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新加坡

和英美开战为的是石油，日本当时（1939年）每年石油的使用量是495万吨，当时日本也产一点石油，不到40万吨，剩下来的90%以上依靠进口，靠美国人喝油。

但是，到了1940年，苦恼着的日本人好像看到了天照大神在显灵。40年5月，希特勒占领了荷兰，六月份占领了法国。这样一来，荷兰和法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似乎成了成了没主人的东西了，谁先出手就是谁的了。特别是荷属东印度，即所谓“兰印”。用一句日语来形容这些皇军参谋就是“恨不能从喉咙里伸出手去拿”。

荷属东印度有一处瓦伦班油田，当时是亚洲最大的油田，年产石油470万吨。只要有了这块油田就够日本用了。所以机会来了。不就是一个战败国吗？估计吓唬吓唬就行了。不，不用吓唬，把南部法属印度支那一占，修两个军用机场，那帮“西洋鬼畜”还不得吓得屁滚尿流，乖乖地把石油送过来？谁知荷属东印度当时的殖民统治当局和本国切断了联系，由英美提供保护了。所以根本就不理日本。

所以美国一切断日本的石油，日本就得出去抢油，最近的油田就是被称为“兰印”的荷属东印度。但是太平洋是英美的天下，人怎么才能到得了兰印？油怎么才能回得来日本？不赶走那些碍事的英美鬼畜不行。所以对美国作战是海军袭击珍珠港，争取消灭或打残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这边陆军从陆路南下，拿下南洋的心脏：新加坡。

新加坡。

1819年2月29日大英帝国殖民官托马斯·斯坦福·莱福士爵士在这里登陆，竖起了米字旗。莱福士花了65万英镑从柔佛苏丹那儿得到了新加坡的永久租借权，为大英帝国建立了一个统治亚细亚的根据地。新加坡和直布罗陀，苏伊士一起成为了大英帝国海上霸权的象征。

7.7事变以后，为了对抗越来越明显的日本南进野心，英国在新加坡设立了东亚英军总司令部，增派了澳大利亚军和印度军。

到1938年2月，英国用了十年时间，花费了六千三百万英镑的号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的要塞新加坡建成了。俯视着正面海面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口径的18英寸大炮；两座能够收容五万吨级战列舰的船坞；贮备的燃油达一百二十万吨，足够全部大英帝国舰队使用半年。要塞落成时，英国美国法国的战舰云集一堂祝贺，夸耀着他们的实力，向日本示威。

能不能攻占新加坡？

1941年5月山下奉文访问德国时和戈林元帅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戈林的估计是攻占新加坡需要五个师团花一年半的时间。这不是白种人之间的互相吹捧，戈林所说的是一般最普通的军事常识，没有夸张。

1941年11月5日，满洲防卫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奉命接任第二十五军司令官。11月8日赶往东京受命，11月10日出席了陆海军首脑最终协调会议。会议在东京港区的陆军大学校举行，陆军方面出席的是参谋总长杉山元，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进攻马来的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进攻菲律宾的第14军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进攻爪哇的第16军司令官今村均中将；海军方面出席的是军令总长永野修身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

11月14日，山下奉文从羽田机场起飞前往法属印度支那的西贡赴任。

第25军原来是一支很小的军，下辖近卫师团和独立混成第21旅团，司令官饭田祥二郎，司令部在越南西贡（现在的胡志明市）。从进驻印支后一直在各地当农民工，扩建了10个机场，还新修了2个机场。从9月底开始对第25军进行了改组，增加了第五师团和第十八师团。现在的军参谋长是铃木宗作中将，参谋副长马奈木敬信少将，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大佐，作战主任参谋辻政信中佐，情报主任参谋杉田一次中佐，作战参谋朝枝繁春少佐。任务就是进攻马来半岛，占领新加坡。

辻政信好不容易才重返陆军中枢，怎么两个月不到又到基层去了？这次不一样，这次变动的高层人事中除了司令官山下奉文之外都是从参本去的，铃木宗作是参谋本部第三部（运输部）部长，池谷是参本船舶课课长，辻政信是作战课兵站班班长。从此可以看出日本陆海军部对马来作战的重视。

9月26日，辻政信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在台北过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到了河内。一下飞机辻政信就皱起了眉头：机场守卫队学来了当地人的习惯在睡午觉。到了西贡一看更是开了眼：高级军官全部长发飘飘，衬衫短裤，一人一辆小汽车，一栋法国式的洋房，司令部里除了司令官饭田中将以外没有人，全去喝酒去了。

