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篇写得非常好，省级通告里依然使用收留、丈夫、家庭成员这样的字眼，让人无法接受。同类事件没有处理，只是平息了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反而将她“合法”地留在了丰县，而不是解救出来，我不知道觉得欢欣鼓舞的网友觉得哪里值得欢欣鼓舞了？未来对于人贩子“收留”的妇女，男人大可以买来生娃，不但没问题，还能获得合法的夫妻关系，这他爹有什么可欢欣鼓舞的？...

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17日成立，五天后，于23日近午时分发布了调查通报。官微 @徐州发布转载时，评论区基本都是异议，但它没有限制也没有精选评论（截至下午2时），不知道这是不是调查组要求，为释放舆论压力预留一个渠道。

考虑到只有5天合成调查的时间，比照通报的内容，可以看到江苏省调查组的工作范围没有比徐州和丰县的既定调查更大，应该只是对市县两级调查作了更细的复核，协调了更高的鉴定权威。而且，调查集中在“小花梅”个案上，调查权不及其他。

这是丰县事件的第五份调查通报，也应该是最后一份终极结论。较之前四份通报，省调查组的通报的增量是：用了更多鉴定手法，权威认定杨某侠就是“小花梅”；增加了“小花梅”从河南夏邑县被卖到丰县的经历；增加了两名涉嫌拐卖犯罪分子。

问责占通报的比例大，看起来像是省调查组此行主要工作。在17名被问责的当地人员中，涉及公安的只有一个，其余多是民政、计生条线或以此为问责依据。其中，丰县县委书记和县长一撸到底，涉及到“批准发布不实信息”，可能会让舆论略微解气。

这份通报能不能让人信服？综合社媒的反应看，略微迟疑地附议通报事实的声音也有，但碍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及通报“只下结论、不给证据”的形式使然，尚不能坦然地认同这份通报。而占据舆论显著位置的，仍是“保留看法”的多数人。

即使对通报抱着隐晦信服态度的人，估计也没有十足把握说“这就是真相”。这跟塔西佗效应关系不大，实际上还是因为调查的程序不能尽量透明，导致其得出的结论受到非议。信或不信，指向的都是于事无补的程序。这是五份通报的共同点。

很多人都有误解，官方调查也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将“真相”狭隘地理解为一堆结论，以为只要给出结论就等于有了真相。可实质上，“真相”是一个可操作的过程，是公开论证、推导的透明体。“真相”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是一整套核查、去伪存真的技术动作。

如果不理解这个问题，可以去看看泸州警方作过的一个示范。在一起中学生跳楼事件的侦办中，为了说服滔天舆论，通报使用了严密、完整的证据推理，得出学生是自杀的结论，完美化解“被人推下”的传言。这个证据推导过程，就是支撑真相的程序正义。

官方通报之后，新华社发布了一篇调查组负责人的答疑文章。它基本上是通报的重复，没有信息增量，好像只是完成一套标准流程。对大事件的”一锤定音”，通常是“2+x组合装”：官方通报+权威媒体答疑+一篇走访调查报道。其中走访调查报道不一定是必需。

在针对人们对铁链女结婚证的质疑上，省调查组通报下了一些功夫。这方面的简略叙述，大体上要讲清楚铁链女身份被洗白的过程。但从围观者角度，尤其是女性视角看叫人不寒而栗：一个被拐卖的女性从村级就开始被置换身份，从此“消失”在所有官方文件中。

这是外界至今无法忽略的心结——或者说恐惧——查实一个被拐卖的女子的身份需要多久？在省里介入的前提下，也要一个月之久。那么，如果没有被这么强烈的舆论关注，是不是只能听天由命？省调查组给出了一些答案，但没有回答被问询的更深关切。

这也是通报拒绝承担责任的部分，它明知道无力或并不准备一揽子解决问题（甚至未涉及村里另一个相似案例的传言），个案解决并不能消除普遍不安，更何况个案在解决上早已预设了立场。比如通报将铁链女视作“家庭成员”的表述，掀翻了通报的政治伦理。

概括省级调查组本次去苏北出差的历程，可以是：省城派出了一队高阶官员，抵达丰县后，在证据核实上不扩大、不铺张，沿着下属既定的证据链坐实坐强，按照精神病患救助、计划生育、舆论影响等名目处分了一批低阶官僚，然后返回南京。

