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口拐卖常常是跨省流动的。
妇女和儿童，被从西贩运至东，从比较贫困闭塞的省份，拐卖到相对富裕发达的省份。
具体来说，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新疆是主要流出地。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福建、广东则是主要流入地。
2004年，来自多个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者们组成了一个“华东五省云南/广西籍被拐卖或拐骗者流入地个案研究”项目组。
研究者们去了华东的五个“买方省份”——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福建，面对面访谈了许多位被拐卖的女性。
在江苏接受访谈的，正是六位被拐卖到徐州的女性。
那六位接受访谈的女性，哪些因素造成了她们被拐卖？她们曾经历过什么？曾反抗和逃离过吗？后来，她们又为什么不回家？
徐州有两个特点，一是（曾经）比周边穷，二是交通便利。
江苏是国内富省，对贫困地区来说，“江苏”自带光环。比起南京、苏州、无锡等地，徐州就被比成了“欠发达地区”，几十年前尤其如此。虽然徐州近几年GDP增长较快。但2002年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评估了13个江苏省辖市的综合实力，徐州排在第11位。这意味着徐州及其下属县城和农村，对周边人口的吸引力不够。
徐州又是南北的交通枢纽。称得上“全国综合交通枢纽”的城市也就几十个，徐州就是其中一个。至少在交通上，“外来媳妇”的流入是很便利的。
二者叠加在一起，使得徐州成为了“云南女性被拐卖骗婚”的典型地区。1985年以后，许多云南籍的女性被拐卖到徐州，1988年~1990年是高峰期，单单一年里被拐到徐州的婚姻迁入女性就有2000~3000人。
不仅如此，1993年以后，甚至出现了“人带人”的现象。为了利益，一些先期到徐州的女性开始介绍家乡的女性（包括14岁~18岁之间的大龄女童）过来。一些此前被拐卖的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老乡卖老乡”，也是徐州某些村庄有着许多云南籍女性的原因。
2000年，全国进行“打拐”专项严打。此后，徐州的拐卖妇女儿童有所下降，立案数目也从过去的一年上百起，下降到后来的一年几起。
然而，许多被拐卖到徐州的女性，人生已经永远被改变。
大部分时候，买方属于“当地偏穷的人家”，或者是男方个人条件差，难以在当地婚娶。
徐州的6位女性流入的家庭，有4个属于贫困家庭，因为家穷娶不到当地媳妇，而买/娶一个外地媳妇，成本要低得多。
A的丈夫年龄过大，比她大16岁，结婚时33岁，在当地这个年龄基本娶妻无望，“说过不少，总也没合适的，后来请人算命，算命的说他错过机会了，在本地找不到了，要找个外地人做媳妇，这样可以冲喜”“自己年纪小，还是小孩，他这么大，心里觉得很害怕。”
B流入了贫困家庭，“一月不吃一瓶油，一年不吃一回肉”，不仅如此，由于在村里是小姓，家族人少势弱，也常常受到欺负，“现在这么穷，村里有扶贫款，就是不给。”因为没有申领到扶贫款，所以她家到访谈那年还借住在别人家里，没有自己的房屋。
C流入了贫困家庭，“当时婆婆常年生病，经济条件也不好，生活条件比其他人家差，在当地找对象有困难。”而且家里也是小姓，“赵姓的势力比较小，办起事不如姓李的（村里大姓）的那么顺”。
D丈夫当时已经42岁，（D仅16岁），父母已故，连“买妻子”的钱也没有，是在路上强“拉”妻子回家的。
E流入的家庭则更加复杂，丈夫身材矮小，长相丑陋，不受父母喜爱，也得不到多少父母的庇护。E因丈夫的丑陋而十分难堪，从未让自己娘家亲戚见到她丈夫。不止如此，丈夫的二哥因为在分家时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经常借酒发疯，大吵大闹，甚至暴打家里人，E就多次遭受二哥的拳脚暴力。
F的丈夫家庭贫困，而且男方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腿部残疾，难以自理，不能做农活，只做点缝纫活，但维持自己的生活都很困难，“差，差，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他家最困难了，比他再困难的，只有老光棍了，没有比他再困难的了”。