第二天辻政信立即以军司令官的名义下命令，全体军官一律剃光头，交出洋房，私事不准用汽车，参谋军官全部搬进司令部，在办公室里铺上凉席睡。不嫖不赌但喜欢酒的辻政信还宣布到攻下新加坡为止戒酒。

这不是辻政信第一次开展“反腐败运动”，也不是第一次擅自用上官的名义发布命令。但是人家“政治上正确”，又是中央空降来的，下面军官们有点小牢骚也不敢发。再说辻政信马上就要整的他们连发牢骚的力气都没有了。

作为作战主任参谋，辻政信的工作是制定攻占新加坡的具体作战方案。其实在台湾军研究所的时候，除了研究南洋情报和作战方法，辻政信已经把作战目标明确地指向了新加坡，开始研究具体的作战方法了。可能是刚刚在诺门罕受了教育，辻政信这次没有犯皇军参谋们最常见的错误。对新加坡作战研究得相当细致，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既然号称是“东方的直布罗陀”，也就是说从海上进攻新加坡是几乎没有胜算的。唯一可能的是从背后进攻。从泰马边界的宋卡（Songkhla）到新加坡大约1100公里,从这一带开始向新山攻击，新加坡的背后防守薄弱，有那么一点可以想象的余地。

为什么新加坡的背后防守薄弱呢？这里说的防守薄弱只是相对于装备了18英寸大炮的面海防御来说的。英国人不相信有人能够穿透马来半岛进攻新加坡。因为沿泰马边界往南，只有一条公路和平行的铁路，两边是宽度大约一公里的橡胶林，再往两边就是无法通过的热带雨林了，所以英国人只要卡住这条通道，你日本人就过不来。英国人当时在马来，新加坡的兵力是陆军英军两个旅，印度军三个师和两个旅，澳大利亚军一个师和一个旅加上马来共产党领导的华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两个旅。配备有包括岸防重炮在内的各种火炮1000门，坦克装甲车250辆，全部加起来大约是十二万人的作战兵力和280架飞机。海军则是拥有大约十艘舰只的远东舰队。

英国人对新加坡的防守的估计和德国人一样，日本人如果动用五个师团从陆地进攻的话至少要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有这么多时间，英国人足够可以从本国向新加坡增派军事力量，所以新加坡的防守是“固若金汤”。

英国人还有一句话没有公开讲出来，就是约翰牛根本就看不起这些日本黄妖。在英国人眼里中国根本就没有军力，国民政府军的实力在业余以下，可是日本人打这些业余以下的中国军队居然打了四年还没有打下来，怎么可能和从十七世纪开始就已经统治这个世界的大英帝国开打呢？这是英国马来方面军司令官白思华中将在后来向日本人投降后对山下奉文亲口说的。

因为有这种观念，英国人对他们已经掌握的大量有关日本人举动奇怪的情报根本熟视无睹。英国人知道日本人在上海大量制造登陆艇，日本间谍在马来半岛频繁出没，也知道饭田祥二郎的第十五军在海南岛正在成天搞一些莫名其妙的奇怪演习，在研究一些怪里怪气的战术，而这些战术绝对不是准备用在中国大陆的。

当然英国人也还是认真的，比如就派了两艘战列舰“威尔斯王子号”和“反击号”来增强远东舰队，在英国人看来这几乎是不可容忍的：这太给日本黄妖面子了嘛，他们怎么配大英帝国如此重视呢？

傲慢的大英帝国的绅士们就要看到这些黄皮猴子是不是应该重视了。

辻政信又是怎么看的呢？1941年8月底在大本营作战室陆海军幕僚联合兵棋演习的时候，参谋总长杉山元曾经直接了当地提过这个问题：“诸君对南方作战的时间表怎么看？”

首先回答的还是辻政信：“如果在“明治节”（11月3日，明治天皇的生日，现在是“文化节”）开战的话，两星期内能拿下香港，元旦能够拿下马尼拉，“纪元节”（2月11日，据说是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现在是“建国纪念日”）能够攻下新加坡，“陆军节”（3月10日，日俄战争“奉天会战”日军获胜的日子）能攻占爪哇，“天长节”（天皇生日，当时是4月29日，昭和天皇死后改称为“植树节”，2007年开始又改成“昭和节”）能够攻下仰光”。

