说的是真话吗？

第二天，当香农在玛丽的公寓见到她时，她的疑虑加重了。在厨房，当香农走进来时，玛丽的目光并没有和她对视。 “这看起来很奇怪，”香农说。“我们平时总是会拥抱，她会直视着你的眼睛。”在卧室里，玛丽看起来也很随意，没有表明什么可怕的事情曾发生在她身上。在外面的时候，玛丽“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还咯咯地笑着，”香农说。而当她们俩去购买新的床上用品时（玛丽的旧被褥已被收为证据），因为找不到相同的图案，玛丽显得很不开心。“为什么你会希望每天睡在和你被强奸时完全相同的床单和床罩上啊？”香农在心里想到。

佩吉（现寄养母亲）也被玛丽的状态搞的很困惑。当时玛丽打电话给她，“她像是哭了，但我几乎听不到，”佩吉说。“她的声音如此之小，让我真的不能辨别。在我看来，这不像是真的......某种程度上讲，太戏剧了。”而那时，佩吉刚刚新领养了两个青春期的女孩。此前不久，玛丽曾陪同佩吉和她的男友，以及姐妹们野餐。佩吉记得，玛丽曾花了一下午试图引起别人的注意——以致于佩吉觉得现在的情况或多或少和那时相似，只是更加夸张和恐怖。

那天早上，当佩吉赶到玛丽的公寓时，发现玛丽正坐在地上哭。“但是很奇怪，因为当我坐在她旁边时，她平静的告诉了我所发生的事情。当然有必要额外说的一点是，我平时是个狂热的法律迷，当我听到玛丽说的这个故事时，感觉真的很奇怪，”佩吉说。“这就像，我觉得她在告诉我一些法律教育故事的范本。”一部分是因为玛丽所说的这些内容，比如为什么一个强奸犯要用鞋带绑她？而另一部分则是玛丽说话的方式态度：“她看起来是那么超然和置之度外。”

这两个都曾抚养过玛丽的女人在电话里交谈着。佩吉向香农诉说了她的怀疑。香农说，她也这么觉得。他们都不知道玛丽是否说谎了，这是否只是一种夸张的，希望引起重视的手段。但至少现在，她们俩知道，并不是只有自己在认为玛丽是在搞什么把戏。

8月12日，玛丽报案后的一天，梅森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人说“联想到（玛丽）曾经用夸张的方式吸引别人的注意，因此怀疑这‘强奸案’是否真的发生过。”梅森后来写到，当时他的报告里并没有写明报料人的身份。而事实上，这个来电报料的人就是佩吉。

她打来电话向警方分享她的担忧。梅森接着就去了她家，做了一个面对面的采访。当她告诉警察她的怀疑，并要求得到匿名保护。“我不想这些又回到玛丽的耳朵里。”佩吉说道，“事实上我只是想做一个好公民。你知道吗，我不希望警局把他们的资源浪费在了可能仅仅是个人的恶作剧上。”

8月13号，玛丽在林雾市警局会见了梅森，并做了一个笔录，描述都发生了什么。那份笔录仅仅只有一页。但是对梅森来讲，这一页至关重要。玛丽写到，侵犯者说，在他走之后她可以为自己松绑：

“他走之后，我用我的嘴把手机叼过来（就在我头的右方），我尝试着给约旦打电话。他没有接，所以我接着给我的养母打……她说她马上就来。挂了电话之后，我尝试着给自己松绑。”

