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級評論:特朗普貿易戰敗於不懂貿易 克魯格曼評論:只有特朗普個人非常重視貿易逆差的問題;他總是鼓吹他所謂的“歷史性貿易協議”,根據這個協議,中國同意在2021年底前再購買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和服務。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的查德·伯恩(Chad Bown)從一開始就是這場貿易戰的重要人物,現在他對這份協議有了最後的定論。他說這個協議完全失效了:“中國在協議中承諾購買額外2000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結果一個也沒買。” 所以特朗普是個傻子;中國人徹底贏過了他。但如果你想對這場貿易戰做一些事後剖析,那麼特朗普在與外國領導人打交道上的慘況,實際上只是貿易戰失敗的一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自疫情爆發以來,我們在貿易上所遭受的衝擊讓特朗普的貿易觀看起來比他在任時更加愚蠢。 特朗普和他挑選的“貿易沙皇”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都認為,在這個世界上,國際貿易是一場零和遊戲。如果其他國家從美國買東西,我們就贏了;如果我們買國外製造的東西,我們就輸了。 納瓦羅和特朗普的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在2016年競選期間發表的一份政策文件中明確表示了這一點:貿易逆差與美國經濟增長是一一對應的:我們在進口商品上花費的每一美元都會使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減少1美元。 經濟學家都對這種粗鄙的重商主義嗤之以鼻,認為它完全忽視了進口能讓我們變得更富有,因為我們從國外購買部分商品的唯一原因就是它們比國內生產的同種貨物更便宜和/或更好。在現代世界經濟中尤其如此,在現今,參與國際貿易中的許多產品都是“中間產品”,比如生產中使用的零部件。 事實證明,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嚴重影響了中間品。因此,關稅提高了美國的生產成本,而且根據幾乎所有的估計數據來看,它還減少了製造業的就業機會。 然而,重商主義並不總是一派胡言。在某些情況下,即當經濟因總需求不足而蕭條時,貿易逆差會減少產量和就業,而縮小逆差的行動可以作為一種經濟刺激形式。這就是為什麼在2010年,當需求不足成為美國經濟的首要制約因素時,我呼籲美國向中國施加強大壓力來停止其對人民幣的低估。 很有可能在接下來這些年中的某一年,我們將再次面臨需求不足的問題。但這不是我們現在的情況。 相反,我們目前生活在一個供給相對不足的世界——特別是一個國內工廠還要努力滿足消費者所需的世界。而供給相對不足正是通脹飆升的原因。我們跨入這樣的局面後,美國貿易逆差就急劇增加: 貿易逆差在疫情後急劇擴大,引自美聯儲經濟數據庫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次貿易逆差的暴增呢?如果我們不允許那麼多的進口,我們會更富裕、更幸福嗎? 答案顯然是一個大大的“不”。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所指出的那樣,新冠疫情已經使那些害怕近距離社交接觸的消費者從購買服務轉向購買商品: 比起服務(紅線),人們在新冠疫情後買了更多的實體貨物(藍線),引自美聯儲經濟數據庫 進口量激增是因為許多國內消費者想要的商品都是由國外生產的,而美國沒有能力在本土生產這些商品——至少在短時間內不可能。而且,即使國內的產品可以滿足我們的需求,特朗普關稅政策的慘敗從側面證明,這些產品往往需要從國外進口中間產品。 因此,如果我們試圖阻止當下與新冠疫情有關的進口量激增,我們並不會得到更多的就業機會,只會有更嚴重的短缺,甚至更高的通貨膨脹。實際上,一些經濟學家已經敦促拜登總統免除特朗普設定的關稅來阻止通脹——而他確實可以在沒有國會批準的情況下這樣做。 不幸的是,我們很容易看到這樣做會帶來政治上和策略上的問題,不管它聽起來有多合理。特朗普在中國人眼裡可能是個傻子,但民主黨的任何行動,只要可能被視作給中國的禮物,都會招來共和黨的抨擊,即使繼續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對我們的傷害大於對中國政府的傷害。 我把今天這篇時評稱為對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的回顧,但事實上,貿易戰並沒有結束。特朗普的貿易政策是愚蠢的,且代價高昂——無論從哪種角度看都是——但是,要想讓任何一位總統挽回損失,恐怕還需要很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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