这就是辻政信好大喜功的性格，他喜欢搞什么“献礼”行动，凡事都得连上一个什么倒霉节日。但这次他还真说对了，实际开战是12月8日，晚了一个多月，而最后攻占新加坡是2月15日，比辻政信的时间表只晚了4天！

从此后这种“献礼行动”成了皇军作战的标准模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牟田口廉也中将指挥的“英帕尔作战”，也是莫名其妙地在1944年1月要在“天长节”占领印缅边境的英帕尔以“切断援蒋通道”，结果投入的8万6千人到7月10日作战中止时只回来了1万2千人，其余一部战死，大部饿死战死病死，铺成了一条“白骨街道”（也有叫“靖国街道”的），成了“昏战”的一个代名词。

其实不只皇军喜欢“献礼行动”，美国人照样喜欢。当时任美军第21轰炸机集团司令的李梅将军在1945年3月10日对东京进行战略轰炸时也是挑的日本“陆军节”。

坐在一边一直没有说话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开了口：“从战略上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战争的结果又是怎么看的呢？”

战争的结果关辻政信个鸟事，他只要能打起来就行了。真要让他认真想的话，在战后他是这么说的：“当时大家都认为美国人是买卖人，凡事追求的仅仅是利益。只要一开始打得顺利，占了压倒优势的话，美国人会主动求和。”

那要是美国人不肯求和，打成了持久战怎么办？“手里有了资源，船到桥头自然直吧”。

就是抱着这种幼稚的想法，坚信“只要一开始占了上风”就行，所以这次辻政信是十分认真的，没有犯皇军参谋经常犯的老毛病。首先他的在纪元节攻下新加坡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是有根据的。

这几个月辻政信一直在海南岛，绕海南岛一周是1000公里，几乎和从泰马边境到新加坡的距离一样。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快速移动的工具是战马，针对马来半岛有一条直通新加坡的柏油公路，而且左右展开无法超过两公里的特点，辻政信把移动手段改成了汽车和自行车。之所以使用自行车是因为首先日本人没有那么多汽车，但有自行车。

日本制自行车是对南洋贸易的主要出口产品，1890年当时原来生产步枪的“宫田制铳所”就生产了日本第一台自行车。1902年“宫田制铳所”改名为“宫田制作所”，停止生产枪支成为了自行车的专门厂商，由于日本制自行车价钱便宜，而且比苗条的欧洲产自行车坚固而且载重量大，大受南洋的欢迎，成为了南洋地方的主要交通工具，到处都能看到“MIYATA”的贩卖点和修理店，因此在当地能很方便地找到补充车辆和修理零件。光25军自己配备的自行车就有六千辆之多，起名为“银轮部队”。

辻政信就绕着海南岛，一公里一公里地计算炸路炸桥，修路修桥，作战，通行所需要的时间和兵力。最开始参谋本部确实是准备使用五个师团，但是当时中国大陆的战况使日军无法抽调五个常备师团出来才不得而为之改为四个师团。但是在辻政信的计算后认为只需要三个师团就可以攻下新加坡，于是山下奉文将原来准备参加马来战役的第七师团还给了参谋本部。一般说“兵不厌多”，开战之前退还一部分兵力这在世界战史上也是一件罕见的例子。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转机》一开始就这么写道：“（日军）的猛攻是经过长时间准备的，在经过无法表述的激烈抵抗以后，英美的防线——如果能够那么称呼的话——终于陷落了。”

这是文学家所特有的夸大笔法，并不完全是事实。日本人对南洋的垂涎确实由来已久，但是日军的具体进攻准备倒并没有准备很长时间，而且英美是不是进行了“激烈的抵抗”更是很值得打个问号的。

还有一点值得提起的就是为什么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英美不约而同地忘记了“是经过长时间准备的”这几个字？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居然找不到有关“台湾军研究所”的记载，笔者无法判断这到底是说明英美对日本“南进”政策的轻视，还是说明英美的情报缺陷，但起码可以说明东京审判的草率。

从陆路直捣新加坡，从哪儿开始呢？根据朝枝繁春侦察回来的情报，登陆的地点定在泰国的北大年（Pattani）和宋卡（Songkhla），因为朝枝说这两个地方的海浪虽然有三米左右，但是“大发”（可以乘坐70人的大型发动机登陆艇）可以靠得上去；海岸上只有泰国军队的壕沟，没有铁丝网和地堡，便于登陆部队展开。