从处分决定上看，调查组确实“破除”了一批失职失察的低级官僚，令某些人仕途受挫；但遗憾的是，它未能立起来“一个人”。舆论迫使省里来人，可“有破无立”的直接后果是，“小花梅”在25年间遭到至少三次贩卖后，仍被留在丰县独自面对她的命运。

省里通报沿用“杨某侠”的赐名，因为它已经成为法定文件确证的名字；在检察院的官方行文中，她尽管被买家虐待，却仍然是董志民的“家庭成员”。这些称谓受制于法定实际，曾经最让外界愤怒，可如今省调查组来了又走，这些拐卖的副产品反而合法了？

如何照顾和赡养“小花梅”？省调查组默认了她在丰县继续生存下去的正当性。可是，这与外界期待的“解救”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也是调查组即使公布部分人接受的通报、仍无法获得舆论全盘肯定的根本原因。人们本希望它去丰县解决问题，而不是平息问题。

所以，省调查组在处理了一批丰县官员后，依旧是把铁链女留给当地解决，将她建基在堕落罪行与无耻之上的所谓家庭，留给当地组织的“爱心妈妈”关怀呵护。一起延续了20多年的多重贩卖妇女案，最终仍局限在家事范畴内被调查、被处置，这合适吗？

怀念那时候的媒体记者

Original 晓看君晓看 2022-02-2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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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八孩锁链母”事件，官方四次通报，均未能“一锤定音”，四锤落下，四次都遇到强大的质疑而落了个空。

而在此次舆论风暴中，拿胡锡进的话来说，传统媒体“干干净净”，基本没有参与报道，整个舆情始终由网友自发推动。因此有人感慨，这是媒体的集体沦丧。一位媒体界前辈大声疾呼，要警惕“媒体监督曲线下滑”的危险。

媒体以其社会功能而成为媒体，其社会功能包括关心热点事件，澄清事实真相，监督批评社会不良现象，鼓舞发动人民群众，传承文化遗产，提供精神产品等等。“你关心的，才是头条”，而现在，老百姓关心的重大事件，媒体就有义务站出来走两步。

也有朋友翻出了最近的《徐州日报》，发现哪怕已经闹得沸反盈天，物议汹汹，这家当地排名第一的主流媒体，依旧我自岿然不动，没有一丝一毫的消息。哪怕是江苏省级层面要成立调查组的重大新闻，也在版面上没有痕迹。

这是非常奇怪的景象，当媒体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职责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放弃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不是媒体的媒体，人民要他何用？

然而，这两天读到一个叫“冰雪不聪明”的公号（瞧，还是自媒体）转发的两篇文章，却令我大为震撼。这两篇文章一篇叫“独家：《黑色漩涡》——34年前的一篇调查报告文学，就已揭开疯县拐卖妇女之罪”，另一篇叫“独家2：《黑色漩涡》作者讲述当年调查报告出笼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均来自一个叫唐冬梅的前徐州日报记者。

看了这两篇文章，我才知道，原来，34年前的徐州日报记者唐冬梅和她的同事徐宁，就已经报道了当地存在的拐卖妇女现象，用大量令人震惊的真实材料，揭示了当地的罪恶产业链。在报道之后，还与当地一把手的正面硬刚，维护了一个记者的尊严。

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其实是比较普遍的。不仅仅是那些著名的报纸，那些“顶流”的大报，就是在徐州这样的二三线城市，一个普通的媒体记者，也发生着这样惊心动魄的故事。这就是当时的媒体生态。

唐冬梅现年64岁已经退休，早年就离开了徐州日报。她和徐宁根据当地公安的办案卷宗，经过大量采访，撰写了报告文学《黑色漩涡》，发表在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杂志《雨花》第十期（总二0八期）上。

这篇文章反响巨大，如晴天响雷一般。杂志问世不久，全国就有四十多家报刊转载，台港媒体、海外媒体都纷纷摘要报道。一时间，洛阳纸贵。

徐州一把手震怒！在一次市委扩大会上，点名批评了徐州新闻界的三件事：

一是徐州电视台的“沛县打狗”——当电视台拍摄到县人大主任拒绝将自己家的狗拴起来，回答记者时口出狂言：“群众算什么东西！”电视一经播出，全市民众一片哗然。

二是电视台做的一期“企业家话‘官^倒’”。

第三个就是唐冬梅和徐宁的关于拐卖妇女的《黑色漩涡》。

仅仅从这三件事，就可以看到当时徐州的媒体生态到底是怎样的。

书记亲自约谈唐、徐二位记者，两位记者没有怯场，并在现场进行了录音。书记再次大怒，要求交出录音，并骂两位记者是“无赖记者”。两位记者死死咬住，这是你书记的个人意见，不代表市委决定。磨蹭了多日，录音始终没有上交。