但这笔录和玛丽之前与梅森讲的内容并不一致。之前，她告诉他们，她是先剪断绳子，再给约旦打电话的。但从这份笔录里却可以看到，她在给约旦打电话的时候，她还被绑着。

那天晚一些的时候，梅森和他的同事瑞特恩谈了谈，说，基于玛丽说辞的前后不一致，以及他从佩吉和约旦那得知的信息，现在他相信，玛丽是在编故事。

在司法系统里，对虚假性侵控告的恐惧已有很长的历史。1600年代，英国首席大法官，马修·黑尔（Matthew Hale）曾警告道，性侵“这种控告很容易制造，但很难被证明，尤其是为被指责的那一方辩护时。”1980年代之前，美国的法官们都会对陪审团朗读这个所谓的“黑尔警告”。但是最近的调查显示虚假的案件相对较少。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警局记录的每年会有5％左右的强奸案件是基本上找不到根据的。社会科学家通过使用严密的方法标准，仔细的检验了警局的记录，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这类案情只占个位数。

第二天早上，梅森去了约旦的家里采访他。约旦告诉警员他和玛丽几个月前就结束了情侣关系，但是仍旧是好朋友。根据马森的笔记，约旦并没有说任何他怀疑玛丽的事。他还说玛丽此前确实告诉他：她当时给他打电话时必须得用脚，因为她被绑起来了。

那天晚些时候，对，就是8月14号，是玛丽报案后的第三天——梅森给玛丽打了一个电话，询问他们是否可以见面。他还说他可以过来接她，把她带到警局。

“我陷入麻烦了吗？”玛丽问梅森。

科罗拉多州，威斯敏斯特2011年2月9日

2011年2月9日，10多个警察和联邦调查局，以及科罗拉多州调查局的代表们，聚集在威斯敏斯特警察局的简报室，讨论调查的状态。

进展并不是很好。经过五周的调研，得到一些很小的指向，但是没有肇事者。对接触过的DNA分析，也产生了复杂的结果。但这嫌疑人的样品缩小到属于同一父系家族线的男性范围里了。但是没有足够的遗传物质可以确认到一个个体上。这样的结果无法进入联邦调查局的全国DNA数据库，以检查是否有匹配的嫌疑人。

加尔布雷斯满怀希望。至少现在案情清晰了。同一个人做的案。“这是一个进步，”她说。“但还不够。”

在本次会议接近尾声时，来自莱克伍德警察局一位年轻的犯罪分析员站了起来。此前6个月，她做出了一份报告，搜查了莱克伍德区受害者家一英里内任何可疑的车辆或小偷。她提出了一些东西，但不知道这否重要。

在莱克伍德的强奸未遂案前3个星期，一名妇女曾在深夜打电话报警，举报有可疑的皮卡车停在街上，里面还有一名男子。警方曾经核实，但该男子已经不见了。工作人员对此车辆填写了一份简要报告。吸引分析师关注的是这皮卡车的位置。它停在离莱克伍德受害人房子半个街区的地方，靠近她家后院的空地。

这俩皮卡车是1993年产的白色马自达。

它被注册到莱克伍德一名叫马克·帕特里克·奥利的男子的名下。

调查瞬间变得很迫切。刑侦人员可以把奥利的马自达，和戈登监控录像里模糊的白色马自达联系起来吗？亚伦·哈塞尔，负责莱克伍德案件的警员，跑回了自己的办公室。莱克伍德的巡逻车有摄像头，会自动拍下他们路过的每一个车牌。其结果是成千上万的时间和地点，可以通过标签搜索的数据库。哈塞尔键入莱克伍德案的车牌号：935VHX。他像是被背后一击。莱克伍德的巡逻车偶然拍到的照片，奥利正把他的白色马自达停在他家车道前——在八月威斯敏斯特寡妇性侵案发生的两小时之后。

监控图像所示为一辆1993年产的白色马自达停在戈尔登的公寓楼附近，那正是26岁的工程专业学生被性侵的地方。车的侧镜看起来碎了。

哈塞尔将图像转给加尔布雷斯。她小心翼翼地比较着，奥利的白色马自达和监控录像里的那辆。一个定格显示，监控里的白色马自达有一个破碎的侧镜。奥利的那辆车也是。而且这两款车后面都有球挂钩。在同一个地方都有过污迹，像是标签刚被撕去。