因此首先就确定了在这两个地方登陆。辻政信没忘记在诺门罕决定哈拉哈河渡口位置时捅的漏子，这次一定要自己亲自去看登陆点。10月19日晚上在西贡对刚从奉天（沈阳）飞过来的关东军飞行员池田大尉说：“明天我要去泰马边界，能不能飞。”

池田毫不犹豫：“能飞”。

辻政信很满意：“那好，先把太阳旗标志全擦了”。

辻政信清楚知道这是侵犯他国领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如果被发现打了下来没处讲理去，所以要擦掉飞机上的太阳旗，到时候来个死不认账。第二天两人除了面包和水壶外不带任何东西上了飞机，辻政信命令池田如果被地面防空炮火或者战斗机击中，栽也要栽到海里去，不能落到地面上。

他们乘坐的是一百式侦察机，续航力能达到五小时。从西贡出发，一直到燃油所能容许的极限才掉头。22日又飞了一次，这次飞的更加疯狂，在西贡着陆之前10分钟就已经没有了油料，滑翔着降落了下来。

空中目视侦察的结果是朝枝的情报是准确的。但北大年和宋卡的缺点是登陆点附近的机场太小，日军陆基航空兵无法展开，而泰马边境马来亚一边东岸的哥打巴鲁（Kota Baharu）西岸的亚罗士打（Alor Setar），双溪大年（Sungai Petani），太平（Taiping）这四处都有巨大的英国军用机场，用辻政信的话就是“和北大年，宋卡比起来就像大人和小孩一样”。一旦开战这四个机场将对日军登陆兵力形成极大压力。

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在泰马边境泰国一侧登陆的同时在马来亚一侧的哥打巴鲁登陆，乘英军还没有清醒过来先拿下哥打巴鲁机场为日军航空兵所用，同时马不停蹄直插马来西海岸，力争拿下其余三个机场，一时拿不下来也要用从哥打巴鲁起飞的飞机炸瘫他们。

这不仅仅是增加一个登陆点的事情，牵涉到的事情实在太大。当时的泰国和马来不一样，泰国是独立国家，一贯亲日，外务省和军部正在做泰国的工作，看看能不能拉泰国一起上贼船，即使拉不上来，泰国也不会翻什么脸。所以说在泰国登陆风险不大；而马来是英国殖民地，十几万军队正等着日本人呢。在马来登陆八成得打起来，南遣舰队中没有航空母舰，从越南南部起飞的陆基作战飞机飞不到哥打巴鲁，就是说登陆部队和护航舰队没有空中掩护！太危险。

不要说山下奉文不敢同意随便往马来一侧增加登陆地点，就连南方总军也不敢做声，10月22日辻政信自己夹着资料上东京去准备吵架去了。一到参本说明来意，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一锤定音：“辻参谋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情报，为什么不用？”，但是海军是不是肯呢？就又得出了一个特别日军式的结论：现场的陆海军司令官看着办——中央不管了。

日本军队的海陆军不和是有名的，但在马来战役中则看不到这种不和。一来南遣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中将为人比较好合作；二来因为本来南进就是海军的主意，这回要再和陆军扯皮，回头陆军发了火回头找老毛子对练去了，那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呢。所以11月15日在西贡的陆海军协调会议上，小泽治三郎向山下奉文拍了胸脯：“我亲自指挥在哥打巴鲁登陆的舰队”。

舰队那只是个叫名，其实最缺的就是船。说起来大家可能不相信，太平洋战争时日本最缺的甚至不是航空母舰和作战飞机，而是运输船。参本作战部长田中新一过了一年就是因为没有船都和东条英机吵了以来，大骂东条英机是“八嘎丫路”。辻政信在海南岛做过的演习里就有这么一项：在密封的船舱里能够挤五天的最大密度是多少？最后得出结论是一张榻榻米（3.3平方米）上能挤三个人，这么着才挤下了最起码的部队，现在还要增加登陆点，这人怎么运法？再看这第25军的参谋长和高级参谋全是搞运输的就知道船运当时把日本人难到什么地步了。

只好从第14军进攻菲律宾的船里面挤几条出来用。后来本间雅晴进攻菲律宾不顺利除了参本的瞎指挥外，运输力量跟不上也是一个原因。

辻政信是陆大毕业生，学过国际法的，而且是军刀组，这门功课成绩不应该太差。可是他就敢藐视国际法，冒天下之大不韪，想了个尽快突破泰马边界的方法。

当时是个人都知道日军极有可能越过泰马边界攻击马来，所以英军肯定在边境上严密防备。如何尽快地突破边境，抢在英军反应过来之前占领霹雳河(Perak River)河上的三座大桥是进攻新加坡的关键，如果英国人炸了桥那就不是纪元节能不能拿下新加坡的问题，而是干脆坐等，准备和欧洲来的援兵大战吧。

