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張宏傑的《簡讀日本史》

張宏傑的這本新著值得一看。首先，有趣易讀；其次着重日本的國民性及產生原因；最後，將中日歷史、文化和國民性做了一個對比，能更深入地認識中華文明的特性。
                      

很多人認為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克隆，日文借用了中國文字，服裝和文學藝術都源於中國。實際上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表面相似，骨子裡不同。張宏傑揭示了日本在近代和中國分道揚鑣，成為亞洲強國的深層文化因素。

中日兩國人都以恥感文化著稱，愛面子，為人處世講究含蓄，說話拐彎抹角。注重集體主義，壓抑個性。不同的是中國人非常重視血緣關係，講私德，但公德意識差。日本人不重視血緣關係，比如有收養養子的習慣。一百多年前，只有6%的日本人有姓氏。這也是日本沒有嚴格的血緣家族制的一個表徵。中國姓氏文化之早熟反映了中國人對血緣的極端重視。漢語親屬稱謂嚴格按輩分劃分，以區分長幼尊卑。日語、英語、泰語都可以採用名字加親屬稱謂的方法，比如“某某（名字）姑姑”，而漢語中直呼長輩名字卻是不被允許的。日本人敬鬼神，中國人祭祖先。直到今天日本的神社仍然得到不絕的祭拜。在代表人類科技發展最高水平之一的核發電廠的奠基開工前，日本要舉行正式的“地鎮祭”，由神官來祛災祈福。

漢語裡有花樣百出的國罵，但是日語裡卻幾乎沒有髒話，“唯二”的兩句“髒話”還都來自漢語。第一個是“馬鹿” （八嘎），來自漢語的“指鹿為馬”。之二是後面加一個“呀路”，這個“呀路”也是來自漢語，即“野郎”，就是“村夫、沒教養的人”的意思。這兩句髒話聽起來實在是太文弱。日本人不以性為恥，在他們的意識中，性被認為是最自然和最基本的東西，所以在日語中沒有與性相關的髒話。日本向中國學習了很多東西，但排斥了太監、小腳和貞節牌坊。

中國人的集體主義是一種價值取向，崇尚民族主義和國家至上。但並不視為生活方式，窩裡鬥和內耗並不少見。而在日本，集團主義是一種生活方式。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抱團式”生活，由此形成了“人必須生活在集團當中，離開集團無法生存”的思維定式，一個人必須時刻小心翼翼地考慮集團的利益，與集團同步。和“不給別人添麻煩”的行為本能。日本學校中，體育比賽從來不記個人名次，只記班級名次。

日本人具有強烈的對群體對集團的歸屬感，對集團的忠誠心和責任感。他們普遍認為集團的意志就是自己的信念。日本人害怕和別人不一樣，從小就本能地把自己變得和別人一樣，做事要符合社會道德和集團規則，避免特立獨行而遭人排斥。有時甚至到神經過敏的地步。日本公司職員下班後常和同事一起去喝酒。如果老公天天回來得早，妻子就會質疑：“難道你在公司就那麼不受歡迎嗎？”如果一個日本人被認為是與眾不同，那是他最為恐怖和羞恥的事情。只有將自己全部融化到集團中，他們才能找到自我的位置和價值。弊端是缺乏創造力。過於強調合群，抑制個性，是日本文化缺乏深度的原因之一。

日本國民性的一個特點是轉彎快。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社會的輿論主流是“攘夷”排外。但是當薩摩和長州被西方人痛打了一次之後，全日本馬上清醒過來，迅速轉向，徹底改革。你比我強，我一不嫉妒二不仇恨，而是老老實實向你學習。鴉片戰爭在中國是國恥，類似的黑船來航卻被日本人當成帶領日本走入現代文明的恩惠。二戰投降後，日本上下對占領軍畢恭畢敬。日本人稱美軍占領是“第二次開國”。中國文明是原生的，長期優於周邊文明，因此一直有一種傲視四方的老大帝國心態。即使敗了也不肯認輸低頭。而日本文明是次生性的，在中國文明的輻射下發展起來的。因此從一開始，日本人就形成了強大的“崇洋心態”和學習本能。日本人對中華文化一直持學生態度，直到滿族入關後。標誌着中國“華夷變態”。從此日本韓國都將自己升為正統中國文化的代表，萌生代華之心，後來的侵華也源於此。

魯迅說：“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 甲午海戰，中日兩國海軍的實力相當，日本主要勝在堅定的意志、必勝的決心和機動靈活的戰術。兩國都有精神勝利法，在日本是拼搏精神，在中國是阿Q式的事後自我安慰。

歐洲小國林立、權力多元和社會分工構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日本和歐洲有驚人的相似性。日本的莊園領主制、長子繼承制、社會階層世襲制、權力多元、武士制度和社會自治，在中世紀西歐幾乎全部具備。德川晚期，高達40%—50%的男性和15%—20%的女性能讀書識字，這一識字率高於世界大部分地區，與歐洲齊平。遠高於中國。中國式家族的諸子均分制導致 “富不過三代”。而長子繼承制有利於家族財富的持續積累，也有利於家族技藝的傳承，因此日本經常出現傳承上百年、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家族企業。

日本戰國時代曾經出現廣泛的社會自治現象。在自治鄉村中，農民們自己處理普通司法案件。日本也出現了自治城市，擁有自己的司法權，許多城市還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和警察。這些在中國歷史上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世界上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大部分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國家權力過大，與民爭利，導致民營企業家沒有安全感：政府權力沒有集中統一，是商業精神生長的前提條件之一。賴肖爾說，中國的大一統恰恰是改革最大的阻力：“中央政權有力量粉碎一切所謂非法的地方反應。”而日本由於權力分散，在外界挑戰面前，不同的藩可能做出不同的反應，因此做出正確應對的概率要遠大於中國。江戶時代的日本商人比被課以重稅的中國商人、農民具有更大的安定感，更願意長期投資於產業和商業。其結果培植了日本商人和富裕農民今天所謂的企業精神。反之中國商人和農民則醉心於通過高利貸和單純的商業交易，取得短期的利潤後用來購買土地，認為這才是唯一安全的長期投資方法。

對比中國的官本位，日本社會更多元化。岩崎彌太郎出生於武士家庭，本來有資格從政，他卻立志從商，創立三菱集團。澀澤榮一，已經做到主管國家預算的大藏少輔，有機會成為一個前程無量的政治家。但他在迅速變化的時代氛圍中認識到作為一個實業家能做出更多的事情，因此在33歲那年棄官從商，創辦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銀行，一生創辦了500多家企業，被稱為日本近代的“實業之父”。

中日文化表面之下有巨大的不同，而正是這些不同，決定了中日兩國不同的歷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