其实，不能怪今天的媒体不给力，我们曾经拥有过如此给力的媒体。那么，这样的媒体环境是如何形成的？两个小记者，一个刚三十岁，一个才二十来岁刚刚从部队转业的记者，就能够在当地一把手的雷霆震怒中毫不怯场，当面硬刚，周旋得有来有回，不落下风，靠的是什么？

媒体记者要发挥作用，需要：

第一，首先是氛围。唐冬梅回忆说，那是一个八十年代的最好的时期，是那个宽松的时代给了我们勇敢，面对权力，我们没有认输。

第二，报社领导力挺。徐州日报当时的总编辑保护了两位记者。当地官方调查组入驻报社，调查之后，两位记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唐冬梅依然做副刊编辑，主编当时的“放鹤亭”文学副刊。徐宁依然在采访部当记者。

第三，媒体共同体强烈支持。徐州官方派人去了南京，找《雨花》编辑部要全部买下那一期刊载《黑色漩涡》的杂志。当时的主编叶至诚（叶圣陶的次子）先生对来人说：“你们买得完吗？只要有纸我们会不停地印！”

第四，记者的良心。虽然后来唐冬梅受到打压，但也是无可奈何，不过，从报社层面依然是一种保护。她被调到了“新闻研究室”，不许发文，不许报道，不许接受采访。但是她并不后悔，“我庆幸自己在石头和鸡蛋面前，选择站在了弱势的这一边。”

良好的氛围、强有力的领导、媒体共同体的维护、记者个人的良心，四者缺一不可，才构成了完整媒体生态环境。现在，这四者都受到各种方向的冲击，以至于媒体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冲击。所以，批评媒体是简单的，但有深度的批评是肤浅的，应该细究其中的原因。

别的不说，所谓央媒记者孙鲁威撰写的文章，抨击网络大V在八孩女事件中“鸡一嘴，鸭一嘴”，给当地官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还说自己“没去过丰县，但是对丰县很熟悉”，这样荒诞的表达，很难令人相信出自央媒编委之口。

孙鲁威身上，集中体现了生态的堕落程度。她即是一个老媒体人，也是媒体的领导，是所在媒体的编委，同时也属于媒体共同体的一员，自己也是记者。所以，她代表了媒体所处的社会氛围，代表了对权力谄媚的媒体领导，代表了荡然无存的媒体共同体，代表了崩坏的良心。

唐冬梅后来也离开了报社，因为她不想躺平。所以，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许多有能力、有情怀、有良心的媒体人并没有离场。正如在此次丰县“八孩锁链母”事件中一样，前媒体人事实上推动了整个舆论的进展。不管他们有没有媒体的身份，他们都是媒体人。而有的媒体尽管还有着媒体的身份，但实际上已经不是媒体。

唐冬梅说自己很怀念“那个有着一群勇敢无畏的记者的徐州”。我们何尝不是呢？

徐贲：权威是如何丧失信誉的？

经济学原理 2022-02-20 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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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三辉图书 Author 徐贲

作者：徐贲

来源：三辉图书

对于任何一种权威来说，丧失信誉的后果是严重的，民众不再相信一种权威，不只是在某一件事情上，而是在所有的事情上。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曾经总结过这个教训，人们称之为“塔西佗陷阱”，那就是“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徐贲

亚里士多德把“信誉”（ethos）列为说理三要素之一——另外的两个要素是“逻辑”和“情绪”。他说：“在不可能确定事实真相或者意见相当分歧时……我们更相信，也更容易相信好人（一方的说法）。”换句话说，越是在需要说服别人的紧要关头，就越能感觉到信誉和形象的重要。谁名声好，形象佳，谁就能够比较成功地说理，取得说服他人的效果。亚里士多德的同时代人，希腊修辞家伊索格拉底（Isocrates）也曾强调一个人的名声和影响力的关系，他说：“谁想要说服别人，谁就不能忽视自己的品格……他要努力为自己在其他公民当中建立好的名声。名声优秀者比名声蒙羞者说话更有说服力。一个人一生的行为比他一时的言论更有说服力”。伊索格拉底甚至认为，就话语的影响力而论，谁说话比说什么话更重要。