辻政信想出来的方法是找来一千套泰军军装，让第五师团第十一联队第三大队一个营的兵力化装成泰国军队。登陆后立即抢夺泰国军车，挥舞着泰国英国国旗冲往马来境内“避难”，乘乱控制国境。山下奉文当然同意这个违法的主意，长期和德国纳粹的来往使得山下奉文完全视战争道德为无物。但是这个计划后来由于意外的原因而没有付诸实施。

1941年12月4日早晨，第25军登陆部队从海南岛三亚启航了。辻政信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一场决定将来一百年日本命运的决战”。这是一句当时在日本军人中很流行的话，不知出于哪位高人，但是确确实实说中了。未来的一百年内，大和民族必须为自己的轻举妄动付出代价。

12月8日凌晨日本时间2点15分，4点10分，4点30分，日军分别在马来的哥打巴鲁，泰国的宋卡和北大年强行登陆，开始了太平洋战争。而袭击珍珠港是在日军登陆哥打巴鲁一小时之后的3点25分！

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李萨（Thomas James Leasor）在《SINGAPORE》中是这样写的：“在那个夜晚，古老殖民帝国的动脉被切开了——长达数世纪的支配和法律化成了鲜血喷发了出来，那个伤口将永远不会愈合”，不管怎么说，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从这个晚上开始告结束了。

身穿泰国军装的辻政信中佐和铁道参谋本乡健中佐，情报主任参谋林忠彦少佐乘坐“小发”（一种乘坐30人的小型机动登陆艇），冲在宋卡登陆部队的最前面。

登陆一看，不对，应该在登陆点迎接他们的驻宋卡日本领事胜野和伪装成领事馆书记官的情报参谋大曾根少佐不见人影。按照约定，他们带着卡车和投降的泰国军警来协助他们的伪装过境作战。没办法只好抢一辆汽车前往宋卡市里的日本领事馆。

到了领事馆。出来开门的是浑身酒臭的胜野领事，大曾根少佐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原来这二位弄错了时间，以为日军登陆是第二天的9日，正在忙着喝壮行酒呢。根本就没有和泰国军警联系，密码本倒是赶着给烧了，这下子连和后面的军司令部都没有办法联系了。

辻政信口里“八嘎”不住地骂，让胜野领事上车带他去找泰国警察。辻政信随身带来了一个大包袱，里面是十万泰国铢的现钱，准备用来贿赂泰国军警的。谁知道刚到警察局门口喊了一声：“我们是日本军队”，里面就开了火。汽车被打趴下了，好不容易抢回了那个装钱的大包袱，想去找驻军商量，谁知道驻军不但开枪还开炮——驻军的装备比警察要好。

这时候后面接应的大队也来了，盗窃不成成了砸明火，登陆日军和泰国人就打了起来。不过打得时间不长，下午两点钟泰国和日本达成了《日本军队通过协定》，停火了。

辻政信找了辆汽车就直扑边境，发现了佐伯静雄中佐带领的师部搜索队已经跨过了边境，正在为是不是要继续南下而犯愁呢。辻政信也不管自己其实没有指挥实战部队的权限，就开始指挥起这支拥有10辆坦克，装甲车的500人的搜索队起来了。

佐伯中佐是陆士第25期毕业的。和军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参本作战部长田中新一中将是同期，不知是陆士时的成绩不太好，还是没考上陆大，反正现在成了老中佐，所以见了军部作战主任参谋没脾气，说什么听什么。

辻政信也没说什么，就一句话：“不管两边，只管向南”。

一路上畅通无阻，到了半夜里才开始有正式的阻击，但一小时之后英军就败退，留给了辻政信一份精密的马来军用地图。

由安藤忠雄率领的以第42联队为主的安藤支队在泰国北大年登陆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在击退了进入泰国境内的英军以后开始越过边境，一星期以后的12月14日，已经前进了一百二十公里，控制了两个军用机场。

真正陷入苦战的是在哥打巴鲁登陆的佗美支队。由佗美浩少将指挥的以第56联队为主的大约五千三百人遇到了来自空中和地上的真正抵抗，登陆船队中的“淡路山丸”被击沉，“绫户山丸”，“佐仓丸”重伤。但是在付出死三百，伤五百的代价之后还是在12月8日的深夜占领了哥打巴鲁机场。接着到19日为止完全控制了马来亚的北大门。

