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有记忆的时候,那场大动乱即将开始。现在,具体的时间不能保证记清了。文革开始时候,红卫兵个个袖子上套个红袖箍。他们打人抄家,无法无天。
我看到过两次打人的现场。
北新仓胡同有个清华大学教授在那里住。老人家应该是五十出头,一派儒生气质。 为人和蔼可亲,见到我这样的小孩子都笑着打招呼。 他常穿一件白汗衫,挂一副金丝眼镜,白净,稍胖,富态。 他住在一个大院里,北房四间,阳光充足。屋内摆设有沙发,茶几,书架,办公桌。他的太太也是非常有气质,一看就不是胡同大妈。因为常到他那个院子去玩儿,还蒙他们邀请到屋里吃过糖果。他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大概在1967年左右,也就是高中生。
有天,有小朋友喊我去看打人。我们几个呼啸而去。进了院子,就把我给吓住了。一堆人围着那个教授,地上还跪着一个男的。一个红卫兵拿着铜头皮带正在抽打那个地上的男人。他满脸血污,一声不敢吭。脸上肿得红紫青白什么颜色都有。 红卫兵停住抽打。问那个教授,你看见了吧?你这个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说,你准备怎么办?那教授哆嗦着说些什么。红卫兵大声说,你自己减工资。教授说了个数字, 好像是一百二十元。红卫兵满意,不说话了。回头又开始抽打那个地上跪着的男人。我看到这里,吓得赶紧跑回家。后来,教授突然搬家不知所从。他的女儿也插队去了边疆。原来的住所被二家贫困百姓分了。有个小学同学就住在里面。他的爸爸倒是个如假包换的工人阶级,毛爷的依赖对象。没几年,这小子因为对同院女孩子要流氓被关进局子里了。局子,是北京人对市公安局各个分局的简称。那是关押犯人的地方。
另外一个邻居是个捡破烂为生的老头。大概有六十岁的样子。老头子平日不声不响,低眉顺眼,孤身一人住在一个小屋子里。突然,有一天,他被抓到街道批斗大会上用皮带臭打一顿。红卫兵说他是历史反革命,要送他回老家。老头子被打得鼻青脸肿,哭着回到他的小屋里。没几天晚上,他突然到我爷奶院里,哀求帮他买点食品。爷爷出去帮他买了玉米面,青菜,送到他的屋子里。后来,他就消失了。至今不知道他是回老家了还是如何。不过,他那老实本分的样子,让我非常可怜他,想起来就心里难受。 那样一个与世无争,苟延残喘,风蜡残年的老汉也不能善终。叫人长叹一声。
从1968到1973,我在南小街小学上学。学校里有两个黑帮分子。一个姓周,是国民党党员。一个姓金。出身地主。 两个人曾经是教师。文革开始,被揪出来作为反革命分子。全剃了阴阳头,在学校里修理桌椅。那个时候我刚上一年级和二年级。每次学校里开批斗会,几个男年轻老师一声喊,就把那两个老师揪出来,压在台上作喷气式。也就是两只手朝后背举,低头弯腰九十度。没一会儿,周老师的脑袋下就是一滩汗水。他根本不敢动弹,否然大皮带就会使劲抽过来。先不说对周老师的粗暴人身侮辱,那场面对于七八岁的小学生来说,也太残酷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至今记忆清楚。此外,学校还让我们红小兵监督那俩个老师劳改。屁大的孩子还要装模作样地看着大人工作。不幸,我那个时候也算是个红小兵中队长,曾看着那两位老师修理桌椅。唉,糁愧啊。
昔日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滏中涕,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传颂了这么多年,还是能一字不改恰如其分地用在当年的中国生活中。可悲啊。中国人人性里的许多丑恶品质在毛爷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暴露的更加淋漓尽致,到了人类无耻无知的最低点了。
文革大动乱对胡同里的居民们没有太多的冲击。不过,街道大妈们可是很出了一把风头。那个时候,每次一有毛爷的圣旨—语录发表,全民动员上街敲锣打鼓地游行庆祝。大妈们毕竟年老些,让她们高喉大嗓地喊口号就够可以的。 再让她们打鼓敲锣费劲就太难为了她们了。所以,她们找了些年轻大孩子专门干力气活,也就是敲锣打鼓举旗子。我每次都要冲出去跟着走赶热闹。但爷奶不许我走远,只能去北新桥之类的地方。至于东单天安门那些地方,根本就不行。等我再大些,能够知道东单之类的地方,那疯狂的游行也基本不再流行风光了。
后来街道大妈们又兴起扭秧歌。每次毛爷的语录指示下来,大妈们就地举行庆祝。红旗一打,锣鼓一敲,围个圈子就开始。那秧歌基本是东北或者延安式的。手里拿片红绸子,左转右扭,舞长蛇阵。还记得歌词是“老头子,哎,那个老婆子。咱们两个学毛选咿呀咳。 咱们家的二小子干或有点懒。念段宝书给他听,斗私批修不落后。“
中间有个老太婆是我们班上的一个学生的奶奶。学校组织我们看街道大妈的秧歌时,那个小子很尴尬。他可不像见到自己的奶奶在中间扭来扭去的。为这个事情,他被我们嘲笑的要打架,几天请病假不来上课。也算是根红苗正,这消息后来成为北京市中学生红卫兵联合会成员。也就是现在的市中学生联合会的委员之类的。也算是个红色小平头了。后来他到底真的只红不专,跟我们一起考大学时,两举不中。灰溜溜地去扛麦子去了。1978年夏天,那是北京最后一届高中生插队。根本没几个人去。 他如果再坚持几个月,就不用去了。
不过,我知道,他其实想再创造个政治奇迹,能够上报纸之类的。
这把,他赌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