奥利里的房子

在一部分调查员跟踪着这个疑似奥利的男子同时，另外一部分调查员试着敲了敲房门。他们计划在门上装一个监控摄像头。没想到，一个男人走了出来，他看起来很像奥利。疑惑中，调查人员用了常用的伎俩，他告诉这个男人他正在向邻里的居民普及防盗事宜。这个男人自我介绍了一下，他是马克·奥利，他的哥哥米歇尔·奥利刚刚和女朋友出去吃午饭了。马克向调查人员表示感谢，接着关上了门。

奥利的外貌太让人困惑了。调查人员之前也不知道他和他的哥哥住在一块儿。他们长得很像。他们决定开始测验奥利的DNA，就是从饭店的杯子里找来的那些，来与犯罪现场得到的DNA相匹配。科罗拉多调查局的分析师得到了数据，通常来说，分析一个DNA需要数月。但为了这个案子，他们通宵工作，在星期天凌晨两点，便得到了结果。这个DNA与犯罪现场的完全符合。所以奥利家的其中一个男子是有罪的。但是，究竟是谁？

加尔布雷斯排除了这两兄弟的父亲——他住在另外一个州并且很年迈。但是调查员还不能完全把米歇尔·奥利的嫌疑排除在外，有可能米歇尔对此事有责。也有可能是米歇尔和马克合伙作案。他们需要更多的信息。

她确切的知道她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她相信她受害者的记忆。他的腿上有深色胎记。她给另一所警局的犯罪分析师发了一封邮件，“我想看见这个男人的腿，非常紧迫！”

华盛顿州，林雾市2008年8月14日

在梅森的经验里，当谁问起，他是否陷入麻烦了，基本上就是，他真的陷入麻烦了。

当梅森和他的同事瑞特恩下午三点半一块儿去接玛丽的时候，他们发现她正坐在房子外边的草坪上。接着他们仨去了林雾市警局，接着把玛丽送去了会议室。

从梅森后来写的报告来看，他没有再在玛丽身上浪费很多时间，他告诉了她她陈述中的前后矛盾，和其他见证者的一些看法。玛丽说她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接着她重新述说了一遍她的故事——而这一次，她说强奸案有可能发生过，而并非完全确定。她涕泪涟涟地描述了自己的过去——她的所有寄养家长们，她在她七岁时被强奸过，她在她自己的房间里，感觉到很孤独。瑞特恩说她的故事和证据并不相符。他说他相信她只是一时兴起编造了故事，而不是准备好的。他问道，这个居住区是否真的有性侵犯者需要他们警方去抓的。“没有。”玛丽说道，她的声音软软的，眼睛看着下面。

“从她的回答和肢体语言可以看出，关于这起性侵案，玛丽明显是在说谎。”瑞特恩接着写到。

警员们并没有向玛丽声明她的权利——你有权去找律师，你有权保持沉默——他们让玛丽写下真实发生的故事，承认她自己在说谎，承认——她犯罪了。她同意了，于是他们留她一个人在那写。在表格上她填上自己的名字，地址和社保号码，接着她写道（部分）：

那天我在和约旦打电话，聊他的生活以及其他。当挂了电话之后，我就开始在脑子里想那些让我压抑的事情，我很怕自己一个人住在房间。当我快睡着的时候，我梦到有人闯了进来，然后强奸了我。

当警员到达的时候，他们看到玛丽的新陈述里把强奸案描述为她的梦，而不是她编造的故事。

瑞特恩问，你为什么不写你撒了谎。

玛丽哭着说她觉得性侵案是真的发生了的。她锤着桌子说，“很真实的。”

很真实的，还是就是真实的？瑞特恩问道。

有可能是性侵发生了，但我把它终止了，玛丽说道。

你觉得这样撒谎的人会得到什么呢？瑞特恩问道。

“我需要得到法律咨询，”玛丽说道。

梅森回到了证据上。他告诉玛丽她描述的给约旦打电话和约旦本人报告的情况不一致。

玛丽，把她的脸埋在手里，眼睛低垂。并且“来来回回转动着，像是在寻求一个回应。”