12月9日下午，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在关丹（Kuantan）附近海域被日本海军陆基航空兵击沉，英国远东舰队已不复存在。

这是辻政信和佐伯部队正沿着柏油大路朝着霹雳河猛冲。辻政信找了一辆黑色的本特立高级汽车，耀武扬威地开在最前面。由于辻政信生来的个性，他喜欢上战场，而且喜欢冲在最前面。本来主任参谋的位置是在司令部，掌握全军的动态以便及时调整，可是辻政信的做法是全军跟他走。由于辻政信一直在最前线，所以他提出来的方案别人很难反对，因此在像马来战役这种顺利的单点进攻战时能够奏效，而在像以前的诺门罕，以后的瓜达卡纳尔岛，缅甸之类的大面积防御战时，这种做法根本就掌握不了全局动态，不知敌情，不知己况，从而会处处被动挨打。

前面是英军苦心修筑的日得拉防线（JITRA LINE），英军靠沼泽地，铁丝网和地堡在日得拉准备顽强防守，投入了印军十七师，准备了大量的弹药和给养，号称单单靠日得拉防线就能阻挡日军三个月。

可是英国人没有想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些被他们当作消耗品的殖民地军队，会不会给他们卖命？英军的战术从理论上没什么错误：破坏道路桥梁，然后从后方的炮阵地对被破坏地区进行盲目炮击，阻止日军工兵修复。但辻政信针对这种战术采取的对策是：混在已经昏头昏脑的英印澳军的南逃败兵中一起往南前进。

就这样到了日得拉防线。辻政信停止了前进，派出了一名叫大藤的少尉斥候去侦察敌情。午夜时分大藤少尉回来了：“分队正前方没有敌人，可以进行夜袭”。其实是少尉去的时候正好遇上一阵热带特有的瞬间暴雨（SQUALL），印度兵躲雨去了，所以阵地上只有大炮没有人。但佐伯支队一进攻，那些印度兵们又回来了。这一下只有五百人的佐伯支队就被英印军的炮火给彻底压住了。

辻政信跳上汽车，在枪林弹雨里往后开，寻找主力。在往北四公里的地方找到了正往这儿赶的近卫师团第九旅团长河村参郎少将带的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联队，拉开了野炮，步兵往道路两边的橡胶林里一钻就开始了全面进攻。

在辻政信想象中这应该是一场恶战，但是奇怪的是当步兵刚开始冲的时候，对面的枪炮声停息了：印度军丢掉阵地往后逃了。就这样佐伯支队就死了23个人，英国人指望抗三个月的日得拉防线在不到16个小时即告失守。辻政信也觉得这仗打得有悖情理，找了个俘虏军官来问：“为什么败退？”

“既然攻击的部位是防守阵地的核心部分，说明日军已经做好了强攻的准备。根据日军的作战规律，迂回部队应该已经到了阵地后方，再不赶快撤退就会被全部消灭”。

辻政信又好气又好笑，一个少尉的糊涂情报，使得一个分队莽撞进攻，最后的结果是印军的全面溃败。日军得到的战利品是：50门大炮，50挺重机枪，三百辆坦克装甲车和卡车。最让登陆时只带了两天的干粮的日军开心的是：食品仓库里有足够一个师团吃三个月的东西。

那可不是皇军们吃的饭团子和腌菜，全是白面，肉食品罐头，威士忌，啤酒，香烟和奶油。发了财的皇军们管这种战利品叫“丘吉尔发的工资”，说：“不管怎么说，丘吉尔在吃的方面没亏待印度人”。

这时马来北部的各军用机场全部在几乎未受破坏的情况下被日军占领，这些机场也就按照惯例被命名为“丘吉尔一号”，“丘吉尔二号”什么的。

12月4日从三亚港出发，仅仅花了40天不到，1942年1月11日，日军占领了按惯例又被英军放弃的吉隆坡。在进攻吉隆坡之前，辻政信和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干了起来。

日军并不是把全部力量一次登陆用尽了的，这时候还有一支在海上的机动部队第11联队，是为了进攻吉隆坡准备的。辻政信要求第11联队上岸进攻金宝（Kampar），山下没有同意，辻政信一气之下摔了乌纱帽，不干了，连着罢了三天工。气的山下奉文在日记里写道：“这个人自我意识强，有小才但不能成大事，使用时一定要注意”。