说理的信誉

信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行”（expertise），另一个是“可信”（trustworthiness）。阿部谨也在《在中世纪星空下》中说，中世纪的人为了建立信誉制度，就已经有了市民社会的道德监督机制。那时候的商品是有品质保证的，不允许造假、卖假，而实行管理的不是官员或城管，而是同业组织。乌尔姆的斜纹棉布、斯特拉斯堡或是纽伦堡的金饰匠、奥格斯堡的武器制造、科隆的丝织业等同业组织都设有专门的监视员。他们在市场上巡视，监督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如果发现不合格，立即没收商品，“格莱夫斯瓦德的桶匠，如果制造了不符规格的桶，要立即将桶放在高台上烧掉……所收的罚金，一半缴纳市场，另一半缴纳同业组织的金库”。在这样的制度中，所有的商品都是呱呱叫的名牌，这就是“在行”，有专业水准。与此同时，不符合标准的伪劣品都必须禁止，这就是“可信”，有信誉。在行和可信是缺一不可的。

图源：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trustworthiness

在说理中，可信和在行都有客观和主观的成分，可信的主观成分大一些，但也包括客观成分，如说话者的“口碑”和“名声”。在行是指说话者的知识和说话内容的可靠性，一个人对问题越内行，越有了解，说话也就越有可信度。在行的客观成分大一些，往往是由同行或内行评定出来的，当然也有主观的成分，例如，人文知识的深浅、高下就没有绝对的标准，对它的优劣判断不可避免有主观因素。

对于信誉来说，最重要的是诚实，这种诚实又被称为正直或正派（integrity），它的反面就是虚伪和伪善。Integrity拉丁词源的意义是“完整”，在说理中，完整不是指把不能说圆的话说圆，说得四平八稳、滴水不漏；完整指的是一种内在的诚实和准确，与说理者的正直品格相一致。这种完整可以来自说理者所一贯坚持的价值观和原则，也可以来自他所拥有的真诚信仰。

说理的完整或正派往往也体现在具体的说理方式之中。理智、客观、逻辑、言之有据的说理，有助于在读者中形成说理者正派和正直的形象，而这样的形象则使读者觉得他可以信赖，是一个可靠的、可以打交道、值得倾听其意见的人。对于许多读者来说，他们事实上不可能一一了解说理者提供的依据的实质意义，更不要说对它进行准确的评估了，因此，说理者是否值得信任，就成为他是否能够成功说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个人在说理的过程中其实是在不断地形成他的可信度，说理对于说理者来说是一个可能使他变得更可信，也可能使他变得不可信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果他撒谎、自相矛盾、滥用逻辑、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就会犯错误。如果他要把可笑的、滑稽的说成是严肃而高尚的，那么情况就会更糟。例如，为了突出和证明唱红歌深入人心，据称，2011年6月20日下午，江苏淮安市淮阴区在淮州礼堂隆重举行宗教界庆祝建党90周年“同心同行”红歌大赛。来自全区宗教界的13支演出队伍共表演了29个节目，社会各界群众800余人观看了演出。又据称，“七一”建党日纪念之际，连向来“生活在神的国度”的僧侣、修士等也受到“感召”，在中国多地组织高唱红歌，向党献礼。有网友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宗教本与无神论者对立相向，此番活动是“不能用‘红歌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来解释”的。宗教界人士本来是有自己宗教信仰的人，现在高歌无神论的红歌，思维正常的人都会觉得滑稽和荒唐，不像是在赞扬，反倒像是在挖苦。如果连这样的见识和判断力都没有，还怎么能令人信服？这样的“红歌”宣传违背了理智、客观、逻辑，又如何能成为有效的说理？

图源：http://news.sina.com.cn/c/2011-06-24/123422699354.shtml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说，说理要令人信服，需要具备三种品质：见识、美德和好意，“任何一个显然具有这三种品质的人，必然能使听众信服”。相反，说理者所说的话，所提的建议，所赞扬的事情，所推行的理念，之所以不能具备说服力，往往是因为这三者中缺了一二。如果说美德和好意也许不容易从话语里听出来的话，那么见识的长短却是大多数人一下子就能明白的。用尼姑、和尚、僧侣、修士来宣传红歌，是显而易见的见识短浅。有的听众甚至会将此视为一个拙劣的玩笑，是对他们智力的嘲弄和蔑视，他们会认为说话者根本就是不怀好意。更有人会对这种显然无法取信于人的宣传的真实动机有所怀疑，凡此种种，它还怎么会有说服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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