警员重述着她之前所说的内容——她是压抑的，担心孤独的——接着最后，玛丽看起来松懈了。她停止了哭泣。她甚至带着一点笑容。她道歉，接着同意写另一份陈述，毫无疑问这就是谎言。

我有很多很压抑的事情，我想和别人出去玩，但没有人和我玩，所以我编造了这个故事，但我没想到这个事情会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干点其他不同的事情，这件事不应该发生的。

这个陈述报告令警员很满意。瑞特恩之后写道，“基于我们和玛丽的谈话，和梅森发现的前后矛盾的陈述，我们完全相信玛丽现在才吐露了真相，就是她本来就没有被性侵。”

在玛丽看来，这些问询持续了数小时。她做了她总是在压力下做的事情。她将之称为“按下开关”，压抑着所有她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情感。在她向两位警官坦白之前，她都不敢抬头正眼看他们。但是坦白之后，她就可以了。再之后，她笑了。她走去了卫生间，清洗了自己。转变立场是一种解脱，这样他们可以放她走。

第二天，玛丽告诉了她的项目组负责人华妮·那什，她的警察不相信她。鉴于她的危险处境，她说她想要一个律师。

项目组负责人坚持要亲自见面梅森。梅森告诉他们证据不能支持玛丽所编造的故事，并且玛丽已经自己推翻了自己的故事。

但是现在，玛丽并没放弃。8月18日，也就是她案发后的一周，她见了两个项目组负责人，并且坚持说，她是在逼供的情况下写的那份陈述。

他们三个回到了警局，希望重新录口供，告诉那两个警官，其实在第一次录口供的时候，她说的就是真话。并且说她可以接受测谎仪检验。

但是项目负责人不能进去，他只能在外面等候，瑞特恩和另外一名警官单独会见了玛丽。

瑞特恩问玛丽，又怎么了。玛丽说，她真的被强奸了，接着开始哭泣，说她真的看到了有男的在她身上。瑞特恩说，可以，但如果测谎仪表明她真的说了谎，那么她将被送入监狱。接着还说，他会建议项目组负责人不再给她提供住宿帮助。

玛丽退却了，她被警察送下了楼梯，项目负责人再一次问她是否有被强奸，她说，没有。

离开警局后，玛丽知道这一切并未结束，如果她想保住自己那所正在接受补贴的公寓的话，她必须向一些人坦白一些事。

那天晚些时候，玛丽的朋友们在小区住房聚在一起开了个会。玛丽直接告诉跟她一起参加了Ladder的人，她对于自己被强奸的事情撒了谎。但玛丽告诉他们无需担心，没有人曾经或准备伤害她。

如果说在这个房间里还有一丝同情的话，玛丽觉得这一丝同情只来自那个坐在她右边的年轻女人，剩下的都是令人尴尬与折磨的沉默。

会议结束后，玛丽便打算去她朋友那儿。在路上，她跨过一座桥，她真的想过从桥上跳下去。“可能这是唯一一次我想结束掉我的生命。”她说。她打电话告诉朋友，“求求你在我做傻事前把我接走。”随后，玛丽把她手机砸向一旁。

月末，有一个“惊喜”正等着玛丽。她收到了一封出庭信，她因作伪证而被控告，若此控告成立，可被罚长达一年的监禁。该犯罪指控上还有中士梅森的签名。随后，该案件的文书工作交由林恩伍德市委任的一家小型律所跟进，该律所常常处理一些轻微罪行的检控工作。

对于梅森来说，做出这一指控不需要经过太多考虑。因为他相信玛丽确实撒谎了。警方花了大力气去证实玛丽说话，而律师也说她提供虚假证词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是的，一切就是如此简单。