贫困的家庭，糟糕的男方条件，非自愿的婚姻，都增加了被拐卖女性的痛苦。
六个人里，相对来说“自愿被拐”的是C。她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同意嫁给来云南的丈夫的。
C丈夫的表嫂也是云南人，表嫂表哥来云南走亲戚，C的丈夫跟着来了，于是遇见了C。当时C听丈夫说，江苏徐州这边“不用砍柴烧，不用背，不用挑，是平原，什么都用机械化，干活很轻松，还有很多苹果树”。C觉得比自己在云南的生活好很多，就跟家里说，想出去，不想在山沟沟里过一辈子，想知道“大世界”是什么样。
到了徐州后，C虽然一开始不习惯，也发现很多情况不太符合，比如没有苹果树，机器（拖拉机）是别人家的，但是她安慰自己，“骗不骗也就这么回事……是平原不假，也不用挑，不用背，开始的时候也不用我干活……”
如果说C还是部分知情，那么ABDEF则全是非自愿、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拐卖的。
A和B是被熟人或亲戚骗出去后被卖的。
A的熟人给她介绍了一个“能找活干”的人。她并不认识那个人，但出于对熟人的信任，而且希望干轻松、挣钱多的活，就跟着那人走了。
B是一个有亲戚关系的“小大姐”说要带她去县城玩，她上了车，那个“小大姐”却偷偷下了车。车上的男人是人贩子。
E和F是去找工作，被伪装成劳务中介的人贩子骗去卖掉的。
E跟着姐姐去昆明玩，姐姐出去做生意，让她在旅社里等，她上劳务市场找活干，碰到几个人说有大生意，让她跟着走，她跟着上了火车，发现去的不是之前告诉她的地方，但已经上了火车，下不了了。
F赶集时遇到两个本地人，一个姓张，一个姓汪，说可以带她出去打工，她跟着这两人走，就被卖掉了。
D的遭遇可能是最惨的那种，在村里被亲戚下药，强行拐卖。
姑奶奶的侄女给D下了麻醉药，她昏昏沉沉了三天，醒过来已经被带到了徐州火车站。和她一起被带出去的还有她姑奶奶，她姑，都被卖掉了。她趁人贩子没注意逃了出来，却走投无路，不识字，身上没钱，也听不懂当地的话，又遇到现任丈夫，被他硬拖回家。
人口贩运之所以难以禁绝难以辨认，原因之一就在于，几乎什么样的犯罪者都有。
人贩子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单人犯罪，也有团伙犯罪。有人说是要帮助介绍婚姻，嫁到好地方好婆家；有人说是要带你去见世面开眼界；有人说是要招劳力介绍工作……陷阱多种多样。
有人觉得被拐卖女性是自己不够谨慎，然而像D那样在村里被亲戚下药，又该如何小心预防？何况许多被拐卖女性成长于传统农业社会，那是建立在诚实互信的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和“亲缘社会”。人们会自然地信任亲戚、朋友、同乡，对自己的小孩也大多是“放羊式”管理……研究发现，在许多流出地农村，子女外出数日不归，不告知家长，家长也不过问不追查。比如“华东五省流入地个案调研项目”访谈的21个人里，被拐卖的那次离家，7个人告知了家长，14个人未告知，未告知者为告知者的两倍。
这些文化习俗，正是人贩子所利用的。
不要期待被拐卖女性是完美受害者，要看到她们的生存逻辑和实际处境。
研究发现，被拐卖的女性往往有个共同点——生存于多重困境中。
她们家乡偏远闭塞，这是地理困境；家庭穷困，这是经济困境；家里缺少温暖关爱，这是情感关系困境；身为女性，更早地辍学，更早地承担家庭重任，成为童佣、童农，这是性别困境。
A父母早早亡故，A只上了半年学就辍学，帮哥哥家干农活、带小孩、做家务，“家里有羊、有猪，上午吃了饭，把羊、猪往山上放，下午太阳下山赶回家。二哥家有三个小孩，跟我差不多大，比我小两三岁，小时候就帮着带小孩……在家帮他们干活，没法上学”。
D没上过学，想上，但爸爸在外工作，她是老大，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要带，父母就让她辍学做家务，“父母叫我不要上了，家里很忙很忙，所以我也不上了……我从小就比较顾家……七八岁就在家放牛，12岁洗衣服、带弟妹……”
E记得，自己家乡“不太好，有饭吃就不错了，钱么，就不要说了，根本就没有什么钱花的”。