但山下奉文只能在日记里发牢骚，不敢拿出军司令官的威风来处分辻政信，因为他知道辻政信的背后有东条英机。

作战并不是一直如此顺利，随着战线的越来越南，作战也越来越难。被英国人当作消耗品的印度，澳大利亚军队消耗殆尽以后，日军的作战对手是真正的英军了。其实英军还好对付，从马六甲（MELAKA）以后，最让山下奉文和辻政信发憷的是主要由华侨组成的马来人民抗日军。

根据丘吉尔的回忆，马来人民抗日军有两个旅，大约4000人。这是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作战最为勇敢，南洋的华侨们为祖国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他们出钱出人支援祖国的抗战，不管是亲共的陈嘉庚先生还是亲国的胡文虎先生，他们都是为了祖国不受日寇蹂躏。山下奉文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不是有华侨的支援，早就解决中国问题了。这就是日后新加坡大屠杀的思想根源。

一直在和安藤支队一起行动的朝枝繁春向军司令部报告了在金马士(GEMAS)战车第一联队受到重创，安藤支队也受到损失的消息。是来自马来人民抗日军的打击。

1月31日，日军前进到了柔佛海峡，离新加坡一水之隔。山下奉文把军司令部设在了居高临下一览新加坡岛无余的柔佛王宫里。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2月9日开始渡海作战。2月15日英军乞降。马来新加坡战役以日军的完全胜利结束。

山下奉文进了新加坡，在街头上看到的是残垣废墟和新加坡人充满仇恨的眼神。

新加坡的华人。

山下奉文想起了在柔佛王宫军司令部里看到的占领新加坡制高点武吉知马山的战斗。日本人面对着的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澳大利亚人和中国人。

那里面最可怕的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山下奉文准备大屠杀了。

在1941年11月13日，东条英机在陆相官邸召见过山下奉文，那是几乎十年来这两位原来是一对狐群狗党，现在是死敌的第一次两人单独见面，除了官场上的客套话以外，东条英机特地叮嘱山下奉文不要再犯松井石根的错误。这是指国际舆论对“南京大屠杀”的强烈谴责。

在作战时期第25军的战争犯罪还不是很多。一来是时间紧张，没时间去为非作歹，二来是“丘吉尔的工资”甚至把皇军惯行的抢劫都减少了不少。那么“新加坡大屠杀”又是怎么回事？

所谓“新加坡大屠杀”是指日军占领新加坡五天后的2月19日，日本占领军出示了一份布告，要求所有新加坡18岁至50岁华人男子到四个地方集中以领取“良民证”，但是到了集中地点等待着华人的是蒙着面罩的原英国警察，印度警察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变节分子的对所谓“反日分子”的指认。被指认出来的华人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被绑赴海边，惨遭重机枪扫射。到后来为了节约子弹，干脆把人绑成一串装上船，到离海岸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将人推到海里。

有多少华人惨遭杀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新加坡法庭的判决书上是5000人，但新加坡华人方面主张的的数字是10万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新加坡法庭是英国人的法庭，死了多少华人也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只是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于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战争罪行，至于几万名华人的生命根本不在他们心上，这个五千人的数字出于当时的“昭南市”（日军占领新加坡以后立即在2月17日将其改名为“昭南市”）警备司令官河本参郎的自供，没有人做过任何调查。

日本军队在上次大战中犯下的一次10万人以上的大屠杀罪行有三次：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和菲律宾大屠杀。这三次大屠杀中唯有新加坡大屠杀是在十分清晰的命令和指挥下进行的。有发令者，指挥者和执行者，有铁一般的证据！

发令者是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指挥者是第25军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执行者是第九旅团团长河村参郎少将。

2月18日早晨，山下奉文找来了河村参郎，对他说：“我军有新的作战任务，兵力要专用到别处。但是你也知道，这里到处都是敌性华侨，在妨碍我们作战，一定要把他们连根拔去，剔出处断，其余的具体行动指示参谋长会对你说明。”

当时铃木参谋长就在走廊里等着他，见到河村出了山下的办公室就立即招手让河村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门一关上，河村劈头就问：“‘剔出处断’到底是什么意思？”

铃木回答说：“昭南岛的所有华侨成年男子全部查问，发现敌性分子即时严重处分”。

河村想确认：“就是说不经审判直接杀人”。

铃木的回答是：“审得过来吗？”