没有确切的数据表明在过去的案件中，警方因为女性在强奸案中做伪证而逮捕她们的机率，也没有数据表明检控官会把这类案件带上法庭的可能性。

但在现实中，多数警察局只会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才会在针对女性的控告上劳心劳力，比如在一场公众十分关注的案件中，嫌疑人的名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或者是警方在某个案件中耗费了巨大心力。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许多强奸案中，最大的问题不是虚假的证词，而是没有证词。全国调查显示，大约只有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强奸案会向警方报告。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涉案女性害怕警方不相信她们。

在向警方报告自己被强奸的那段时间，玛丽辞掉了自己在Costco的工作，她没办法在那儿看着人群，然后陷入浑浑噩噩的状态。现在，她的那种困顿愈发强烈。

Ladder项目负责人给了她每晚9点的宵禁，并增加了比过去多一倍的与职工碰头的时间。

当地媒体匿名报道了玛丽被法院控告一事。(西雅图邮讯报的头条写道：“警方表示：林恩伍德市的强奸报告是个大骗局”)玛丽高中时期最好的朋友，也就是曾经教她摄影，为她拍照并发到网上的那个朋友，创立了一个叫做“玛丽大骗子”的网页，上面贴了一张玛丽Myspace中的照片，多份警方报告，并写下了玛丽的全名。知道这个网页后，玛丽陷入一阵暴怒，在家里大砸特砸。

玛丽不再去教堂了。“我对上帝感到愤怒”，她说。她对摄影失去了兴趣，连门也不敢出。“一天夜里，我尝试着独自一个人走去商店，但我好像产生了幻觉，总觉得有人在后面跟踪我。我极度崩溃，我连离家一千米远都不行，我逃回了家。”但在家里，她却也绝不踏入卧室一步，而是选择睡在沙发上，并把灯开着。

“我掉入深渊了。”她说。

玛丽的自尊终于向自怨自艾屈服了。她开始抽烟，开始酗酒，开始变胖。

十月初，也就是玛丽因虚假证言被指控的一个多月后，一名位于西雅图东部城市柯克兰的六十三岁女性报警称自己在一间的独立寓所里被强奸了。强奸者戴着手套，握着小刀。他用受害人的鞋带绑住了她，给受害人拍照，并威胁要把相片放上网。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受害人告诉警方，她觉得好像一直有人在背后跟着她。

香农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则案件的相关报道，她大吃一惊。她父亲是西雅图南部城市肯特的一名警长，她从小在警察局长大，因此很信任警察。她知道警察的办案程序。她走到电脑前，在网上查找警局的号码并迅速拨打了电话。她把玛丽的事情告诉了柯克兰的警察，并把其他相关的强奸案件也告诉了他们。

香农还给玛丽打电话，并建议她和柯克兰的警官联系。但玛丽拒绝了。

“我太怕了。”玛丽说。她已经承受了太多压力与委屈。她无法让自己再去警局，和警察们把自己的经历再说一次。但是，她在家上网搜索着柯克兰那位受害人的新闻。当她一读到这则消息时，泣不成声。

柯克兰的一位探长最终给香农回了电。基于香农提供的信息，柯克兰的调查人员已经接触到了林恩伍德市的同事，但却被告知林恩伍德市的受害人并不存在，整个事件是被虚构的。

科罗拉多州，莱克伍德市2011年2月13日

早上八点十五分，加尔布雷思敲开了奥利里的门。

“警察。这是搜查令，开门。”她重复地喊着。七位巡警站在她身后，掏出枪，紧贴在门上。

过了一阵，奥利里开门了，他踏出家门，在刺眼的冬日阳光下显得有点疑惑和惊讶。一只沙皮犬和一只比特犬在他面前慌乱地跳来跳去。他身着一件灰色卫衣，和同颜色的宽松运动裤，脚上拖着居家鞋。就这么一个人站着。