F母亲改嫁给继父，她和哥哥都被迫辍学，在家里做家务，而继父的孩子都去上学，“家里有一群羊，叫我去放，他的娃子都上学了，我们都没有上学去。不愿意去，就打我。每天背一个大筐，里面放几个京果（饭团），一点榨菜，极辛苦。（痛哭）”
她们没有受教育权，没有家里的资产继承权和事务掌控权。她们唯一可说得上拥有的，是一部分自身的择偶权和外出打工权。她们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善自己的生活，几乎只有“嫁到好地方”“去好地方打工”这两条路。她们的“库存知识”和“库存能力”，只有自己的身体和双手。而为了抓住偶然出现的机会，有时候，她们就会忽视或者放弃一些知情权。
不能仅仅用“愚昧、无知、轻信”来定义她们。她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并没有错。生而为人，谁不想脱离贫困，谁不想改善生活，谁不想为自己和家人获得食物、健康保障、教育和工作机会？
历史学家吴思曾在解释“强盗土匪靠什么生活”时提出一条“血酬定律”——“人们的核心计算是：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用血肉之躯所受的伤害，换取这个躯体生存所需要的资源，就成为一种‘活路’。”
搏命，可以换钱。
研究者认为，“血酬定律”适用于任何以命相搏者，包括许多被拐卖拐骗者。
一个偏远农村的贫穷文盲女性，她所有的，也不过是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命。
以我身、我命，赌一条出路。
有时候，她赢了。有时候，她被拐卖了，满盘皆输。
她们拥有得太少，以至于高风险的赌博，竟成为理性的选择。
一，个人能力、知识、信息不足。
二，拐卖拐骗者的强力控制。
三，收买者及其家庭，还有流入地社区的强力控制。
四，原家庭和原社区的不支持、不接纳。
被拐卖的女性，常常属于“大龄女童”，14岁以上，不满18岁，她们尽管生理上已经成熟到可以“售卖”，但心理上则依然处于易被控制恐吓的童稚状态。另外，许多被拐卖的女性在传统农业社会里长大，熟人社会的规则、经验、能力，都与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截然不同。她们不识字，语言不通，常常不会听也不会说普通话，既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能向谁求助。
A回忆，“我又不识字，年纪又小，跟着出来了，一路上转来转去的，就不知道到了哪里了……（知道自己被卖后）我能有什么想法？我又不识字，年龄又小，走，也不知道往哪儿走，搁在那就搁在那了。我真的什么也不会想了，听天由命。”“不同意怎么办？你走又走不掉，一个小女孩，你能往哪里去？”
B说，“我不认识他（人贩子）。我不识字，我身上没有钱。他当时（在徐州火车站）下车，让我跟他走，我身上又没有钱，我不跟他走，能跟谁走？”“当时不懂报案，想跑也不懂怎么跑，当时也没心眼儿，不像现在。”
B当时决意不吃不喝，紧跟着拐卖者，她以为拐卖者总要回家乡，这样自己就能跟回去。“我听说，有种东西，吃了以后什么都不知道，就跟着人走了，我就不敢吃。什么都没吃，水也没吃。到了徐州，人家说我怎么这么瘦，都是饿的。……我也不吃你买的饭，我也不喝，我就一直跟着你，你是云南人，你要回云南，我也就回去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现在看，也恨自己的，我不识文化，不用脑子。”
被下药拐卖到江苏徐州的D，此前压根连“江苏”这个省都没听说过，一点都不了解，她当时处于陌生之地，身上没钱，不识字，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懂，别人说的话自己也听不懂，实在是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她努力自救，劝人贩子说，“你们把我带出来了，再把我送回家，我父母亲有钱，我就说自己到这儿来玩的，不说你们把我带到这儿来卖的……”遇到买主她也表明自己要跑，“一天来一个人，来交了钱，来带我，我说，我不待在这儿，我要回云南去……后来人家就不要我了。”
据调研，被拐卖女性的自救方式至少有六种，①向拐卖者求情；②向收买者表明自己的拒绝；③不食拐卖者的食物；④紧随拐卖者以期返乡；⑤逃跑；⑥自毁、自残。然而，自救并没有那么容易。