河村再次确认：“这是军司令官的原意？”。

铃木参谋长给了他很确定的回答：“当然”。

以上摘自河村参郎中将的供词

曾经作为武官，长期驻在德国奥地利这些欧洲国家的山下奉文，很清楚他在干什么。这就是他找河村参郎的原因。近卫师团的军官基本上都是“统制派”，而近卫师团长西村琢磨中将和这个河村参郎都是处理“2.26事件”的军事法庭法官。山下奉文觉得是他们把皇道派的年轻军官判了死刑，总想报仇。西村琢磨是近卫师团长，御林军总管，有天皇罩着，山下无可奈何。但对于河村就不必顾虑了，这种最丧心病狂，伤天害理的事情，让河村去干！

在这个大屠杀事件里，辻政信又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请看宪兵队的大西觉中尉在法庭上的证词：

“八嘎，又在睡午觉？”，辻政信走了进来，手里拿着根马鞭在胡乱挥。“你们磨磨蹭蹭地在干吗？让你们抓华侨，抓了几个？”。

大西回答说：“到现在70名”，接着想跟他解释什么人手不够的理由，辻政信根本听不进去：“我不管你们的理由，别磨洋工，告诉你们，我要新加坡华人减半！”

“让新加坡华人减半”，辻政信想做的是杀光所有新加坡华人男子。

这种疯狂到了什么地步？到了连松井石根都吓坏了的地步。

三月下旬军事参议官松井石根大将到新加坡视察，一天晚上偷偷地把原驻新加坡领事馆员篠崎护喊到住处，详细地问明了大屠杀的详细经过。在听完篠崎护两个多小时的叙说后，松井石根隔了好长时间才吐出一句：“这该怎么办？”

可是在战后国际军事法庭上，如此规模的种族清洗行为，却只有两个人被判处死刑：警备司令官河村参郎和第二野战宪兵队长大石元！想知道同一个法庭的审判结果吗？因为在新加坡监狱里拷打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15名致死事件，法庭起诉21人，判处角田春中佐以下8名死刑。

英国殖民者没有把华人当人看，这点能够理解。但是南京军事法庭对于南京大屠杀又是怎样审理的呢？包括在东京被送上绞架的松井石根，也就只有五个人抵了命。

我们无奈而又宽厚的民族。

1943年3月，第65旅团本部高级参谋松永梅一中佐向所属各联队长电话通知:“大本营命令，美菲军虽已向日军乞降，但日军并没有接受美菲军的投降，因此被俘美非军不属于战俘，命令各联队将手的美菲军投降者一律射杀。”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又是辻政信胆大包天，在以大本营名义下达杀俘命令。新加坡作战以后，辻政信荣升参谋本部作战课作战班长。就在赴任的途中，辻政信在台湾听到了要在菲律宾进行巴丹作战，就推迟了去东京赴任，以大本营参谋的身份去本间雅晴的十四军协助指挥。这道命令后来查明是他发的。

辻政信知道投降也是欧美军队的一种战术，打不过了就投降，然后乘你不注意再逃跑。实在逃不掉就安下心来坐在战俘营里吃你，反正你得养俘虏。总之一句话，缴了枪也要成为你的负担。所以欧美军队在战争中经常有大批投降的，有时这种投降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次英国人打错了算盘。他们这次的对手不是欧洲的骑士们，而是大日本帝国的武士。如果他们知道南京陷落后日本皇军对中国战俘所犯下的那些罪行，恐怕他们要拼死抵抗而绝不投降的吧。

大本营命令，谁敢不从？后来因为这道假命令而上绞架的日本陆军高级军官（大佐以上）不计其数。但也有头脑清醒的，辻政信在南京时的顶头上司，当时任第141联队联队长的今井武夫大佐在接到电话后就觉得不对，想想大本营还不至于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即表示：“这么重大的问题，一定要书面命令”，放下话筒就释放了全部战俘。结果书面命令也没有来，而今井武夫也就逃脱了上绞架的命运。

菲岛战役时，菲律宾最高法官桑托斯一家老小落到了第35旅团长川口清介少将手里，辻政信得知后通过他在台湾军研究所的上司，时任第14军参谋长的林义秀少将下达了将桑托斯一家全部灭门的命令。但川口少将还是违抗了命令，留下了桑托斯的长子没杀，这总算从绞刑架下逃了一条命，从而只被盟军判处六年有期徒刑，而第53师团长林义秀中将则被判处无期徒刑。