加尔布雷思把他拉倒一边开始搜身。当她搜到奥利里左腿时，把裤脚提起一看，在那，就在奥利里左边的小腿上，有一个黑色的鸡蛋一般大小的胎记。

是他，他就是强奸犯。加尔布雷思竖了竖大拇指。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就在面前，奥利里马上启用了自己要求辩护律师的权利。加尔布雷思移步，让自己站在了奥利里的身后。早上8点35分，她将奥利里用手铐铐住。“你涉嫌一桩2011年1月5日发生在戈尔登的盗窃和性侵案，现在将你正式拘捕”她告诉奥利里。奥利里被带上了警车，然后送到了杰斐逊县的监狱。

在奥利里家的搜查证实了探长们之前的调查。调查员在奥利里的衣帽间里找到了一双阿迪达斯ZX700型号的鞋子。该鞋的鞋底底纹和戈尔登以及莱克伍德市窗外发现的鞋印刚好吻合。他们还发现了一副Under Armour的手套，上面有蜂巢的形状。在浴室里调查员们发现了一个用来做面罩的黑色头套。

“他以前在军队工作，所以他布局很缜密”加尔布雷思说。“这所房子是我搜查过的最干净的房子，各种东西都摆放有序。感谢上帝让我们发现这些蛛丝马迹。”

受害人之前的供词也得到了证实。大部分受害人都提到了一个绿褐色眼睛，身高六尺，体重大约200磅等生理特征的男性。他们描述了自己被绑的过程，提到嫌犯偷了她们的内衣裤。在奥利里的房间里，调查员们发现了一把380口径的黑色鲁格枪，一台粉红色的索尼数码相机和一个大尺寸背包，里面装着湿纸巾和润滑剂。在衣帽间里，探长们还在一套音响设备里发现了他藏好的女性内衣裤，对于他来说，这就是战利品。

三月初，法庭的一位电脑专家破解了一份奥利里储存在硬盘里的文件。当时专家发现了一个叫做“女孩儿们”的文件夹，还有一些奥利里在戈尔登和威斯敏寺特性侵的那些受害人的照片。加尔布雷思瞄一下就认出了这些受害人。

但是，加尔布雷思也发现其中一张照片上的女人她不认识。这是一个年轻女性，比科罗拉多州的其他受害者都年轻许多，也许是个青少年。照片里，这个年轻女性流露出惊慌的表情，她坐在床上，双手被捆住，嘴里也被塞了东西。加尔布雷思有点不舒服，她怎么才能够找到她，怎样才能为她伸张正义呢？

在浏览了几张照片之后，她找到了答案。这个女的胸前学员证上有她的名字和地址。就在华盛顿的林恩伍德市。

华盛顿州，林雾市2008年8月11日

他在黎明前到了那儿，然后等在她的寓所外。临近她的卧室，偷听她讲电话，等着她入睡。夜晚很空旷，这让他不那么紧张。他与受害者只有一墙之隔，这足以让他听到她的声音。有几次他都离开了先前的位置，但就待了一会就回去了。因为怕被发现自己在前后徘徊。

奥利里很喜欢树，因为树能够遮挡他的位置，而Alderbrook小区里到处都是树。小区中没有私人住所，但即使这样，这里还是有很多优点。其中一个优点就是这里的窗户。所有的窗户都是可滑动的，当它们没有上锁的时候，非常容易打开，而它们经常都是没锁的状态。

在奥利里向她卧室里偷窥之前就意识到，这女人不是他的菜。但是他投入了太多心力才“猎”（这是奥利里的措辞）到她，花了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小时。所以，他努力扩大自己的口味，无论老少。因为他不能让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