人贩子和收买者的控制手段包括两大类，一是精神控制，欺骗、恐吓；二是身体控制，限制行动自由，甚至使用暴力。
人贩子和收买者常常会先把女性骗到收买家庭，再威胁被拐卖女性，如果不听话或者反抗，就把她转卖到更恶劣的境况中去——更穷的地方，更穷的家庭，更丑更恶的买主，更凶狠暴力的家庭……这是非常可能实现的威胁，许多被拐卖女性也的确被吓住了。
A说，“听别人说，要跑被逮住，就用强。有人逃跑，扒了衣服就打。很害怕，就不想跑。”“老婆婆（买主母亲）说了，你要是到一个不好的人家，打你，强迫你，你不是还得受了？我想想也是，打到你身上，那不好受，心里怪害怕的”。“他们家的人也讲，邻居也讲。人家都说，钱用掉了，你人要跑，不要打你吗？”
B是被欺骗，糊里糊涂地自己去了收买人家。人贩子在徐州下车后，骗她说是去走亲戚，“亲戚家”其实就是收买家庭。到了以后，“（男方）三嫂也是云南人，她劝说别再想回去，说你想回家是白想。你在这个家，就是穷，你要是再到别家去，说不定大二三十岁，也可能瞎眼，缺腿少胳膊的。”
B男方的三嫂其实也是被“骗”过来的，说是相亲，“当时说，你看了觉得好就留下，看了觉得不好就回家，可是来了就给看住了，不让走”。
E被同样的手段欺骗。“他们（人贩子）找到买主来看，我就闹，后来他们想长期这样也不是办法，就跟买主说好，骗我说是他们的亲戚，带我去玩几天，结果就被卖到这户人家了。”
传统的性别观念和性别规范，比如贞操观、母爱观，也束缚了被拐卖女性。
访谈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被拐卖女性是在与收买者发生了第一次性行为（有时是强奸）后，开始“认命”的，孩子出生后更是加深了她们的“认命”。《中国拐卖拐骗人口问题研究》中写，收买人及其家庭羁绊被拐卖妇女的两大方法，就是快速成婚与生育，即民谚所谓的“生米煮成熟饭”。
跑过多次的D说，“不让我出去，怕我跑掉”“后来有小孩了，我走了就没人管小孩儿了，（我）就不想出去了”。
E说，“天天锁在屋子里，看着。……反抗也没用，当天晚上就把我锁在屋里，我就闹了。后来他哥哥，他们来了好多人么，他们都说我， '你要不服从的话，就给你送回去（退还给人贩子），送回去，人家给你找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儿’，他们就这么吓唬我。……我吓得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只好听话了。”
另外，对女性“要贤惠、不贪财”的规训，甚至让一部分被拐卖女性自愿留下，以证明自己“不是怕苦怕累、嫌贫爱富”。有些女性把人贩子付的路费、收买者付出的金钱都认为是自己的债务，自己觉得背负了沉重的经济枷锁而不敢离开。
人贩子、收买方和收买方家庭，都会限制被拐卖女性的行动，女性在生下小孩之前，通常没有行动自由。
家乡远在千里之外，自己又没有钱，逃也不知该怎么逃。即使逃离，孤立无援的女性，也往往会被周围人围剿抓回。
E也逃过多次，有时候是被抓回，有时候是不认路，怕再被拐卖，只好自己回去“不是想，是经常逃跑……就是哪会想跑就跑了，不过，再找机会也没有用，跑不出村口，就给人家弄回来了……才来的时候，三天两头地跑，跑也跑不出去”，村里“好多人给我抬回来的”。现在“当然想跑，还是想回去”。“人家村子里面当然向着人家这边人了，他难道还向着我外地人讲话？那是不可能的”。村干部对夫家收买媳妇这件事，没来管过，也没来看过，“什么都没有”。
E有很多次逃跑是因为被丈夫的二哥殴打，有一次大年初二下大雪，她被打昏死，摔在石头上，“那次，他哥哥又打我，我昏过去两次吧，后来醒过来了。他们都叫醒我说‘你还想跑吧？’那次（我）又跑了。不过，后来晚上，他家又带来了好多人吧，追到我，”“上一年出去打工，都被他们弄回来了。我到上海打工，就被他哥哥嫂子给弄回来了。”
被下药拐卖的D，反抗得是最剧烈的。她后来觉得那段经历耻辱，在访谈里也略过不提。但接受访谈的村支书却告诉了研究者，D被现任丈夫强带回家后，死活不干，装疯卖傻，大小便都在床上，她丈夫一直在“感化”她，一年后有了小孩，她就“好”了。
也许有些“疯女人”，只是坚持不肯被“感化”。
F说，（自己被买）“村干部才不管你（这）事儿，当地人向着当地人，他才不管你的事儿，哪个管你？我说我算是幸运的，还有死的呢，被逼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