他总会在受害人寓所前徘徊了一阵才闯进去，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他总会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有一次，他打算强奸一个女的，当他戴着面具站在卧室门外的时候，有一个男的走过来了。所以现在，他力求做到精心的观察，在窗外窥视，事先踩点，搜集相关资料。几年之后，探长们在他的手机里找到了另一个目标（奥利里的说辞）的一些信息，上面详细记录着受害人何时会出入哪间房间，开、关灯的情况，以及窗户的开关情况，还会记录她的男朋友出入。“男朋友穿着睡衣，游戏结束”他在一次夜晚观察的记录里写到。

他会事先了解目标人物的信息。通过阅读信息获得她的出生日期，驾照号码。他还会窥视她看电视。并且，在“捕猎”结束后，实施强奸前，他都还会再在房子周围走一圈，这就是他所为的“战前检查”，从而确保“猎物”所及之处没有武器。

日出前，他听到“猎物”打完了电话。他等了一会，一切都安静下来，然后迅速翻过栏杆，拨开没有上锁的玻璃门，悄悄潜入进去。在之后的半个多小时，当受害人沉睡的时候，他就为他的下一步行动准备着。

几个星期前，他在受害人家的窗外潜伏的时候就潜入过受害人的家，到现在为止已经两次了，都是通过同一扇玻璃门进入。

他还为自己接下来的行动取了一个学名，叫做“强暴剧场”。很久以前，当奥利里还是小孩的时候，他就看过赫特人贾巴奴役和锁住莉亚公主的场景，从那时起他就被这种怪癖控绑住了。你5岁的时候到底去了哪里，你怎么那么小就想着手铐这种事了。他这么问自己。当他只有8岁的时候，他第一次闯入了别人家，那次有些匆匆忙忙的，从那之后，他有12次闯入别人家的经历。

现在他年过30，曾两次赴韩战斗中在预备队里担任步兵，那时只有他会几个月都不出勤。在厨房的时候，他走到刀架那，从最顶部抽出一把黑色的刀丢得远远的。

在客厅里，他从受害人的一双黑色网球鞋上取下了鞋带，然后把鞋子放回原位。后来，一位探长在报告中这样写道，“鞋子在临近沙发的尾部和卧室门口处放着，没有动过的痕迹，就这么放在那里。”

他做所有事情都一样，整洁而有序。

他用其中一根鞋带穿过一件内衣，然后就潜入了卧室。

上午7点左右，他站在受害人的卧室门口，左手拿着刀，举到与肩同高的位置，盯着她直到醒来。

转过去，他命令玛丽，玛丽照做了。把头蜷到腹部。玛丽照做了，然后他双腿跨在玛丽身上，那把刀就在玛丽脸附近。

把双手背到后背上。玛丽照做了，随后他把玛丽手腕绑住，然后用布把眼睛蒙上。为了不让她发出声音，奥利里用布堵住了她的嘴。

你们刚才的通话很有趣啊，他说。奥利里就是想让玛丽知道他一直在那儿偷听，伺机而动。

要怪就怪你没锁门，他告诉她。

翻过身去，他命令着。玛丽照做了，接着奥利里对她实施了强奸，在强奸的过程中，奥利里用他那双带着手套的手打着玛丽。

他把她的学员证放在胸前，还为她拍了张照。

当奥利里实施强奸后，他说，如果玛丽告诉警察的话，他就把照片放上网公之于众，那么当她有孩子的时候，小孩也会看见这些照片。

他把塞到她嘴里的东西扯出来，把蒙在眼睛上的布解开，还叫她不要回头看，把头埋在枕头下。

他最后说，自己感到很抱歉。他说自己很愚蠢，他也没想到会这样。

他离开房间走到寓所前门，然后逃跑了。

后记

奥利里为自己在科罗拉州所犯下的28起强奸及其他罪刑服罪了。2011年12月9日，差不多是在他逮捕的一年之后，奥利里因自己所犯下的性侵罪获刑，被判入狱327年半，这是法律中的最大年限。现在他在坐落于科罗拉多州一个偏远的东北部荒芜的斯特灵（Sterling）劳改所服刑。他这辈子都不会被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